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B的本份是什么？？

近期翻开报章，关于全国大选的新闻几乎占据了国内版一半以上的篇幅。全国大选就算不是近在眉睫，想来也是不远矣。

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在地方、州属和国家阶层里有各自的议员来进行相关的立法工作。由于大选将近，在这里，让我们谈谈民选的议员之职责和角色，一边选民可以做个相关类比，投下正确的一票。

普遍上，当我们谈到YB（议员）本份和责任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总是看沟渠、指路灯、给拨款、走（政府部门）后门，或者在报章上和敌对议员展开骂架等等。以上这些问题，几乎非民选议员而不能解决不可，因此我们可看到了许多议员在完成这些工作后，都很自然的召开记者招待会，昭告天下其为民服务的精神。

但若我们深思片刻，或许我们就会发觉，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原本就不应该是立法议员的主要工作。在民主制国家里，政府体系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个就是民选的“政治-议员”系统，另外一个就是“行政-官僚”系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公务员。民选的议员，分为后座议员或者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负责制定国家政策大方向，后座议员则在议会里负责辩论、审核以及监督内阁所提出的政策，而执行和后续工作，应该由公务员负责。

在这个关节上，我国的民选议员和公务员的角色甚为含糊。有权势的议员（比如较为资深的，或者是内阁成员）时常跃居公务员之上，并法外立法，以本身的权利和地位来改变公务员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后门捷径。相反地，对上“小拿破仑”公务员，民选议员只好做中间人为选民解决问题。这些逾越官僚体系的做法，固然源于公务员不专业的操守，但更多时候，是许多YB本身为了自己的政治议程，而对公务员施加政治压力，务求他们为本身的意志服务。而这已经严重的违背了YB本身监督施政的角色。

结论（一）YB请自我约束，切莫操纵法律和条文，越职滥权。

至于论证方面，YB本身理应代表选区选民的利益，在国会里确保所通过的政策维护了选民的基本权益，过后再进一步的为本身的选民扩大政经文教的蛋糕，改善生活素质。但是马来西亚的YB，一般上党性是强过人性的。这是嘲讽民选议员在立法议会里面只以政党本身的立场和决定为依归，而忘了选民的需求。有些YB甚至连功课都没有做好而无法就课题作出建设性辩论。曾经有某政党领袖在308大选惨败后大力呼吁选民选人不选党，以便和霸道专权的盟党切割，提高本身的胜算。这种说法根本就是矛盾，在候选人本身不能脱离政党意志维护选民利益的时候，试问选民怎么可以不考量所属政党的政治立场呢？

结论（二）YB本身应该专业论证，在维护选民的利益上超越政党本身的考量，并且对所需要应对的课题做深入研究来应付策论。

总结而言，我国现有的YB，离真正的专业仍然有一段距离。在此笔者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之前财政预算案里增加YB津贴的法案，应该给予通过，不过应该做出小小的修改，那就是津贴应该被强制性作为聘请国会研究助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一台iphone已经可以代替负责安排行程的秘书，YB需要的是真正的幕僚，可以为他就各种议题做研究和数据分析，这样，YB策论的素质才会提升，才能回归本份。

苹果成功之道值得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借鉴

一代苹果教主乔布斯就此殉落，让人们对这位结合科技和美学的奇才感到无限唏嘘。

回顾人类的电脑发展史，乔布斯和苹果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子。如果没有苹果，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 PC），电脑界面也不可能从单调苦闷的文字界面，转换为用户图画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更不可能有后来革命性的网上歌曲库，结合了音乐播放机、手机和电脑为一体的手提电话，以及现在风行的平板电脑。

以上的革命性产品，固然影响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影响力远不如乔布斯把生活文化和科技粘合起来的贡献那么大。回顾乔布斯的生平和其企业管理文化，绝对是典型的“英雄造时势”的企管和研发模式。乔布斯所推出的产品或科技，对行内人来说是一种革命，对普通消费人来说，则是惊艳。蓝海策略在乔布斯身上，发挥得淋漓至尽。

我们以手机来说。在苹果iphone崛起于市场之前，执手机市场牛耳的是诺基亚，手机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块荧幕和多按钮键盘的结合体。Iphone推出市场以后，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手机的刻板印象。其独特新颖的手控模式 – 凭手指扫弄就可以翻过页面，或者放大缩小图片，让人们为之疯狂。间中的关键点是，人们一旦已经习惯了这种手机操作模式，那么诺基亚、新力等多按键的手机，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客户。更可怕的是，其他手机生产商为了争取这批客户，也不得不跟随苹果的步伐，发布拥有同样操作模式的手机。

苹果的商业策略，就体现了蓝海策略的极致 – 不在拥挤的商业空间内以削价战、赠品、等传统商业技巧打败对手，而是直接让对手无法挤进市场的主流，让他们在消费者眼中变得无关痛痒。这就是乔布斯厉害的地方，对手只能跟着你的尾巴，被你牵着鼻子走，就犹如太极里的云手，慢慢的、一分一毫的把你拖垮。诸不见无论是宏达（HTC）还是三星（Samsung）的智能手机，无一不像苹果手机的翻版，苹果推出任何的新产品，他们就会有相应的产品来对抗。无论他们的手机的科技如何先进，他们还是身处苹果创造出来的潮流，只能随波逐流，而无力反抗。

回首马来西亚的经济，其实以瓶颈来形容它一点也不为过。我们主要以代工制造业和石油、原产品作为我国的经济支柱。这两个行业严重依赖我们的商业伙伴 – 主要是美国、欧盟和中国。当美国、欧盟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国经济一样的也会进入寒冬。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就必须从原有的红海经济跳出来，往蓝海进发，学习苹果的精神，以创造潮流为重点发展方向。

在蓝海策略的模式下，制造业不可以只是做低端代工或者是制造半制成品，必须加速转型，以研发为主流。至于矿产和原产品，马来西亚固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石油，也是世上数一数二的橡胶、棕油出产国，但是其经济效应却不高，那是因为我们只停留在出产的阶段，却没有大规模的涉猎下游工业，比如石油提炼、天然气液化，或者是棕油加工等等。下游工业是把原产品转换成制成品的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产品的潜在价值就会通过加工的被释放出来，经济效应远超纯原产品出口。

随着全球经济在美国和欧盟的影响下而可能持续衰退，马来西亚有必要居安思危，重新规划本身的经济，这样才有望安然度过这一次的经济不景气

再说回教国 – 朝野都必须附上责任

无独有偶，每一次当大选谣言四起的时候，回教国课题总是会成为政治箭靶，被朝野双方当作攻击政敌，或者获得政治筹码的武器。回教徒国民固然被朝野双方的回教国立场搞到头昏脑胀，非回教徒国民也被这个政治课题糊弄得乱七八糟，到底怎样才算是回教国，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大家都没有谱。

那么，怎样才算是正宗，和世俗国不一样的回教国呢？环看世界各国，以回教最为官方宗教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被称为回教国的，却少之又少。那是因为单单只是把回教设定为官方宗教，并不足以让一个国家变成回教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回教国，一般上必须要几个特征。第一，回教作为一个官方宗教，对比其他宗教，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回教无论在宣教、社会地位、政府资源方面都被赋予绝对的优势和地位，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其他宗教绝不可能和回教平起平坐。其二，回教融入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机关文化基础。所有的官方系统操作、活动甚至日常管理，都无可避免的出现回教因子，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其他宗教的元素。

除此以外，一个典型的回教国，回教在教育方面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回教历史、回教教义是学生的必修科，宗教教学是正课的一部分。最终极的回教国，还会实行几百年前在回教圣城麦加实行的回教刑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二十一世纪实行这种过失、刻板的回教刑法近乎残酷，并不符合现代人权观，兼之两性权益在回教刑法里严重不平衡，妇女在回教家庭法律、司法和政治制度下，几乎没有任何的地位。因此时常引人诟病。

如果以以上的标准来衡量马来西亚的回教国进程，我们会发觉一个令人乍舌的事实，那就是除了回教刑法，我国几乎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回教国。无论在教育、社会活动、政治等等，无一不被回教化元素渗透和攻占。这个事实，我想朝野双方在操弄回教国课题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的把这个事实说出来。那是因为，今天马来西亚回教化程度之深，朝野都必须附上责任，谁都没有资格指责对方是婊子，都没有道德基础指责对方是出卖族群的傀儡。

要知道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英国世俗自由的风气在国内依然蔚然成风。那时候，穿戴头巾的回教徒妇女简直就是奇葩，上街的时候不被人投以奇怪的眼光才怪。但70年代敦马当政的时候，回教化元素开始在政府机关里实行，并且如病毒版快速的蔓延到教育、媒体、社团等领域。这是整个马来西亚世俗社会的转泪点。从此世俗元素不断退减，而宗教元素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308大选过后，基于马来人成为指正中央的关键，回教课题更被双方多次利用，成为攻击敌人的把柄。

回教最为一个宗教，错误的被朝野双方利用，作为竞逐马来人选票的工具。朝野更彼此进行回教化竞争，看谁比较回教化，并自认这样就可以赢得更多马来人选民的青睐。更可笑的是双方几乎马不知脸长，却在那里互相指责对方是千古罪人。实则这种政治纷争实无助于捍卫马来西亚世俗国的地位。执政党如果要取信于人民，那么应该回归本位，扭转回教化的趋势，让教育回归世俗，让宗教回归自由，让社会往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塑造一个良性的法制社会。这样，反对党固然无法操弄回教化课题，更不惜更换方向，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政治方向，才符合全民的利益。

政府需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才可以有效执政？

马来西亚政府自独立以来，执政党都成功在全国大选中囊获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多数议席，唯独在308大选栽了一个跟斗，失守这个政治心理防线。

我把“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称之为执政党的“政治心理防线”（supplementary），而不是一个实质、可以提高施政效率的“政治必需品”（physiological needs），源于西敏寺国会制度的游戏规则。在西敏寺制度的国会里，一般上任何法令，或者需要国会复核的人事任命或者外交条约，甚至年度财政预算案，只需要简单多数票，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员支持通过就可以了。唯有修改宪法，才需要三分之二绝大多数票，来通过宪法修正案。

这么一个设定，有其硬道理。首先，宪法是整个国家的根本，整个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运作模式和权力分配都是宪法条文决定的，地位至高无上，因此绝不可以轻易修改。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涉及修改宪法条文都必须三分之二立法议会议员的同意才可以通过。这是避免宪法受到执政党的任意涂鸦，甚至通过另外一部新的宪法，胡乱修改国家体制以达到一己私欲的目的。

至于国会法案和财政预算案，由于那是维持国家运行的重要工具，一旦这些法案不被通过，国家可能会陷入瘫痪以至不能运作 – 包括公务员没有得到薪水、各种法令无法按预定时间实行、政府制定的政策卡在立法机构等等，因此为了避免党派之争而导致以上的局面出现，国会法案通过的门栏，只是设定在简单多数。

立法权和宪法修改权，就是在这么两个数字游戏低下，撑起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治平衡。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可以凭本身的多数议席有效执政，创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但是权利不足以大到可以修改宪法，改变国家的制度。任何的法案或者政策，都必须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实行。历史上我们看到不少一党独大、甚至崇尚独裁体制的国家，都不断的修改宪法以达到维护本身政权的目的。他们可以骑劫宪法，关键就在于他们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权利，因此可以通过修改宪法，再通过原本不被旧宪法允许，却在新宪法之下合法的法令。

类似以上的例子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屡见不鲜。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后，前前后后通过四个版本的宪法。就以1975通过的第三部宪法来说，由于该宪法产生于文革时期，大量的文革语言进入宪法。该宪法保留了极为简单的公民权利条款，删除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并大量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强烈的文革色彩。这点摧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宪法里高度注重人权(例如“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自由迁徙权，罢工权等条文)、分权（例如全国人大的设置，内阁制，国家元首统帅军队）的条文荡然无存。这一切都源于执政党牢牢控制立法议会，因此可以为所欲为。

同样的，马来西亚的状况虽然没有中国那么糟糕，但是执政当局通过修宪划分选区以便有利于自身政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公民意识逐渐普遍的今天，笔者认为，无论是国阵还是民联当权，在州属或者中央政府的阶层，执政党都不需要三分之二绝大多数议席，这样只会滋长他们的野心，让他们为所欲为。在公民社会的制衡下，任何修宪案只要有利于民，朝野都会给予共同的支持，就如当国阵政府在90年代取消皇室成员司法豁免权的时候，在野的行动党也一样投赞成票。这样的一个政治取向，才是符合人民要求的。

鉴于全国大选相信将在不久后来临，因此，人民有必要以本身的一票，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在这里，笔者也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尽你我的责任。

话说槟岛廉价屋的故事

当我们在讨论增建廉价屋课题的时候，有几个因素是必须探讨的。首先是“居者有其屋”的原则，那就是廉价屋必须是低收入人民负担得起的。其二，就是新建的廉价屋的地点，是否可以支撑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之生计。其三，就是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的潜在价值。

这三者其实互相挂钩。怎么说呢？站在现实经济考量的角度，房子的价钱很大程度上是地皮价格转嫁过来的。因此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绝对不可以贵，不然唯有靠政府津贴才可能把廉价屋的售价压低，但是这种做法长远来说其实不符合经济原则。而廉价屋居民居住的周遭环境，经济消费一定不可以高，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谋一份工作，或者做一点如小贩、杂货等小生意，来维持生计，这点才符合长治久安的原则。

在国家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过程中，许多城市附近的土地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主要是围绕着该地区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把地皮的价值释放出来。雪州的蒲种、吉隆坡的蕉赖、槟城的亚依淡发林新市镇，当年曾经是缺乏规划的新村，不然就是自耕的农耕地，居民以低收入者为多。时至今日，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新颖的卫星市，甚至已经渐渐转型成为高档住宅区。

因此，我们在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城市地区建造廉价屋，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一来，城市地区消费高昂，对廉价屋居民来是一种奢侈的花费，二来，城市地区的工作机会和条件，对受教育不高的低收入人民来说，是一个高不可越的门栏，而可能出现虽然居者有其屋，但是却面对事业，生活无以为继的局面。三来，在城市地区的地皮拥有很客观的经济潜在价值，如果贸贸然就用来兴建廉价屋，那么对州内的经济发展来说，可是一个绊脚石。这些因素，我们都必须一一考量，而非单考虑选票的作用和搞民粹政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规划廉价屋的兴建呢？我们以槟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廉价屋议题来做一个案例研究，思考一下解决方案。槟城的槟岛地皮，平均价格是全马最高的。当中我们不能否决有投机炒卖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是槟岛的土地有限，外加高度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世遗城市的地位，这都是造成槟岛地皮水涨船高的主因。因此槟岛的城市地区，间接来说，已经不适合建造廉价屋。

这时候，我们应该把眼光转向其他地区，如巴都家湾。回顾槟城发展的历史，在70年代的时候，槟城发展之父 – 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佑其实也是以这么样的一个思维，解决人民的房子问题。那时候的槟城刚刚失去自由港的地位，工业区仍然还在规划中，岛民的失业率高企，根本没有能力负担市区的房子（1970年代的市区，主要指码头一带，丹绒地区）。林苍佑选择在打抢铺（那时候的亚依淡打抢铺，已经算是郊外了，周围是一片园林）新建高密度的廉价组屋，作为市区低收入人民的遮顶瓦。

这种迁移城市低收入人民到郊外的做法，除了可以让他们拥有本身的小房子，也把他们迁离城市的高消费，在新地区建立他们可以负担的经济圈子。诸不见槟岛打抢铺的吃喝住，在四十余年过后，仍然是槟城最低消费的地区之一，也符合该地区人民的经济能力。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把廉价屋起在巴都家湾，我们除了帮助低收入人民重新建立他们的经济能力，关键是，这种做法实乃一石二鸟，除了以上考量，其同时也将带动人烟稀少的地方发展起来。政府在郊区兴建廉价屋之余，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必须花时间规划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发展，一定要符合低收入人民的需要，并且制造符合他们学历、社会经验的工作机会，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重组、建立一个全新、适合居住的社区。

当然，很多人都在质疑，迁移是否会造成迁者失业，或者远离他们原本的习惯的生活风貌，我想，如果居住环境可以从原本的狭小、拥挤的空间，换成一个正式、舒适的空间，转换环境的等价，还是划算的。地方政府可以在交通方面下一点苦工，让他们可以穿梭两地，那么，相信有助减低搬迁的阻力。

槟岛的廉价屋不要与廉价屋的本身，而在于政客的争执。我想，在人民的利益大前提，政客们应该抛开歧见，共同携手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民。

《利比亚模式》的全球资源争夺战

利比亚狂人卡达菲在革命军攻入利比亚过后，政治生命已经开始倒数。接下来狂人的命运，只能任凭革命军和其背后的影子 – 美国和北约的盟友操控。各国在利比亚的各种经济利益，也将重新洗牌，是福是祸，现阶段实难有腹稿。

和狂人的下场和利比亚未来唏嘘的命运相比，这一次美国和北约盟友推翻狂人政权的模式和手法，却在政治学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在人类发展史上，可能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而成为政治史的分水岭。这一次利比亚政府倒台，有别于以往西方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模式。美国在颠覆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的时候，靠的是强大的军力，以空军、海军辅以地面部队，派遣士兵到该国直接涉入战场。这一种模式的后遗症让人望而生畏。除了必须杠上阿兵哥的性命作为赌注以外，所涉及的天文数字也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让大家轻易明白这种战争的耗费量是如何惊人 – 美国一个月在伊拉克所花的军费大约是120亿美元，截至2008年为止，美国总共在伊拉克战争中你花了6070亿美元，大约1千亿美元一年。可能读者对一千亿美元的概念还相对模糊，我们和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应该也是造价最高的建筑物）- 杜拜的哈里发塔做一个比较，它的造价也只不过是15亿美元。在伊拉克一年的花费，足以让美国每一年建造67个哈里发塔。

强如美国，也抵不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黑洞。发动战争的本意原本是要掠夺并支配该国的经济资源，但是伊拉克的例子证明了这个方法是亏本生意。因此在利比亚，我们看到了美国和北约发动了新的资源争夺战模式 – 也就是亚洲周刊作者张洁平所曰的《利比亚模式》- “政治反对派发起内战+西方军事干预”。在新的模式里所有的颠覆活动由亲西方的反对派发起，美国和北约只是负责支援 – 如派出无人战斗机和侦察机进行间谍活动或者定点攻击，又或提供军事训练和数据。这种模式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又不涉及本国士兵的安慰，不必担心承担国内政治责任。

相比起低廉的军事和政治成本，美国和北约盟友在《利比亚模式》之下的经济回报获利丰厚。革命军在占领的黎波里过后就迫不及待论功行赏，并声称那些不支持利比亚革命军的国家将难以获得新政府颁发经纪合约。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相反地美国和北约在这场资源掠夺战中一枝独秀。利比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一旦利比亚新政府全面倒向美国和北约盟友，那么整个世界资源版图将重新洗牌。

地球的资源争夺战也随着美元的波动而展开更激烈的博弈。美元在经历了次房贷和信用评级调降过后，已经不再是国际贸易中的“铁”货币。在美元疲软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许多持有美元或者美国债劵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都开始对美元产生信心危机。在美元分分钟可能变成废纸而造成本国财富蒸发的情况下，把手中的美元转换成“可持续性保值”（sustainable value）的实质资源，成为了各国的首要目标。什么是可持续性保值的资源呢？黄金、稀有矿物、石油、高科技技术就是其中的例子。一般上富国都通过并购别的国家的企业来达到控制这些资源的目的，如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就通过并购阿根廷Bridas公司，收购加拿大油砂生產商OPTI来达到控制石油份额的目的。控制了这些企业，等于控制了这些企业底下所拥有的油田、矿场、专利等。

但是所谓的收购、合并、联营等资源争夺模式在美国的《利比亚模式》之下，一切都成为废话。无论今天您在利比亚拥有多么大的财富，只要美国发动低成本的《利比亚模式》内战，一切都重新洗牌。亲西方的政府上台，一切收归国有，任你在该国占据收购了天大的财富都会付诸东流。基于《利比亚模式》的低成本、低风险和不必附上内部政治责任，远远比伊拉克入侵等战争来得更划算也更容易，可以预见的美国和北约在思考全球资源争夺和再分配的时候，这么模式将会不断的重现，直到它们满足于本身的战略目标。

在“后美元”时代，资源将会是各国眼中的肥猪肉。在不久的将来，当货币贬得如同废止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就在于它控制多少的资源。《利比亚模式》激发了一个更狡诈、更激烈的全球资源争夺战，利比亚狂人下台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更多的接踵而来。。。

思索我国的未来道路

说马来西亚处在政经文教的转变期其实并不对。更贴切的说法是处在十字路口。在国家重要领域方面，政府基于政治和现实考量，一直对前路举棋不定。踏入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世界格局的改变比以往更加剧，更让人眼花缭乱。政府的举棋不定，其实让我国在改变的步伐中逐渐落后他国。

在政治上，政府一直对本身的施政缺乏改变的决心，相反地只一味依靠警力来维持表面的和谐，或者是通过平面媒体粉饰太平，以达到感觉良好的效果。事实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媒体普及的当今世代，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出网络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第三只眼，政府和网络媒体或公民社会的抗争中，其实渐渐处于下风。以中国作为一个例子，过往共产党的宣传部是全中国媒体的太上皇，其权威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务院总理。但是在近期的温州高铁意外中，微博、新浪等成为了资讯缺口。传统报章都以另类的标题和迂回的报道方式，来抗拒中宣部要求统一报道，报喜不报忧的要求，实来一场非暴力不合作。中宣部的权威控制从此大江东去。

中国共产党对公民社会控制力的崩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马来西亚政府在政治这个十字路口，必须选择拥抱公民社会，或者以权威体制和老拳对抗之。

在经济上，这个年头注定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美国的金融虚拟经济已经泡沫化，紧接而来的是不断上升的国债和经济的衰退。占据美国主要经济总量的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空手套白刃的经济系统，也就是所谓“无中生有”的虚拟经济，和生产实物（或服务）的经济系统比较，虚拟经济注重的数字游戏，而不是生产，所以在面对信贷危机的时候，根本止不住崩溃。我们把欧洲两大强国 – 英国和德国做一个比较，就会发觉，长久以来以金融作为主体经济的英国在这一波经济风暴中几乎被打垮，相反地，以实物、知识、生产为主轴的德国，虽然不能再金融风暴中获得幸免，但是依然步伐稳健，国民经济相对稳定。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稳健的国民经济体系，靠的是脚踏实地的生产，依赖的是知识产权和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出社会转型需要的人才。马来西亚政府在经济这一个领域，有必要思索，如何从现有以蓝领外劳为廉价劳动力，充当第一世界国家代工工厂，兼以恩庇政治为经济考量的体系，转换为知识型经济。政府在制定经济规划的时候，时常受到土著右翼分子的左右，惯常在绩效制和固打制之间摇摆不定，也无法走出黑箱作业的死胡同。那是一种害怕“顺得哥情失嫂意”的心态。虽然当权者明白恩庇政治底下操作的经济黑箱无异饮鸠止渴，但是基于选票和本身朋党利益的考量，而不得不作出违反经济常理的政策。这点，政府需要思索，如何重新定位本国经济，如何在这个经济动荡的年代活出自己的特色和卖点，以便经济可以持续成长。

无疑，这个年代是最艰苦的转泪点。人民是国家的磬石，应该由全民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把前途系在政客身上。思索国家前路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人民的共同意志下，我相信，当权者的施政路线，会更符合人民的要求，国家才能一体化的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