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pril 24, 2011

如果华人领袖不入阁会怎样?

砂劳越大选过后,人联党的惨败,掀起了国阵华基政党的反思,那就是如何在国阵里维持本身的地位,以及有效的为本身的族群争取权益。整个反思其实维系在一个结,那就是华裔对国阵华基政党的支持率。


依照马华总会长,以及前首相敦马的看法,如果华基政党的不到华人的支持,那么就不应该入阁。相对而言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华裔如果不支持国阵对国阵一点都没有影响,国阵依然可以执政,国内的政治状况只会恶化成“华人在野,非华人在朝”的困境。就这种既抱有苦口婆心,且点点威胁的论调,我们实得认真分析一下,到底华人如果不支持国阵华基政党,造成华裔没有任何代表在内阁里,是否会严重影响到华人的权益。


在马来西亚这种选举型政党主导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政党根本已经谈不上任何理念,甚至左、右之分,横行的是民粹政治,以及极端主义。而影响他们施政方向的因素,主要的就是选票(当然,偶尔也受本身的荷包厚度影响)。只要可以获得执政所需要的选票,以及议席,他们可以不计成本拥抱他们。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一,要继续享有本身的权益,那么本身的选票,必须可以影响大局,必须是可以左右执政权,甚至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那么深入一层分析,华裔现在的票数,是否足以扮演造王者的角色呢?答案是肯定的。国内以华裔为主(超过55%选区人口)的选区并不多,大约只有三十个议席左右,占总体国会议席的13.5%。这种类型的议席,通常都是反对党的定存区,国阵一般上只能望门兴叹。真正对国阵政权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混合区里的华裔选民。混合区在西马半岛占了国会议席的多数,对国阵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以现在马来选票七三分(国阵七成,民联三成;也有政治分析员估量为六四分)的情况下,华裔依然是可以决定胜利属谁的一方。


更何况砂劳越选举过后,东马是否依然是国阵的定存州,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依照砂劳越州选的选票风向,非穆斯林土著的选票已经开始倒戈,那么未来可以预见的,民联最可能挟西马的华人区、城市选区以及东马的城市选区及非穆斯林土著选区,和国阵手上掌控的马来选区、垦殖区、柔佛国会议席、东海岸国会议席以及东马的穆斯林土著选区,一较高下,逐鹿中央政权。在这种每票必争,争票夺权的形势下,说国阵会断然放弃华裔的选票,可能性一点都不高。而要持续获得华裔的支持,那么政策上肯定不能牺牲华裔的利益太多。在这个政治哲理的前提下,华裔有没有入阁,问题已经不大了。


说到这里,与其我们担心华裔对国阵的支持率低而导致权益被牺牲,我们更应该警惕,一旦华裔的支持力量过于倒向一个阵营,而让他们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进而可以任意修改宪法,那才是最险峻的考验。一天只要任何一个政党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不能重新划分选区,那么以上的情况依然可以保持下去,华裔依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左右大局,进而在夹缝中生存。


至于华基政党所谓的华人代议士不入阁,华人的权益会受损,笔者反而认为,这种论调无助重新获取华裔的支持。要获得华裔支持的最佳方法,就是作出改变,让华裔知道,华基政党的部长在内阁里并不是当家不当权,而是拥有决策权,可以发挥影响力,而不是乞讨。这才是重建华裔对华基政党信心的正确方法。

砂劳越华人不是主因

砂劳越的选举成绩出炉过后,市面上一般的政治分析员都把认为这小一号的“政治海啸”形容为人联党的灭顶之灾,但是却对“白毛”领导的土保党和国阵政权丝毫起不到任何影响。这个论点也普遍上被广大的政治人物所引用。他们都把华人形容为反对党的支持者,有者如前首相老马,甚至认为行动党在砂劳越的胜利直接造成人民的分裂,形成“非土著在野,土著在朝”的政治状况。

但是,实际上砂劳越的选举结果并非如一小撮政治人物所言般,是华人本身的选择导致华裔政治力量在野。回顾这一次州选举的得票率,国阵的得票率从原本的63%跌到55%。相对而言,民联的支持率则飙升到45%。而砂劳越的人口之中,华裔只占了26%。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华人都支持反对党(这也是不可能的,砂劳越州的商业头家,一般上都是执政党的拥护者),那么显而易见的,还有19%或更多的其他族群选选票,选择了否决国阵。

那为什么会有民联只尽囊华裔选区的假象呢?我们不能否认,民联所胜选的十五个议席,有十三个(行动党十二个,公正党一个)是华裔居多的选区。但这一切源于砂劳越选区划分的不公。如果单纯以人口计算,26%的华裔人口,理应有大约二十个华裔人口居多的议席,但是事实上在砂劳越严格算来只有十二个。至于只占大约23%人口的马来人/马拉瑙族群(穆斯林土著),却在土保党的强势主导下,拥有大约49%的州议席,几乎是人口比率的双倍。至于占人口最多的比达友、达雅、伊班人等非穆斯林土著(逾50%),却只有区区的33%的州议席。在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现实里,州议席比例的不均,无疑等于剥削族群的政治权益。

民联算胜选的议席里,其实包含数目庞大的非穆斯林土著的票源。只不过在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被隐藏起来,继而让砂劳越的华裔成为败选的代罪羔羊。其实,与其说华裔投反对党一票,倒不如说是城市和年轻的选民,以及受州政府政策影响的土著投了国阵的不信任票。8%的选票转向,是国阵应该重视的关键点,而不是把目光和论点集中在华裔的“反叛”。

约瑟夫.波耶特在其著作《选民进化论》里提到,人们的思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变的方向一定是从前没有声音的开始学着发声,从前被剥夺角色的开始受到人们重视。而除非群众变成更聪明、更严格的追随者,否则最佳领导人便不可得。选民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政党政治的认知成长,让他们认知到,他们的选票可以带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最大力量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最随着(选民)。没有后者,前者便无法领导,甚至不能自称为领导人。

如果国阵对选民的变化仍然缺乏认知,反而选择鸵鸟式的把责任推在华裔身上,那么人联党的灭顶之灾,很快就会卷席国阵,让国阵在未来的全国大选,蒙受更大的挫折。这点,寄望所有国阵的领导人,可以更认真,更客观的面对现有的政治局势,并对症下药,那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Monday, April 18, 2011

论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

仔细切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的前因后果,我们会发现,教育部推行的大马教育文凭改制其实源于两个原因。其一,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的程度太高,学生对STPM望而却步。其二,现在一般上的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如A水平,南澳预科文凭(SAM)和预科班(Matriculation)等,一般上只需修读一年,而STPM则得耗时两年。这一年的分别,造成学生迟入学,延迟了毕业的时间,因此并不为学生所好。


回顾大马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改制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当小六检定考试(UPSR)、初中评估考试(PMR)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之难度在逐年下降之时,STPM考试水准却难得的维持一样(或至少相差不多),难度依然高企。更有教育界人士,把STPM称为世界难度最高的考试之一。难度高的原因是STPM的课程繁多,考试题目难度高。最要命的是,那是一战决胜负的考试制度。一次的会考,几个小时的问答,将会决定你的升学命运。这点使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进而却步。


但是覆舟之水,却有载舟之功能。时至今日,STPM乃仅存,受到国际著名大学承认的唯一政府大学基础考试,所依的元素,就是其课程的多元性,以及考试的高难度。这点,其实提供给学生另外一个往国外升学的管道。许多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错失了公共服务局国外深造奖学金的学子,还是那些负担不起私立学院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的学生,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成为了他们进入国外著名学府的最后机会。每一年,国内都不乏STPM考生凭着优秀的成绩,到欧美澳,甚至香港和新加坡的著名大学深造。


因此,STPM的改制,绝对不可以忽略其对学生的“战略”功能 (strategic role)。分三个学期的学分制,是否会影响STPM的素质,进而影响国际著名学府对其的接纳性,这点绝对是教育部在实行改制前必须优先考虑的。考虑到STPM改制过后可能会有难度降低的问题,因此,教育部有必要谨慎修订可能的内容和考试的难度以保持STPM的素质。再者,现今教育制度多提倡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教育部何不趁这一次的改制,为纯考试的STPM加入更多有关的元素。


除此以外,单单改革考试制度,并不足以重新吸引学生就读STPM。由于STPM先修班于年中开课,经过一年半的课程,又必须等到下一年的大学开课日才可以申请入学。整个过程必须拖延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和其他大学基础课程比较,多了整整的一年。这里,笔者建议把先修班的课程挪到一月开课。然后于明年的三月或四月进行期末考,作为STPM结束的句号。由于一般上外国大学都于九月开课,而本地大学也在2011年学年开始,把开课日期挪后到九月。理论上,从四月考试结束,到九月大学开课,五个月的时间,从批改考卷,发布成绩,到大学入学申请,时间理应是充足的。这样,就可以使STPM考生,缩短进入大学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能提高STPM的报读率。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

近来,人们对于我国的宗教环境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自马来文版圣经被禁止在马来西亚流通之后,又有回教徒被禁止学习“波可-波可”舞蹈,再加上之前回教徒被禁止学习瑜伽,让我们不禁怀疑,原本继承自英国统治的社会开明风气,是不是已经被狭隘的宗教诠释掐杀了。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至今,国内社会风气经历了过山车的翻天覆地变化。独立之处马来社会的文化呈两极化。上层阶级的马来同胞由于在殖民政府机关内身兼要职,因此一般上都感染了英国人开放、幽默和开明的风气。间中表表者,包括国父东姑。他从不掩饰他对马匹和赛马场的喜好。至于低阶马来同胞,则相对的保守,大多也是接受宗教教育。但基本上来说,宗教自由的气氛还是相当良好。


但是迈入8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回教化政策。这个转变也标榜着政府正式直接介入政府回教化的转型。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回教机构如回教银行、国际回教大学、回教金融机构等纷纷成立。我国从原本的“民间-回教化”演变成“政治-回教同质化”。80年代过后的三十年,直到今天,国内的回教化风气几乎越演越烈。这除了造成国内其他宗教的空间不断锐减以外,加载在回教徒身上的禁例,也呈几何数的成长。当中,就包括上文所提的几件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问题真的是出现在宗教上吗?或者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活动现在的本质和其原本的宗教核心价值观是否依然一样。就以瑜伽来说,其源于古印度文化,是古印度六大宗教哲学派别中的一系,探寻「梵我一如」的道理与方法。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现代人所称的瑜伽则是主要是一系列的修身养心方法,包括调身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法等,以達至身心的合一。所以现代瑜伽基本上和宗教扯不上任何关系。君不见无论是崇尚一神论的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不曾明文立法禁止教徒练习瑜伽。


至于“波可-波可”舞蹈,其实也是一样,只要它没有宣导任何宗教价值观,那么我们何必吹毛求疵,硬生生的要禁止一个健康的活动在马来社会民间流行呢?


无论是瑜伽还是波可-波可,其实问题都不是处在宗教上面,而是负责回教事务的官员们的观念。作为一个世俗开放的国家,回教固然是我国的官方宗教,但是也别忘记了我国宪法同时保障人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人身自由。宗教局的任何禁令,都不可以逾越宪法的范围,这样才可以确保人民继续享有选择的权利,社会继续保持原有的自由主义风气。


同样的思维,也应该套用在马来文版本圣经事件上。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所提呈的解决方案,即让东西马的非回教徒得以阅读马来文版本圣经,在西马方面,也保存了回教最为官方宗教的尊严和地位,理应是两全其美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表达了我国依然履行人民宗教自由,继续赋予各宗教永续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对回教官方宗教的地位,给予名义上的保障。但是,这个在各方面,算是可以最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国情的政策,却依然受到一小撮极端人士的反对,造成事件依然燃烧,而没有解决的方案,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以上所提,其实问题关键都不是宗教,而是个人观念的强烈歪曲,却试图强加在别人身上,实乃可悲。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