YB的本份是什么？？

近期翻开报章，关于全国大选的新闻几乎占据了国内版一半以上的篇幅。全国大选就算不是近在眉睫，想来也是不远矣。

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在地方、州属和国家阶层里有各自的议员来进行相关的立法工作。由于大选将近，在这里，让我们谈谈民选的议员之职责和角色，一边选民可以做个相关类比，投下正确的一票。

普遍上，当我们谈到YB（议员）本份和责任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总是看沟渠、指路灯、给拨款、走（政府部门）后门，或者在报章上和敌对议员展开骂架等等。以上这些问题，几乎非民选议员而不能解决不可，因此我们可看到了许多议员在完成这些工作后，都很自然的召开记者招待会，昭告天下其为民服务的精神。

但若我们深思片刻，或许我们就会发觉，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原本就不应该是立法议员的主要工作。在民主制国家里，政府体系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个就是民选的“政治-议员”系统，另外一个就是“行政-官僚”系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公务员。民选的议员，分为后座议员或者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负责制定国家政策大方向，后座议员则在议会里负责辩论、审核以及监督内阁所提出的政策，而执行和后续工作，应该由公务员负责。

在这个关节上，我国的民选议员和公务员的角色甚为含糊。有权势的议员（比如较为资深的，或者是内阁成员）时常跃居公务员之上，并法外立法，以本身的权利和地位来改变公务员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后门捷径。相反地，对上“小拿破仑”公务员，民选议员只好做中间人为选民解决问题。这些逾越官僚体系的做法，固然源于公务员不专业的操守，但更多时候，是许多YB本身为了自己的政治议程，而对公务员施加政治压力，务求他们为本身的意志服务。而这已经严重的违背了YB本身监督施政的角色。

结论（一）YB请自我约束，切莫操纵法律和条文，越职滥权。

至于论证方面，YB本身理应代表选区选民的利益，在国会里确保所通过的政策维护了选民的基本权益，过后再进一步的为本身的选民扩大政经文教的蛋糕，改善生活素质。但是马来西亚的YB，一般上党性是强过人性的。这是嘲讽民选议员在立法议会里面只以政党本身的立场和决定为依归，而忘了选民的需求。有些YB甚至连功课都没有做好而无法就课题作出建设性辩论。曾经有某政党领袖在308大选惨败后大力呼吁选民选人不选党，以便和霸道专权的盟党切割，提高本身的胜算。这种说法根本就是矛盾，在候选人本身不能脱离政党意志维护选民利益的时候，试问选民怎么可以不考量所属政党的政治立场呢？

结论（二）YB本身应该专业论证，在维护选民的利益上超越政党本身的考量，并且对所需要应对的课题做深入研究来应付策论。

总结而言，我国现有的YB，离真正的专业仍然有一段距离。在此笔者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之前财政预算案里增加YB津贴的法案，应该给予通过，不过应该做出小小的修改，那就是津贴应该被强制性作为聘请国会研究助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一台iphone已经可以代替负责安排行程的秘书，YB需要的是真正的幕僚，可以为他就各种议题做研究和数据分析，这样，YB策论的素质才会提升，才能回归本份。

苹果成功之道值得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借鉴

一代苹果教主乔布斯就此殉落，让人们对这位结合科技和美学的奇才感到无限唏嘘。

回顾人类的电脑发展史，乔布斯和苹果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子。如果没有苹果，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 PC），电脑界面也不可能从单调苦闷的文字界面，转换为用户图画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更不可能有后来革命性的网上歌曲库，结合了音乐播放机、手机和电脑为一体的手提电话，以及现在风行的平板电脑。

以上的革命性产品，固然影响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影响力远不如乔布斯把生活文化和科技粘合起来的贡献那么大。回顾乔布斯的生平和其企业管理文化，绝对是典型的“英雄造时势”的企管和研发模式。乔布斯所推出的产品或科技，对行内人来说是一种革命，对普通消费人来说，则是惊艳。蓝海策略在乔布斯身上，发挥得淋漓至尽。

我们以手机来说。在苹果iphone崛起于市场之前，执手机市场牛耳的是诺基亚，手机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块荧幕和多按钮键盘的结合体。Iphone推出市场以后，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手机的刻板印象。其独特新颖的手控模式 – 凭手指扫弄就可以翻过页面，或者放大缩小图片，让人们为之疯狂。间中的关键点是，人们一旦已经习惯了这种手机操作模式，那么诺基亚、新力等多按键的手机，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客户。更可怕的是，其他手机生产商为了争取这批客户，也不得不跟随苹果的步伐，发布拥有同样操作模式的手机。

苹果的商业策略，就体现了蓝海策略的极致 – 不在拥挤的商业空间内以削价战、赠品、等传统商业技巧打败对手，而是直接让对手无法挤进市场的主流，让他们在消费者眼中变得无关痛痒。这就是乔布斯厉害的地方，对手只能跟着你的尾巴，被你牵着鼻子走，就犹如太极里的云手，慢慢的、一分一毫的把你拖垮。诸不见无论是宏达（HTC）还是三星（Samsung）的智能手机，无一不像苹果手机的翻版，苹果推出任何的新产品，他们就会有相应的产品来对抗。无论他们的手机的科技如何先进，他们还是身处苹果创造出来的潮流，只能随波逐流，而无力反抗。

回首马来西亚的经济，其实以瓶颈来形容它一点也不为过。我们主要以代工制造业和石油、原产品作为我国的经济支柱。这两个行业严重依赖我们的商业伙伴 – 主要是美国、欧盟和中国。当美国、欧盟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国经济一样的也会进入寒冬。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就必须从原有的红海经济跳出来，往蓝海进发，学习苹果的精神，以创造潮流为重点发展方向。

在蓝海策略的模式下，制造业不可以只是做低端代工或者是制造半制成品，必须加速转型，以研发为主流。至于矿产和原产品，马来西亚固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石油，也是世上数一数二的橡胶、棕油出产国，但是其经济效应却不高，那是因为我们只停留在出产的阶段，却没有大规模的涉猎下游工业，比如石油提炼、天然气液化，或者是棕油加工等等。下游工业是把原产品转换成制成品的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产品的潜在价值就会通过加工的被释放出来，经济效应远超纯原产品出口。

随着全球经济在美国和欧盟的影响下而可能持续衰退，马来西亚有必要居安思危，重新规划本身的经济，这样才有望安然度过这一次的经济不景气

再说回教国 – 朝野都必须附上责任

无独有偶，每一次当大选谣言四起的时候，回教国课题总是会成为政治箭靶，被朝野双方当作攻击政敌，或者获得政治筹码的武器。回教徒国民固然被朝野双方的回教国立场搞到头昏脑胀，非回教徒国民也被这个政治课题糊弄得乱七八糟，到底怎样才算是回教国，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大家都没有谱。

那么，怎样才算是正宗，和世俗国不一样的回教国呢？环看世界各国，以回教最为官方宗教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被称为回教国的，却少之又少。那是因为单单只是把回教设定为官方宗教，并不足以让一个国家变成回教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回教国，一般上必须要几个特征。第一，回教作为一个官方宗教，对比其他宗教，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回教无论在宣教、社会地位、政府资源方面都被赋予绝对的优势和地位，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其他宗教绝不可能和回教平起平坐。其二，回教融入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机关文化基础。所有的官方系统操作、活动甚至日常管理，都无可避免的出现回教因子，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其他宗教的元素。

除此以外，一个典型的回教国，回教在教育方面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回教历史、回教教义是学生的必修科，宗教教学是正课的一部分。最终极的回教国，还会实行几百年前在回教圣城麦加实行的回教刑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二十一世纪实行这种过失、刻板的回教刑法近乎残酷，并不符合现代人权观，兼之两性权益在回教刑法里严重不平衡，妇女在回教家庭法律、司法和政治制度下，几乎没有任何的地位。因此时常引人诟病。

如果以以上的标准来衡量马来西亚的回教国进程，我们会发觉一个令人乍舌的事实，那就是除了回教刑法，我国几乎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回教国。无论在教育、社会活动、政治等等，无一不被回教化元素渗透和攻占。这个事实，我想朝野双方在操弄回教国课题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的把这个事实说出来。那是因为，今天马来西亚回教化程度之深，朝野都必须附上责任，谁都没有资格指责对方是婊子，都没有道德基础指责对方是出卖族群的傀儡。

要知道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英国世俗自由的风气在国内依然蔚然成风。那时候，穿戴头巾的回教徒妇女简直就是奇葩，上街的时候不被人投以奇怪的眼光才怪。但70年代敦马当政的时候，回教化元素开始在政府机关里实行，并且如病毒版快速的蔓延到教育、媒体、社团等领域。这是整个马来西亚世俗社会的转泪点。从此世俗元素不断退减，而宗教元素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308大选过后，基于马来人成为指正中央的关键，回教课题更被双方多次利用，成为攻击敌人的把柄。

回教最为一个宗教，错误的被朝野双方利用，作为竞逐马来人选票的工具。朝野更彼此进行回教化竞争，看谁比较回教化，并自认这样就可以赢得更多马来人选民的青睐。更可笑的是双方几乎马不知脸长，却在那里互相指责对方是千古罪人。实则这种政治纷争实无助于捍卫马来西亚世俗国的地位。执政党如果要取信于人民，那么应该回归本位，扭转回教化的趋势，让教育回归世俗，让宗教回归自由，让社会往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塑造一个良性的法制社会。这样，反对党固然无法操弄回教化课题，更不惜更换方向，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政治方向，才符合全民的利益。

政府需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才可以有效执政？

马来西亚政府自独立以来，执政党都成功在全国大选中囊获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多数议席，唯独在308大选栽了一个跟斗，失守这个政治心理防线。

我把“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称之为执政党的“政治心理防线”（supplementary），而不是一个实质、可以提高施政效率的“政治必需品”（physiological needs），源于西敏寺国会制度的游戏规则。在西敏寺制度的国会里，一般上任何法令，或者需要国会复核的人事任命或者外交条约，甚至年度财政预算案，只需要简单多数票，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员支持通过就可以了。唯有修改宪法，才需要三分之二绝大多数票，来通过宪法修正案。

这么一个设定，有其硬道理。首先，宪法是整个国家的根本，整个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运作模式和权力分配都是宪法条文决定的，地位至高无上，因此绝不可以轻易修改。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涉及修改宪法条文都必须三分之二立法议会议员的同意才可以通过。这是避免宪法受到执政党的任意涂鸦，甚至通过另外一部新的宪法，胡乱修改国家体制以达到一己私欲的目的。

至于国会法案和财政预算案，由于那是维持国家运行的重要工具，一旦这些法案不被通过，国家可能会陷入瘫痪以至不能运作 – 包括公务员没有得到薪水、各种法令无法按预定时间实行、政府制定的政策卡在立法机构等等，因此为了避免党派之争而导致以上的局面出现，国会法案通过的门栏，只是设定在简单多数。

立法权和宪法修改权，就是在这么两个数字游戏低下，撑起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治平衡。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可以凭本身的多数议席有效执政，创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但是权利不足以大到可以修改宪法，改变国家的制度。任何的法案或者政策，都必须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实行。历史上我们看到不少一党独大、甚至崇尚独裁体制的国家，都不断的修改宪法以达到维护本身政权的目的。他们可以骑劫宪法，关键就在于他们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权利，因此可以通过修改宪法，再通过原本不被旧宪法允许，却在新宪法之下合法的法令。

类似以上的例子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屡见不鲜。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后，前前后后通过四个版本的宪法。就以1975通过的第三部宪法来说，由于该宪法产生于文革时期，大量的文革语言进入宪法。该宪法保留了极为简单的公民权利条款，删除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并大量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强烈的文革色彩。这点摧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宪法里高度注重人权(例如“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自由迁徙权，罢工权等条文)、分权（例如全国人大的设置，内阁制，国家元首统帅军队）的条文荡然无存。这一切都源于执政党牢牢控制立法议会，因此可以为所欲为。

同样的，马来西亚的状况虽然没有中国那么糟糕，但是执政当局通过修宪划分选区以便有利于自身政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公民意识逐渐普遍的今天，笔者认为，无论是国阵还是民联当权，在州属或者中央政府的阶层，执政党都不需要三分之二绝大多数议席，这样只会滋长他们的野心，让他们为所欲为。在公民社会的制衡下，任何修宪案只要有利于民，朝野都会给予共同的支持，就如当国阵政府在90年代取消皇室成员司法豁免权的时候，在野的行动党也一样投赞成票。这样的一个政治取向，才是符合人民要求的。

鉴于全国大选相信将在不久后来临，因此，人民有必要以本身的一票，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在这里，笔者也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尽你我的责任。

话说槟岛廉价屋的故事

当我们在讨论增建廉价屋课题的时候，有几个因素是必须探讨的。首先是“居者有其屋”的原则，那就是廉价屋必须是低收入人民负担得起的。其二，就是新建的廉价屋的地点，是否可以支撑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之生计。其三，就是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的潜在价值。

这三者其实互相挂钩。怎么说呢？站在现实经济考量的角度，房子的价钱很大程度上是地皮价格转嫁过来的。因此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绝对不可以贵，不然唯有靠政府津贴才可能把廉价屋的售价压低，但是这种做法长远来说其实不符合经济原则。而廉价屋居民居住的周遭环境，经济消费一定不可以高，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谋一份工作，或者做一点如小贩、杂货等小生意，来维持生计，这点才符合长治久安的原则。

在国家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过程中，许多城市附近的土地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主要是围绕着该地区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把地皮的价值释放出来。雪州的蒲种、吉隆坡的蕉赖、槟城的亚依淡发林新市镇，当年曾经是缺乏规划的新村，不然就是自耕的农耕地，居民以低收入者为多。时至今日，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新颖的卫星市，甚至已经渐渐转型成为高档住宅区。

因此，我们在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城市地区建造廉价屋，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一来，城市地区消费高昂，对廉价屋居民来是一种奢侈的花费，二来，城市地区的工作机会和条件，对受教育不高的低收入人民来说，是一个高不可越的门栏，而可能出现虽然居者有其屋，但是却面对事业，生活无以为继的局面。三来，在城市地区的地皮拥有很客观的经济潜在价值，如果贸贸然就用来兴建廉价屋，那么对州内的经济发展来说，可是一个绊脚石。这些因素，我们都必须一一考量，而非单考虑选票的作用和搞民粹政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规划廉价屋的兴建呢？我们以槟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廉价屋议题来做一个案例研究，思考一下解决方案。槟城的槟岛地皮，平均价格是全马最高的。当中我们不能否决有投机炒卖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是槟岛的土地有限，外加高度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世遗城市的地位，这都是造成槟岛地皮水涨船高的主因。因此槟岛的城市地区，间接来说，已经不适合建造廉价屋。

这时候，我们应该把眼光转向其他地区，如巴都家湾。回顾槟城发展的历史，在70年代的时候，槟城发展之父 – 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佑其实也是以这么样的一个思维，解决人民的房子问题。那时候的槟城刚刚失去自由港的地位，工业区仍然还在规划中，岛民的失业率高企，根本没有能力负担市区的房子（1970年代的市区，主要指码头一带，丹绒地区）。林苍佑选择在打抢铺（那时候的亚依淡打抢铺，已经算是郊外了，周围是一片园林）新建高密度的廉价组屋，作为市区低收入人民的遮顶瓦。

这种迁移城市低收入人民到郊外的做法，除了可以让他们拥有本身的小房子，也把他们迁离城市的高消费，在新地区建立他们可以负担的经济圈子。诸不见槟岛打抢铺的吃喝住，在四十余年过后，仍然是槟城最低消费的地区之一，也符合该地区人民的经济能力。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把廉价屋起在巴都家湾，我们除了帮助低收入人民重新建立他们的经济能力，关键是，这种做法实乃一石二鸟，除了以上考量，其同时也将带动人烟稀少的地方发展起来。政府在郊区兴建廉价屋之余，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必须花时间规划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发展，一定要符合低收入人民的需要，并且制造符合他们学历、社会经验的工作机会，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重组、建立一个全新、适合居住的社区。

当然，很多人都在质疑，迁移是否会造成迁者失业，或者远离他们原本的习惯的生活风貌，我想，如果居住环境可以从原本的狭小、拥挤的空间，换成一个正式、舒适的空间，转换环境的等价，还是划算的。地方政府可以在交通方面下一点苦工，让他们可以穿梭两地，那么，相信有助减低搬迁的阻力。

槟岛的廉价屋不要与廉价屋的本身，而在于政客的争执。我想，在人民的利益大前提，政客们应该抛开歧见，共同携手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民。

《利比亚模式》的全球资源争夺战

利比亚狂人卡达菲在革命军攻入利比亚过后，政治生命已经开始倒数。接下来狂人的命运，只能任凭革命军和其背后的影子 – 美国和北约的盟友操控。各国在利比亚的各种经济利益，也将重新洗牌，是福是祸，现阶段实难有腹稿。

和狂人的下场和利比亚未来唏嘘的命运相比，这一次美国和北约盟友推翻狂人政权的模式和手法，却在政治学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在人类发展史上，可能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而成为政治史的分水岭。这一次利比亚政府倒台，有别于以往西方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模式。美国在颠覆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的时候，靠的是强大的军力，以空军、海军辅以地面部队，派遣士兵到该国直接涉入战场。这一种模式的后遗症让人望而生畏。除了必须杠上阿兵哥的性命作为赌注以外，所涉及的天文数字也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让大家轻易明白这种战争的耗费量是如何惊人 – 美国一个月在伊拉克所花的军费大约是120亿美元，截至2008年为止，美国总共在伊拉克战争中你花了6070亿美元，大约1千亿美元一年。可能读者对一千亿美元的概念还相对模糊，我们和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应该也是造价最高的建筑物）- 杜拜的哈里发塔做一个比较，它的造价也只不过是15亿美元。在伊拉克一年的花费，足以让美国每一年建造67个哈里发塔。

强如美国，也抵不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黑洞。发动战争的本意原本是要掠夺并支配该国的经济资源，但是伊拉克的例子证明了这个方法是亏本生意。因此在利比亚，我们看到了美国和北约发动了新的资源争夺战模式 – 也就是亚洲周刊作者张洁平所曰的《利比亚模式》- “政治反对派发起内战+西方军事干预”。在新的模式里所有的颠覆活动由亲西方的反对派发起，美国和北约只是负责支援 – 如派出无人战斗机和侦察机进行间谍活动或者定点攻击，又或提供军事训练和数据。这种模式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又不涉及本国士兵的安慰，不必担心承担国内政治责任。

相比起低廉的军事和政治成本，美国和北约盟友在《利比亚模式》之下的经济回报获利丰厚。革命军在占领的黎波里过后就迫不及待论功行赏，并声称那些不支持利比亚革命军的国家将难以获得新政府颁发经纪合约。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相反地美国和北约在这场资源掠夺战中一枝独秀。利比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一旦利比亚新政府全面倒向美国和北约盟友，那么整个世界资源版图将重新洗牌。

地球的资源争夺战也随着美元的波动而展开更激烈的博弈。美元在经历了次房贷和信用评级调降过后，已经不再是国际贸易中的“铁”货币。在美元疲软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许多持有美元或者美国债劵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都开始对美元产生信心危机。在美元分分钟可能变成废纸而造成本国财富蒸发的情况下，把手中的美元转换成“可持续性保值”（sustainable value）的实质资源，成为了各国的首要目标。什么是可持续性保值的资源呢？黄金、稀有矿物、石油、高科技技术就是其中的例子。一般上富国都通过并购别的国家的企业来达到控制这些资源的目的，如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就通过并购阿根廷Bridas公司，收购加拿大油砂生產商OPTI来达到控制石油份额的目的。控制了这些企业，等于控制了这些企业底下所拥有的油田、矿场、专利等。

但是所谓的收购、合并、联营等资源争夺模式在美国的《利比亚模式》之下，一切都成为废话。无论今天您在利比亚拥有多么大的财富，只要美国发动低成本的《利比亚模式》内战，一切都重新洗牌。亲西方的政府上台，一切收归国有，任你在该国占据收购了天大的财富都会付诸东流。基于《利比亚模式》的低成本、低风险和不必附上内部政治责任，远远比伊拉克入侵等战争来得更划算也更容易，可以预见的美国和北约在思考全球资源争夺和再分配的时候，这么模式将会不断的重现，直到它们满足于本身的战略目标。

在“后美元”时代，资源将会是各国眼中的肥猪肉。在不久的将来，当货币贬得如同废止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就在于它控制多少的资源。《利比亚模式》激发了一个更狡诈、更激烈的全球资源争夺战，利比亚狂人下台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更多的接踵而来。。。

思索我国的未来道路

说马来西亚处在政经文教的转变期其实并不对。更贴切的说法是处在十字路口。在国家重要领域方面，政府基于政治和现实考量，一直对前路举棋不定。踏入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世界格局的改变比以往更加剧，更让人眼花缭乱。政府的举棋不定，其实让我国在改变的步伐中逐渐落后他国。

在政治上，政府一直对本身的施政缺乏改变的决心，相反地只一味依靠警力来维持表面的和谐，或者是通过平面媒体粉饰太平，以达到感觉良好的效果。事实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媒体普及的当今世代，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出网络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第三只眼，政府和网络媒体或公民社会的抗争中，其实渐渐处于下风。以中国作为一个例子，过往共产党的宣传部是全中国媒体的太上皇，其权威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务院总理。但是在近期的温州高铁意外中，微博、新浪等成为了资讯缺口。传统报章都以另类的标题和迂回的报道方式，来抗拒中宣部要求统一报道，报喜不报忧的要求，实来一场非暴力不合作。中宣部的权威控制从此大江东去。

中国共产党对公民社会控制力的崩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马来西亚政府在政治这个十字路口，必须选择拥抱公民社会，或者以权威体制和老拳对抗之。

在经济上，这个年头注定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美国的金融虚拟经济已经泡沫化，紧接而来的是不断上升的国债和经济的衰退。占据美国主要经济总量的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空手套白刃的经济系统，也就是所谓“无中生有”的虚拟经济，和生产实物（或服务）的经济系统比较，虚拟经济注重的数字游戏，而不是生产，所以在面对信贷危机的时候，根本止不住崩溃。我们把欧洲两大强国 – 英国和德国做一个比较，就会发觉，长久以来以金融作为主体经济的英国在这一波经济风暴中几乎被打垮，相反地，以实物、知识、生产为主轴的德国，虽然不能再金融风暴中获得幸免，但是依然步伐稳健，国民经济相对稳定。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稳健的国民经济体系，靠的是脚踏实地的生产，依赖的是知识产权和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出社会转型需要的人才。马来西亚政府在经济这一个领域，有必要思索，如何从现有以蓝领外劳为廉价劳动力，充当第一世界国家代工工厂，兼以恩庇政治为经济考量的体系，转换为知识型经济。政府在制定经济规划的时候，时常受到土著右翼分子的左右，惯常在绩效制和固打制之间摇摆不定，也无法走出黑箱作业的死胡同。那是一种害怕“顺得哥情失嫂意”的心态。虽然当权者明白恩庇政治底下操作的经济黑箱无异饮鸠止渴，但是基于选票和本身朋党利益的考量，而不得不作出违反经济常理的政策。这点，政府需要思索，如何重新定位本国经济，如何在这个经济动荡的年代活出自己的特色和卖点，以便经济可以持续成长。

无疑，这个年代是最艰苦的转泪点。人民是国家的磬石，应该由全民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把前途系在政客身上。思索国家前路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人民的共同意志下，我相信，当权者的施政路线，会更符合人民的要求，国家才能一体化的向前迈进.

改革由你我开始

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无论是卷席非洲、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还是利比亚革命军对卡达菲发起的军事攻击，以至于发生在英国、挪威的暴力事件，其实，间中的核心思想 – 一字曰之 – “变”。

遗憾的是，以上的变革的结果和产物，存在严重的分歧，所带出来的效果，也不全然一样。怎么改，如何变，其实是一门很复杂的艺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英国和挪威的暴力事件，始于对生活现实、经济条件的不满，继而燃烧整个国家。民众的情绪固然是改革的催化剂，但同时也对革命运动本身产生不可预计的后果。茉莉花革命过后，埃及还没有回归正轨。英国和挪威的暴力事件，冲击了该国长久以来的生活和道德价值观，人民群众所陷入的迷茫和无助，绝非一时三刻可以扭转回来。

政治、经济改革出轨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我们那二十世纪转变最大的国家 – 中国作为一个例子，那么可以更容易了解，如何让改革纳入正轨。新中国在1949年独立过后，经历了不少的政治改革，其中大跃进“超英赶美”、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让一代中国人痛不欲生的经历。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民众盲目的弃农从钢，硬是要在短时间内把钢产量的吨数呈几何数提升，一边可以在二十年里面超越英国，和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却不知道炼钢原本就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业，硬硬以土法炼钢只会练出没有工业价值的钢胎。再加上那时候的愚民政策，人民一味的愚忠领袖，对领袖重不批判而只知无限忠诚，而形成无可挽回的打错。

1980年代，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开始剔除不切实际的政治都斗争，继而以“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方法”这个理念，为中国把脉，并全面的进行改革开放。套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很多人其实忽略了背后已经成熟的条件，那就是人才和教育制度。中国在1977年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的高考，重整中国本身的人力资源。这些第一批高考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后盾。这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总结中国改革失败和成功的经历，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几个结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以强大的人力资源为后盾，以防哑火。所谓强大的人力资源，普遍上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 第一，必须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纯政客。第二，他们必须拥有高度公民意识，明白整个社会群体需要什么，而不只自私的只为自己着想。第三，他们必须精通过去，通晓历史，这样才可以避免重蹈前人的错误。国家的人力资源唯有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改革才有望顺利进行。

审视以上的条件，回眸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我们发觉他们严重缺乏以上条件。现今一般大学生都与社会严重脱轨。他们只关心自己本身社群里的事情，鲜少为他人，为其他社群所面对的问题深入考察和思考。再者，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上只涉猎本科的技能，缺乏战略性的头脑，既无法对所面对的问题剥茧抽丝，也无法提出具创意、高度的解决方案。这和他们常识贫乏，对问题解决技巧和工具，如8D、E-R-R-C、蓝海策略等一窍不通脱不了关系。更严重的是他们对国际历史缺乏认知，这不但无法开拓他们的眼界，他们也无法从失败者中吸取教训，更无法从成功者身上复制成功基因。

要国家改革成功，那么，首先我们必须从自己开始改变。改革成功与否，系于所有公民，而不是政治人物。以上所列下的种种因素，并非不能解决的困境。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看待以上问题，并以坚定意志，做出改变。

改变，改革，由你我开始。

马来西亚华淡小教育哪些事儿

首先，感谢马来西亚华商首开先例，通过各个善张仁翁集资收购大马彩， 为我国华教事业又打下另外一桩磬石。自此大马华文教育可以平稳过渡，虽不能锦衣肉食，但至少不会三餐不继，提心吊胆。马来西亚华商这一举动，可谓功德无量。

但是，且慢！这一个角色，怎么有点本末倒置了？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本末倒置？

首先，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当人民有缴税的责任的时候，政府同样有责任确保人民的福利是受到保障的。站在成熟的民主角度来看人民缴税，人民缴税给政府犹如人民聘请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上我们会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没有投票权，就没有缴税义务 （no taxation without vote），而不是所谓的人民缴税来购买政府的服务。

所谓政府的服务其实很广，但是这里泛指卫生、教育、社会安全、经济调控等社会必需品。这些领域都是塑造国家社会格调的重要元素，因此绝对不可能如工商业、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可以由私人企业来代工。政府有绝对的责任，支持以及资助这些领域。

人才作为立国之本，是国家以及社会转型过程最重要的筹码。因此，作为人才摇篮的教育领域，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半成熟的社会，如马来西亚，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教育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么一个战略性的领域，政府应该全权负起全责，而不是长期把责任分担给企业，作为他们“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一部分。

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栋梁的摇篮，其实不应该以语言甚至肤色来区分。教育哲理中常说“有教无类”，除了指无论先天素质好坏的学生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我想这句话也应该引用在政府身上 –只要是好的教育制度，那么政府也应该不分源流，给予公平的机会和对待。华小、淡小虽然在媒介语上和政府主流学校 – 国民小学不一样，但是华淡小在教育方面仍然遵循马来西亚教育哲理，依据教育部拟定的课程大纲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华淡小也和国小一样，灌输爱国、效忠马来西亚的思想。政府的双重标准，除了打击华淡小为国培育英才的努力，也让人民感到气馁和无奈。

华淡小今天获得华商企业长期赞助固然是息事一桩。但笔者认为，政府在政策层面，一劳永逸的改变华淡小和国民小学之间不同等级的对待，那才是解决马来西亚教育分歧的最佳方法。教育无分贵贱，寄望政府可以深入考虑，做出改变。

马来西亚华淡小教育哪些事儿

首先，感谢马来西亚华商首开先例，通过各个善张仁翁集资收购大马彩， 为我国华教事业又打下另外一桩磬石。自此大马华文教育可以平稳过渡，虽不能锦衣肉食，但至少不会三餐不继，提心吊胆。马来西亚华商这一举动，可谓功德无量。

但是，且慢！这一个角色，怎么有点本末倒置了？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本末倒置？

首先，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当人民有缴税的责任的时候，政府同样有责任确保人民的福利是受到保障的。站在成熟的民主角度来看人民缴税，人民缴税给政府犹如人民聘请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上我们会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没有投票权，就没有缴税义务 （no taxation without vote），而不是所谓的人民缴税来购买政府的服务。

所谓政府的服务其实很广，但是这里泛指卫生、教育、社会安全、经济调控等社会必需品。这些领域都是塑造国家社会格调的重要元素，因此绝对不可能如工商业、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可以由私人企业来代工。政府有绝对的责任，支持以及资助这些领域。

人才作为立国之本，是国家以及社会转型过程最重要的筹码。因此，作为人才摇篮的教育领域，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半成熟的社会，如马来西亚，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教育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么一个战略性的领域，政府应该全权负起全责，而不是长期把责任分担给企业，作为他们“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一部分。

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栋梁的摇篮，其实不应该以语言甚至肤色来区分。教育哲理中常说“有教无类”，除了指无论先天素质好坏的学生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我想这句话也应该引用在政府身上 –只要是好的教育制度，那么政府也应该不分源流，给予公平的机会和对待。华小、淡小虽然在媒介语上和政府主流学校 – 国民小学不一样，但是华淡小在教育方面仍然遵循马来西亚教育哲理，依据教育部拟定的课程大纲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华淡小也和国小一样，灌输爱国、效忠马来西亚的思想。政府的双重标准，除了打击华淡小为国培育英才的努力，也让人民感到气馁和无奈。

华淡小今天获得华商企业长期赞助固然是息事一桩。但笔者认为，政府在政策层面，一劳永逸的改变华淡小和国民小学之间不同等级的对待，那才是解决马来西亚教育分歧的最佳方法。教育无分贵贱，寄望政府可以深入考虑，做出改变。

多一个华裔部长会怎样？

看到印度人国大党在内阁里多了一个部长，我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

印度人在最新的人口普查记录中，成为了第四大民族。马来西亚现在的三大民族是马来人、华人、印尼人（意喻非法公民），不再是印度人。印度人凭空多了一个部长，能否扭转人口劣势所带来的族群问题呢？

我想以上的想法，是一般马来西亚非土著，此时此刻心里所想的。尤其是近年来人口比例不断锐减的华裔，眼看印度人多了一个部长，心里也禁不住垂涎三尺。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

问题在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力量泉源。

政治学里所谓的政治力量，泛指对国家政治路线和施政方案的影响力。这个力量，不一定单纯来自政党，尤其是执政联盟本身。在欧美等国，执政党的施政方向很大程度受到商业巨子和社会团体的影响。商业巨子是政治团体的金主，而社会团体则掌握着庞大的票源。这些群体，都可以左右执政者的执政方向。

回看马来西亚，政治力量的中心是族群人数。而这个族群人数又反映在内阁的班底。马来西亚的内阁奉行集体负责制，是政策的制定单位。如果单从人数上来看，非土著的部长人数，和马来土著的部长人数，仍然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在决定施政方向方面，非土著在内阁里，绝对是处于劣势的。就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来讲，非土著部长如果没有得到马来土著部长的同意，那么政令绝对推行不来。

再加上非土著部长并没有掌握策略性的部门，如财政部、教育部、国防部、经济策划组、外交部等等，因此就算多了一个印度人部长或者华人部长，基本上，也只可以提高反映族群心声的声量，而无法影响和作出实质的改变。

因为，政治力量被族群政治力量牢牢掌控。

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并不是只是增加一两个部长所能解决的问题。要维护全民的共同利益，那么，我们绝对不能继续让族群政治掌握政治力量。华人、印度人的人口比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断下跌，如果还是延续“华人部长放映华人心声”的政治思维，那么再过五十年，非土著可能沦为政治边缘化的一群。

在维护非土著的利益，单单依靠族群人数，或者“在朝”力量是完全不靠谱的。我们非要从“族群力量”的政治驱动力，转换为“价值观”的政治驱动力，才可以体现全民平等。奥巴马可以当选美国总统，并不是靠族群驱动力，而是以“大美国”价值观 – 强调平等、改变和福利社会，才可以打动选民，成为少数民族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人。

参考奥巴马的实例，马来西亚的少数族群政党，实有必要重新慎思本身的政治价值观，如何跳出族群政治的陷阱，这才是长久性和永续性维护少数族群利益的方法。

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推翻了路易十六世极权统治的君主立宪派，推出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那是整个欧洲民主革命中所颁布的纲领性文件。远在当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已经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迫压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同时也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过后，人权宣言又做出进一步修改，宣布“社会结社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提出主权在民的概念。这就是现代公民意识和人权的萌芽点。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更完善的诠释了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其中包括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独立的宪制国家，无一不把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立国精神，成为国家最高法律 – 宪法的一部分。我国并不例外，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中，也阐明了公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那些新兴的国家，许多在独立后就罔顾立宪精神，而往往在独裁者或者政治强人的统治之下，开始收紧公民的自由。当中包括立法限制公民结社的权利，或者以执法单位，取缔任何进行政治示威或者游行的群众。无独有偶，他们的藉口一般上都离不开国家安全、社会安宁以及避免经济发展受影响。

独立逾半个世纪的马来西亚，也脱离不了这个循环。我国经历了513事件过后，开始收紧公民自由。政府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下，起草并通过新的宪法第149条，以及宪法第10条文（二）。宪法149条和第10条（二）允许政府在国家面对动荡的时候，立法控制这些状况。而在宪法149条文和第10条（二）下通过的法令，并不受宪法第10条文（一）的约束。政府以宪法第149条文和第10条（二）作为基础，通过了许多有争议性的法令，当中包括内安法令、煽动法令、警察法令等等。

那么，在宪法里同时拥有“公民自由权利”和“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下，其实，造成我国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那就是法治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矛盾。我们举一些例子，会比较容易明白。譬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在街头和平集会，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理应不可以受到质疑。但是，“警察法令”却阐明，任何超过三个人的集会，必须得到警方的批准，否则就是违法。而我们不能单方面否决“警察法令”，论其为违宪，因为宪法确确实实赋予这个法令合法的地位。

那么，到底集会算不算合法？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诠释宪法的层面，才可以解答。

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法律和宪法的诠释权一般上都是在执法人员的手中。所谓合不合法，一般上由执法单位，或者是内阁部长说了算。马来西亚的内政部长，在这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生杀大权，甚至连司法权都不可以过问。这点，在一个成熟的宪制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在成熟的宪制国家里，宪法诠释权分别由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所拥有。行政权是制定法律的单位，它在拟定法律的时候负责设立整个框架。那是第一诠释权。至于司法权，则抱有对法令进行司法复核的权利。任何违宪的法律，一般上都逃不过司法权的眼睛。这是在三权分立的精神下，防止行政权滥用越权（ultra vires）的安全扣。

至于公民拥有的宪法诠释权，其实指的就是公民意识。公民对本身所可以行使的权利了解多少，对法律制度的明白有多深，决定了行政权立法和执法的态度。别忘了所谓的行政权 – 其实就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的执法意向，逃不出人民的要求和思维方向。当人民拥有高度的公民意识的时候，官老爷们要糊弄人民可没这么容易。政府修订的任何法案，间接摊在人民的眼睛之下，形成一种制衡。这种制衡，在选票的考量下，随时比法庭来得更有效用和约束力。公民意识强大的社会，其法律，除了用来规范人民的行动，将会强调更多公民权利和社会特质（social characteristic）的内涵，并且逐渐剔除防范性的法律因子，赋予人民更多的信任和自由。

当宪法的诠释权一分为三的时候，所谓的集会合不合法，就不是由警方片面说了算。人民应该和警方拥有相同强大的诠释权，而不再由警方一手遮天来评定集会到底合不合法。那时候，我们将可以看到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届时，集会可以很和平的。

届时，示威可以很潇洒的。

届时，游行可以很幽默，很有趣。

谁是输家？

一场看起来原本会闹到天翻地覆的游行，突然峰回路转，那倒是有点让人始料不及。世事多变，莫过于此。

虽然原本的街头游行已经被消弭于无形，但是，其掀起的声势，以及对社会和政治层面影响之广，绝非一句取消或者换到室内举行就可以完整概括。这一场示威，夹杂着很多政治因素，因此如果要完整的审视和了解它，我们非得分为两个层面不可。一个是选举诉求合理性的层面，一个是政治因素的层面。

我们先谈选举诉求合理性的层面。喜欢与否，我们没有得否认我国的选举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 – 选区划分制度、投票制度以及选民登记制度。选区划分不公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1970年代修宪过后取消了选区选民落差之间的限制，各个大小人数不一的选区在我国林立，单凭这点而言，就不能体现每个公民一人一票的精神，是间接的权利剥夺。至于投票制度，前首相阿都拉时代进行了一些小改革，如透明投票箱，以及在各个投票站当场算票，算是打开了选举透明化的局面，但是不褪色墨水依然在最后关头被取消，这点始终让选民抱着怀疑的眼光，也让不少社运分子失望。

至于选民登记制度，那是最引人诟病的。主要的问题围绕在选民登记制度、邮寄选票和幽灵选民。幽灵选民在马来西亚选举时有所闻，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议题，那就是选民搬迁。同样一个选区，同样一个地址，但是在两届选举，某一个选民却是把票投在不同选区，这个迷思，选举委员会一直以来不能给大众一个很好的解释，这点也让执政党负上搬迁选民，操控选区票源，以达到胜选目的的恶名。
纵观这场游行的选举诉求层面，其合理性显然站得住脚，这点和最高元首陛下，在其谕旨中“呼吁政府，通过公正和智慧的方式来执行人民的委托”有点不谋而合。

至于政治层面上，我们也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反对党动员社会向国阵政府施压的大游行。就这点而言，无论反对党人如何漂白，那也是洗不清。除了改进选举制度，让选举天枰不再一面倒倾向执政党，反对党到底在这场示威中葫芦里卖什么药？或者我们从政治格局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容易理清真相。纳吉上台过后，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改动，马来族群的选票逐渐回流巫统。整个选票格局，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华裔、印裔、和巫裔支持率大概呈20：80、50：50、70：30的状况。这一场示威，反对党就是对准巫裔选票，要扭转马来选票市场不利的局势。

怎么我们会有这一个论述呢？反对党和执政党各有马来铁票，各有铁杆支持者。反对党主要的是知识分子，或者东海岸一带。至于执政党则在乡区、垦殖区及内陆地区。决定最终整个选票流向的，是一群从不表态、一直以来保持沉默的中立选民。这些人有一些特征 – 接受高等教育、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社会地位高不成低不就。这些处在社会十字路口的人民，最难以抓摸。这一次的大游行，原本只是要挑起他们对选举制度不公的醒觉，继而把他们推向执政党的对立方向。但恰恰就是因为执政当局的神经过敏和高压姿态，而让相对中立的他们，开始对政府漠视人权、警方滥用警力，土权的无法无天感到厌恶。这无形中帮反对党凝聚了这批人的支持。

这些人绝不会穿黄衣出门，警方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到。但是他们会在面子书上渲泄对执法当局的不满，把个人照换成黄色，或者加一个标签，做无声的抗议，表达沉默的愤怒。更微妙的是，执法当局的做法，已经深根在他们的脑海里，到投票的时候，票怎么个投法，就会反映出来。我想，这点可能是执政党始料不及的。

纵观整个游行，内里风云诡辩，没有到最后一分钟，敌对双方很难说胜负属谁。只不过看到警方和执法当局一系列的行动，让我国脆弱的人权和法制在蒙上一层阴影，可以预见的，到最后，输家肯定是人民

BERSIH游行到底有没有其合理性？

最近，城中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净选盟游行BERSIH 2.0。

说到BERSIH 2.0，不得不提2007年的BERSIH1.0。2007年的BERSIH1.0，获得五万人上街相应，安华骑着超级电单车抵达国家王宫呈交备忘录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2007年的三场游行 – BERSIH、HINDRAF、以及律师公会的“正义之行”，成为308中压倒国阵的最后几根稻草。执政当局经历过2007年的示威冲击，这一次一点都不敢怠慢，一早严阵以待，甚至先下手为强。

我们撇开执法当局和示威主办当局的争论点，那就是无准证游行到底是非法抑或是宪法赋予国民的权利。我们只看看，到底这个示威的论述点 - 要求一个公平、干净的选举，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并讨论一下。

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公平吗？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FPTP- first past the post），无论有多少个候选人，只要一方获得比其他方更多的票数，他就算胜选。而马来西亚选区而划分不均，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以全国最小的选区 – 布城和全国最大的选区加埔做一个比较，会比较容易明白。布城国会选区（P125）选民人数只有6608名，而加埔国会选区（P109）选民人数则达112224名，两者之间的落差达到惊人的十七倍。也就是说布城选民的选票分量，比重比加埔选民大十七倍。

李德制宪委员会（Reid Commission）原本在《联邦宪法》规定，每州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不能多于或少于其平均选区选民人数的15%，而且每州所占的国会议席比率应该接近该州选民占全国选民的比率，并尽量符合州人口的比率，以体现“一人一票”精神。 但是，联盟政府从未格守这个15%的限制，且在1962 年修宪，把差距限额改为50%， 1973 年，联盟政府再度修宪，完全废除选区大小的限制，以致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可任意划分选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许多人数比例稀少，但是有利于执政党的选区被大量划分出来。甚至在某些地区，好几个乡区选区的人数加起来，都不够一个城市选区的选民多。这也解释为什么反对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中的普选选票得票率和胜出的选区数量严重不相等。在国阵获得有史以来最大胜利的2004全国大选，反对党只获得不到20%的议席，但如果对比所获得的选票，其实反对党囊括了大约35%的选票。出现这种惊人的落差，就是选区划分的不公。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计算，在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下，执政党如果继续统治内陆、郊外、乡区的小选区，那么要改朝换代，反对党至少要拿到六十五至七十巴仙的普选票数，才可以突破执政党对小选区的垄断而执政。这点对人民和我国的民主制来说，绝对的不公平。

就这个论点而言，净选盟的示威，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执政党执牛耳多年，但是却没有就选举制度作出改革，反而借操控选举机器之便利，玩弄制度于手掌。人民要看到的不只是透平票箱、现场点票等改革，我们希望的是全面性、制度化、公平公正的改变。也许这一次对执政当局来说，是一个丧钟，对反对党而言，是一个政治把戏，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的政治醒觉再一次提高，更明白民主的真谛，那就够了。

浮罗交怡国际对话会、旅游部面子书、一个马来西亚竞跑

三起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会有什么火花？代表什么？

浮罗交怡论坛是前首相马哈迪于1995创立的一个对话组织，主要针对消除贫穷、人力资源发展以及提升生产力等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和以往各界的对话会相比，这一次的浮罗交怡国际对话会，只有区区的四个非洲国家元首出席，其他的不是缺席，就是委派副手代替。

旅游部面子书，或者如部长所说的，电子宣传和活动配套，总共花了一百八十万。这个新闻曝光后，引起国人的轩然大波。让我们以更贴切民生的角度，来看看，到底一百八十万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在我国，一百八十万大概可以供3000户活在赤贫线下的穷人，生活和承担一个月的开销，或者可以提供900名生活在内陆地区，和资讯科技隔绝的孩童，人手一架手提电脑，供他们用上三年。

一个马来西亚竞跑，全名“一个学生、一项运动、一个马来西亚”，全国300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将参与七月二日举行的「一个学生，一项运动，一个马来西亚」同步竞跑活动，官方称此项创举将会被列入大马纪录大全，成为最大型的学生竞跑活动。相比过往官方办活动三分钟热度的态度，这一次教育部可算是狠下心肠来监督所有校长、老师、教育部官员对这项活动的参与度和投入程度。教育部限定了校方必须在下午2时前，把当天活动现场的照片、参与人数的签名记录，还有录影带，寄到指定的单位。这么一个举动，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话说回来，这三起事件，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

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三起事件，会得到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结果。

浮罗交怡论坛已经沦为一个可有可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与其好像之前的“第一夫人峰会“般的到寥寥无几的首脑出席，倒不如我们把主办峰会的开销节省起来，在我国经济披靡不振的时候，为国家省下一笔资金，以面对不时之需。至于官联公司所提供的赞助，可以转移到学校、老人院、孤儿院、洗肾中心、单亲妈妈社区团体等，也更胜于津贴来自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的独裁者。

至于旅游部面子书，需不需要花一百八十万的公关费，笔者在这里不敢擅自评论，不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可以有更精明的开销（cost effectiveness）。如果一百八十万用来提升我国的安全水平，让那些选择马来西亚为第二家园的外国人不再心惊胆跳，又或者以该笔金钱，提升我国的公厕、当作旅游胜地的保养费，不然也可以用该笔金钱，主办课程，教导旅游部官员关于待客之道，以避免香港导演马楚成所说的“谢谢旅游部官员的不合作”再次发生，我想马来西亚肯定可以获得更多旅客的青睐。

一个马来西亚竞跑，美其名为提升学生参与运动的意识，实则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现今学生不喜户外活动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根源在于填鸭式和成绩主导（result orientated）的学习制度。这种制度让学生只会一味的争取好成绩，而不是在德、智、群、体、美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此主板类似的活动，除了让教师们忙、莽、茫，其实对我国的教育制度根本没有任何的提升。

纵观这三起事件，政府实在有必要对本身浮夸、虚荣的态度，好好检讨一下。

回教党变了吗？

回教党党选过后，到底变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单单只是审视回教党领导层的变化，我想还不足以解答这个迷思。一个政党的路线，决定性的因素有几个，包括领导人，政党本身的历史，以及外部环境。

回教党成立于1948，回顾历史，其实回教党在成立初期已经和巫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五十年代回教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人丁依然单薄，这时候有一批巫统党内的宗教司，由于不满巫统的世俗路线，而加入回教党。回教党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应许党员拥有回教党和巫统的双重党籍。

回教党一直遵循回教国的路线，直到布哈努丁成为回教党的主席，这个政党开始改头换面。这位左派人物，一直是反殖民主义的先锋。1960年，当东姑阿都拉曼在国会提呈内安法令一度的时候，布哈努丁是第一个反对提案的反对党领袖。注意这一点，在布哈努丁领导之下的回教昂，走的是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提倡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那时候的华社对回教党是有所隔阂，但是没有过多的抗拒。

布哈努丁在六十年代末由于涉及颠覆活动而遭内安法令逮捕。回教党由新一代的领袖如阿斯里领导。这就是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分水岭。回教党由一个社会民族主义为主，宗教为辅的政党，在阿斯里手中变成一个资本主义政。至于在80年代，经历了阿斯里事件并失去吉兰丹政权过后，新任主席把回教党带入原始的宗教主义，提倡回教国以及动议限制国会的权利。这个转向，与其归咎回教党的领导权重新落入宗教司，如哈迪阿旺，聂阿兹手中，倒不如说，那也是“配合”国阵政府在80年代提倡的政府体制和公务员体系回教化，以竞标马来选民的选票。

注意以上的论点，这就是上文所提，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而造成政党基本路线的改变。至于从九十年到到308大选，基本上回教党依然坚持回教化政策，而巫统则不甘落人后，同样的实行回教化政策，以维持马来选民群众的支持度。

回顾回教党的历史，回教党本身是一个路线伸缩性很强的政党。创党至今，经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到八十年代的纯宗教主义，以致今天的福利国，其基本离线往往跟随政治需求而改变。基本上对其影响最大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政治气候。308大选过后，回教国的政治市场顿然萎缩，因此回教党在经历了回巫会谈等，依然回到福利过路线，看的其实就是选票。

今天无论是莫沙布当署理主席，还是尼查当主席，真正能够动摇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只有选票。因此如果要确保回教党彻底改变，不是寄望领导人，而是政治气候。

如果马来西亚从此再也没有回教原教旨主义市场，那么，回教党也不可能继续回教国道路。

一旦马来西亚各种极端宗教主义的活动和组织仍然盛行，人民，尤其是马来人依然受落（比如千依百顺妻子俱乐部），那么，回教党肯定转型无望。

令人担忧的我国经济前景

马来西亚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出口为主，是属于出口型经济体系的一种。更贴切的来说，马来西亚的出口型经济属于依附模式。所谓的依附模式经济体，就是本身的内需市场狭小，主要依靠代工模式生产高科技国家所需要的中端产品，或者负责工业链里的加工程序，并出口到高科技国家赚取外汇。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经济体系，主要依靠制造业、原产业以及基建工程来带动。制造业的成品以及原产业的原料，主要出口到国外，而基建工程则包括政府的基建设施以及房地产业。以上这四个经济领域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让我国经济风声鹤唳。

我们逐一看看各个领域在下半年，以及明年的状况。马来西亚的制造业，自家具业、文具业等低端制造业迁往成本更廉宜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过后，比较局规模的就只剩下电子业。马来西亚的电子业在2010年迎来一个高成长，一间间跨国企业不断在马来西亚降落设厂。这点让几年前不断面对电子业外资撤离的马来西亚一扫眼前的阴霾。

但是，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反常的现象。电子业外资在这个时候选择马来西亚，而不是相对更廉宜的中国和越南，其原因是这一年来，电子产品面对供不应求的状况（这点必须归功苹果电脑公司极度受欢迎的产品），所有的产品产量必须在短时间内呈几何数的增加，因此根本无暇在越南等新兴国家设厂并培训新的人力资源。因此作为九十年代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国，马来西亚就成为外资的替代首选，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拥有现成的人力资源，以及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产业链，包括供应商，仪器制造商和各门各类的工程服务和咨询公司。

就以上的状况来说，既有利也有弊。利是短时间内可以在马来西亚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以及提升人力资源的竞争力，但是这种快熟面的模式，在电子产品需求降低，继而必须减产的时候，外资会毫不犹豫撤资，转而到较廉宜的新兴国家投资，正应了所谓的来的快，去的快。这点是不得不防的。

至于原产业，基于美元这几年的疲弱而造成原产业的价格节节上升，更多次突破历史新高，让我国的棕油、橡胶等农产品的园主赚了一大笔盈利。原产业经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外汇收入之一。但是类似和美元挂钩的行业，有一定的高风险。对国家经济来说，疲弱的美元是一个双面刃，一方面美元疲软造成原油、原产品等价格高涨，让国家收入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物价飞涨引起的高通膨。美元疲软，相对的马币走势强劲，同样也让原产品以外的出口面对难题，那形同马来西亚出口的产品突然价格飞涨，对之非常不利。

至于基建工程和房地产，那其实都是经济鸦片。原因是这些基建工程大多数需要融资，政府必须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我国的债务就会象吹气球那样，越吹越大。不懂各位是否有注意到，最近政府大约有上千亿马币的短期债务到期，必须进行债务重组。那些债务，就是始于无节制的基建工程。基建工程固然可以短暂拉动经济，让相关朋党收益，进而维护本身的政治权利，但长远来说确实债留子孙，祸害无穷。

马来西亚经济在这几个行业相继面对波动之下，显得非常不明朗。我国的经济体系就好象一条小船，只能随着风浪在海上随波逐流，顺从大趋势，而无力破蛹而出。

科学化处理公共服务局奖学金

每一年的公共服务局奖学金，非要闹得沸沸腾腾以致全城轰动不可。每一年奖学金的分配，一直绕着几个问题打转，离不开优秀生拿不到奖学金，或者拿到奖学金者却不是所要的科系，不然就出现相对资格比较劣者拿到奖学金而优者拿不到。

每一年重复上演的乱象，其实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筛选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间中更发生很严重的人为介入因素。这些原因已经在媒体上讨论甚久。在这里我们就不老调重弹了。反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怎么一个分配奖学金法，那才是显得合情合理。

所谓奖学金，顾名思义，那就是专门提供给优秀生，供他们深造的援助资金。这点和助学金在本质上是有点不一样的。助学金以经济能力作为标准，而奖学金则是绩效至上。那我们在开始重整奖学金的颁发系统之前，就必须定位何谓“优秀生”。品学兼优这个惯例，自然免不了套在优秀生的头上，但是单单只是品学兼优，那无异中国古代的迂腐书生，只会死背八股做文章。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的是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在软技巧，包括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沟通技巧等。也相对杰出的学生。而衡量软技巧的，莫过于通过课外活动了。因此在奖学金颁发的制度里，学业成绩和课外活动成就都必须处在一个平衡点。以现在的奖学金制度而言，课外活动固然是录取的考量之一，但是并没有占据很大的比例。这点是必须要改变的。

科学化的处理奖学金的颁发，首要条件就是一个排名系统（ranking system）。先撇开预留给乡区、贫穷社群还是特定族群的奖学金。其余根据绩效制颁发的奖学金份额，应该通过排名系统来决定谁有资格获得奖学金。排名系统是一个根据分数高低来把学生由高至低排出来的列表系统。所有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将会根据他们的成绩和课外活动而被赋予一定的分数。笔者建议以学术成绩和课外活动成就6:4的比例来制定分数，以展现学术和软技巧的平衡。分数最高者，将排在榜首，以此类推。排名越高的学生，就有更大的优先权选择本身深造的国家和科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错配鸳鸯”的现象。

至于我们还需不需要面试作为其中一个评估标准呢？笔者认为，面试不应该是分数评估的一种标准，但不代表申请者不需要通过面试，奖学金的面试重点，应该放在评估申请者的心理状况和对职业的认知度是否符合所申请的科系。举例医学系作为例子，优秀生一般上都倾向于申请医学系，但是他们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对医生这份职业的认知都很充足呢？心理上是否对本身未来的职业有做充分的准备呢？这点，在我们颁发奖学金的时候，也必须需要考虑到，因为国家投入足额的资金，不只是要为优秀生开拓更美好的前程，但是也必须要量材相授，物尽其用，那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这个面试没有分数，只有“通过”（pass）还是“失败”（fail）两个评估而已。一旦申请者不能通过面试的考验，任凭你是全国最佳考生，奖学金也不会颁给你。

总括而言，科学化的排名系统。有助减低各种乱象，但是归根究底，再好的系统，我们也需要有道德、高素质的公务员来执行。希望以更科学化的制度，加上高素质的公务员，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以上问题。

民政党在国阵的内部危机

距离308大选不过短短三年，但是又闻大选的鼓声响起了。从国阵主席纳吉最近上电台、见网友、频频在东盟、中国等外交事务上树立政绩，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大选的脚步不远矣。

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场的补选，以及砂劳越州选举，我们已经可以大略一窥纳吉的大选策略。再加上最近爆发的“反对党领袖性爱光碟”事件，以及前锋报无中生有，大肆渲染的“基督国”，基本上已经为巫统主导的国阵之竞选模式定调了。如无意外，在来届大选，国阵将会强攻马来选区，尤其是乡区、垦殖区等。这些地区由于巫统基层强大的渗透力和统治力，加上国际原产品价格高企，让垦殖区的园主赚了一笔可观的盈利。因此，那些都是国阵雷打不动的安全区。

至于其他族群的选票，国阵对华裔选民的票已经无力回天，但是依然会透过马华，争取和留着一些华裔国阵死忠支持者。再加上回流的印度人票，这个选票模型应该可以让国阵轻骑过关。这个时候，民政党，作为西马的国阵盟党之一，地位就显得有点尴尬。

自民政党加入国阵以来，其在国阵体制的主要分工，就是掌控槟城的政权，以及在华人选票市场上和马华分一杯羹。民政党之前长期拥有全马唯一的华人首席部长，这是民政党最大的政治象征，也是最大的政治资本。就这点，马华这个国阵第二大的成员党，也要自叹不如。但这一切在308大选过后不复存在。基于308大选过后，马华对华社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吸票能力疲弱，要在竞选的选区竞选已经颇为困难，因此所谓华裔政党互相制衡以防独大，已经没有理由存在。至于槟城的政治板块，由于民联的强势执政，国阵要重夺政权几乎时机未到，因此民政党也失去了执政槟城的功能。现在民政党主要的工作，就是最大程度的牵绊着行动党，至于重新执政之说，路途还蛮遥远。

至于开拓新政治版图方面，民政党倒是在沙巴州开拓了一片天，拥有两个州部长，以及一个州议员，表面看上来，似乎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景象。但是这三名州议员都是从其他国阵成员党跳槽而来。而且自从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沙巴自民党又和首席部长及沙巴巫统交恶，民政党几乎又变成沙巴巫统政治制衡的棋子，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换成以于墨斋为首的团结党华裔领袖，以防团结党坐大。

308大选过后，民政党的角色历经巨变。基于巫统-国阵在第十三届全国大选里的竞选策略将如上所言，以近乎靠拢种族主义的竞选模式来达到重新执政的目的。在这种模式之下的分工，西马的国阵多元种族成员党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都面对无用武之地的厄境。他们在国阵内部生存的条件，已经越来越苛刻和贫乏。

未来的全国大选，将会是民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点。民政党原本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创党初期囊括了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反对党先生陈志勤、后来成为马大校长的赛胡申阿拉斯，以及名流青史，已故槟城首席部长林苍佑。今天民政党若要回复昔日的地位，需要寻回失去已久的创党理念，重新带出本身的特色，那才有机会浴火重生。除此以外，民政党身为多元种族政党，也应该身体力行推动国阵的去种族化。这个举动不止帮助本身寻求政治突破，同时也为推动全民平等政治，立下一功。

代工模式管理国家的危机

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体系重新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洗牌。原本是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英国和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经已被美国的崛起所取代。世界经济模式也在美国的主导下被重新塑造。依据产业生产链接来分类，这个地球上的国家基本上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主导世界经济模式，作为经济领域发动机的知识产权拥有着、标准的原件生产国（OEM）。这些国家占据了产品和服务研发及销售的战略制高点。他们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做研究工作，掌控着一群最出色的说客，为他们所创造的物品和服务进行推销工作。

第二种国家，就是所谓的代工国（sub-contractor），专门为第一类国家的物品和物品进行中端加工，或者组装。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等都是典型的代工国家。第三种，就是原料供给国。这些国家负责提供制造原料来供第二类国家组装第一类国家发明的产品。原料可以包括物资，如石油、木材、棕油、金属矿物等，也可以是人力资源，如孟加拉、菲律宾输出的外劳。

在三种国家之中，处境最不利的其实就是第二类型国家.首先，第一类型国家由于他们是产品服务发明者，掌握着科研条件和销售网路，经济主动权完整掌握在他们手上。第三类型的国家由于们掌握着工业和经济原料资源，因此在政经上，对上第一类性国家有很大讨价还价的能力。例如掌控石油命脉的中东国家、操控天然气的俄罗斯，以及垄断稀土市场的中国，无不把原料当作他们的政经武器。而且由于原产品价格高涨，第三类型国家的国家生活水准一般上都不低。

而第二类型的国家，既没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没有足以在市场竞争的技术和科学水平，那么处境就很尴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马来西亚正正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困境。曾几何时，马来西亚也是出产战略物资 – 橡胶和锡矿的垄断国。九十年代全面工业化开始过后，马来西亚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电子产品代工和加工国家。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马来西亚并没有很认真的升级去第一类性国家。近年来，政府不断引入各种矿石加工工业，如建在关丹的稀土提炼厂，盛传可能在柔佛州设厂的台湾国光石化企业，以及霹雳州红泥山矿业死灰复燃的传闻，不难看出，政府依然没有下定决心，摆脱加工国家的命运，反而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和报酬，而出卖了国家长远的利益。

代工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过后，无可避免的会面对经济瓶颈。这是因为发展和开拓造成原本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和基建费用随着代工国的经济飞涨而跟着水涨船高。这个时候，代工国就失去本身原有的优势，外资往往会在这个时候转投他国。马来西亚以大量外劳取代本土人力资源，企图和中国、越南、柬埔寨竞逐低价人力市场，诸不知这种做法只会祸延社会，后患无穷。如今更引入危险污染的工业，如稀土提炼、矿石加工等其他国不敢也不屑接受的工业，是让人民对我国的前景更呈忧心。

约翰奈思比在《中国大趋势》里有云，中国从原本一个落后、贫穷、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到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持的就是撑起中国强权的八个支柱。当中的要点，笔者在这里节录下来，那就是思想解放、艺术和学术的酝酿、公平的经济竞争、创新、和世界接轨、勇于尝试等等。一览而过，简而言之一个国家要转型，就是要靠知识开发，在教育和政策上制造有利于创新和发明的外在条件，那才是国家转型的关键点

退出内阁这一番话应该对谁说？

砂劳越选举虽然已经结束近半个月有余，但是其政治涟漪依然没有停止扩散。华裔选票在砂劳越州选中一面倒的投给反对党，已经敲了国阵华基政党的丧钟。作为国阵里唯一一个以纯华裔为党员的政党，马华在一番挣扎后，毅然对选民宣布如果来届大选马华胜选的席位比308的时候少，就会退出内阁，不参与组织政府。

这种做法，在马华于1969年大选惨败后曾经做过一次。当时的总会长陈修信议决马华由于没有获得华裔的支持，决定不参与组织政府。时隔不久，我国爆发513事件，国会和内阁由敦拉萨所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负责政府的行政事务，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军管戒严。那时候马华才重新在国家行动理事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过后出任特别任务部长，负责华人事务。

如果我们把马华两次退出内阁的说辞做一个比较，那两次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形式更不同日语。马华第一次退出内阁的时候，华裔人口仍然占有全国人口的三十巴仙以上（以1965年马来西亚人口作为数据），华裔选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人要组成强势、掌控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政府，都无可避免的需要华裔的支持。而当时的联盟只有马华这个华基政党。因此就算是马华输了超过一半所竞选的议席，但是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力量。联盟只有通过马华接触华社，争取华裔选票才能巩固政权。因此1969年的马华，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除了敲敲华裔选民的竹杠，更多的是向巫统叫板，以便政府可以更注重华裔的利益。也唯有巫统改变，马华才有机会打翻身仗。

来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马华再次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但是这一次在形式上对马华绝对不利。首先华裔人口已经锐减到二十巴仙。而且经过多次不公的选区划分，马华被委派上阵的议席，占总国会议席的五分之一不到。先不说胜选的机率，但是很明显看到马华的力量已经严重萎缩，更被过后加入国阵的成员党分了华裔选票市场的羹。从内部条件的角度来看，马华这一次完全没有本钱和巫统叫板。那很明显的，马华这一次这么做，对象只是华裔选民。要华裔选民在马华，和反对党之中，选其一。

这一种做法，笔者认为适得其反。先不说这种赤裸裸，夹杂无奈和悲壮的要挟可能会引起华裔选民的极度反感，继而豁出去把选票都投给反对党。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马华本身的政治困境。华裔不支持马华，原因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马华给人的印象就是在面对巫统的时候只会不断的退让，并且在巫统的强势统治下，没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能一味的“争取”、“协商”、“讨论”。

华裔给了国阵的华基政党五十年，但是华基政党的表现却让华裔大失所望，这才是他们转而投给反对党的原因。马华由强转弱的关键，是巫统，是有瑕疵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华裔选民。相对的，今天马华如果要背水一战，势要不成功便成仁，那么战的对象，应该是巫统，是不公的国家政策，而不是选民。

马华应该更勇于向巫统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强化本身党员、领导人和候选人的素质。那才有条件争取华裔选民重新把票投给马华。退出内阁的说辞，请马华转而对巫统直言，让选民看看马华真正的勇气和魄力。切莫本末倒置啊

退出内阁这一番话应该对谁说？

砂劳越选举虽然已经结束近半个月有余，但是其政治涟漪依然没有停止扩散。华裔选票在砂劳越州选中一面倒的投给反对党，已经敲了国阵华基政党的丧钟。作为国阵里唯一一个以纯华裔为党员的政党，马华在一番挣扎后，毅然对选民宣布如果来届大选马华胜选的席位比308的时候少，就会退出内阁，不参与组织政府。

这种做法，在马华于1969年大选惨败后曾经做过一次。当时的总会长陈修信议决马华由于没有获得华裔的支持，决定不参与组织政府。时隔不久，我国爆发513事件，国会和内阁由敦拉萨所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负责政府的行政事务，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军管戒严。那时候马华才重新在国家行动理事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过后出任特别任务部长，负责华人事务。

如果我们把马华两次退出内阁的说辞做一个比较，那两次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形式更不同日语。马华第一次退出内阁的时候，华裔人口仍然占有全国人口的三十巴仙以上（以1965年马来西亚人口作为数据），华裔选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人要组成强势、掌控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政府，都无可避免的需要华裔的支持。而当时的联盟只有马华这个华基政党。因此就算是马华输了超过一半所竞选的议席，但是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力量。联盟只有通过马华接触华社，争取华裔选票才能巩固政权。因此1969年的马华，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除了敲敲华裔选民的竹杠，更多的是向巫统叫板，以便政府可以更注重华裔的利益。也唯有巫统改变，马华才有机会打翻身仗。

来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马华再次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但是这一次在形式上对马华绝对不利。首先华裔人口已经锐减到二十巴仙。而且经过多次不公的选区划分，马华被委派上阵的议席，占总国会议席的五分之一不到。先不说胜选的机率，但是很明显看到马华的力量已经严重萎缩，更被过后加入国阵的成员党分了华裔选票市场的羹。从内部条件的角度来看，马华这一次完全没有本钱和巫统叫板。那很明显的，马华这一次这么做，对象只是华裔选民。要华裔选民在马华，和反对党之中，选其一。

这一种做法，笔者认为适得其反。先不说这种赤裸裸，夹杂无奈和悲壮的要挟可能会引起华裔选民的极度反感，继而豁出去把选票都投给反对党。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马华本身的政治困境。华裔不支持马华，原因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马华给人的印象就是在面对巫统的时候只会不断的退让，并且在巫统的强势统治下，没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能一味的“争取”、“协商”、“讨论”。

华裔给了国阵的华基政党五十年，但是华基政党的表现却让华裔大失所望，这才是他们转而投给反对党的原因。马华由强转弱的关键，是巫统，是有瑕疵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华裔选民。相对的，今天马华如果要背水一战，势要不成功便成仁，那么战的对象，应该是巫统，是不公的国家政策，而不是选民。

马华应该更勇于向巫统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强化本身党员、领导人和候选人的素质。那才有条件争取华裔选民重新把票投给马华。退出内阁的说辞，请马华转而对巫统直言，让选民看看马华真正的勇气和魄力。切莫本末倒置啊

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

踏入2011年，中东上演了一幕幕的茉莉花革命。埃及、突尼西亚长期在位的领导人，在民众发起的示威和游行之下，被迫下台。这一股革命气势，正卷席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当地的权威体制和独裁政权，在民众掀起的海啸冲击下，正摇摇欲坠。一连串不断的示威和武装镇压行动，更让陷入革命的国家，显得风雨飘摇。

如果仔细解剖各个茉莉花革命的起源，其爆发的临界点都甚有同点。茉莉花盛放的国家，无独有偶都是国富民穷，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凭借丰富的国有资源取得高增长率，但是赚取的财富却集中在少数既得利益分子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堪比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穷得一贫如洗。其二，这些国家的国民失业率都高企，有着甚至达双位数。单就这个原因，就足以劲爆当权者和民众的矛盾。没有工作，日子就过不下去，破罐子乱摔的情理之下，走上街头一点都不奇怪。

至于在政治上，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国家，一般上领导人都是长期在为，奉行独裁或者集权统治，并严控媒体。民众长期生活在政府和其安全部队的白色恐怖之下，加上媒体完全没有扮演民众喉舌的角色，长期没有宣泄点的情况下，一旦火头点燃了，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回过头来看看马来西亚的状况，我国在某个程度上，的确和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国家有点相似。相似点就是权威式的统治，并且长期一党独大，政权重来没有轮替过。不过，平心而论，我国依然比埃及、突尼西亚、也门拥有更多的政治空间。虽然平面媒体也是某个程度上受控，不过，空间依然存在。

因此在论及马来西亚的“茉莉花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和以上国家的改革方式区别开来。纵观这一轮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之前在东欧、前苏联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革命的结尾带给国家的，都是政治体制混乱，甚至到政府首脑和执政党频密更换，造成政府瘫痪，进而造成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有着甚至面临国家分裂，国家陷入长期的割据。这些状况，都不是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所要的。

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应该以马来西亚现有的状况对症下药。与其响应暴力和流血的茉莉花革命，我们应该往更民主、和平和开放的“白鸽革命”进发。改革的核心，应该由教育制度开始。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是否能走出政治和经济瓶颈，国民的教育素质是决定性的因素。所谓有素质的教育，绝对不是现在马来西亚盛行的“灌输式教育”在灌输式教育之下，知识、理念都是强行灌输给国民的，甚至到一种程度，连投给那一个政党也是灌输教育的内容之一。“白鸽革命”，要的是把现有的灌输式教育，转成“研讨性教育”，并且加强社会教育的比率。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灌输式教育和研讨性教育的分别 。就以国民政治选择来说，灌输式的教育会灌输您投票的取向，劝导您投给哪一方。研讨性的教育则不，它只会教导您分析、研讨的方式，然后让你的脑袋自己分析，并做出选择。

加强社会教育的部分，主要是让国民可以有更宏观和远大的眼光来思考一个议题。在一个议题面前，经过社会教育洗礼的国民不会只是以资本主义的心态来衡量并作出决定，反而会夸大考虑的层面到社会、教育和对未来的冲击上。只要国民在更有知识和积极的前提下更关心这个社会和国家，那么白鸽革命的进程已经是敲响了。

回应李总理：我们需要两线制

新加坡总理日前于报章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新加坡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成为两线制的国家。访谈里，他并直言，两线制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很难确保，另一个阵营的候选人的素质也可以达到执政党标准的明星阵容。这一番言论，相信在我国政坛中会引起不小的反响和迷思，尤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都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patronage）国家，而且新加坡无论在各方面，都是我国学习、比较和竞争的对象。

套李总理的言论而言，到底我国是否和新加坡一样，也不需要两线制呢？那我们得先实际探讨一下，到底两线制的作用和政治角色是什么。两线制，或者也称两党制的模型，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那时候的英国一直都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直到二十世纪初，代表工人利益的工党崛起成为国会第二大党，成为了主张对绝大部分事务都减少政府干预，中间偏右的保守党之主要政治对手。从两党制的起源来看，两党制的存在源于政党对政策理念上的不同，造成施政方向的不一样，进而演变成两党制。

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两党制的存在反而不是因为很清晰的政治路线分歧，而是在政治上给予执政党强大的制衡。这一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两线制里的中等（moderate）强大反对党，一般上扮演看门狗（watch dog）的角色，对行政体系起着强大而严密的监督，以防止施政过程中出现不法的贪污舞弊。至于第二阶段，两线制里拥有和执政党同等（equal）强大的反对党，那么反对党一般上都会成立影子内阁，并由适当的国会议员出任各影子内阁部长，分科管工的针对每一个政府部门提出相应的意见，以及监督及制衡。反对党并有完整的政治论述出台，供人民参阅，以及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在反对党虎视眈眈之下，执政过程中会更贴近民意，以民为本，以便保持政治优势。

总结以上两线制的好处，那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政治境界。但是为何新加坡不需要，而且更倾向单一政党独大呢？ 更诡异的是，一党独大的新加坡，不但没有出现如我国行政体系形形色色的政治贪腐舞弊，反而还形成世界上其中一个最高效的政府。这点在探讨两线制的必要性的时候，不能被忽略。

也许我们引证另外一个例子 – 香港，那么可以更透彻的解析固中原因。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一党独大的国家，但是无独有偶，他们都以自由、开放、廉洁的行政体系和施政而闻名。揭开谜底，那就是因为就算没有反对党的制衡，他们依然有强大、中立和廉洁的公务员体系、执法系统以及司法机关。这是殖民者就给他们的最大宝藏。有效的公务员系统确保所有公共政策可以不偏不倚的贯彻下去，中立和廉洁的执法系统（警察、反贪机构等）代替了反对党的角色，对行政体系起到制衡和监督的作用。想象一下香港高效率的廉政公署和警察部队，无不让欲贪污滥权者三思而后行。至于司法机构，它乃国家体制最后的后盾。一个拥有健全司法制度的国家里，行政当局的施政都不可能逾越宪法所制定或者国会所授权的范围。所有不符合宪法或者国情的施政，都可以被提呈到司法机构里推翻。它赋予并保障公民纠正行政当局的权利。

回顾马来西亚，我们缺乏以上的条件，素质低落的公务员体系，大众对执法当局的信心低落，加上引人诟病的司法系统，让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拥抱两线制才能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

所以，李总理啊，我们真的不能像新加坡这样。我们需要您，两线制！

如果华人领袖不入阁会怎样？

砂劳越大选过后，人联党的惨败，掀起了国阵华基政党的反思，那就是如何在国阵里维持本身的地位，以及有效的为本身的族群争取权益。整个反思其实维系在一个结，那就是华裔对国阵华基政党的支持率。

依照马华总会长，以及前首相敦马的看法，如果华基政党的不到华人的支持，那么就不应该入阁。相对而言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华裔如果不支持国阵对国阵一点都没有影响，国阵依然可以执政，国内的政治状况只会恶化成“华人在野，非华人在朝”的困境。就这种既抱有苦口婆心，且点点威胁的论调，我们实得认真分析一下，到底华人如果不支持国阵华基政党，造成华裔没有任何代表在内阁里，是否会严重影响到华人的权益。

在马来西亚这种选举型政党主导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政党根本已经谈不上任何理念，甚至左、右之分，横行的是民粹政治，以及极端主义。而影响他们施政方向的因素，主要的就是选票（当然，偶尔也受本身的荷包厚度影响）。只要可以获得执政所需要的选票，以及议席，他们可以不计成本拥抱他们。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一，要继续享有本身的权益，那么本身的选票，必须可以影响大局，必须是可以左右执政权，甚至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那么深入一层分析，华裔现在的票数，是否足以扮演造王者的角色呢？答案是肯定的。国内以华裔为主（超过55%选区人口）的选区并不多，大约只有三十个议席左右，占总体国会议席的13.5%。这种类型的议席，通常都是反对党的定存区，国阵一般上只能望门兴叹。真正对国阵政权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混合区里的华裔选民。混合区在西马半岛占了国会议席的多数，对国阵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以现在马来选票七三分（国阵七成，民联三成；也有政治分析员估量为六四分）的情况下，华裔依然是可以决定胜利属谁的一方。

更何况砂劳越选举过后，东马是否依然是国阵的定存州，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依照砂劳越州选的选票风向，非穆斯林土著的选票已经开始倒戈，那么未来可以预见的，民联最可能挟西马的华人区、城市选区以及东马的城市选区及非穆斯林土著选区，和国阵手上掌控的马来选区、垦殖区、柔佛国会议席、东海岸国会议席以及东马的穆斯林土著选区，一较高下，逐鹿中央政权。在这种每票必争，争票夺权的形势下，说国阵会断然放弃华裔的选票，可能性一点都不高。而要持续获得华裔的支持，那么政策上肯定不能牺牲华裔的利益太多。在这个政治哲理的前提下，华裔有没有入阁，问题已经不大了。

说到这里，与其我们担心华裔对国阵的支持率低而导致权益被牺牲，我们更应该警惕，一旦华裔的支持力量过于倒向一个阵营，而让他们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进而可以任意修改宪法，那才是最险峻的考验。一天只要任何一个政党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不能重新划分选区，那么以上的情况依然可以保持下去，华裔依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左右大局，进而在夹缝中生存。

至于华基政党所谓的华人代议士不入阁，华人的权益会受损，笔者反而认为，这种论调无助重新获取华裔的支持。要获得华裔支持的最佳方法，就是作出改变，让华裔知道，华基政党的部长在内阁里并不是当家不当权，而是拥有决策权，可以发挥影响力，而不是乞讨。这才是重建华裔对华基政党信心的正确方法。

砂劳越华人不是主因

砂劳越的选举成绩出炉过后，市面上一般的政治分析员都把认为这小一号的“政治海啸”形容为人联党的灭顶之灾，但是却对“白毛”领导的土保党和国阵政权丝毫起不到任何影响。这个论点也普遍上被广大的政治人物所引用。他们都把华人形容为反对党的支持者，有者如前首相老马，甚至认为行动党在砂劳越的胜利直接造成人民的分裂，形成“非土著在野，土著在朝”的政治状况。

但是，实际上砂劳越的选举结果并非如一小撮政治人物所言般，是华人本身的选择导致华裔政治力量在野。回顾这一次州选举的得票率，国阵的得票率从原本的63%跌到55%。相对而言，民联的支持率则飙升到45%。而砂劳越的人口之中，华裔只占了26%。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华人都支持反对党（这也是不可能的，砂劳越州的商业头家，一般上都是执政党的拥护者），那么显而易见的，还有19%或更多的其他族群选选票，选择了否决国阵。

那为什么会有民联只尽囊华裔选区的假象呢？我们不能否认，民联所胜选的十五个议席，有十三个（行动党十二个，公正党一个）是华裔居多的选区。但这一切源于砂劳越选区划分的不公。如果单纯以人口计算，26%的华裔人口，理应有大约二十个华裔人口居多的议席，但是事实上在砂劳越严格算来只有十二个。至于只占大约23%人口的马来人/马拉瑙族群（穆斯林土著），却在土保党的强势主导下，拥有大约49%的州议席，几乎是人口比率的双倍。至于占人口最多的比达友、达雅、伊班人等非穆斯林土著（逾50%），却只有区区的33%的州议席。在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现实里，州议席比例的不均，无疑等于剥削族群的政治权益。

民联算胜选的议席里，其实包含数目庞大的非穆斯林土著的票源。只不过在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被隐藏起来，继而让砂劳越的华裔成为败选的代罪羔羊。其实，与其说华裔投反对党一票，倒不如说是城市和年轻的选民，以及受州政府政策影响的土著投了国阵的不信任票。8%的选票转向，是国阵应该重视的关键点，而不是把目光和论点集中在华裔的“反叛”。

约瑟夫.波耶特在其著作《选民进化论》里提到，人们的思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变的方向一定是从前没有声音的开始学着发声，从前被剥夺角色的开始受到人们重视。而除非群众变成更聪明、更严格的追随者，否则最佳领导人便不可得。选民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政党政治的认知成长，让他们认知到，他们的选票可以带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最大力量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最随着（选民）。没有后者，前者便无法领导，甚至不能自称为领导人。

如果国阵对选民的变化仍然缺乏认知，反而选择鸵鸟式的把责任推在华裔身上，那么人联党的灭顶之灾，很快就会卷席国阵，让国阵在未来的全国大选，蒙受更大的挫折。这点，寄望所有国阵的领导人，可以更认真，更客观的面对现有的政治局势，并对症下药，那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论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

仔细切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的前因后果，我们会发现，教育部推行的大马教育文凭改制其实源于两个原因。其一，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的程度太高，学生对STPM望而却步。其二，现在一般上的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如A水平，南澳预科文凭（SAM）和预科班（Matriculation）等，一般上只需修读一年，而STPM则得耗时两年。这一年的分别，造成学生迟入学，延迟了毕业的时间，因此并不为学生所好。

回顾大马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改制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当小六检定考试（UPSR）、初中评估考试（PMR）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之难度在逐年下降之时，STPM考试水准却难得的维持一样（或至少相差不多），难度依然高企。更有教育界人士，把STPM称为世界难度最高的考试之一。难度高的原因是STPM的课程繁多，考试题目难度高。最要命的是，那是一战决胜负的考试制度。一次的会考，几个小时的问答，将会决定你的升学命运。这点使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进而却步。

但是覆舟之水，却有载舟之功能。时至今日，STPM乃仅存，受到国际著名大学承认的唯一政府大学基础考试，所依的元素，就是其课程的多元性，以及考试的高难度。这点，其实提供给学生另外一个往国外升学的管道。许多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错失了公共服务局国外深造奖学金的学子，还是那些负担不起私立学院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的学生，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成为了他们进入国外著名学府的最后机会。每一年，国内都不乏STPM考生凭着优秀的成绩，到欧美澳，甚至香港和新加坡的著名大学深造。

因此，STPM的改制，绝对不可以忽略其对学生的“战略”功能 （strategic role）。分三个学期的学分制，是否会影响STPM的素质，进而影响国际著名学府对其的接纳性，这点绝对是教育部在实行改制前必须优先考虑的。考虑到STPM改制过后可能会有难度降低的问题，因此，教育部有必要谨慎修订可能的内容和考试的难度以保持STPM的素质。再者，现今教育制度多提倡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教育部何不趁这一次的改制，为纯考试的STPM加入更多有关的元素。

除此以外，单单改革考试制度，并不足以重新吸引学生就读STPM。由于STPM先修班于年中开课，经过一年半的课程，又必须等到下一年的大学开课日才可以申请入学。整个过程必须拖延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和其他大学基础课程比较，多了整整的一年。这里，笔者建议把先修班的课程挪到一月开课。然后于明年的三月或四月进行期末考，作为STPM结束的句号。由于一般上外国大学都于九月开课，而本地大学也在2011年学年开始，把开课日期挪后到九月。理论上，从四月考试结束，到九月大学开课，五个月的时间，从批改考卷，发布成绩，到大学入学申请，时间理应是充足的。这样，就可以使STPM考生，缩短进入大学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能提高STPM的报读率。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

近来，人们对于我国的宗教环境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自马来文版圣经被禁止在马来西亚流通之后，又有回教徒被禁止学习“波可-波可”舞蹈，再加上之前回教徒被禁止学习瑜伽，让我们不禁怀疑，原本继承自英国统治的社会开明风气，是不是已经被狭隘的宗教诠释掐杀了。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至今，国内社会风气经历了过山车的翻天覆地变化。独立之处马来社会的文化呈两极化。上层阶级的马来同胞由于在殖民政府机关内身兼要职，因此一般上都感染了英国人开放、幽默和开明的风气。间中表表者，包括国父东姑。他从不掩饰他对马匹和赛马场的喜好。至于低阶马来同胞，则相对的保守，大多也是接受宗教教育。但基本上来说，宗教自由的气氛还是相当良好。

但是迈入8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回教化政策。这个转变也标榜着政府正式直接介入政府回教化的转型。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回教机构如回教银行、国际回教大学、回教金融机构等纷纷成立。我国从原本的“民间-回教化”演变成“政治-回教同质化”。80年代过后的三十年，直到今天，国内的回教化风气几乎越演越烈。这除了造成国内其他宗教的空间不断锐减以外，加载在回教徒身上的禁例，也呈几何数的成长。当中，就包括上文所提的几件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问题真的是出现在宗教上吗？或者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活动现在的本质和其原本的宗教核心价值观是否依然一样。就以瑜伽来说，其源于古印度文化，是古印度六大宗教哲学派别中的一系，探寻「梵我一如」的道理与方法。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现代人所称的瑜伽则是主要是一系列的修身养心方法，包括调身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法等，以達至身心的合一。所以现代瑜伽基本上和宗教扯不上任何关系。君不见无论是崇尚一神论的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不曾明文立法禁止教徒练习瑜伽。

至于“波可-波可”舞蹈，其实也是一样，只要它没有宣导任何宗教价值观，那么我们何必吹毛求疵，硬生生的要禁止一个健康的活动在马来社会民间流行呢？

无论是瑜伽还是波可-波可，其实问题都不是处在宗教上面，而是负责回教事务的官员们的观念。作为一个世俗开放的国家，回教固然是我国的官方宗教，但是也别忘记了我国宪法同时保障人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人身自由。宗教局的任何禁令，都不可以逾越宪法的范围，这样才可以确保人民继续享有选择的权利，社会继续保持原有的自由主义风气。

同样的思维，也应该套用在马来文版本圣经事件上。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所提呈的解决方案，即让东西马的非回教徒得以阅读马来文版本圣经，在西马方面，也保存了回教最为官方宗教的尊严和地位，理应是两全其美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表达了我国依然履行人民宗教自由，继续赋予各宗教永续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对回教官方宗教的地位，给予名义上的保障。但是，这个在各方面，算是可以最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国情的政策，却依然受到一小撮极端人士的反对，造成事件依然燃烧，而没有解决的方案，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以上所提，其实问题关键都不是宗教，而是个人观念的强烈歪曲，却试图强加在别人身上，实乃可悲。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

华基政党必须推销全新政治价值观

在政治和社会意识上，华社依然摆脱不了本身的族群的框框。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华裔深痛政府实施以种族和固打为核心的政策，造成华裔无论在商业或者政治上都是去先机。但另一方面却基于少数族群的不安全感以及自我保护性，华裔逐渐自我框限在本身族群的圈子。最好的证明例子，就是国内山头林立的华团。那是一种关起门来自己玩的游戏，它只会更进一步的把我们本身边缘化。回顾独立五十年来的人口比例数据，我们不难发觉一旦自我框限的形式固执的发展下去，那么华裔会有那么一天，将丧失整个社会版图。 以上的局面，源于国家人口比例之失衡，以及政治权利分配不均所致。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解决和破开这种局面，这个重任就落到的政党，尤其是华基或者是由华裔做主导的政党身上。 立国以来，马来西亚的政党都脱离不了以族群基础为主的操作模式。联盟、国阵、人民阵线、替代阵线到现在的民联都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美其名权力分享，各族共治，实则造成各种族之间的界限更为明显。就以西马的国阵来说，它是一个以巫统为主，马华、国大党为族群代理（races proxy），加上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为制约棋子的政治联盟。民联没有这么复杂，但308大选逾两年后，原有的跨种族色彩进一步凋零，从近期民主行动党一直就华裔选票归属而和马华争论不休，证明了经过了3年，民联依然避免不了种族主义的魔咒。 要跳出这个魔咒，政党的架构、党员制和政治理念固然要改变，但是最迫切的，还是重新慎思政党本身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怎么一个说法呢？政党的价值观就源于他们创党的触发原因（triggering factor）。以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来说，巫统是因为反对马来联邦剥夺马来人权益而成立的。马华则是为维护新村华人的利益而发起的政党。至于民政党在赛胡申阿拉斯、陈志勤和林苍佑三头马车的时代，走的是中间偏左的路子，过后就迷迷糊糊的摸不着路。民主行动党原本是有左派社会主义路线的政党，但是这些年来，更像一个华基政党。 这些政党的价值观，到底还符合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政治环境吗？一个政党的现有价值观如果经不起政局的考验，或者是受到选民人数、支持者、政治体制和环境的限制而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么注定没落。如果以上的情形发生在种族性的政党身上，那么其所拥护或守护的族群将无可避免遭到厄运。以少数族群政党，如马华、国大党来说，他们现有的族群基础的价值观在人数不断下降之下已经受到侵蚀。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同时也回到文章之始提出的华裔小圈圈，一同来解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身为少数族群的华裔，根本没有得不和马来人合作。但是和现有的模式相比，我们其实可以做出一点的改变。与其保持一贯马来人释放政治资源于华人的宾主合作模式，现在我们应该反客为主，但是不是提供他们资源（要提供我们也不够马来人掌控的多），而是向他们推销全新的价值观 – 一个以普世价值观和中庸为主，可以为全民接受的价值观。在政治上，华裔领袖与其抱着配合的心态，不如主动伸出手和马来人合作，以新的价值观作为结合体。这是避免华裔政治力量再遭进一步边缘化的唯一方法。合作模式可以始于跨种族的议席分配，议席分配不再以种族为考量，而是共同推出专业、有诚信和能力的候选人。唯有突破种族投票趋向之后，那才可能破除种族的框框。 我们不期望马来西亚会会诞生一个马丁路特金来破除我国的种族隔阂，但是我们期待政党可以昂首跨出第一步，为少数在族群的未来杀出一条血路，改变国运，改变我们的命运!

要无限制的发展，还是高度的制衡？

全国大选几乎已经近在眼前。在砂劳越州首席部长宣布解散州议会过后，大家除了旁观州选进程，同时心里面也在估量，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会花落几时。这个时候，最着急的莫过于选举的准候选人。除了要争取上阵的机会，更要确保上阵过后可以胜选，以免把自身的政治前途断送在战场上。

说到胜选，那就必须回到最原本的因素，那就是选票。而选票又和选民挂上等号（撇除所谓的幽灵选票、“作票”等等奥步）。民心所向将决定胜利属谁。在308大选中，党团和政治人物第一次感到选民的威力，以及选票可以带来的海啸效应。浅析308大选的选票流向，华人和印度人一面倒向民联，马来人选票 – 尤其是年轻人也转向，造成国阵头一遭失去五州政权，以及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308选票的转向，可以总结为“情绪转变”，选民的不满占据了投票的首要因素，情绪化的宣泄是导致国阵惨胜的真正原因。308大选是难得一次的大多数选民一起大举举起反对的旗帜，但是却不代表人民已经了解到真正需要改变的原因。情绪化的投票方式只会让政治人物更肆无忌惮的实行糖果政策，以政治安抚来抵消选民的情绪，进而继续守住政权。如果这个国家要真正的改变，那么选民有必要有最低能力的政治思考能力，来分清楚“情绪”的不满，还是需要“实质”的改变。

那么选民思考的方向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才可以清楚知道我们的思考方向。我国独立之际，宪法的制定参考印度的宪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宪法制度秉持着“宪法至上”（constitution Sovereign）的精神。行政体系（内阁）和立法机构（国会）的权利，都是宪法赋予的，而司法体系（法庭）就是负责裁决行政和立法机构是否有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利执行任务。五十余年过去了，马来西亚的“宪法至上”的立国精神却悄悄的演变成为“国会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造成国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不是宪法。

这种制度和宪法至上制度的分别是，国会可以随意修改宪法，国会所做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而国会也拥有最后的立法诠释权（而不是法庭），整体而言国会的权利是不受限制的（就好象英国国会至上的宪法制度）。我国整体演变成这种模式，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执政党常年在国会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并且不断立法加强行政体系的权利，造成国会加上行政体系成为一个强势的混合体，而司法权惨遭边缘化。另外一个原因，说来有点可笑，那就是我国的法官大多数都是在英国法律制度下毕业和执业的，因此任何判决或司法诠释更倾向于英国的政治体系。

在国会至上的体系下，如果依然让执政党独大，那么我国固然可以在毫无制衡的姿态之下迅速发展，但是同时，我们就必须冒着牺牲立国精神，以及失去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权利。远的不说，内安法令原本就不符合宪法精神，但是它以让在执政党掌控的强势国会里被通过。这点，值得我们警惕。在国会和行政体系强势的运作下，官家贪污腐败、滥权违法等事件只能透过选民的选票，才能彰显正义，司法权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选民未来的投票趋向，应该往“高度的制衡”或者是“无限制的发展”的方向思考。思前想后过后，才决定把神圣的一票，投给那一个政党。

先进国的指标 - 风险、危机和责任管理

日本在上个星期，发生了9.0级大地震。

地震过后，受影响地区的硬体设施几乎被破坏殆尽，核电厂也承受不住大地震的摇晃，而发生大爆炸和辐射泄漏。原本属于空军的战斗机，也被地震送去给海军，浸在海水里，报销了。

但是，让人惊讶和感叹的，是日本的人民。我们没有看到一贯的哀鸿遍野，也没有看到趁火打劫的土匪，有的只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以及高度纪律化的良好操守。执法人员更是坚守岗位，日本自卫队（军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救灾。核电厂的员工，更不惜一切坚守阵地，以自己的生命，来确保核电厂的核心反应炉不会融会，避免核辐射灾情一发不可收拾。

一场地震，无数的钢骨水泥建筑物倒塌了，但是日本人民的内心，在面对灾情的时候，比水泥还要坚强，还要稳固。日本不但是科技大国，同时也是先进国 - 在危机管理、风险评估和社会责任方便，比别的国家先进。强如美国，他们在面对卡特里娜风灾的时候，也不如日本人的坚强和乐观。

一流的国家，除了要有一流的设施，也要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国民教育。

回顾马来西亚，我们（曾经）拥有世界第一高的建筑物，（曾经）拥有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拥有数不尽的“马来西亚能”的第一（世界最高国旗，最大月饼，最大印度煎饼等等），足以超英赶美，但是如果说起马来西亚的管理，那么可能就要和非洲的津巴布韦，或者是缅甸比较。所以我们也有建好不到两年就倒塌的体育馆，也有常年定时漏水的国会，以及不见引擎的战斗机，和不能下沉的潜水艇。

类似标榜“超英赶美”的建筑物，匹配我国惨不忍睹的管理制度，好比中国大跃进时代的浮夸。就算口号喊得响彻云霄，一旦发生危机，那么一切就原形毕露。

一个国家的管理素质，很多时候和国家的能力和未来划上等号。试想想，一个风险管理差劲，如何可以有效的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一个危机意识低弱的国家，如何能在竞争强烈的全球化时代中，在列强中杀出重围，确立本身的品牌和优势，以便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一旦领导人如此，那么教育出来的人民也随之一样。更严重的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太过注重考试和评估等功利主义，却少在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上着墨，造成我国的人民普遍上的社会责任意识低落。

没有社会责任的人民，藐视管理的政府机制，急功好利的教育制度，这三个因素综合在一起，我想，我国的前景实在堪忧。

浅析今年大选的格局

我们看到近期国阵在补选中都接连告捷。无论是丁能、吉道还是万里茂，国阵全都以更多得多数票和更高比例的选票获胜。相对于308过后的几场补选，国阵几乎有谷底反弹的迹象。这也成为一般政治评论家点评国阵在未来全国大选胜算的的标准。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所谓补选中的“依约（Ijok）效应。所谓的依约效应，指的是国阵在308大选前的依约补选，国阵候选人以1850多数票击败后来成为雪州大臣的卡立，但是却在308大选中，在同样的对垒中以1920多数票败北这个政治现象。

依约效应充分显示补选和全国大选的分别。偏居一隅的补选对执政党来说都相对有利。掌控庞大资源的执政党可以在各政府机关和竞选机器的配合下，量身打造（customize）竞选策略，并倾全国之力和资源集中猛攻该地区。相较于资源薄弱的反对党，执政党可以说在补选格局中占尽上风。然则，全国大选则不一样。全部国会议席和州议席开打的当儿，资源调配就不是补选那么一回事了。全国大选主打的是议题，糖果政治的效应就没有那么彰显。在烧红议题的当儿，加上网络媒体的配合，往往把执政党的优势削弱。

因此，如果要印证和推敲未来全国大选的格局，补选成绩并非完全可靠的标准。要准确预测大选的风向，那么我们依然要循种族政治的老路去分析，虽然对马来西亚的民主而言是个可悲的现象，但是却无可奈何。

华人在308大选过后的选票倾向转变不大，依然对反对党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纳吉拟定的政策固然比以前开放，但是依然没有看到任何实质和系统性的变化，尤其在经济和教育方面，让期待可以有更公平待遇的华人却步。其中占华人人口最多的中产阶级，对纳吉无力抑制通货膨胀而导致百费高涨感到深深不满。这些人都是反对党中坚的选票。唯民联中的回教党被揭露在执政州属执行许多回教化政策（包括不准在吉兰丹售卖彩票），这点倒是帮了奄奄一息的马华一把，成功让执政党吸引回一些保守华人票。但是总的来说，格局和308一样，变化不大。

至于印度人，308大选的时候一面倒支持民联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少部分受高深教育的印度人，其他基本上一边倒向国阵。这个现象，会让民联在那些多数票不过千张的国会议席面对严峻的考验。基于印度人的选票很零散的分布在各个国会选区，但是数目却足以印象胜算属谁，因此也就埋下了民联一个重磅炸弹。

至于最复杂的，当属马来人的选票形势。一般上我们在补选中都看到马来人选票是向国阵靠拢的，尤其是上了年纪，或者是乡区的马来人。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也不尽然。尤其当笔者眼看国立大专校园选举，校阵的马来人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马来人的选票，尤其是年轻人的，未必就全盘倒向国阵。从行动党近期委任巫统原来佐哈里之子担任林冠英的政治秘书，可以看到民联的智囊团也发现了这点，因此期待以这一个方法，突破一点，带动马来年轻人全面的涌向反风。这点为不远的全国大选平添变数。

如果说1969年的大选，联盟之败源于华人票，而308大选，国阵则在华人和印度人联手支持蒙受重挫，那么不远的大选，决定国阵成败的，将会是80后的马来人！赢马来年轻人选票者，将赢的马来西亚的政权

从校园选举看全国大选以及两者两者链接的迷思

校园选举经过一连串暴力和争议事件过后，总算告一段落。各大专即将进入遴选学生代表理事会领导层的阶段。希望一切东西顺利上轨，学生代表可以早日履行责任，为学生谋取福利。

回顾今年的校园选举，竞争特别激烈，争议和奥布也特别多。无论是博大学阵被取消资格，或者是马大女候选人选前失踪，都很诡异，当中也有令人怀疑造假的成分。当然，整个校园选举竞争之激烈，奥布之多，这点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一切，只因为全国大选接近了。

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大专院校的校园选举，和全国大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点，我们就得了解整个校园选举背后的游戏，和当中的潜台词。

涉及校园选举的各个党团，其实都知道并了解校园选举的潜台词和规则。校阵固然和执政党脱不了干系，学阵和反对党的密切关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潜规则，学生本身也已经根深蒂固，对于学生来说，校阵就等于国阵，学阵就等于民联。这种观念已经代替了学生心目中原有的学生运动。除了观念上，在各阵营上的开支，也显现出各阵营都拥有各自的“后台”，如果说校阵各种各样的开销是来自国阵的支持，那么学阵所复印的大量全彩宣传品（这点连校阵都自叹不如），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多媒体，以及购买数量庞大的年柑，在学校派送，所耗费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各位看官心中有数。

现在的校园选举，已经演变成政党在大专开辟的第二战场。想当年马大学生会在60年代大选的时候登高一呼，提出超越联盟和反对党的第三选择，并巡回全国向人民解释他们的理念。这点，在现有的学生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了。和60年代学生运动相比，现在的学生运动给多时候局限于政党的意识形态，提出的政治论述有很深的政党影子。这点注定了学阵和校阵之间不能提出跨阵线合作，以学生运动自由和中立的立场来说，这点是相当可惜的。政党同时也把校园选举这个平台，当成培训未来新血的摇篮，让他们先经历小型的选举和操盘，以备未来之需。所以，我们看到各自阵营的领袖过后直径加入个别的政党，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由于校园选举已经变成政党的第二战场，因此，学生在校园选举的投票倾向也具有指标性。从校阵或者是学阵的胜选率，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意属那一个阵线。今年的校园选举，校阵虽然在主要的大专仍然执牛耳，只是失陷了马大和国大，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选票流向，那么我们会发觉，校阵的票数大大的流失。尤其是马来学生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倾向于学阵的。在大学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可以投票的合格选民。所以校园选举的成绩，对国阵来说，绝对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在首相纳吉高调的回应马来人选票已经回归之余，校园选举的成绩，几乎对纳吉当头敲了一棒，也敲了国阵的丧钟。

年轻选票在未来是决定全国政权属谁的关键票源。赢得年轻人者得天下，已经是一种政治趋向这点，在这里善意的提醒各个党团。

校园选举后记 - 慎思重斗争而轻论政的现象

校园选举终于落幕。在这里，首先恭喜成功重新执政马大和攻下国大的“学阵”，以及继续执政博大、工大和沙大的“校阵”，得以在未来一年里，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来服务学生。

重新审视这一届的校园选举，有几个变化和现象值得我们审视。首先是校园内的政治阵营愈来愈分明，所谓的“校阵”和“学阵”愈见壁垒分明，而且两方面的对抗这几年呈升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显示往年一向来各自为政的各大专的校阵，已经逐渐结合起来，以便对抗一早就形成坚固联盟的学阵。相对于学阵，校阵一向来都倾向选择在媒体上和宣传上保持低调，各大专之间鲜少联合发表文告。这一次的校园选举，校阵算是第一次走出旧有框架，第一次联合各大专校阵的力量，抗衡实力不断增强的学阵。

其二，在这一次的校园选举中，对敌人抹黑、上岗上线的举动算是到了极致。校园选举提名日前夕，爆发了所谓校阵上访马华寻求拨款和协助的内幕，学阵并出示了校阵呈上给马华的备忘录，对校阵严加指控，并指马华资助校阵59千作为竞选基金。事实上是，所谓的59千，其实是马华正副部长答应各大专学生组织筹办活动，但尚在等待部门批准的拨款，当中包括各大专的新春、中秋、训练营等，涉及的组织都是向学校合法注册的学会或者筹委会，绝没有一个学生代表或者是校园政治。这些拨款都是各大专的合法学生组织，通过合法途径向政府部门、部长和副部长申请的拨款，却被人蓄意扭曲为选举拨款。更可悲的是，备忘录中详细列明活动项目、活动日期、主办大学、涉及部门和款项，但是发文告者却漠视并蓄意避开这些重点。

这点，就一个学生领袖而言，是不应该有的政治操守并缺乏诚信。高尚的学生运动演变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变质了。

再者，现在的校园政治，已经不再注重政策的辩论，而只偏重于政治批斗。长期执政各个大专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校阵，这几年来除了成功为学生争取PTPTN 一巴仙的利息以外，并没有任何真正有影响力的大作。至于所谓的学阵，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废除了大专法令和恢复学生会，就可以解决所有大专生所面对的问题。这种过于一厢情愿的做法，还反映在他们的政治操盘中。赞成学阵立场的人，就是他们的朋友，就是亲学生，而持中立立场或观望态度的，就被无限上岗，成为亲校方的校阵。这种偏激的政治粉刷，和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简直一个模子出来，不是一个持正确政治观和开放态度立的学生应有的行为。

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所思所学，应该是如何带领国家和社会往更进步繁荣的阶段前进。因此学生代表理事会，应该是一个培育所，培养学生就国家施政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并且在校内内，进行小范围的政策模拟测试（policy simulation），来评估政策的可行性，连带训练校园里未来的国家领袖。可惜大专生都被选举游戏模糊了焦点，选举对他们来说高过一切。但是他们却忘了，选举的操盘可以让你胜选，但是并不能让你有效的治理校园（国家）。那根本是两码事。

在这里，劝勉各大专新上任的学生领袖，努力学会当一个有效、廉洁和有创意的政府，把学生带领到另外一个高峰。

校园选举沦为学生政客横行的平台

一年一度的国立大专校园选举即将在这个星期提名，下个星期投票。在这之前，各种各样的角力已经在平面媒体和社交网上展开。各界不多不少都存有一个疑问。说到底只是一个校园内的选举，为什么每一年都引起轩然大波呢？选出来的候选人既不会影响国家政权，也不会影响到广大的群众，那么到底校园选举的显著性在那里？

要解析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一窥校园选举的另一面。看似单纯、只是涉及学生的校园选举，其实背后都涉及党团的角力。我们在报章上时常看到，所谓的“校阵”（亲校方阵线）和“学阵”（亲学生阵线），其实只不过是一小撮人自我标榜并污蔑敌对方而取的名字。基本上两个阵营最大的分表，就是背后的支持力量，而没有所谓的校阵就是附和剥夺学生利益的阵线，也没有所谓的学阵就是维护学生和校方作对到底的阵营。因此，个别以背后的支持力量，各自称之为蓝派和青派，才是正确和比较符合事实的。

校园政治因此变相成为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角力场所。就这一点而言，两方面都看到国立大学校园选举的潜在价值。国立大专的学生都是党团未来的人才库。如果能在大学时期就可以植入党团本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那么未来要拉拢他们就变成轻而易举了。所以，国立大专选举异变成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角力，学生某个程度上成为党团的代理人，间中原因不言而喻。

近年来的校园选举，竞选高度已经不断的下降。所谓的竞选高度，指的就是竞选宣言和竞选纲领方面已经被学生忽视而不再被视为胜选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无止尽的谩骂，在电子媒体和社交网站不间断的互相攻击。面子书上的“大专内幕者”（Uni-breakingnews）网页，就充分反映了这个现象。当管理员不断在呼吁群组人把讨论议题聚焦在学生福利上的时候，换回来的只是更激烈的谩骂和批评。从面子书上可以看得出，校园选举已经沦为学生政客横行的平台。

在校园选举中，大家严重忽略了一个学生代表和校园领袖应该做的东西 。那就是：

如何改进学生在校园内的福利和生活水准？

如何带领学生走出象牙塔并增值，以便可以培养一批社会真正需要的大学生？

如何在学生力量薄弱，校园权利旁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左右逢源，带领大学生走出困境，改变现状？

学生在聚焦于口水战和人身攻击之余，并没有好好就以上三方面好好下功夫。在制定一个好的政策过程中，数据（Data）、背景研究（background study）、影响力（impact）和方法（methodology）都必须好好下苦工，那不是单凭牙尖嘴利或者是生花妙笔可以制定出来的。

奉劝所有欲竞选学生代表的学生，好好脚踏实地的研究和推出本身的竞选纲领。

请你们关心一下，如何帮助校园内的弱势群体，如来自东马的学生，每一年回乡的飞机票都花上他们大量的贷款（PTPTN），让他们不胜负荷。

请你们想想看，如何让大学成为一个更“绿”更环保的环境，让大学生成为社会的楷模，带头提倡环保。

请你们想想看，如何更有效的促进种族和谐，国民团结。

请你们想想看，如何帮助国立大专生和世界接轨，让我们的大学生更有竞争力，以便和在全球化时代重，和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争一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