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29, 2012

国阵和回教国的纠结


其实,我对国阵的回教国立场之反复,感到十分的费解。

作为带领我国获得独立的政治联盟,国阵(联盟)在奠定我国作为开明世俗国方面立下了不朽的贡献。在共产运动和民族主义复兴的50年代,联盟在开国的阶段,排除万难的确立了我国是一个包容各族、各宗教人民的国家,并极力捍卫人民的宗教自由。这点,毫无疑问的,联盟的先贤,包括东姑、敦依斯迈、敦拉萨、陈祯禄等应记头等功劳。

但是这个亮点,却在国阵接下来的执政的路途上,渐渐蒙尘。国阵上一代领袖开明、有远见的遗风,并没有随着政治的交棒而传承到新一代领袖身上。在新一代的巫统领袖身上,从马哈迪开始,国阵最大的政治遗产 –  世俗国体制却时常变成政治博弈的筹码。无论是随着伊斯兰党于80年代伊朗回教运动复兴后崛起而推出的政府体制回教化政策,还是1999年因为巫统分裂,为了和伊斯兰党竞逐马来选票而在929宣布的回教国,到阿都拉的回教文明,和进来纳兹里否认我国是世俗国的言论,无一不把国阵(巫统)的创党价值观典当掉。

和民主行动党或者公正党相比,国阵有更多的历史价值观和底气,理直气壮的捍卫由国阵先贤确立的世俗国体制。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国阵更多时候只能随着回教党起舞。如果说原本国阵和世俗体制是一场正当的婚姻,那么很显然的,现在的国阵正在和回教国体制搞着婚外情。难堪的是国阵内其他摆着门面的友党,很显然的在巫统出轨的时候,它们就腹背受敌。

如果拿国阵和民主行动党对比,民主行动党自308大选以来,就以一边观望一边合作的姿态和伊斯兰党在政治上结盟进而共组政府。他们抱着伊斯兰党内新崛起的开明派系可以有朝一日改变伊斯兰党的宗教本质的希望,加上大约稳胜的20席国会议席为筹码,和伊斯兰党开始了一段即暧昧却又互相防范的合作关系。放在其他意识形态分明、两党制的国家里,这种合作关系早就给选民唾弃了,但是放在马来西亚,眼看了国阵内巫统独大,继而被彻底边缘化的马华、国大党等人微言贱的处境,选民在这种奴隶关系和民行-伊党的即暧昧又防范关系之间的抉择,其实不难预测。这也是任马华反回教国的政治运动响彻云霄,也无法获得广大选民认同的原因。

一个政党最珍贵的,不是政权,而是政治合法性。国阵的政治合法性,在于捍卫先贤创立的世俗国体制。这点,应该是国阵在推动政治运动中最大的卖点,而不是随伊斯兰党起舞,在回教国课题上大搞出轨婚外情。

Monday, October 22, 2012

胜与败并非最后的归宿 – 校园选举后记


校园选举经已尘埃落定。每年这个时候,大家的关注点总是停留在到底校阵还是学阵赢得更多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掌控权。不过,今天笔者想把专注点转移到校园选举的“人”身上,而政治方面,我们暂且轻轻带过。

一场选举的素质,以及学生代表理事会执政过后的政绩,都取决于当初竞选的候选人。曾几何时,成为校园选举候选人,当选学生代表,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发掘候选人以及成立竞选队伍方面,都面对了一定的难度。这与学生代表理事会权利日渐消退固然脱不了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现今学生代表理事会给人的就是一种纯政治印象,这就真的让人望而却步了。

一个代表全体大专生的组织,等同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学生代表理事会涉足政治和社会课题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在马来西亚这种任何人和事都是政治挂帅的国家,学生代表理事会也无可避免的必须要选边站。环顾今年的校园选举,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竞选中强打的课题和竞选口号,竟然与国阵民联惊人的相识,这点不但没有办法为各阵营的候选人加分,还凸显了候选人没有独立思想,缺乏专业操守和创意。

笔者引介欧美澳知名大学的学生会和政党的关系做一个引荐,让大家参考。在国外的知名大学,政党在校园内会各自成立自己的支持者俱乐部,如牛津大学的工党牛津大学俱乐部,诺丁汉大学的保守党大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在大学内被给予足够大的空间,来宣传本身政党的理念、活动,以及招揽党员。而学生会在政治上绝对是超然的。在大学的角度来看,学生会是管理层,负责管理校园内的宿舍、巴士、餐厅甚至酒吧。在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群杠上社会责任的群体,学生会内设有妇女事务部、弱势群体发展部、环境研讨部等等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推动环保、绿色能源等,以及致力于性别平等。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政府政策深入研究,以便形成有效的监督,甚至可以反建议比政府更好的施政。至于在学生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生代表们就是专业的化身,是校园的行政总裁,是真正的领导者。

回看马来西亚学生代表理事会的素质,我们只流露于表面的政治斗争。至于争取学生福利方面,也越来越倾向政治化的民粹。再这样下去,它将丧失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平台,是不可能获得高素质人员(候选人)的竞逐和参与。在这个关口,胜负已非最后的归宿,如何重振学生的素质,以及重塑学生代表理事会的角色,才是王道。

再谈谈槟城和全国的廉价屋


今天,想谈谈马来西亚房价的问题。那,我们从全国平均房价最高的槟城开始谈起。

每当我们研究房价和人民对房价负担能力的时候,问题总会围绕着几个方向兜转 - 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什么价格才算是可负担的房价?如何解决房价高出人民整体收入太多的现象?

我们以槟城的槟岛做为一个切入点,那么情况会看得比较清楚。槟岛的房价高,最致命的是它的地理和区域城市定位因素。槟岛是行政中枢、区域金融中心、国际旅游都会、跨国高端工业集中地,城市化将无可避免的造成原本淳朴的都市加速的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的国际化。那是历史上所有城市发展史所经过的相同道路。商业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房地产的价格无可避免的将直线上飙,除了市场开放而引来的炒作活动,整体城市在价值链中的上升过程中,房地产由原本的平民消费主导变成商业消费主导,也是主因。

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房价呢?真正合理的房价,其实建立在人民的购买力身上,而不是纯粹房地产的价格。举个例子,今天槟岛一间三房式公寓的售价大概是四、五十万左右。槟岛中产阶级家庭的月入大概是四千到八千左右。相对比较,房屋的价格其实已经到了中产阶层所能负担的临界点。就这点而言,槟岛的房价其实并不算可负担。真正可负担的房价,应该徘徊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平均每个月家庭花费在房产的支出,应该不可以超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银行贷款的负担期,不应该逾越本身的退休年龄。

那我们要如何解决房产价格过高的现象?现在一般的处理方法,都是由政府出资建中、廉价屋(所谓的“可负担”房子),或者立法强制发展商在发展高端房地产之余,也必须同时承建固定数量的廉价屋。这两种方法在现今蓬勃和开放市场交易中已经不见得有效。原本应该利惠低收入阶层的廉价屋,在市场利益之下,若不是转眼间就被转手卖掉赚取差价,不然就是无法输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要制定出更全面的国家房屋计划,那么我们必须把解决方案的定位,从压制房屋市场价格,转为提高人民的收入,或者营造新社区,从这两方面着手。马来西亚的发展带来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当硬体设施不断在价值链上创新高的时候,人民却没有转型成高收入阶级。那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无法培养竞争力度强的人力资源,以及现有的工作本质无法转型或者升级。一旦你的收入之增长无法和因为城市化而飙高的房价并驾齐驱,你就开始陷入无壳族的陷阱了。要和房地产价格赛跑,国家必须不断提高人民的工作素质,因此未来城市发展的定位,除了必须营造高档设施,更必须确保城市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属于高收入的。

至于新社区,我们要如何创造以便它符合低收入的人群居住呢?单凭政府在城市区规划新廉价屋,那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除了屋子相对便宜,城市的高消费一样会让低收入的人民吃不消。唯有营造一个全新的社区,才符合低收入群的利益。这个社区,必须可以融合低收入群众的经济活动,制造就业机会,以及提供和他们收入相符的消费。再拿槟岛做一个例子,六十年代设立的打抢铺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来到二十一世纪,如果把廉价屋起在威省,如巴都家湾,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可以顺道带动当地的发展。在规划新社区的时候,也必须确保公共交通系统的覆盖率是平衡的,这样迁移对人民的影响就会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