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推翻了路易十六世极权统治的君主立宪派，推出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那是整个欧洲民主革命中所颁布的纲领性文件。远在当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已经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迫压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同时也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过后，人权宣言又做出进一步修改，宣布“社会结社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提出主权在民的概念。这就是现代公民意识和人权的萌芽点。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更完善的诠释了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其中包括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独立的宪制国家，无一不把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立国精神，成为国家最高法律 – 宪法的一部分。我国并不例外，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中，也阐明了公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那些新兴的国家，许多在独立后就罔顾立宪精神，而往往在独裁者或者政治强人的统治之下，开始收紧公民的自由。当中包括立法限制公民结社的权利，或者以执法单位，取缔任何进行政治示威或者游行的群众。无独有偶，他们的藉口一般上都离不开国家安全、社会安宁以及避免经济发展受影响。

独立逾半个世纪的马来西亚，也脱离不了这个循环。我国经历了513事件过后，开始收紧公民自由。政府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下，起草并通过新的宪法第149条，以及宪法第10条文（二）。宪法149条和第10条（二）允许政府在国家面对动荡的时候，立法控制这些状况。而在宪法149条文和第10条（二）下通过的法令，并不受宪法第10条文（一）的约束。政府以宪法第149条文和第10条（二）作为基础，通过了许多有争议性的法令，当中包括内安法令、煽动法令、警察法令等等。

那么，在宪法里同时拥有“公民自由权利”和“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下，其实，造成我国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那就是法治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矛盾。我们举一些例子，会比较容易明白。譬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在街头和平集会，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理应不可以受到质疑。但是，“警察法令”却阐明，任何超过三个人的集会，必须得到警方的批准，否则就是违法。而我们不能单方面否决“警察法令”，论其为违宪，因为宪法确确实实赋予这个法令合法的地位。

那么，到底集会算不算合法？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诠释宪法的层面，才可以解答。

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法律和宪法的诠释权一般上都是在执法人员的手中。所谓合不合法，一般上由执法单位，或者是内阁部长说了算。马来西亚的内政部长，在这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生杀大权，甚至连司法权都不可以过问。这点，在一个成熟的宪制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在成熟的宪制国家里，宪法诠释权分别由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所拥有。行政权是制定法律的单位，它在拟定法律的时候负责设立整个框架。那是第一诠释权。至于司法权，则抱有对法令进行司法复核的权利。任何违宪的法律，一般上都逃不过司法权的眼睛。这是在三权分立的精神下，防止行政权滥用越权（ultra vires）的安全扣。

至于公民拥有的宪法诠释权，其实指的就是公民意识。公民对本身所可以行使的权利了解多少，对法律制度的明白有多深，决定了行政权立法和执法的态度。别忘了所谓的行政权 – 其实就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的执法意向，逃不出人民的要求和思维方向。当人民拥有高度的公民意识的时候，官老爷们要糊弄人民可没这么容易。政府修订的任何法案，间接摊在人民的眼睛之下，形成一种制衡。这种制衡，在选票的考量下，随时比法庭来得更有效用和约束力。公民意识强大的社会，其法律，除了用来规范人民的行动，将会强调更多公民权利和社会特质（social characteristic）的内涵，并且逐渐剔除防范性的法律因子，赋予人民更多的信任和自由。

当宪法的诠释权一分为三的时候，所谓的集会合不合法，就不是由警方片面说了算。人民应该和警方拥有相同强大的诠释权，而不再由警方一手遮天来评定集会到底合不合法。那时候，我们将可以看到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届时，集会可以很和平的。

届时，示威可以很潇洒的。

届时，游行可以很幽默，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