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和历史功绩观 – 写在来届大选前

新年期间，趁着在中国工作的老友回槟城过年。我们这般许久没有欢聚的钟灵生犹如回到中学时期，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下来，话题也渐渐从话当年转移到现今时事。

在苏州工作的老友，对马来西亚这几年的状况显得最为无奈。还记得他2003年孤身一人到苏州大学求学时，苏州依然是一个不毛之地，四处依然是等待开发的工业地带，当时从苏州到中国第一大城市 – 上海，需时90分钟。十年过去了，现在，从苏州到上海，乘坐高铁只需要20分钟。对在中国开私募基金公司的老友来说，马来西亚10年没有寸进，当中国的银行、快递都提供一周七天的利商服务，淘宝网几乎让你躲在家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购物的时候，马来西亚依然止步于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如何提升商业机构服务等纸上谈兵的话题。显然，中国在这十年不止后来居上，而且远远抛离我们。

90年代前，中国曾经经历过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等政治大动荡。这些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严重削弱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总量。再加上一党独大之下所造成的司法偏差、官员滥权贪污腐败，在这样的千疮百孔的政治环境下，中共依然可以作为一个专政政党而屹立不倒，很显然的，靠的不只是霸权和独裁 – 不然早就步上东欧和苏联的后尘，在人民革命中烟消云散。

那它是怎么度过以上的危机，并带领中国迎来90年代的经济春天呢？答案就是中共的自我变革。

中共奉行一套诡异的“政治正确观”- 在政治上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在社会、国企、民营机构甚至非政府组织都设立层层的党组，确保党由上至下全面的控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依然维持这种制度，但是却任命了更多高学历、专业和放洋归来的人士负责经济领域的操盘，同时候投入巨资训练本身的党员 ，保送他们到欧美著名大学  - 哈佛大学甚至为此特地为中共设立了一所培训学院。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共产党收获社会上最顶级的人才。

这些最顶级的人才同时后拥有党员和各个机构CEO的身份。由人才兼党员来策划执行正确、专业的政策，而这些正面的政策到最后就会归功于党，党就尽揽所谓“政治正确”的功劳，然后再一层层传递，人才再成为党本身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中共如何变身再脱离困境的法宝。

回看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里的主干政党巫统基本上循同样的一党独大模式来统治马来西亚。和中共不同的是，巫统不存在自我变革的意识，更无杰出的人才。因此所谓的政策都以朋党的意愿为皈依，再由党内以利益分配的形式由朋党执行制定的政策。直接的效果是，政策执行力低，政策产物的素质差劲，以致公民意识崛起造就民联的茁壮后，巫统只能处处挨打，全无还手之力，甚至还得靠一个导演，来拍一个烂片，来提醒人民关于国阵的历史功绩，突出首相老爸如何的勤力为国为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种资讯迅速流通的年代，连伟大领袖毛泽东都被中共定义为功过三七开，一个区区前首相，加上国阵的历史功绩，就真的可以扭转选举的厄境吗？就算让你确立选民的历史功绩观，但你没有人才为你治党治国，到最后，也会和过去的专政政党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