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上,新兴的亚洲国家都遵循一个固定路线来推行国家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首先从农业国家往工业国家转型,在这个阶段政府会提供很多优惠给愿意设厂的外国公司,甚至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外资的亲睐而牺牲环境卫生、人民健康等。这一波发展带来的第一桶金,就会被转移来进行基本设施的发展,建设完整的公路网、水供、电供、通讯、网络设施等,再进一步以这些优势来争取更多更高阶的外资。同时政府也会大力投入国民教育建设,为未来“软实力”的竞争做准备。
这种发展路线,会有一个瓶颈,那就是随着基本设施饱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低廉的设施和劳动力不再成为该国的核心竞争价值的时候,那么外资就会开始撤离,到另外一个刚要起步的国家设厂 – 情况就和蝗虫肆虐一般。这时候,要持续发展下去,要么转型打造出国家本身的核心竞争价值,如旅游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再不就是工业、产业再升级,把原本的低阶工业,提升到高科技工业领域 – 情况就如当年韩国三星由代工工厂转型成今天世界级的电讯业巨子。
那回看马来西亚,情形是怎么样呢?
马来西亚的情形,笔者用吊诡来形容。
自70年代马来西亚发现石油开始,政府无疑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发展国家,马来西亚也迎来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济起飞、基础设施发展蓬勃的欣欣向荣。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开始摆脱种植业作为经济火车头,展开工业国的脚步。在工业化顶峰时期,国产车成为国内的主流交通工具,是国民的光荣,而槟城头顶“东方矽谷”的美誉,成为美国的岸外半导体制造中心。这万万不是台湾、新加坡、泰国等所能望其项背的。
但这个景象其实只是回光返照。工业化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量输入领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可以在人力成本因为国民生活水准提高而飙涨之余依然维持廉价,这时候,台湾已经开始限制引进外劳,并强制企业转型,把生产线全制动化 – 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升级。而形形色色的国产消费品,包括国产车、电器等,在经历了一波人民狂热的爱国情绪购买后,销售量开始走下坡。面对厄境,国企并没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反而通过关税限制来限制舶来品的销售空间,保护本身的市场份额。外劳和国企无法进行产业升级这两个因素,注定了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将面对无以为继的局面。由于本地工业无法自我升级,因此原本计划由城市工业化作为驱动器,继而扩散到乡镇地区的发展涟漪效应也就此断绝。这也标志着我国乡镇和城市地区的贫富差距开始无限制扩大。
在政策上,政府被逼持续投入更多资金来扶持那些竞争力低的国企,同时开辟第二道路 – 纯粹的大型发展计划(mega project)来推动我国经济。当然,没有名言的是,这第二道路其实是执政党供养朋党的饲养场。许多土地、发展计划都通过闭门方式直接颁给执政党的朋党公司,作为他们的报酬,也顺道作为政治利益,把他们在党内政治绑桩,以便把自身的势力再扩大。吊诡的是,虽然执政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都以发展牌作为核心竞选宣言,但是过去53年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失衡的发展,城市地区因为朋党的计划而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乡镇地区却几乎没有任何转变。原因无他,当执政党发觉它在城市面对公民意识高涨、高教育程度的选民越来越难讨好时,确保乡镇地区依然牢牢受控便是首要的政治任务,以确保执政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这些都通过限制资讯流通、拖缓地方发展等变相愚民政策来达致目的,确保它们永远是执政党选票的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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