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激荡的2011年

经过动荡的2010年，我们将迎来千禧年的第十一个年头。都说新年新展望，过年新气象，我国在2011年里，也将迎来各种各样的挑战，2011对马来西亚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是转折性的一年，是决定未来国家前景的一年。

首先，从政治角度看我国的2011年，2011年将迎来我国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如果说308大选掀开了我国政治史上新的一页，那么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将是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它将决定到底两线制的存亡，决定反对党未来的政治空间。简而曰之，只要民联仍然可以否决国阵在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并且保住几个州政权，那么我国就会往进入稳当的两线制时期。国阵固然可以继续执政中央，但是绝对不可能可以再获得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议席，来任意划分选区或者修宪。至于行政方面，国阵必须开始学会如何和民联的州政府妥协，以便可以落实中央政府的计划和政策，双方决不能行类似现在的对抗政策。

长远来说，这种局面有助政党之间的竞争，也让我国人民可以拥有更多有素质的选择。在政治权利版图方面，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在这种模式下达到权利的平衡，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民联的州政府和国阵的中央政府在落实政策上无可避免的将在廉洁、效率、公信力和能力上做出相应的制衡。这点就我国政治成熟度的发展来说，百利而无一害。相反地，如果下一届大选国阵成功赢回所失去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优势，那么两线制将会被掐杀在襁褓里。往后我们看到的只会是制衡力薄弱的强人政治，“政府绝对的正确”（the government is always right）时代将会来临。那对向往自由的人民来说可是莫大的梦魇。

在经济方面，2011年是纳吉政府落实新经济模式和经济转型执行方案（ETP）的关键年份。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能否跳脱现时的困境，明年就是关键的一年。今年各方面的数据都显示我国经济处于良好的复苏和成长阶段，经济成长大概可以达到6%。但是深入分析，这种现象只不过是随全球化经济复苏而酝酿出来的，是属于全球化经济复苏现象（global phenomenon and trendy growth），一旦全球经济再次波动，那么马来西亚基本上是无力抗衡的。

如果马来西亚要达到政府所设定的，2010年人均收入1.5万美元的水准，那么决不能只是依靠全球经济能量的带动。不然我国只会重蹈90年代的教训。90年代的马来西亚经济一路长虹，年年保八（保持八巴仙的经济成长率），但是1997年一场经济风暴就让马来西亚经济底蕴原形毕露，把我国打回原形。中国是现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在面对1997年金融泡沫、2001年网络泡沫和2008年次房贷泡沫危机的时候依然保八的国家。这种成长率已经持续超过10年。这点固然和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足以支撑国家经济有关，但是也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科技体系强大的创新（innovation）能力、爆发力和“学习-改造-进步-生产”能力是支撑整个经济度过危机的磬石。这两点，我国政府应该努力学习。

2011年是我国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年。政府和人民有必要做好心理准备，扮演好本身的角色，以便导引我国度过这个激荡的岁月，迈向更好的明天

设立国会选区地方自卫队意欲何为？

国防部长日前宣布，国防部计划未来在全国222个国会选区设立地方自卫队。而截至新闻见报当天，已经有198个连队成立，剩余的则安排在明年成立。

简略的分析国防部这一个政策和行动方略，我们就会发觉间中有点诡异。我国的治安安全部队由两大系统组成。一个是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另一个是马来西亚皇家军队（有涉及治安的主要为陆军）。皇家警察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持国内的治安，而由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和治安相对稳定，所处区域绝少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军方在国内治安这方面没有扮演什么显著的角色。这一次国防部长宣布成立地方自卫队，其所扮演的角色、权力和行动范围到底伸展那一个程度呢？

以有限的资料来看，国防部新成立的地方自卫队，应该是类似于自愿警卫团（RELA）的组织或军旅，但其由国防部直接管辖，相信应该会比内政部所管辖的自愿警卫团拥有更精良的装备，更严密的组织和更大的权力。这点也是让人所担心的。我国的治安部队 - 警察一向来都是臭名昭昭的贪污滥权者，近年来发生不少警方滥权致死囚犯，和执法过程中滥伤无辜甚至夺命的案件。15岁的阿米奴闯路障被警方连开数十枪而毙命的案件让我们对安全部队的滥权感到不寒而栗。至于属于半官方组织的自愿警卫团，近年来过度执法和滥用权力对付公民和外劳的新闻也时有所闻。

一旦国防部成立地方卫队，如果没有仔细阐明该部队的职责和权力，那只怕只会加剧如上所言，安全部队滥权的现象。如果这个所谓的自卫队也装备枪支的话，任何的滥权行动将会引起人民巨大的恐慌，而人民对军警治安部队的信任只会降得更低。谈到职权方面，我们不得不正视该地方自卫队的权力范围。马来西亚已经有警察作为一个治安管理单位，那么成立地方自卫队不就出现职权重叠的情况？如果地方自卫队只是业余形式，那我们也已经拥有自愿警卫团、睦邻警卫、自愿警察等组织，何须国防部的地方自卫队呢？成立自卫队到最后除了英雄无用武之地，还得浪费大量官方资源和纳税人金钱。

除此以外，国防部地方自卫队的架构也让人百思不解。如国防部长所言，地方自卫队以国会选区为最基本单位，每一个国会选区成立各自的部队。这点在安全部队历史上如果不是空前，那肯定也是绝后了的。世界上绝无以国会选区这种政治单位作为基本组织的安全部队，有的是以地理或者行政区域划分（州属、县、市）等单位作出划分。要知道地方治安部队负责治安，绝对需要严谨的架构和高度纪律化的操作，而国会选区大约每十年就会划分一次。就以国会选区为基本单位的安全部队来说，每十年该部队就要面对崩离分解 – 再重组的状况。每一次重组的人事变迁、资源转移将耗时长久，原本负责的治安任务就会出现旷时的真空。这种现象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小则浪费资源时间，大则造成地方治安败坏，影响民生。

也许政府成立地方自卫队带着改善治安，支援警方，以达到首相纳吉设定的社会治安KPI。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如果今天警方在维持治安方面能力不济，那应该实行新政策以便提高警方的效率和能力，而不是把这个任务转交给别的部队或组织这么阿Q。审视以上种种问题，国防部成立地方自卫队的意愿实在有必要重新斟酌。

大马专才机构任重道远

叙述马来西亚海外专才不为人知的一面，由以下的故事开始：

人物：马来西亚公民，年龄：四十，职业：医生，于80年代到澳洲留学医科。毕业过后继续在澳洲墨尔本政府医院行医。二十年过后的今天，他已经是区域里首屈一指的心脏专科。由于在马来西亚的父母年迈，加上思乡之情日重，所以在2009年就打算居家迁回大马定居，并进入政府医院继续行医。意诀回归马来西亚之后，他就开始寻找工作，以便确保收入稳定过后，再开始迁移行动。

怎知道久违了的祖国，给他的却是混乱不堪的指引。由开始联络卫生部以便了解在本地注册行医的程序，到寻找医院的工作机会，他不是被人点来点去往十数个部门打转，不然就是被政府医院请吃闭门羹。在失望透顶的情况下，他尝试到领国新加坡就业。新加坡政府部门的回复，简而快，联络 – 电话面试 – 提供医院供选择 – 就业，就这四部曲就完成整个程序。最后他终于落脚于新加坡。薪水比起马来西亚高了三倍。

这就是马来西亚海外专才面对的困境。在外国留学或者工作的大马公民，在学成或事业有成过后，绝少回归马来西亚，就是因为面对以上的写照。我们以四个要点来叙述海外专才回归马来西亚面对的困境 ，（一）、政府机构严重的官僚作风拖慢或阻碍了人才回流的流量和速度。（二）、马来西亚的专才工资和其他先进国，甚至发展中国家相比，显得相对低廉。（三）、马来西亚的科技领域和社会人文素质远比其他先进国低，海外人才发现他并不能获得一份和国外相当的高素质工作。（四）、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像领国般把人力资源素质放在第一位，唯才是用。正因为这样，政府官僚才对人才回流和管理相对怠慢，结果往往让更惜才的领国捷足先登。

所谓“立国之本是为才”，这点充分显现了人才是国家进步和转型的重要基础。在运用人才方面，我们有必要效仿古代中国战国时代的君主礼贤下士。中国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封建制的王朝 – 秦国，就是通过吸引战国时代各国的谋士和武将来为秦国效命，才能凌驾于各国之上。为秦朝统一作出巨大贡献的商鞅（原卫国人）、李斯（原楚国人）、张仪（原魏国人）等都不是秦国人，但是秦国的君主却可以唯才是用，给予他们最大的平台发挥最大的功能，从而为改造秦帝国奠基，而他们都不负众望，成为了秦朝统一中原的支柱和磬石。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首相纳吉刚成立的大马专才机构，就显得任重道远了。这个机构将寻找在海外的大马专才，并处理专才回国服务所面对的问题。笔者相信，一旦这个一站式机构开始投入服务，将有效整顿政府在处理人才回流时的官僚作风。再者，政府也开放并放宽前马来西亚公民等专才的居留证期限，这点将协助政府长期性的留住海外人才。海外人才将在没有后顾之忧之下，专心在马来西亚就业，为发展马来西亚贡献一份力量。

选党不选人? 选人不选党？

在全国大选来临的时候，到底是选党重要呢？还是选候选人重要？在马来西亚的制度里，到底候选人的素质比较重要？还是政党的素质和理念方向比较重要？这几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解剖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和现实现状，来整理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马来西亚奉行英国式的西敏寺国会制度（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 system），行政机构 – 内阁由获得议会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或政治联盟组成。内阁之首 - 首相是多数党领袖，内阁部长则由多数党的议员出任。这点和总统制里的行政中枢系统有点分别。总统制之下的行政体系，通常由全民普选的总统做为最高领导人，至于内阁则全权由总统委任，或者由总统提名然后由国会复核批准。由于总统制之下的行政首脑拥有人民选票的合法性，因此整个国家政策和计划，都是围绕着总统的意志进行，甚至很多时候总统可以自由委任罢免阁员，以便可以顺利贯彻本身的政治议程。在这种制度之下，政党的影子很浅，国家的政策好或坏，与总统和其幕僚的素质息息相关。因此投票的时候，个人素质就最关键。

然则在西敏寺国会制度里，首相/总理只是由众民选议员推举出来领导政府的领袖，换句话说行政首脑是执政党内部选出来的，而不是直接由人民的选票委托的。就地位而言，首相只是排名第一的阁员（first among equal），任何政策在内阁里都必须获得阁员的同意才可以贯彻。此外，首相受到执政党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必须顾及执政党议员的利益。思敏寺制度之下的首相，绝不可能拥有像总统这么大的权利。因为总统直接向全国人民负责，而首相则向国会（执政党）负责。首相和总统相比，少了民意和选票的拱卫。一旦首相意欲乖离执政党的共同纲领，那么执政党议员随时可以在国会通过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籍此把失去议员支持的首相拉下马，再推举一个他们认同和可以接受的行政首脑。

在这么一个制度之下，马来西亚的首相、副首相、部长和副部长等，在行使本身权利和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把本身所属政党的议程放在第一位。就算是有为之君在位，但是受制于执政党，首相也不得不对党内的压力妥协。因为他能坐在权利的金字塔顶峰，其法理性和本身政党挂钩，而不是民意之上。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 – 以党为先，以党治国。

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党性强大的政治制度里，人民在投票的时候，应该选人不选党？还是选党不选人呢？就国会和州议会而言，人民选票选出来的议员，将会在国会/州议会里辩论和通过国家/州属的重要政策。在马来西亚的现实运作是，议员固然可以在辩论的时候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可是一到了投票的时候，政党就会祭出党鞭，以确保本身的议员无条件的支持政党本身的立场。这点和西方国家，议员们可以独立自主投票（比如在美国，民主党议员可以支持共和党的提案，反之亦然）的情形有点分别。所以，马来西亚的议员的素质再好，立场再坚定，辩才再滔滔，也无济于事，一切都是党（主席）说了算。

纵观以上的论点，希望人民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清楚了解间中的游戏规则。选人还是选党，就在您的一念之间

马来西亚的军购必要性迷思

马来西亚的皇家海、陆、空三军的建军目的，主要围绕着三个战略思想打转。第一，对抗外侮，保卫马来西亚领土，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之完整。这一般上指的是拱卫马来西亚于外敌的入侵。第二，确保马来西亚内部之安全，防止异议分子颠覆民选政府政权。就这个功能而言，由于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尚属长期稳定性政治体系，所以维持治安的工作主要由警察部队承担，军队只是作为后备，或者是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才由军方介入。第三个，也是最不明显的，但是战略意义最为宏大，那就是拱卫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马六甲海峡全长约1080公里，西北部最宽达37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只有37公里，是连接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水道。其中连接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三个大国：中国、印度与印尼。另外，马六甲海峡这个贸易通道占了世界的海上贸易的五分之一的份额。世界四分之一的运油船经过马六甲海峡，是西亚石油到东亚的重要通道。

由于马六甲海峡的地位重要，沿岸的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无不以拱卫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为本国作重要的军事功能之一，近年来美国一直渲染马六甲海峡面临这严重的海盗和恐怖主义，图以此为藉介入马六甲海峡的防卫事务，更间接引起本区域的军备竞赛。沿岸各国无不大力扩展军备，以便凭本身的实力，杜绝美国介入的藉口。

回看马来西亚的防务，也就是所谓军事力量的用处。我国位处东南亚，领国都是以种植业、工业生产或者是金融服务为主的国家，相对来说比中东等生产战略矿物（如石油、铀等）的地区来得和平。本区域也没有好像西亚地区，有任何极端、庞大的宗教冲突，再加上领国如泰国、新加坡、印尼等都不算是军事上的强国，而且在历史上并没有入侵领国（除了印尼入侵临近的东帝汶）的记录，所以军备上防范他国入侵的用途并不显著。至于国内安全方面，以我国庞大的警力，应付国内突发事件已经绰绰有余，绝不需要到军方出马。撇除二之三的因素，因此，马来西亚军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拱卫马六甲海峡。

环看马来西亚的军事实力，海军方面马来西亚只有两艘常规柴油潜艇（Scorpene class）、两艘巡逻舰、两艘护卫舰和大约30艘的巡逻艇。大马皇家空军现役则拥有18架Su-30MKM多用途战斗轰炸机、八架F/A-18D大黄蜂战斗机、十四架MiG-29N战斗机（即将退役）和十三架BAE 鹰式战斗机。仔细分析一下海军的战斗力，我们就会发觉所拥有的两艘潜艇并不能发挥真正的战略作用。在狭长的海峡里，潜艇的作用就是封锁海域，由此阻吓敌方船只进入本身的海域。马六甲海峡长1030公里，显然单凭两辆速度只达20节、低吨位的潜艇是不足以达到以上的目的。

至于空军方面，马来西亚的空军犹如大杂烩般，既有俄系战机，也有美式战机，更有英式战机。这些战斗机数量参吃不齐，而且在系统方面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战机并没有一致的系统，因此很难整合成一个具有高战斗力的编队。新近购买的Su-30战斗轰炸机，主要的功能是对地攻击，或者对海面舰只实施导弹攻击。问题是马来西亚并没有购买可以让Su-30携带的反舰导弹，空军也没有实施对地攻击的必要性，那为什么要引进Su-30呢？要形成足够强的制空权，那么就一定要重新整合空军的军备，统一雷达、指挥、武器和维修系统，这才是上策。

总结而言，马来西亚国防比应该正视以上的问题。在开始策划和购买新的武器装备时，一定要确保新武器的实用性和整合性，以便纳税人的金钱可以物尽其用，既可以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也可以避免奢侈的开销，消耗国家的财力。

巫统展延党选的技术性分析

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决把展延党选十八个月，那就是说，原本应该明年年中开炉的支会、区会和最高理事会选举将一举挪后到2012年年底。首相兼巫统主席在被媒体询问时解说这种做法并非为全国大选铺路，而是为了整合巫统。显然的，这一番话瓜田李下的成分甚浓。

怎么说呢？让我们先从技术性的角度来分析巫统这个举动。如果巫统党选展延十八个月，那么改选的日期将回落在2012年年底，也就说，距离这一届国会的自动解散日期（也就是五年任期已届）只有区区三个月。依照纳吉的说法，如果是要整合巫统后才进行大选，那么党选后只剩下三个月，绝对不足以整合党选所带来的可能性分裂。如果纳吉不等到18个月的最长期限，在之前就进行党选，时间看起来也不足以让他真正整合巫统党选所带来的震荡，尤其我们观察到，这一次的巫统党选，将会大举淘汰许多马哈迪和伯拉时代的旧臣。

基本上巫统党选对巫统主席的作用来说，就是通过党选来更换本身的执政班底，尤其是内阁部长和州务大臣。马来西亚是一个以党治国的政治体系，虽然这种政治制度不至于如共产党这样党大于国 – 譬如党的省委书记大过省长，但是要在马来西亚政坛立足，那么非要在本身的政党爬上高位不可。这是一种党职 – 官职互相挂钩的体系。前首相敦胡先翁上台之初意欲为人其亲信，时任内政部长加沙里为副首相，却因为加沙里不是巫统副主席，并受到其他副主席要挟而作罢。由此可见党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巫统主席通常在党选的过程中，会拱护其属意的候选人胜选，以便在内阁改组的时候，名正言顺的为人亲信出任重要的内阁部长，掌握大权。

纳吉上任至今，仍然还未对前朝老臣赶尽杀绝，但是很明显的来临的党选肯定会执行党内大扫除。纳吉未来的执政班底里，几乎肯定会去除几个前朝旧人，包括森州大臣莫哈末哈山（伯拉亲信），吉打州反对党领袖马哈里尔（伯拉亲信），还有内阁中的文化部长莱耶斯耶丁（老马亲信）、高教部张卡立诺丁（伯拉亲信）、现任巫统大管家，总秘书东姑安南等，都会一一除名。

而怎样的一个除名法，绝对考验纳吉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巫统主席一般上有两个选择，那就是通过大选或者党选。一般上大选这个途径会比党选来的有效，而且容易控制。怎么说呢？国阵的候选人提名制是由国阵主席全权决定，其他人并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空间。这点和党选比较，竞选党职与否由个人意志决定，只要有足够的区部提名，任何人都可竞选任何党职，而显然巫统主席对大选人选的控制更为有力。只在在大选的时候把非属意人选除名，或者把候选人调换选区（国席去州席或相反）。就可以达到本身的目的。

通常地方诸侯（州务大臣）被调离本身的州属（被安排竞选国会议员）过后，就无法统筹本身的政治资源，而联邦部长一旦被限制在一个州属内（调到州属攻打州议席），那么他就无法全国跑透透，政治势力就会慢慢的溶解。这种兵不刃血的政治谋杀，才是最高明的。

以上种种原因阐明了，全国大选肯定会在巫统党选之前，分别只是在于今年还是明年。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考虑到巫统党选过后纳吉也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安置落选的领袖，委任他们出任官联公司董事，或者驻外大使等，前后也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过后纳吉才可以真正的由本身的团队落实党国蓝图，所以看来在2012年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不高。再加上砂劳越选举的最后时机是在今年五月，纳吉应该会以砂劳越选举作为全国大选的风向标，那么大概可以预测，大选应该就在明年下半年举行。

新冷战的平衡点 – 朝鲜半岛

稍微有留意国际外交历史的话，我们会发觉朝鲜半岛两国之间的关系近十年来有如坐过山车。前韩国总统金大中、卢武铉在位的时候，韩国对朝鲜奉行“阳光政策”，韩国本身极力的对朝鲜释放出最大的友谊。在阳光政策底下，韩国对朝鲜奉行积极主动的态度以寻求合作，并不会议任何方式去试图合拼北韩。但2008年新任总统李明博接过棒子后，南北之间的蜜月就结束了。

李明博是保守权威势力的代表，主张修正亲朝鲜的阳光政策，例如更强力的要求北韩透露全部核项目，以及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并把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强化韩美同盟关系之上。表面上看来李明博的政策是出于对朝鲜多次不守承诺而改变。但实际上李明博的政治路线，绝非一般评论人所说，单纯针对朝鲜而拥抱美国。近五年来韩国大幅度的改变本身的外交策略，从原本中间偏“美”的立场，演变成独尊美国，原因就是被逼跟随配合美国的新战略思维。

自后冷战时代苏联瓦解过后，美国经历了一个全球独大独强的十年。90年代初苏联瓦解代替它的俄罗斯，在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动荡而无力继续与美国分庭抗礼。同一个时候，美国却因为网络科技的兴起，成功以这股新兴的经济力量弥补海湾战争的损失，并来领美国经济进入一个黄金十年，直到本世纪初的科技经济泡沫才缓慢下来。在美国经济缓慢下来的同时，古老的东方巨龙适时崛起，成为了美国在新世纪里最强劲的对手。作为冷战过后全球唯一的超强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绝难忍受享受惯了的霸权被人分一杯羹。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策略已经转移到亚洲，并把中国列为最大的假想敌。80年代日本曾经强势崛起，日圆更一度威胁到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地位。结果美国强逼日圆升值，一举把日本经济泡沫化，结果日本因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而无力超越美国。回看当今国际局势，美联储近来大举购买美国国债，变相大印美钞，使美元贬值，为的就是要逼拥有大量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的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以便好像对付日本般如法炮制在中国身上。只不过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外汇储备和影响力比80年代的日本大得多，又有庞大的13亿人口支撑内需，再以内需推动经济，所以要狙击中国经济需要付出的代价可不菲。

既然经济这个门路走不通，那么就唯有通过军事制衡来牵制敌人的发展。在这种思维之下，朝鲜半岛就成为美国阵营的桥头堡，重回韩战过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只不过假想敌从苏联变成中国。相隔二十年过后，我们再次感受到冷战的冷冽。对中国来说，它不得不长期支持朝鲜。只要美国在朝鲜半岛仍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那么中国绝不可能置朝鲜而不顾。对中国来说，它太需要朝鲜最为一个冲突的缓冲区，或更正确的是泄压处，来维持美国-中国-朝鲜-韩国之间的平衡。只要朝鲜半岛依然有麻烦，那么美国依然投鼠忌器，不敢对中国采取过于强硬的行动。

相对两个大国正在激烈的博弈，韩国和朝鲜其实只是处在两个巨人夹缝之间的可怜虫，只是两个大国手中的平衡木而已。

林苍佑之后，再无林苍佑

林苍佑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之一。出生在名望之家，父亲林萃龙是槟城的名医，林苍佑自小就接受良好兼系统化的英式教育，过后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更是一连获得法律学位和医学学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兼医生。在那个基础教育仍不普及的年代，单看林苍佑的家庭、教育和社会背景，就知道他注定未来绝非池中物。

林苍佑在马来亚独立前夕，受东姑阿都拉曼赏识，并被献议出任独立后槟城第一任首席部长。可是林苍佑怀有更远大的目标。其目标是成为马来亚的华裔最高领袖，而不是偏据一隅，所以就推荐了其政治徒弟王保尼代替他成为开“州”首长。林苍佑本身则在1958年和马华创党总会长陈祯禄于马华党选里就总会长职位一较高低。

就这点而言，林苍佑和那个时代另一个杰出华人领袖 – 李光耀拥有许多共同点，一样胸怀大志，目光远大，并且绝不甘于雌伏。李光耀以新加坡自治邦总理的身份自组马来西亚团结总会（团总），并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欲为非马来人争取和马来人同样的地位，而成为当时得令的华人领袖。而林苍佑则以马华总会长之尊，向东姑要求马华至少被分配到35个国会议席，以便执政联盟在没有得到马华公会的同意下，不能单方面修改国家宪法，以此作为捍卫和保护华人的权益，

可惜到最后由于党内党外的“无间道”因素，以致功败垂成。审视林苍佑时代的马华和现今的马华，现今的马华在政治意志力上显然输了一大截。除了在历史进程中把本身和巫统谈判的筹码耗尽，现在的中央和基层领导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里协商、谈判，而缺乏突破格局、开创新机的勇气。在国阵机制内的合作方式，马华已经从平起平坐演变成和巫统绑桩，凡政策大多以巫统马首是瞻。揭穿间中原因，离不开官位和既得利益作祟，也许林苍佑因为以上事件过后和东姑闹翻继而被架空成为了马华公会领袖的梦魇和反面教材，政治领袖因此不再逾越雷池一步并安于现状，再也不敢冒政治风险尝试做出更大的改变。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经在一个外交场合说过一句话 – “中国政府解决了国内十三亿人的温饱，已经是对这个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了。这种说法虽然狂妄自大，但是也很坦然指出一个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国家的面貌，给人民一个希望，改变国民的命运。在人类近代发展史上，创了这种奇迹的人，首推邓小平。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13亿人口的命运，让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就这方面而言，林苍佑固然不能和邓小平比肩，但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今天逾半槟城市民都在林苍佑设立的自由工业区就业。槟城市民的收入位居全马前列，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都在槟城设立总部，让槟城成为跨国工业的先驱，槟城更成为全马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比起六十年代槟城失去自由港过后的渔村面貌，高达16%的失业率。林苍佑执政槟城逾四分之一世纪的贡献可想而知。

纵观大马政坛，如林苍佑的政治伟人己经少见。如今一代巨人逝世，巨人未竟之业，从此也后继无人。林苍佑之后，再无林苍佑。

青年如何跃进，大马就如何转型

已逝世的台湾著名历史作家柏杨曾经在其著作，《中国人史纲》里对商鞅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所实行的“商鞅变法”有着这么一句评语 – 历史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只有灭亡。这个论述充分形容了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中变幻莫测的各国政经文教，若要应变这种剧烈的变化，各个国家唯有深化改革，让国家本身的政经文教系统可以迎合时代的要求。

回顾历史，各个国家的改革或转型往往由年轻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和青年所发起。原因是他们在社会大学打滚的日子没有这么长久，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责任和包袱所牵绊，比较容易展开手脚放手一搏。青年和社会上的老油条比起来，另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不涉及太多的利益关系，身家相对的还算清白，要执行任何改变，不必有太多的利益考量。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改革，往往由年轻一辈的国民启动。

回顾踏入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形容其情况为内忧外患实不为过。对内我国面对治安不靖、贪污腐败和司法不公等社会政治问题。对外马来西亚已经拱手把90年代享有的工业代工国地位拱手让给中国和越南，近年来更面对外来直接投资（FDI）猛挫，甚至国内的商家也面对国内市场饱和兼没有新型行业供投资的困境，而把资金转移到外国进行投资。这种专家称之为“中产阶级陷阱”的现象，开始把我国拖入衰退的泥沼。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青年，尤其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大专生，有必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应付来日的风暴。面对以上的挑战，要在高竞争的环境生存甚至引领群雄，有几样东西，青年非作不可。

第一，青年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兼远大的目标。要贡献一份力量帮助国家转型，那青年非要向其他转型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加以揣摩和学习。最好能够身历其境，到相关国家走一趟，深刻体会一下其他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力量和人文风气，然后把可以运用在马来西亚的元素，转移回来。之前上海世博就是一个凝聚了世界各国发展精华的盛会。可是无论是私人旅行团，还是以政党之名办的观光团，都没有把“学习 – 转移”这种模式强调在本身的活动上，中心反而放在赚钱和沽名钓誉上，实在可惜。如果经济能力不应许本身到外国学习，那么可以通过阅读来增长本身的见闻，虽然效果远不必走万里路好，但勤能补拙，不怕慢，只怕站。

第二，青年必须通晓世界历史，尤其必须专注和着墨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和文明的，其崛起和衰落过程。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完整的记录了人类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教训，而任何的转型要成功，免不了参考前人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在处理这面“镜子”方面算是糟蹋了它带给人类的含义。中学历史不但只是片面的专注在本土和回教文明，而且整个教学过程沉闷不堪，让历史课成为学子最讨厌的科目之一。套用中国历史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的名句 – 历史可以很好看，历史可以很精彩，由此我们应该鼓励大专生勇于超越教科书的历史内容，阅读和体会更多历史，以便可以取长补短，也可以避重就轻，在改革路上少走一点冤枉路。

第三，也是改革最关键的，那就是爱国。所谓的爱国绝对不像肤浅政治人物所强调的，要绝对服从执政者的意志，而是拥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精神，时时关心国家大事。青年如果懂得深入分析国家政经文教的需要，并肯扛上社会责任，再辅以适当的政策，绝对比所谓的“盲从爱”来得更有激情。国家不缺以服从、崇拜、跟随为主导精神的爱国者，对国家绝望而一心一意想要移民的人民也不在少数，但是改革需要的，是那些对国家仍充满希望，愿意留下来担起这个责任的青年。这才谓真正的爱国精神。中国在筹办京奥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庞大的自愿者力量。这一批自愿者都是二十来岁，受过正统和高等教育的青年。社会上逾之为“京奥一代”。这些无条件为国家付出的青年，未来就是国家的发展磬石。马来西亚就是需要这些对社会充满热情的青年。

以上几个论点，围绕着青年所应该有的知识、社会醒觉做出论述。只要辅以正面、积极、开放和乐观的态度，那么我国的青年们，绝对可以飞跃这个时代，成为这个世纪最杰出的群体。

国阵新直属党员是赢取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灵丹吗？

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治联盟可以生存，都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如果本身的价值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凋零，那么改革就无可避免。国阵这一次的改革，正是依循以上的思路进行的。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维持政权，更进一步的，重夺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直属党员制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除了国阵领导人口中，以及媒体报道的直属党员制成立原因（比如接纳许多亲国阵的组织和个人进入这个政治联盟的大家庭），成立直属党员制的原因，绝对离不开“胜选”和“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两个词组（和首相纳吉今天所强调的直属党员不管大选形成强烈对比）。深入分析由巫统领衔推动的直属党员制，真正发起的时机，正是在国阵成员党在2004年大选过后开始呈疲弱状态后所萌发的。308大选过后，算是为直属党员的形式正式定格了。

所谓的形式，就是直属党员的模式必须帮国阵（更正确的是巫统）达到几个目的。第一，直属党员制必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党外的亲国阵力量凝聚起来，比如多年来申请加入国阵却吃闭门羹的印度人前进阵线以此为由加入国阵。在此同时，也可以集合非政府组织力量，以达到削弱民联非政府组织力量泉源。最重要的，通过这一个途径，许多之前在国阵成员党悠悠不得志过后加入反对党的人士，可以重新回到国阵的怀抱。这记左勾拳不可谓不重，而且对准吸纳最多巫统失意分子的公正党，对民联而言绝对是重拳出击。

其次，直属党员制可以稀释巫统在国阵的影子（影子而已，不代表稀释实权），打消或减低人民所谓“巫统=国阵”的意识，至少在表面上，减低人民对国阵内巫统一党独大的不满，以其选票可以回归。这个战略很大程度上可以吸引中间偏国阵的选民回归。只要巫统的影子不太深，那么很多华人和印度人的摇摆选票其实都会回归国阵（巫统）。只要有大约5%的选票回归，那么重夺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对国阵来说可说是易如反掌，至于重新执掌吉打、雪兰莪和霹雳州政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除此以外，国阵直属党员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纳吉和希山慕丁处理得最隐晦并极力掩饰的，就是以此代替其他族群的成员党争取华人、印度人甚至非回教徒土著的选票，再慢慢的以直属党员代替日渐疲弱的成员党上阵（虽然依然有成员党自欺欺人的认为，巫统并不会快速实行这个政策）。国阵内的成员党的候选人一般上都受限于党职、党权的分配，以致候选人的素质参吃不齐。一旦可以绕过国阵成员党，国阵主席可以直接委任他属意的人选 – 可以是专业人士如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也可以是在社会上大有名望之人，来抗衡民联。一个马来西亚组织在双补选的拉票反应已经显示了这种模糊个别政党、强调总体组织的竞选宣传路线是可行的。国阵在小试牛刀过后，很显然的接下来就是寻成员党开刀了.

纵观以上直属党员的好处，国阵这次是豁出去要打一场美丽的翻身仗。但是事实上，作为一个执政党，以操弄组织和收编敌人的方式来加强本身执政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其实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执政党原本就应该以政绩来取信选民，强化和操弄组织原本只是副车，不应该是主轴。直属党员可能可以让国阵赢得第十三届全国大选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但是如果国阵以这种方法赢得政权后，还是没有在执政方向方面改进，那么一样也会在未来打回308的原形，就好象联盟变成国阵后，慢慢的凋零。

总括而言，直属党员应该只是用来强化政党动员力和人力资源，绝不应该被视为继续保住政权的灵丹妙药。

纳吉举行全国大选的时机和因由 – 预测大选日期

要断定纳吉举行举行大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看到底什么因素会制造最有利于执政党的选举环境，以及所谓的因素之发酵期。对国阵来说，赢了巴都沙比和加腊士的选举，无疑打了一剂强心针，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国阵已经回到1995年、2004年大选的辉煌期。纳吉和高级幕僚相信自己心里有数，双补选胜利只不过显示国阵还牢牢统治控制着乡区、垦殖区、沙巴砂劳越的原住民和内陆选区，而不像某国阵成员党主席所说的，族群选票已经回流了，足以让国阵在城市去重振声威。

乡区选区大约占222个国会议席里的六十巴仙，足以让国阵执政，但是不足以让纳吉重夺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基本上那六十巴仙国会议席就是纳吉的老本。如果要等待城市选民的选票回流，在现阶段来说是相当不靠谱和不切实际的。在稳住六十巴仙议席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更好的时机，以便伺机夺回失去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就是纳吉决定几时大选的中心考量了。

在纳吉的大选日期的考量中，安华和公正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篇幅。安华是民联三党的粘合剂，如果可以等待安华入狱过后，民联三党形成一片散沙，才进行全国大选，那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是要办到这点实在不容易，如果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安华还可以上诉到上诉庭和联邦法院，肛交案的辩护律师都精于司法程序，从开审到现在已经不断用司法程序来拖延审讯。要走完整个司法程序再定罪，最少都需要一两年。对纳吉来说，要等到2012年才来进行大选，那可能已经有点迟了。

各位朋友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纳闷咕哝了呢？为什么纳吉等不及到2012年或更迟才进行全国大选？如果算这一届政府的任期，最迟可以等到2013年的308才结束，纳吉大可以以时间换空间，拖磨反对党，以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形式，对吗？答案是不太正确。

纳吉其实有几个理由让他不得不尽早举行大选。其中一个是公正党选举。公正党选举看似混乱异常，但是一旦选举完毕，重新整合只是时间的问题。纳吉断不可能等公正党整合完毕才大选。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理由是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领域是决定国民投票取向，尤其是站在经济第一线的城市选民的投票KPI。经济领域长红的时候，对执政党是异常有利的。

1995年的全国大选，马哈迪以雷霆万钧之势，把反对党打得溃不成军，靠得就是马来西亚90年代的经济成就。2009年印尼总统大选，原任总统苏西洛夹任内经济领域和反贪腐的表现形成对本身连任非常大的筹码。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印尼在当时仍被视作经济正增长的三个东南亚国家之一，预计增长4%。在苏西洛执政的五年里，印尼的反腐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说明了经济状况对执政党是多么重要的选举KPI。

纳吉在上任至今推出了第十大马计划、国家转型计划（NTP）和经济转型计划（ETP），作为改革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以及带领马来西亚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重点策略。但是效果至今仍然不显著。一旦计划在一两年后没有如预期般对马来西亚经济起着起死回生的作用，累积的民怨肯定爆发。最糟糕的是美国联储局刚刚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变相印制六千亿美元钞票的举动，已经深深的打击了我国经济。我国是一个出口型国家，美元一旦疲软，马币兑换美元就会升值。马币在短期内急剧升值，将严重拖垮出口业，经济肯定大受波及。

除此以外，美国大举印钞的行动，将造成各类原产品价格飙高。今年下半年，各种原产品价格已经到达历史新高。这种情况将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高涨，对经济形成很大的通膨压力。看美国和世界各大经济体的表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延续好几年，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糟糕。

以上种种经济状况，肯定是对国阵不利的。在经济情况可能持续下滑之下，明年国阵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很高，以避免局势继续恶化而削弱本身的优势。时机不出明年下半年，应该和砂拉越选举一起举行，或者在砂劳越选举过后。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人力资源是转型成高收入国家的首要条件

马来西亚如果要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无可避免的一定需要把现有的低价值工业业提升到高阶的研发 – 制造 – 出口业三位一体。但马来西亚的工业几乎陷入了严重的瓶颈。在80年代末马来西亚进行工业化到今天整整四分之一世纪，马来西亚的工业依然只热衷于加工领域，也就是从外国进口原料，然后组装，在出口回外国，最后，再从外国购买自己国家原本组装的制成品。这种现象，行内人叫“出口转内销”，对国家经济来说无疑自杀。

我们拿比较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马来西亚现在的工业。马来西亚的加工业犹如富士康（foxconn），通过接原装厂（OEM），如苹果、安捷伦、西门子等公司的订单，为他们的产品进行组装或加工来得到盈利。富士康本身如果要提高盈利，只能通过榨制员工薪金福利，或者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或加班来完成目的，而没有任何的附加价值。相反地，如果原装厂要提高盈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行增值工程（value add engineering），研发新科技节省成本。相比于富士康发生了各种惨不忍睹的自杀、堕楼案，原装厂如安捷伦、英特尔等反而名列各国十大最佳雇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马来西亚还是遵循富士康的创业原则和方式，尖锐的矛盾刺穿社会的和谐只是迟早的事情。

要转型成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加工工业体系，转换成研发工业体系。这样才有可能在越南、中国、甚至柬埔寨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低成本加工市场后，继续吸引外资到我过来投资。之前我们一直把吸引外资来投资的参数定格为基建设施、政治稳定、低劳力等。但我们严重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 – 人力资源。 外资进入市场与否，很大程度上和人力资源有关。试想想，如果外资砸下数亿元的投资，但是却没有高素质的研发人员和管理人才支撑公司的运作，那么到最后只会血本无归。从这几年我国外来直接投资（FDI）不断的下降，可以想象得到，我国的人力资源根本达不到外资的要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素质

怎么一个方法来显示马来西亚的教育素质并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转型和外资的需要呢？我们尝试举一个例子来比较。马来西亚国立大专的工程系毕业生，毕业过后的就业工作范围（job tasking）往往会从低阶的生产线（production）或者程序工程（process）开始，在大概三年或者五年过后，才有足够的底蕴涉足研发（R & D）行列。原因是国立大专生在大学期间对真正的工业生产系统和研发需求缺乏认识，所读所作并没有跟上工业领域的需求和步伐。这个因素也造成跨国公司很少和本地大学创立联营的研发活动。这种现象在外国大学是罕见的。

外国大学最大的研发经费来源，一般上都是跨国企业所注入的研发基金。更重要的，大学 - 企业的联营模式可以快速带动大学相关领域的发展，是一种具前瞻性的做法。其实马来西亚大学之中也有一些奇葩，深懂以上的模式并运用的淋漓尽致，那就是坐落在玻璃市的玻璃市马来西亚大学（UniMAP）。玻大前身是北马工程学院，在短短的三年内，崛起成为一家以工程系驰名的大学，更横扫本地各种大专工程设计和研发比赛。崛起的背后，就是和槟城、居林一代的高科技跨国公司高度结合，共同进行各种大小研发工作，让学生有更深入的学习空间。

纵观马来西亚大学所提供的学位，我们发觉学位课程并不符合马来西亚转型和发展的需要。那可能是为了让高等教育普及化，而特意开办的低成本学位。这种现象应该立即纠正。顶级人力资源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转型的需要，社会转型进而离不开顶级人力资源。这是一种循环。如果我们不改变人力资源培训的方法，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高收入国家。

维持政权的的代价-愚民政策

自远古以来，教育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是改变生活的重要元素。教育的地位和诠释，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有云 -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其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人权宣言勾划了未来各国的理想教育制度，并成为了各国教育哲理的启蒙概念。

很遗憾的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地球上依然不乏依然不乏通过愚民政策糊弄人民的铁腕政权。最著名的，当属朝鲜。在这个独裁专制国家的课本里，可以阅读到他们伟大领袖的神迹。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在朝鲜儿童课本中，提及金正日以AK-47机关枪把美军战斗机打下来的闹剧。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主要替独裁政权粉饰太平，并合理化铁腕统治，维持本身的政权。

对当权者而言，教育往往是控制人民思想的最佳、最彻底的管道。这种以教育之名行愚民政策之实的做法都有共同的特征。第一，国内的资讯流动率低，有利于当权者封锁任何外来资讯。第二，国内的人民以下层阶级和贫穷阶级为主，一般上住在偏远地区，政治人物对小社区往往有很强的控制能力，这样才可以确保所有资讯和教学都符合独裁者的标准。第三，教育内容以歌颂当权领袖、抹黑政敌为根本，对本国历史往往做出选择性的诠释，以便合理化独裁政权。

这种教育制度，到最后只会愚人愚己。而让人民在缺陷的教育制度下成长，对国家造成的伤害，其实远远超过一代人。想想看，愚昧的父母，教导出来的孩子，智慧可以到哪里呢？教育乃立国之本，实不容政客来操弄。偏偏它是最方便最尖锐的武器，让独裁者欲罢不能。

或说回头，这种愚民政策，其实也不是独裁政权独有，号称回教国典范的马来西亚，在遥远的东马，竟然也存有类似的状况。看看沙巴巴都沙比的村民是如何义无反顾的认为执政党的权利合法性（legitimacy）不应该受到挑战，单单这点就足以让我们见识我国的教育制度存在何等大的盲点。有几个疑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国的教育难道没有教导人民，政权系于民，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决定政权合法性的，是人民吗？

同样的国家，同样的教育系统，但是我们却看到城市和乡区人民之间思想上的鸿沟。仔细那城市学校和乡区学校比一比，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学校所提供给学生的资讯。城市学生读物来源广泛，而且很容易的可以接触互联网，得到各方面的资讯。他们的父母一般上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思维比较开放，见识也比较广阔，所以在培养孩子人生观方面也会显得更多元。多元资讯和开放态度的双重作用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拥有更强的批判能力和判断力。

至于乡区的孩子就比较不幸，且不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资讯供给他们，当中有很多乡区地区的孩子，连上学的机会是否存在都成疑问。这是政府应该给予最高重视的国家议题。切莫利用乡区人民的愚昧，当着自己政权的定期存款，以保住本身的权位。这样终究害人害己，把国家推向一条不归路.

补选后记 – 马华的危机解除了吗？

吉兰丹加腊士补选，国阵在华裔和原住民选票回流下漂亮击败行动党。身为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更豪言华裔选票已经回归国阵。并扬言团结的马华和一个马来西亚是回流的主因。

与其说马华的竞选策略正确而帮助国阵重夺华裔选票，倒不如我们再次审视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促成华裔选票回流？首先华裔选票回流，要拜马华当地的健全基层组织。在一个连回教党都需要进口外来人员到当地助选的偏远选区，马华在当地的新村确拥有健全、运作的组织，确实应该就帮助巫统胜选上面记上一功。

但是，促成华裔回流的，远不止马华的基层力量而已。各位看官有没有注意到在竞选期异常活跃的“一个马来西亚组织”？这个组织在补选期间好像一个公关公司，主要主办宴会大吃大喝，载歌载舞；辅以所分发的物品和金钱。这种竞选手法，对乡区选区来说绝对是石破天惊，兼足以扭转局势的力量。“一个马来西亚组织”的背景身份含糊不清，负责人被采访的时候更是语焉不详。但看看其组织财力和口号，无疑这个组织很大可能是寄属巫统的外围组织。诡异的是，为什么一个马来西亚组织的对象大多数都是华人？认真看待这种现象，我们其实可以解读为巫统的智囊对马华在华裔社群“吸票”能根本放不下心。

一个马来西亚组织小试牛刀就见到实质成绩。可以肯定这种新颖的“非政府政治组织”将会如瓜蔓藤方式延烧到各个国会选区。如果不出所料，加腊士只不过是试金石，真正的战场，将会在马华最弱的软肋 – 城市混合区和华裔为主的国会选区。这种战略，主要是稀释不受城市华人欢迎的马华影子，增加国阵的胜望。

话说回头，如果马华认为赢了加腊士的华人票，就等于华人票回流的话，那也太过天真了。乡区选区是反对党（尤其是行动党）最大的弱点。如果回到城市混合选区或者华裔居多的选区，马华的选情还是不太乐观。基本上国阵整体都患了“城市选民群侯症”，在面对城市混合选区的时候往往一筹莫展，马华在竞选这种选区的时候更是束手无策。这种情况，是你懂我懂的公开秘密。

在城市选区，小恩小惠并不能打动普遍教育程度高企的选民。他们向往反贪、司法公正、社会公平等竞选宣言。这刚好就是反对党所大力提倡的。面对这种不利于己的竞选宣言，马华只会挖反对党的仓疤，力证反对党和他们一样，也是贪污滥权来的政客，来掩盖本身的问题。殊不知马华当家不当权这么多年，涉及的贪污舞弊难道还可以比反对党少？这么以五十步笑百步的炒作方式，只会让人民更加反感马华。

如果马华要大声宣布说华人票回流马华，那么它有必要赢回一两个混合选区或者华裔选区，才可以取信巫统、取信党员、取信民众。

除了在城市选区面对选民的时候吃闭门羹之外，眼前的马华还有一个最大的危机，那就是国阵直属党员。剖析国阵直属党员的妙处，我们看到巫统已经决定捞过界，亲自出马来征服其他国阵成员党所不能征服的选区，尤以华裔和城市混合选区为主。恰恰这些选区很多都是马华的。可遇预见的是，如果未来国阵直选党员这个制度完全推行，那马华无可避免将要让出不少选区，给国阵（华裔）直属候选人。在巫统开始以华裔直属党员进入华裔市场争取选票，并且成功的情况下，马华在国阵的地位实在不容乐观。或者到最后可能沦落到象征多元种族的国阵摆设品。

与其对加腊士华裔选票回流而沾沾自喜，马华更应该看清楚本身的问题。

华裔选票整体上真的回流马华吗？

未来单单只依靠华裔选票可以生存吗？

是否国阵内部已经出现代替马华的华裔吸票机？

马华未来的危机是否可以解除，就视乎马华是否重视以上的问题了。

布城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以刚刚结束的两场补选，再加上之前十一场各国州议席补选的成绩来看，国阵和民联都各自患上严重程度不一的群侯症。国阵患的名为“城市选民群侯症”，民联惹上的，则是“乡区选民群侯症”。怎么说呢？我们看看308大选过后的补选成绩，民联在清一色的城镇选区全部赢得补选，反而在乡区偏远地区或半城市地区，如巴都沙比、加腊士、巴当艾则败走麦城。以这种趋势看来，国阵的竞选策略和工作纲领，已经完全打动不到（普遍）拥有高学历、态度开放、要求更高的城市中产阶级。而民联在乡下偏远地区的支持率仍然惨不忍睹。面都要求硬体发展、迅速改善生活的乡民，国阵掌控的联邦政府机构和庞大的拨款无疑更有优势。

审视我国的选区结构，我们会发觉在经过多年以来选区划分之不公，造成马来西亚选区架构以人口少，地域广的乡镇国会选区居多，当中有很大部分是属于沙巴、砂劳越的内陆国会选区。那些地方人烟稀少，交通不发达，连带教育和各种资讯都不被村民普遍的享有。这些选区一向来都是国阵的定期存款选区。他们都死心塌地支持国阵的原因无他，因为国阵作为联邦政府执政党，在掌控庞大财力和资源之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最多的政治糖果（福利金、地方设施发展、援助金等），最能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求。至于民联提倡的反贪、司法公正等议题，对三餐温饱可能还成问题的贫穷乡区人民来说，显得甚为多余了。

再者，在资讯封闭的情况下，大多数单纯的乡民，都认为唯有国阵才能为他们带来改变。在他们眼中，国阵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国阵，如果要推翻国阵，无异于叛变、叛国的行径。（说到这里，各位有没有试着探讨一下，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号称给予人民十一年的免费教育，但是为什么教育出来的城市人和乡镇人，想法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是不是教育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还是有可以认为的愚民政策在偏远的乡区执行？）这种延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的观念，绝对不是靠民联还是公民社会三两年里面可以改变的。

在无法解决和满足乡区选民的要求下，民联迈向布城的口号，到显得多余了。这个口号充其量除了慰籍一下反对党人的权力欲望（好听叫鼓励士气），基本上对政党轮替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加腊士和巴都沙比的补选过后，也许民联应该做的，是重新衡量一下，以本身现有的实力，要在下一届大选直接迈入布城是否依然合情合理。

间中有一些因素可能会让民联迫不及待，那就是安华的案件。安华如果罪成入狱的话，民联各政党是否仍能继续通行是民联一众领袖心里的一个大疑问。但是作为一个健全的政治联盟，应该依靠本身的理念、党员意志力和人民的向心力生存，而绝对不可以把政治前途和单一领袖挂钩。要知道领袖可来可去的。没有永远的领袖，只有永远的政治精神和理念。

民联要做的，应该是脚踏实地，治理好现有的州政权，再伺机重夺霹雳州，或更多的议席来制衡国阵，要以堂堂之师告诉人民，他们是更好的替代选择。这才是理性了。与其发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倒不如做好基层工作，重新设定正确的目标，那才是永续经营的妙方。

吉兰丹加腊士补选 – 为什么回教党败了？

吉兰丹加腊士的补选，国阵以千余票数打败回教党。相较回教党在308大选的时候以646票多数票险胜国阵，这次回教党显得吃了大亏，有整整两千票的票数倒流到国阵。国阵这一次胜选，可说是胜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结合。

所谓的天时，国阵是胜在补选正值公正党进行中央选举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到了可能出现内讧分裂的地步。公正党的领袖更热衷于如何在“后安华”时代巩固自己的地位，补选反而成为了次目标。再者，回教党在处理皇室纠纷上引起了民间保守派不小的不满，并在加腊士补选中发酵，只是这种现象，不被许多政治观察家发现，但是实际上却影响马来票深远。

至于地利方面，加腊士州选区恰好就在国阵宿将元老姑里的话望生国会选区里。想象一下一个连选举提名都不需要亲临，只是由代理人呈交表格，并且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竞选活动的候选人，还可以以数千票的多数票打败对手的，姑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候选人。其在话望生的地位是超乎外人想象的，甚至有该区的原住民选民形容，姑里差不多是“半神”的象征。这么一个强人，只要他向谁倾斜，那么谁的胜望都会高企。国阵高明之处，就是委任姑里为竞选总协调。这么一来，之前和国阵在很多政策上意见向左的姑里，倒也不能光明正大和国阵抬杠。少了这么一个不确定因素，国阵在铺排策略上更见从容。

另外一个地理因素就是加腊士的乡区选区特质。一般上乡区选区，全国性的议题并没有什么效果。一般上的民众更关心地方上的设施和福利。尤其在加腊士选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官员们一早已经做好准备，深入乡区和原住民地区为他们服务。反而回教党几乎后知后觉，作为该州的执政党，却在选举的最后时刻才来临时抱佛脚分福利金。再者，在这种偏远、封闭的选区，马来人看的是前锋报，华人消息来源是咖啡店路边社，原住民基本上是山高皇帝远，而且资讯相对流通得很慢，人民也不热衷于网络媒体。在西马各地被炒得火红的赵明福事件、潜水艇、战斗机引擎、蒙女案等基本上在加腊士是失效的。民联错误估计以上议题的力量，以致种下败因。

至于回教党在加腊士最致命的一击，莫过于败在原住民手上。这个人和因素，原本回教党作为州属执政党，应该可以很全面的照顾到原住民的土地和宗教需求。报道指回教党承诺为原住民重建他们礼拜的基督教堂，但是到最后却落空了。作为州执政党，回教党显然也犯了其他国阵州政府的惯常错误 – 土地政策处理失误。308大选，国阵-马华公会会在原本属于白区的华裔新村地区连连败走麦城，就是摆在土地政策上面。民联打出的新村永久地契牌是绝大的吸引，相对于国阵政府多年来在地契问题处理上的拖泥带水。回教党这一次败在原住民土地课题上，败得很彻底，输得很窝囊。

总结以上的天时地利人和，回教党败得彻底，败得有理，败得理直气壮。

看经济状况预知全国大选

对国阵、巫统和首相来说，全国大选的日期，必须符合各种内外条件。我们先谈谈内在条件，那不外乎国阵成员党本身内部的状况。我们拿国阵四个主干政党 – 巫统、马华、国大党、砂土保党来检视，巫统在纳吉领导之下，算是稳定。马华在经历了328选举之后，蔡细历的领导权已经固若金汤，国大党的三美威鲁这个票房毒药，也决定在明年初退隐，至于砂土保党，看来巫统已经接受“白毛”泰益继续领导砂州国阵政权，而暂时让“倒毛“行动静下来。纵观整个国阵内部条件，算是一团和气，已经有对外一战的条件了。

相比内部条件，国阵的外部条件则相对不明朗。一般上执政党的外部条件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分别是经济状况、社会议题、支持概况和选民结构。四个当中，以经济状况对大选的影响层面最大。大家是否记忆犹新，92年美国总统大选，老布什挟海湾战争的胜利和高企的民意竞选总统连任，竟然输给了克林顿。固中原因就是经济。那时候美国经济在经过海湾战争的消耗后，税务高涨，中间选民普遍感到反感，那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打出“笨蛋，问题是经济”口号的克林顿可以一举扳倒高达80%民望的老布什。

同样的道理也影响着马来西亚的政局。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执政党一定会等到经济稳定，或者歌舞升平的时候才举行大选。检视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执政党其实还在等待着更好的经济环境到来，才举行大选。纳吉在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和经济转型计划（ETP）后，仍在等待该计划为我国经济体系带来的改变。当中2011年财政预算案拨出的款项，大多数都是发放给ETP之下的计划。换句话说，至少我们要等到明年第一季，才可以看到财政预算案拨款的执行项目开动，然后至少要到第三或第四季，才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和影响力。由此推测，大选不大可能在明年第一季举行。

全国大选也和股票市场的浮动有很大的关联。通常在全国大选之前，股票都会冲上顶峰，制造一个小牛市，让此美好景象俘虏人民的选票。看看马来西亚股市现状，马股冲破1500点过后，不能保持一贯的势头，反而在1490点和1500点左右徘徊。市场虽然对马股冲上历史新高还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马股显然处在不稳定的高峰，这个不稳定应该会拖延半年左右，直到马股会跌到一个稳定的指数。由此推测，执政党可能会选择马股回跌之前举行全国大选。

总结以上的经济因素，我们大概可以勾画出全国大选的时机，应该是明年的六月过后。那将会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执政党断不会贸贸然解散国会。一则民心并未完全归附，二则反对党已非吴下阿蒙，贸然进行选举只会让执政党得不偿失。

历史的真相，历史课的诡异

历史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面镜子。千百年来，口述和文字记载下来的史料，让人类可以在逝去的时光里揣摩未来的道路。在时光倒流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历史”总是抱着一种极端的态度。有者对“历史”赋予的启示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在自己和组织的行为上体现出来。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充分了解隋朝衰败的过程，并确保自己在政策上绝不重蹈错误。但是有更多人，却选择涂鸦历史，让历史成为他们的包装纸。而这个包装纸，就是他们重新涂写的“历史课”。

我们看到的“官修”历史课，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而学生学习的“历史课”，更是当权者根据本身的主观意识诠释史料，当中少不了刻意隐瞒历史真相，或扭曲事实的成分，分别只是多还是少而已。看看明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是如何抹黑前建文帝，当权者对历史的态度可见一般。近代史上，把“历史课”修改得最为离谱的，当为日本。在2005年度送交日本文省部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作为发动战争国的行为并没有一如以往般，认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日本作为引起战争的一方，书中内容也有没有过度强调日本所做的错事。 这种现象，国际社会一般上定调为日本试图美化本身的侵略行为，并为重启本身的军事核计划铺路。

以上的事件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历史课”是当权者的利器，是为了实践当权者政治目的工具之一。“历史课”的内容起着重塑人民的思维，并输入当权者的思想。这种现象在很多极权或者是权威式体制国家都很普遍，又以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修饰得更彻底，主要以此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维持本身一党专政的地位。但是习惯于阿Q精神的他们，总是忘了，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不足以让当权者制造一个封闭、非流动的资讯平台。在这个被磨平的全球化社会里，资讯的流量和速度，绝对不是当权者一厢情愿可以阻止的。简单的按一按滑鼠，各种历史的资料就会源源不断涌进来，而且绝无删减，绝对新鲜热辣。只要资讯流通，历史真相的还原，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权者如果还是“自我感觉良好”，那无疑是鸵鸟心态。

看回马来西亚的历史课，且不论教育部把历史课列为必须及格科目的背后有什么用心良苦，但是如果意欲强制人民和学生接受一些不实的史料，哪怕就徒劳无功了。站在教育哲理的角度，要人民了解历史，把历史设定为高中必修课已经是很足够了，实在没有必要把历史课作为必须及格的科目之一。别忘了，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培训的总机构，教育部真正的任务并不只是培养一批只懂忠君爱国的木头，而是培养懂得明辨是非、高竞争力的学生。循着这个原理，基础数学、英语是不是更应该被列为大马教育文凭里必须几个的科目呢？

如果教育部坚持要把历史课纳入必须几个科目的清单里，那就必须重新修订历史内容，以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首先高中历史课的编修工作，应该由公民社会来分担，而不是单单由教育部主观诠释，这样才可以确保编修出来的历史内容，符合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国情，各个种族、政党和个体得到合理的篇幅报道和历史诠释。再者，历史课不应该只是侧重回教文明历史，或者是我国的独立奋斗史。反而应该对世界各个文明和国家发展变革也大量着墨，以有效的培养学生的世界观，让他们更容易的和世界接轨，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提升本身的竞争力。这样，历史才不会变成学生的学术负担。

马哈迪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性健忘

我们退而不休的前首相，近年来高调的言论实在令国民不敢恭维。除了标榜一贯的种族主义支持者，马哈迪医生竟然一反巫统和马来沙文主义者一向来大力抨击、抹黑和抗拒共产党的常态，反转而欣赏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式，谓之共产党的权威主义，有助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稳定。

马哈迪这么一个说法，犹如管中窥豹，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只懂得中国共产党独裁治国的好处，只懂得以权威的迫压来逼公民社会就范。但他好像理所当然的忘了，共产党治国的过程中，也同时赋予所有中国公民，包括汉、满、蒙、回、藏平等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以上这些条文，让退休后和土权一直厮混在一起的前首相看在眼里，是否会汗颜，也让我们看到这位前首相的选择性健忘是如何的严重呢？回看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有没有大族群的领导人敢于呼吁政府立法保护少数民主的政治利益和公民权益呢？马来西亚最丑陋的一面，莫过于和其他国家背道而驰，弃少数民族而不顾，反而立法保护多数民族。

如果拿巫统和中国共产党比较，那我们肯定会发觉，巫统和一党独大，独裁专政的共产党根本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产品。共产党通过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对国内的媒体和各级非政府组织施加严厉的控制，而巫统则通过出版与印刷法令钳制媒体自由，对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及和平示威游行则以警力打击之。共产党通过公安和武警对中国异议人士实施软禁，而巫统就通过内安法令，把异议分子囚禁起来。两者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是一个以党内机器实施魔爪，另一个巧借名目的以国家机制发动。

以上所举的例子，在情、在理、在法都是引人诟病的。一个成熟的政治体制，应该求大同，存小异，而不是动不动的就以大家长式的权威主义来达到本身的施政目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老板“、统治者和领导人的角色扮演。人力资源市场已经高度液化，形成一个高流量（high dynamic）的体系。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以往老板、统治者和领导人神化（semi-god）的角色，已经不受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止尽的人才流动。要留住人才，就必须礼贤下士，而不是以拳头相向。

（巫统）权威主义、共产党、极权政体已经是这个时代过时的产品。如果我们还是抱着守旧、保守的态度，无视全球化，而只对国内的权利抱残守缺，那我们注定被历史淘汰。这点，和前首相共勉之。

种族政党的前景 – 政治二元化的发展 (马华的朋友必读）

308大选过后，政治市场上最大的争议，就是在争辩种族政党，如巫统、马华、国大党等，或者伪种族政党，如人联党、民政党等仍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就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和解读。

自立国以来，我国在族基政党-联盟的带领下走过半个世纪。为什么马来西亚会由族基政党带领我国争取独立的呢？最核心的原因，是族基政党的联盟，可以确保多元种族社会的马来西亚会在拥有各族代表的政治联盟下共同平等的迈向独立和未来的发展。换个说法，就是族基政党联盟是最有效保护各族利益的团队，在1950年代的背景，土著和非土著人数相对均衡的情况下，那是最适合带领我国迈向稳定、独立和持续发展的联盟模式。

但是我们万万想不到，在接下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意外。首先，土著和非土著的人数比率，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增长，演变到现在土著大概占有我国人口的四分之三，而非土著只占其余的四分之一。至于政经文教方面，非土著在一系列的不公平政策中被逐渐边缘化。在国家机制功能的角度来看，现今非土著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建国时期来的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族基政党的存在其实正在加剧不平等的两极化发展。代表大族群的政党（比如巫统所代表的马来人，或者土著）会由于人口的增长而渐渐蚕食小族群政党的影响力。小族群政党（马华，国大党）也将因为本身族群人数减少而渐渐失去影响力和政治平台。总结而言，平衡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在族群政党实力不平衡之下出现。

那现存的种族政党是否已经不合时宜呢？那也不全然。在大族群政党（如巫统）仍然当权并独大的情况下，如果小族群政党（马华，国大党）不存在的话，那等于拱手把剩余的政治势力拱手奉上。政治权利和利益古今往来都是一种零和游戏，放弃就等于失败，这是政治上的金科玉津。一旦大族群政党依然存在，那么必然必须有其他种族政党作为制衡力量，或者作为最后的守护者，维持种族政治最基本的平衡。这种权宜之计是要保留小族群的最低政治利益，也希望在这场零和游戏中，见缝插针以争取跟多的平衡，或扩展成更大层面的政治平等。这是小族群政党在第一阶段生存的任务。

当然，如果只是靠以上的策略吃老本，而少数族群人口的锐减率还是不断加快的话，那么小族群政党的末日依然会来临，分别只是早还是迟而已。小族群政党如果要生存，就要转型，进入第二阶段的变革，也就是晋入二元化的发展。所谓的二元化，指的就是本身族群政治利益和普世价值观皆两手抓。在马来西亚，少数族群比率的急速下跌已经是不可挽回的颓势，所以少数族群政党，如马华等绝不可以坚守阵地，而必须开拓另外的票源。但作为种族政党，要越界到别的族群，尤其是马来同胞的政治市场插上一脚，绝对是不容易的事，更何况控制大族群的政党，绝对不会与你分一杯羹，甚至会千方百计阻止你。

如何突破其他政党的围剿，并进入全新的族群市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高举共同的政治价值观（common value）。站在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等等，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总体需求将会形成一个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那么高举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如公正、平等、自由和反贪等，都是吸引跨族群选票的最佳方法。而且在心理学的角度上看来，华人个体/组织如果走出第一步，关心和维护其他族群的利益，算是以身教学，褪掉种族主义色彩的绝佳方法，也更容易取信于马来人。扩大支持和选票群众后，那么小族群政党才有能力和大族群政党分庭抗礼，摆脱它们的钳制。这么一个情形持续正面的发展下去，时机到了，就可以随时开放党籍于各族群，在瞬间转型成多元种族政党。

民政党在现有国阵体制之下的困境

在现有的国阵体制下，很明显的民政党并没有创造出属于本身真正的政治价值。怎么说呢？回顾民政党的历史，民政党加入国阵原本就是513事件过后为势所逼。当中的因素也少不了民政党创党人兼前槟城首席部长联盟的渊源，以及对马华的瑜亮情节。原本创党中由赛胡先阿拉斯和陈志勤所带出来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核心价值，早已不复存在。

一个多元种族政党，加入一个以种族政党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在名堂上已经够诡异了，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民政党在国阵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更为这个政党感到无奈，甚至悲哀。民政党靠强势掌控槟城的州政权而崛起，但是这种优势在80年代已经慢慢消失，到了1990年的大选，民政党在政治反风狂刮下，把州政府的主导权，让给了巫统，本身虽然还保留首席部长，但是巫统占据了最多的行政议员配额，以及额外设置的州副首席部长。当本身的根据地被盟党侵占过后，民政党的无力，造成执政的法理和根基开始动摇了。308大选过后，民政党丧失了所谓在国阵精神之下“独占”的槟城首席部长，在国阵的地位已经是摇摇欲坠。

再看看民政党全国性的发展，民政党每一次的扩充，几乎都是倚靠其他政党的分裂后展开的，当中包括马华革除林敬益后，林敬益、梁祺祥、李裕隆等马华领袖集体加入民政党。第二次是曾永森在马华总会长之战败给李三春后，带领大批马华党员蝉过别枝。近来一次，则是趁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后，把退出进步党的无党籍议员陈树杰和区锦华纳入旗下。民政党在国阵内的作用，倒好像是海绵，负责吸纳其他华基政党的失意分子，才能自我壮大。再不然，也不过是巫统用来制衡其他华基政党（尤其是马华）的棋子，或者是标榜国阵多元种族成分的饰物。

民政党如果还要继续生存下去，那么无可避免的将要进行激进的改革，要由内至外的统统改头换面。第一，民政党必须寻找回本身的政治价值观，也就是本身的政党理念，是要回去陈志勤时代的自由社会主义兼多元种族政党，还是继续标榜本身为“伪”华基政党，做巫统的应声虫，党领导人有必要自己定夺一番。第二，民政党应该把本身视为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而不是在包装上，如开会的语言、党报、文告等方面做到虚假的“多元”种族化。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除了党员比例应该体现多元种族以外，在论证方面也必须体现多元种族的概念，简而曰之，就是别只是一味重视华人、华教、华团课题，而应该兼顾其他种族。

在国阵的体制内，巫统绝对不允许其他政党和它竞逐马来人的政治市场，这点对欲改头换面成为多元种族政党的民政党来说只一个绝难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乐观一点的看待，如果民政党真的有勇气冲击巫统的马来基石，那未尝不能做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启发并带动其他“族基”成员党，往多元化的政治市场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民政党的政治使命，也是民政党在接下来的政治海啸中，可否蜕变的关键。

大马华裔青年的政治心声

大马的青年，现在大多数是属于七十、八十和九十后的一代。这一代青年，并没有经历过513的政治动荡，也没有真正经历过茅草行动的政治纠纷，对于种族之间的纠纷并没有一个确实的画面和想法。所以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父母亲一辈的政治要求是差别很远的。老一辈的人经历过513事件和茅草行动的种族政治动荡，在政治上往往会比较保守，更多时候选择的是妥协和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能够获得公民权和在这片土地上谋生，已经是足够了。

显然的，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是这么的一个想法。由于没有经历过513和茅草行动，这一个年代的年轻人并不惧怕种族政治的动荡。深深嵌在他们脑子里的，就只有1998年的烈火末熄运动，那是年轻人动员社会群众反对政治迫压的画面，对他们影响深远。1998年安华事件中所引发的牢狱暴力（黑眼圈）事件、政府动用内安法令扣押社运分子、安华司法审讯的模糊和不透明，让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他们心中形成阴影。林甘短片是点燃火药的引子，而赵明福堕楼不明不白的死去，则点燃了年轻人的怒火。他们对司法不公，警察滥权、政府滥用内安法令等有着切肤之痛，而恰恰执政党在308大选过后仍然对所发生警察滥权（15岁马来青年遭警察击毙）、贪污（PKFZ）等事件仍然没有做好危机管理（risk management），而让年轻人对执政党完全失去了信心。

再加上他们踏入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正值公共服务局奖学金，大学预科班开放的时期。虽然说开放预科和公共服务局于非土著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对马来西亚的华裔青年来说，这无疑提醒他们，政府之前对非土著是多么的不公平。半开放的奖学金、预科班，每一年几乎都出问题的本地大学录取制度，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华裔青年的切身课题。可以想象的，愤怒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

再加上这几年来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的购买力越来越弱，适逢年轻人离开校园踏入职场的时刻，日益沉重的经济压力，不公的经济资源分配，也让华裔年轻人深深不满。为什么大家都是在这个土地土生土长的，但是却要分土著非土著，经济上需要有高低优势之分？

这是年轻人最常问的问题。试问以政府现有的模糊经济议程，如何可以让年轻人信服呢？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向往的是自由 –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任何剥夺他们自由的行动，都会引起他们的抗拒。恰恰执政党这几年的做法，就形同有预谋的剥夺他们的自由，如限制网络言论，用内安法令“保护”异议分子，通过政策干预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甚至到高等教育的学位分配等。政府无一不插上一脚。这种做法只会更让华裔青年失去信心，和执政党渐行越远。

政府应该对独中保持开放态度

独中是我国教育制度中最具争议性的一环。马来极端分子一向来把独中视为毒蛇猛兽，在他们眼中，独中教育制度是华裔拒绝融入国家主流文化和语言的极端例子，并且还自立门户，形成本身独立于国家教育系统外的华文高中教育，严重破坏国民之间的团结。对他们来说，这种“法外立法”的现象根本不可以妥协，政府允许独中存在就是一种妥协、懦弱的现象。

相反地，对华社来说，独中是当年华文中学改制之后的副产品，心理上是弥补中学华文教育被“国民”化后的替代选择，实际上却是马来西亚华文基础教育的一环。原本的设想是通过华小、独中、独大（南洋大学被李光耀“和谐”后的代替品，被政府否决成立，以南方学院和新纪元学院代之）三个各阶段教育形成完整的马来西亚华教系统。在独大被冻结并否决后，独中和华小的的生存就成为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政府种种钳制独中发展的政策和举动，让华教人士更形自我保护。

以上两种对独中截然不同的立场和看法，是导致独中至今为止仍徘徊于国家教育主流之外的原因呢。让我们更客观的想一想，作为一个政府，您是否会在行政上和财政上大力支持偏离国家教育哲理和政策的独立中学呢？今天就算我们不站在资源分配和种族政治的角度来看独中，对于一个独立于教育系统的机制，国家也实在没有任何巩固的理由拨出大量的款项给独立中学。就这个理由，我们很难反驳和责难政府这么多年来没有扶助独中教育。

现在让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独中教育。独中教育自六十年代华文中学改制后诞生以来，已经形成了以华语为主并且完整的课程和考试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终极评估 – 统考已经被证明为可以和其他大专基础考试，如A水平，南澳预科（SAM），美国高校考试（HSC）等水准和难度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考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大学的入学考试之一，当中包括伦敦经济学院（LSE）、北京大学等。而政府到现在仍然没有在国立大学承认独中的文凭，那是否已经落伍了呢？

看了以上很自相矛盾的论点，是不是有点混乱了呢？是时候让笔者来做一个完整的论述了。在“商”言“商”，政府绝对不可能做亏本生意，把钱投入独中，让一个不跟随政府政策的机构茁壮生长。这是一个政治现实。但是，政府不欲在钱财上给予独中任何帮助，不代表政府可以漠视独中为我国人力资源培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独中优质的教育水准。当务之急，政府应该跳出种族迷思来思考独中的前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独中视为另类的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既然可以在马来西亚自由成立（当然要符合基本条件），那么独中也应该被容许自由成立，而不是被刻意刁难。

至于升学方面，既然国立大专已经承认各个国家，包括伊朗等中东国家的大学预科考试，那为何不可以承认统考作为国立大专的入学考试之一呢？只要统考可以成为国立大专的入学考试，政府大可以加上几个附加条件，包括SPM马来文科必须优等，来保护原有的教育系统。这样既可以安抚华社，也可以较少人才外流，更让高等教育多元化，那不是一举多得吗？

总括而言，政府应该对独中保持开放态度，把种族和文化歧见放一边，转而把重心置放在人才培训方面。任何有利于国家人力资源培训计划的，包括独中教育，政府都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

到底是什么让华文教育（华小）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

华小从华人南来开始就在本土社会上出现，在整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风雨不断。除了面对内部因素，更面对政府不少的刁难。这一路走来，实在不容易。

那是什么让华小在风雨飘摇的路上坚持并生存下去？那其实依靠内外两个因素。内在的因素是华人对本身语言和华人文化的传承和坚持。懂得说华语和写汉字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身份象征。而华小就是赋予华人这种身份和特征的媒介。当中华小所教导的华语，华校的优质师资，和所营造出来的传统儒学环境，是吸引华人把孩子送入华小的原因。

至于华小生存至今的外在原因，则和华小一路来的三语教学和近年来中国崛起息息相关。相对国民小学，华小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候掌握三种语言（马来语，英语，华语），而且三语的教学节数相对平均，三语可以并驾齐驱的让学生学习。中国改革开放过后经济起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这时候学习华语就就不止于传承文化，而是多了一层经济考量，让华语更炙手可热。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友族同胞进入华小的数目呈几何数的成长。

但是华小最大的卖点，依然是严格的教学和斐然成绩，尤其在数理科上的教学和成绩更是独树一帜。这才是真正打开华小市场的因素。每一年的小六检定考试，就是华小展示实力的时候。除此以外，华小所注重的德、智、体、群、美，课外活动和学术的平衡以及注重个人素养培训的教学方针，深深吸引着不同源流人士。

纵观以上的因素，华小在未来如果要生存，那么非要依靠最后一个论点不可 –“ 成功的办学”。审视我国华裔的实际人数和比率，我们已经从建国初期占据40%总人口跌倒今天的21%。放远这种现象，如果华小只是一味依靠华人本体的向心力和人数来生存下去，那无疑抱着一块腐朽的木板在大海中飘摇。现实是华人社区越来越少，混合社区犹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华小今天也许仍然严重不足，但是这种饱和度在华人人口大量锐减之下不可能持久，如果华裔还是坚持“华小-华人-华文”的态度，那华小在严峻的形势下，淘汰只是时间的问题。

让我们设想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国民小学聘用中国师资来教导华文，并把华文教学列为正课，每个星期有三节课，那这种情况下，华小现有的三语教学优势，到底还有多少的吸引力筹码？国民小学的优势就在于其高额拨款让学校建设的软硬体设施都是一流的，如果再加上三语教学，那更不同日语。那时候华裔家长还会不会一味相信华小的神话，那可是未知数了。回顾历史，想当初70年代当英语源流学校还存在的时候，它可是凌驾于华小之上成为华人的首选。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华人的务实心态远远大过传承文化的心态。这是不可不警惕的。国小现在固然还未进入华裔市场，但是未来华小是否依然可以坚守这个格局，难以预料。

中国名人史玉柱曾说过，营销是没有专家的，唯一的专家是消费者，就是只要能打动消费者就行了。同样的道理其实也可以运用在华小身上。与其坚守华人社会身份认同媒介这个牌子，华小有必要以市场导向作为一个考量。如何让本身的学校体制更为多元化，借此吸引更多友族同胞来就读，那才是华小未来在政府挟制和人口略施下依然长红的方法。眼见国小的素质提升和许多国际学校的林立，华小更有必要引进新的教学因子，不能只是墨守成规的一味提倡华语和儒学。引进和学习国外新的教学方法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不可不知的“大吉隆坡”规划

标准规模的大都会（metropolitan），指的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两千人，总人口不少于一千万的地区。这些都是的发展模式，通常都是依循蜜蜂旋的方式，也就是一层一层的从市中心开始向外辐射性的推展出去。这种发展模式算是最快也是最成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政府的“大吉隆坡”计划，就是要把巴生河流域一带和原吉隆坡地区整合，打造一个大都会。但是在打造一个类似“大吉隆坡”的城市化过程中，除了人口和发展，有几样东西也是城市规划者必须注意的。地球上的大都会，如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都面对着很多城市规划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进步的烦恼。

大都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交通。由于大都会的城市范围远超一般大城市，而人口又是爆炸性的高企。所以交通方面，一般上都出现拥挤、长距离长时间的穿梭、以及恐怖的车辆等待时间（long vehicular queuing）。一旦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交通问题可能会瘫痪整个城市的行政和商业活动。对视时间就是金钱的商贾来说，这非让他们蒙受严重的损失不可。各位应该还记忆犹新功过京藏铁路连绵百余公里的车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商业活动起着如何大的打击。

这些问题，一般上大都市都用铁道系统来解决，主要是看上铁道系统的优点：高载客量、高速、低污染和兼容性高。不过铁道系统成本可不低，一定要有足够的载客量来抵消成本。把这个解决方案放在大吉隆坡的规划里，那么政府单单建地铁还不够，还要系统化的把转换系统（interchange system）融入铁道系统，减低换车的时间。至于私人交通工具，则必须限制使用，以便可以推动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提到大都会问题，就不得不探讨城市扩张（Urban sprawl）而城市边缘地区的“高档化”（gentrification）。所谓城市高档化，就是当城市扩张到边缘，靠近乡镇的时候，连带也会导致城市人迁移到这些新兴起的卫星城市。由于城市人开始进入该地区购买房地产作为落脚处，该地区的房地产价值、租金和税务就会飙高，造成原本购买力就不高的原地区人民生活压力更逼人，进而造成他们迁移到更偏远的地区。

城市扩张的结果，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不断飙升，连带影响市民的购买力。原本相对低廉的乡镇地区房屋，在城市扩张后价格可能会飙升好几倍，普通市民穷一生之力可能也负担不起购买一栋房子。 ，严重打击了不少有益自置物业的中产和低层家庭。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处理，就会在大都会里形成城市贫民窟（slum）。巴西的里约内卢了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该地区超过15%的市民生活在贫穷线下。作为巴西第一大，世界十大城市，但是里约内卢的平均贫穷率还高过巴西全国的贫穷率。

大吉隆坡的规划中，可不能少了建造低中价房屋，以便符合城市中低层人民的购买力。以便让涌入城市工作的人们居者有其屋。政府可以自己建造这种类似“公屋”的房子，或者和城市发展上定下协议，每一平方公里的发展区，一定要保留固定数目的中低级公寓，以符合中低产阶级人民收入的价格发售。

与其不断追求富丽堂皇的城市发展，政府在规划大吉隆坡的蓝图时，切莫忘了同时也考量人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会面对的问题和需求，并对症下药。这样才可以大致双赢，共同迈向繁荣的马来西亚.

建构大吉隆坡的实际关键

政府构想中的“大吉隆坡”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城市改造计划。“大吉隆坡”方案准备把现有640万人口，属于一级城市的吉隆坡，提升至1000万人口，并提高城市覆盖率至整个巴生河流域的大都会（metropolitan）。地球上这种大都会并不多，其中以东京都和纽约为最经典的例子。

政府的改造工程以几个计划为主轴 ，那分别是城市绿化计划；一个衔接现有轻快铁、单轨火车和电动火车的全新地铁系统；吉隆坡绿化系统；长达7公里的购物街以及全新的金融中心。至于其他构思，如槟-隆-新高铁、雪邦物流中心等则语焉不详。许多人仍然对这个耗资四千亿令吉的计划保持观望态度。

到底通过以上的基建设施计划，是否就可以改造吉隆坡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呢？这是现在纳税人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回顾世界上各大城市的发展史，它们一般上都在软体和硬体上两手抓来改造城市。所谓的硬体，就是城市的基建设施，包括交通、房屋、商业中心等。至于城市软体发展就主要涉及政府行政效率、社会安全、官僚系统等。

回顾吉隆坡的发展，基本上吉隆坡不缺良好的硬体设施，但是在最重要的物流中枢系统 – 交通方面，却严重的不及格，尤以公共交通系统更是惨不忍睹。一个有效的城市交通系统，一定要有快速、准时、高覆盖率和廉宜等特征。这样公共交通系统才可以取代私人交通工具，成为城市人的首选。现有的吉隆坡铁道和公共巴士系统之间的兼容性低，又严重不准时，而且站-站之间的距离遥远，市民转换路线往往耗时不菲，造成人民宁愿开车也不愿乘公共交通。政府构思中的地铁系统，是否可以解决以上的问题，是“大吉隆坡”计划成败关键之一。

除了硬体设施，一个城市的软体发展，才是真正决定城市是否可以转型的要素。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上的城市转型，开始的阶段都是靠政府的资金和意志力开动，但是要永续经营和发展，那非靠民间和私人机构的努力不可，如果我们以一列火车来比喻城市，那么政府的资金就是激活火车引擎的燃料，然而一个开动的火车，需要乘客、需要货物才可以保持开动的意义。火车如果没有乘客和货品承载，不断的开动只是在浪费资源。那如何吸引乘客和货品呢？那就是软体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了。

审视转型最成功的国际城市来揣摩软体发展，那我们绝对不能不提香港。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渔村，在60年代是世界上贪污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那时候的吉隆坡远比香港先进。这么一个糟糕的城市，如何在短短30年内，成为东方之珠，和纽约、东京、伦敦平起平坐的金融中心呢？这一切，由整顿政府机构开始。1970年代香港地铁开始开工，同一个时候，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标志着缠绕香港公务员多时的贪污风气开始受到严重的打击，连带重建外界对香港执法和司法机构的信心。同时香港亦开始实施九年免费强迫教育，扫除文盲和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准。这些皆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奇迹打下深厚的基础。

这30年来，香港政府并没有涉足香港本区太多的硬体发展，反而专注于维持香港的软体特质 – 廉洁、高行政效率、高度媒体自由和透明的商业体系。这些都是维持香港繁荣的要素。笔者认为，马来西亚政府，也应该学习香港这个成功的例子，在大吉隆坡计划上做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私人界高度参与吉隆坡的发展扫除其他障碍，并毫不妥协的把吉隆坡塑造成廉洁、高效率和自由的城市。这才是“大吉隆坡”成功的关键。

纳吉大人的着急

在来届的全国大选中，要国阵失去政权还真的不容易。且不论国阵在偏远的乡下和垦殖依然牢牢掌控选民的选票。即使在沙巴州，巫统也通过选区划分掌控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再加上砂劳越的土保党议席，和其他友党（马华、民政、国大党等）零零散散的议席，要掌控国家政权其实眼下还不难。难的是，要掌控国会里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马来西亚的立法机构已经算是相对松散了。国会指定开会合法人数只不过是26，才大约国会议员总人数之十分之一。寻求国会通过的各种大小法案，甚至年度预算案，都只需要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通过。需要三分之二通过的，都是涉及宪法条文修改的，其中包括修改得最频繁的选区划分。巫统自独立以来都坚信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才可以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霸权心态，一种要求掌控无上权力，随时可以改变国家最高法律以迎合本身政治需求的独裁主义心理。

对许多民主国家来说，本身的政治联盟可以获得简单大多数议席执政已经是辉煌的成就了，但是对巫统来说，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才是安全的政治心理关口，这三分之二迷思，现在就成为纳吉的紧箍咒，让纳吉焦急万分。

为什么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有否原本不会对政党执政制造太多的问题，除非如上所言，修改宪法时才会面对阻力。但是纳吉身为巫统主席兼首相，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就成为了党内评估他作为主席的KPI了。我们来重温一下阿都拉下台的真正原因。很多人认为阿都拉是因为国阵在308大选成绩不佳而被党内不满的声音推下台，又或者因为慕尤丁和纳吉的猴急和压力而不得不进行权利转移。这只不过是表面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国阵在308大选失去多个国会议席，失去五州政权，而造成利益分配失去平衡。在失去政权的州属里，巫统原有庞大数目的市议员、县议员、村长、乡村发展官等一夜之间失去了。失去国会议席也标榜着巫统难以直接涉及选区内的拨款和运用地方行政资源来为自己的政治事业埋单。正确的说法，许多靠政治吃饭的巫统党员，突然间失业了。巫统尝试通过委任国阵选区协调员和联邦村长来保住一小群人的饭碗，但终究还是僧多粥少，而引起许多巫统基层的不满继而上演宫心计。

纳吉是这场宫心计的受益人，而慕尤丁是整场戏的导演兼编剧。现在他成为了纳吉的副手，纳吉的感受可想而知。要确实形容纳吉现在的感觉，莫过于犹如被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颈项上凉气不断提醒纳吉项上人头可能不保。现在纳吉除了担忧国阵政权不保，自己成为巫统的末代天子之外，还得担心就算在大选胜出，但是无法重夺三分之二，甚至以更小的优势执政，那宫心计（二）随时会上演，首相之位可能也必须拱手相让。

政治人物的举动都是遵循利益而祭出台面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纳吉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争取非土著的选票保住相位，而不是真正的想提倡真正的社会普世价值观。慕尤丁往马来极端路线靠拢，除了要标榜自己比纳吉更适合做马来人的领导人，也趁机制造麻烦给顶头上司，伺机夺位，最好就是纳吉赢得大选，输了相位，那他就名正言顺的取而代之。

看到这种情况，纳吉大人想不着急，都难啊。。

马华的剩余价值和前路

搞政治其实和做生意没有两样。两方面如果要合作，就必须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合作必须是双方面的自主意愿，其二，双方的合作可以促使双赢，让双方各自得到所要的东西。以上这两个条件，就是巫统和马华独立前合作的起因。

联盟成立初期，巫统需要马华（头家）在金钱上的资助，在大选中帮巫统埋单。同时也代表联盟出战华人选区，并且在混合选区上为联盟的候选人争取华人的选票。那时候的马华，在联盟内扮演的是金主和代表40%国民的双重角色，其地位可说是如日中天。陈祯禄和陈修信这两位马华前总会长，都是得到巫统同僚的真诚尊敬下和巫统在联盟内平起平坐。

缅怀历史总是美好，但是眼看现实却是残酷的。现今的马华经历了联盟的扩大、八十年代茅草行动和308大选的灭顶之灾后，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现今的马华对巫统来说，剩下的利用价值已经不高。金钱方面巫统的议员已经取代马华成为财政部长，再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朋党主义掌控全国的财政资源。至于在华人选区方面，马华在70年代开始在华人区几乎屡战屡败，更可悲的是，连原本可以轻骑过关的混合选区，马华在308大选始也拱手把议席让给反对党。在政治筹码不多的情况下，马华要在政治上扮演更显著的角色显得难如登天。而原本的政治定位和价值，几乎消磨殆尽。

那马华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吗？

这个疑问要视情况而定。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马华还是有能力在柔佛（古来、亚依淡、振林山、丹绒比艾等）、彭亨（文冬）等堡垒选区赢得议席。可能胜选的议席不多，但是如果在全国大选中，国阵的巫统和民联的议席不相上下的时候，国阵成员党就是造王者了，这时候又以国阵老二 – 马华和砂劳越的土保党最为有谈判能力。当然前提是马华所掌控议席的数目，足以决定政权花落谁家。参考英国自由民主党和澳洲绿党等第三势力如何在政治夹缝中生存，马华其实作为第三势力还是很有作为的，甚至可以因势得利，提高本身的政治筹码，在内阁扮演更大的角色。

整体上来说，现在华社依然需要马华。对华社来说，未来最糟糕的情况是，巫统依然以微差议席保住全国政权，但是其他国阵华基政党却输得清光。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巫统往种族极端主义发展，逐渐的把非土著边缘化以便可以稳固土著票源。对巫统来说，一个不能赢得议席的友党，其作用充其量只是最为国阵多元种族象征的点缀。与其让出更多的马来选区或混合区给友党，倒不如由巫统上阵来得更稳当。这就是马华最大的危机 –未来可能 无区可选无席可胜而泡沫化。

马华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评估自己在国阵内所扮演的角色，理清自己的政治路线。高调问政固然可以制造声势，抬高选情，但是人民要看到的是实质的改革。现今的马华不能只是以维护华裔利益的面貌呈现给国民，反而应该包装本身为维护自由、提倡公正、杜绝贪污，高举普世价值观的旗帜。这样才可以网罗不同种族的选票，让马华本身走出华人区和混合区的政治框框，未来竞选的时候，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才可以脱离巫统的钳制。

如何提升本地大专的素质

每一年我们总是看到本地国立大专的排名犹如坐过山车。排名最高的国立大专- 马大，也只是在200名左右徘徊。政府曾经要把马来西亚塑造成区域的高等教育中心。而作为这个计划的核心分子，国立大学改善其素质和教学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一个大学的教学是否有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师资和师生比例（classroom ratio）。在外国著名的大学里，师生比例一般上都很小。就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例子，该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7，平均一个讲师负责督导七个学生。这样的一个小班授课可以让讲师更容易就不同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引导他们到正确的学术发展方向。而在马来西亚，一般上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20，比外国著名的大学大整整三倍。最直接的影响是，讲师不能兼顾所有学生，而只能大略和整体性的解释和传授课业。这个缺点在进行实验课的时候更加显得严重。所以，要提升大学整体素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马来西亚教育系统的核心思想一般上鼓励学生在本科上勤加努力，但是却忽略了课业以外的知识。所以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中小学生都很少翻阅报纸，杂志甚至阅读文学类的著作。这种风气也延伸到国立大专的办学精神中。普遍上国立大专的学士课程结构，只充斥着本科科目（core subject）以及一些统一课程（compulsory subject），如：回教文明、国史等、英语等。但是却忽略了副科（elective subject）的重要性。一般上在外国的大学，理科生都必须拿文史哲经（文学、历史、哲学、经济）作为副科，反之文科生亦然。

这么一个文理结合的学术结构其实有它的道理的。如果说科学教导我们如何理性的分析和科学化的解决问题，那么文史哲经等文科就是培养我们的创意，开拓我们的思想范围，让我们的思维可以伸展的更广，思考得更透彻。外国大学可以有更多创造性的发明和研究，和以上的原因脱不了关系，绝不是偶然的。当然，我们除了要培养文理兼强的学生，我们也要塑造一个3S（学习study，活动social activity，休闲sleep）平衡的学术环境，让学生除了在本科和副科上有杰出的表现，也可以培养多样化的软技巧和组织能力。

一个大学的地位，和其对社会的贡献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世界著名的大学，他们的成功其实源于该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所撰写的论文，所发明的东西，所产生的思想学说改变了这个社会的面貌和内涵。马来西亚国立大专在这一方面就远远落后了。当然我们不能单纯把成立了几十年的大学，和成立了几个世纪的高等学府比较。落后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赶上去。我国国立大专的科系内容其实和其他著名学府的分别不大，分别在于研发工作。我们的研发工作并没有完善的工业基础，缺乏和私人界合作的经验，连带的影响是，所进行的研发可能不符合市场的规格和要求，甚至不能被工业市场运用。

要如何改进这种现象呢？我们其实可以借镜多媒体大学（MMU）。多媒体大学这所私立大专在成立短短的10年内，已经成功引进英特尔、爱立信、安捷伦、惠普等电子业跨国公司进入大学设立研究设施和实验室。那些领域的专业工程师，有些被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这将进一步提升校内讲师的水准。这种和跨国公司合作或者联营的方式，不但可以确保本身大学的研究跟得上最新科技和市场需求，更可以简介提升本身大学的人力资源，引入更多领域的专才教导学生。

大学的生态环境是影响大学排名的根本原因

每一年当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共同推出年度前600名世界大学排名时，总会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一阵风波。每当国立大专排名猛跌的时候，高等教育部和有关人士总会提出各种理由来辩解排名下降的现象。就以今年再度跌出200强，从去年的第180名滑落至第207名的马大作为例子，部长立刻就发表声明提出排名浮动乃正常现象，但是却忽略了马大排名降低的原因 - 学术声誉和雇主评分丢分。

2010 年，QS与泰晤士高等教育正式拆伙。QS将持续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朝鲜日报和英国太阳报合作，发布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则改与汤森路透社集团合作，于2010年秋季推出全新的世界大学排名。之前双方都是以6个标准来评定大学排名，分别是学界互评分数 (40%) 、企业雇主评分 (10%) 、国际师资分数 (5%) 、国际学生分数 (5%) 、师生比分数 (20%) 以及单位师资论文引用率分数 (20%) 。

要探讨大学排名低落和其改进的方法，我们无可避免的必须依据以上的标准作出改变。审视以上的标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在“国际学生”方面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原因是国立大专仍然是大多数国民的主要升学管道，所以人数方面免不了由本地人占大多数。如果要提高大学的排名呢，就必须专注在其他评分项目，往别的方面着手。

纵观主要的评分比 – 学界互评份数（40%）、单位师资论文引用率（20%）和师生比分数（20%），其实汇集去一个主要的论点，那就是大学的研发工作（R & D）。大学的研发工作的深度、进度、运用性（practical）和相应性（relevant）将决定大学所产生的论文是否有市场价值；是否会被其他学者引用和评论；是否会起到承先启后（pioneer）的作用。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如何在运用性和相应性的角度来提升研发工作呢？在还没有进入比较学术性的探讨之前，笔者认为首要工作当为重塑大学的生态环境（ecosystem），其中包括大学的研究环境、教室文化、资料库等。

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大学资料库的库存绝对要有足够的底蕴，藏书一定要丰富。我们以世界著名大学 – 哈佛来做一个例子。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藏书超过1500万册，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规模排世界第五。排名榜中名列前茅的耶鲁大学，其图书馆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1100万册。进入网际网络的时代，世界上著名大学都着手成立开放式课程网页，并建立全球统一的知识库，让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络共享专业知识。相反地本地的国立大专却把大量的金钱花在基本设施上，反而没有专注发展大学的“软实力”。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专比起来，国立大专实在是相形见挫。

再者，国立大专的教学文化太过拘泥，填鸭式的考卷只是测试学生的问答技巧，而不是学生掌握的知识。环看世界上成功的大学，它们杰出的研发工作，其实源自学生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思维，所以他们非常注重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意，训练他们跳出思维的旧框框。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称号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这方面的的佼佼者。它“最基本的注意点是研究，即独立地去探索新问题”。例如，有一门课是这样进行的：学生们每人得到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课程要求简单明确——自行设计、装配一台机器。这种简单的功课，既培养学生全面性的思考，也可以增进学生对课业的兴趣。这种生动的教学方法，是国立大专的借镜。

以上的论点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最重要的是国立大专和高教部肯认清事实，往改变的道路前进。这样才有望真正提升国立大专的排名。

公正党直选制将改变公正党的未来

作为国内最年轻的政党之一，公正党在308过后走过了非常具争议性的两年半。

作为民联最资浅的成员党，公正党却是领导民联的骨干。原本是国会议员最多的成员党，两年内在一连串的国会议员退党潮和跳槽风之下成为国会议员最少的成员党。作为雪州的执政党，公正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不断的受到国阵的质疑和攻击，其中包括引起轩然大波的采砂事件，大臣赠送牛只事件等等。一连串的执政风波，开始有点动摇人民对公正党的信心。

公正党作为一个年轻的政党，在执政方面显现了新生政党的问题与矛盾。当中最险峻的问题，当为领袖和基层对公正党的向心力。而这也是公正党先天性的弱点造成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公正党主题其实由三大群组组成，一为烈火末熄时代加入或参与创立公正党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当中著名的人物有蔡添强、黄结冰。二为安华被巫统革除后，退出巫统并加入公正党的前巫统党员，代表性人物有阿兹敏。三是人民党前党员，在人民党和公正党合拼后加入公正党的人士。这些人拥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背景，代表性人物有现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这三个群组拥有各自不一样的政治理念，处理政治课题的方法也尽不相同。

这三个群组在公正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对政治课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至于在管理和执政方面，可以看得出“前巫统”组和其他两个群组的观念落差相当大。这也是雪州大臣卡立和雪州主席阿兹敏两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商界出身的卡立在执政过程中非常强调官僚专业化并某个程度上减低政党对州政府的介入，反而阿兹敏就趋向实行类似巫统的庇佑政治，把党员安插到政府个部门和官联公司当中。从这一点看来，公正党内部的矛盾和眼前的危机实在不小。公正党有必要把这三个群组整合并收编。其内部的整合度，将决定公正党是否可以继续茁壮成长下去。、

要怎么整合这三个群组呢？其实眼前公正党已经找到这个方法了，那就是实行党员直选制。做为国内最年轻的政党之一，公正党固然还面对很多内部问题，但是同时也拥有年轻政党的优势和条件，年轻的公正党没有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可以很轻易在党内作出改变而不引起太大的反弹。其内部的关系链和利益关系也不像其他老牌政党这么复杂。加上党员人数远远比其他政党低，整体四十万的总人数，比马华的一百万党员、巫统的三百万党员，比起来算是轻盈很多了。以上的条件，有助于公正党落实真正一人一票的单元直选制。

党员直选制可以限制党内派系操弄选举，而真正呈现党员的意志和立场。要胜出的候选人，将必须兼顾党内所有人的利益和理念。如果单纯从统计学上来看直选制，这么大的一个投票人数将形成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要符合最多数人的口味，就必须占据“平均值”的有利位置，在政治上这就是趋中的立场。候选人决不能靠传统的“钱权回报”或“绑桩脚”的方式争取党员支持，反而政纲、理念和实力才是胜选的关键。这次的直选，通过政纲的斗争，就是党员表达到底他们要公正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同化和单元化政策并不是国家和谐的良药

我们是否有发觉，近年来我国的整体社会环境越来越动荡呢？

以前国家领导人或政治人物出门，绝对可以轻装简便，前副首相嘉法巴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永远只带一个保镖出门。现在的政治人物，动不动就接到子弹，动不动房子就被人家淋红漆，甚至语带威胁还要祸及家人。

从前的马来西亚，焚烧宗教场所的恶行几乎绝无仅有，对各种宗教也保持着广大的包容和接纳。但是近年来，我们不断看到宗教场所被狂热分子侵犯，甚至有极端分子以践踏宗教圣物来达到羞辱他人的目的。

全球化的巨轮不断在转动，时代不断在前进，但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和谐气氛，好像在开倒车呢？

对于这种倒退，很多当权政治人物的看法都剑指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这种现象尤以土著为主的政党更为显著。这种论调通常都把趋向形容少数兼“外来”民族刻意挑战土著兼主要族群的根本利益和生活习惯。他们相信非土著除了会侵蚀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意外，还会分薄了原本只应该由他们独占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当中也包括公民权。他们坚信如果要解决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冲突，就必须只让一种文化独存在这块土地上。而接踵而来的就是在这种思维上所产生的同化政策，核心内容包括推行单元流教育、塑造马来西亚（马来）文化为共同文化、行政系统回教化等。

以上的政策大多始于80年代，但是一代人的时光过去了。马来西亚的和谐气氛只有越来越糟糕。这个现象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当权者的根本原因分析出了问题。

我们以邻国 – 泰国做一个例子来看看同化政策是否真的有效。泰国在二十世纪初，早在泰国南部北大年区被正式纳入泰国版图的时候，泰国政府就对该地区高达65%的穆斯林人口采取语言和宗教上的同化政策。1910年，曼谷强制马来人接受泰语教育。1921年通过“基础教育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儿童必须在小学接受四年的泰语教育。这一做法旋即引起当地马来人的反抗。这就是泰国南部分离运动的起源，造成泰国南部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东南亚的火药库。这可证明了强硬的同化政策只会制造分裂，而不是营造社会和谐。

我们再审视泰国另外一个例子，来尝试探讨我国社会动荡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泰国近年来的动荡主要的起因是塔信派和反塔信派的政治斗争所引起的。红衫军和黄衫军除了是塔信和反塔信派系的代理人之外，其实也象征着泰国的阶级斗争 – 富人Vs穷人，城镇Vs乡区的阶级斗争。塔信象征着泰国乡区穷人的希望，其力量和选票主要来自泰国的偏远地区。而反塔信者主要是来自曼谷的政治精英或者高中产阶级。“红”“黄”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看来是塔信和反塔信的代理战，实际上这场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尤其是来自乡区的红衫军，其实借此机会向泰国中产阶级的精英反扑，趁机以暴力表达对生活素质之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愤不平的情绪。所谓的政治代理战，只不过是泰国贫富不均的包装纸。

各位看官是不是突然觉得，马来西亚如果的贫富鸿沟继续扩大下去，也有可能演变到泰国这种情况呢？在泰国这种高度种族同化的国家，也发生类似的社会动荡，让我们再一次肯定多元文化并非社会动荡的根源，更让我们清楚看到，如果要达致社会和谐，并不是搞同化政策，而是搞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降低贫富悬殊，那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贫穷。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社会不公。

而不是多元文化。

解剖镶着种族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到底现今的马来西亚是不是一个种族主义横行的国家？

要切入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诠释何为种族主义，并站在政经文教方面去仔细的观察。一般上对种族主义国家队定义为 - 其中一个或多个种族的地位并不想等，并在政治力量或宪政条文驱使下被两极化。此外在经济上面，种族主义的国家也实行不平等的政策，政治力量尝试扭曲经济常规，并实行对某个种族有利的经济支配权。

至于在文化方面，种族主义的国家通常都会边缘化某个种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并强硬的以本身的文化同化他人，其中可能包括姓名上必须同化等。在种族主义的国家，通常实行的都是单元的教育，其他种族的教育元素并不会出现在国家教育纲领和学校内。

纵观以上种种条件，再回顾马来西亚，表面上看来马来西亚几乎不算是很“种族化”的国家。如果我们在仔细的深入分析，回看我国的历史，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那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源于经济问题。更正确的，是始于新经济政策。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因为马来西亚（马来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虽然宪法上已经阐明了土著在国家各领域的特权，不过那只限于文字上，而不是实际上在政治、政治和教育领域上严格的区别土著和非土著的权利和利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开始让这些潜在条文发挥作用，让当政者开始以此为由，落实各种有利于土著的经济和教育政策。

回顾新经济政策，这个所谓以平衡各族经济发展，把除贫列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模式，经过了三十余年却演变成种族主义的根源，这是当初政策制定者 – 敦拉萨所始料不及的。六十年代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的经济隔阂实在不小。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甚至形成两种阶级 – 富人和贫者。所以当年新经济政策的出台，绝对有其必要性，以便打破各族之间的经济隔阂，创造更平等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我们要注意的是，新经济政策之源起并不是要扶持马来人，而是要扶持长期处于低阶收入的国民，而这些国民，以土著（马来人）为主。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所谓的种族政策，它只不过是要打破阶级隔阂的经济政策。这和现今政治人物一直强调新经济政策乃马来人护身符的论调绝对不符。一个原本旨在扶贫的政策，其实已经不断被政治人物利用，并镶上种族主义的色彩，以便可以符合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它成为我国进步的绊脚石，它成为既得利益者刮收财富的利器，也间接成为这些人的拐杖。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新经济政策受惠者，其实只不过是倚着拐杖致富的可怜虫。一旦失去政府庇佑，投身全球化的市场，他们就被打回原形了。新经济政策制造了更严重的贫富鸿沟，只不过现在的阶级对立已经不是独立初期的版本，在于华裔富人和土著贫者之间，而是形成了内卷化的改变，把阶级对立转移到土著精英和土著贫者之间。

从以上的论点，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实行至今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它的精髓。

一个被严重扭曲，并失去灵魂的政策，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它。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啊。。。。是时候我们抛弃新经济政策了。

无需多说，这就是我对大专法令的看法

大专青呼吁恢复大专生参政的权利，唯需制止政党进入校园活动

大专青今天发表文告，呼吁内阁和高教部恢复学生参政的权利。大专青对之前内阁从善如流修改大专法令，准许学生无须在校方的同意下就可以参加普通社团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内阁和高教部可以作出更大的改变，准许学生无须在大学校长的同意下参加合法注册的政党。

参加社团的自由是宪法里赋予所有国民的权利。凡马来西亚公民在足龄后都拥有这项权利，所以并不应该因为进入国立大专就读而受限或者被剥夺参政权。

至于所谓大学生参政将导致政党入侵神圣的高等学府而影响校园内的学习环境及和谐气氛，大专青在此建议高教部禁止政党在校园内进行任何活动。学生可以以党员的身份在外参加政党所主办的活动，但是绝不可以把活动带入校园，或者借用大学的场地进行任何政党有关活动。

大专青同时关心学生参政过后是否会影响到学术成绩。在此大专青呼吁大专院校设立一个严格的评估标准并提升考试水准，并公正、客观和全面的评估学生的学术表现，这样既能避免学生因为参加政党而影响到成绩，同时也可以间接的提高大学的素质和学术水平。

国庆日，爱国

马来西亚53岁了！生日快乐！（虽然岁数到现在依然有很大的争议）

一年的国庆日，都是国民普天同庆的日子。作为我国摆脱殖民地统治和得到独立自主权利的象征，独立日，或马来西亚所谓的国庆日代表的意义非凡，所谓的独立，就是在体制上、精神上和形式上脱离别人的统治。它象征着被西方殖民者统治多年的土地，终于可以由国民本身行使主权并统治这个国家。

每一年的独立日，带给我们的意义，在于重温先贤领袖建国的精神，学习他们在强权压制之下大无畏和勇往直前的魄力，也在于提倡国民对于本身国家的热爱。但是很可惜的是，近年来的国庆日，已经被各方扭曲了。国庆日里所要提倡的爱国精神，已经被扭曲和形式化到很低俗的地步。曾几何时开始，官僚们开始把爱国和在国庆日里挂国旗挂钩在一起，如果不挂国旗就好像很大逆不道，不可以更新执照，不可以。。。。。

政治人物们开始以爱国为借口，借机推行各种单源流政策，而不顾其他族群的感受和社会需要。对于其他对单源流政策发出异议的人士，则把它们标签为不爱国，并动不动就公开喊话，谓这些人都应该回到“祖国”。很多时候笔者都感到有点模糊，难道我们的祖国不是马来西亚吗？难道我们这些被人喊话“滚回祖国”的群体们，不是一样和他们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一起吃椰浆饭、喝红豆冰、穿日本凉鞋，玩风筝打玻璃弹珠长大吗：我们不是一起学习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一起学习马来西亚共同的历史吗？

我们除了宗教和血缘上稍微有点不一样，又有哪点不相像？

很缅怀小时候的国庆日，那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总可以无忧无虑，没有隔阂的混在一起玩。国庆日的假期，肯定又是我们这班顽童大闹天宫的好日子。哪怕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外劳的小孩子，我们聚在一起骑脚踏车，一起给恶犬追咬，整大班人一起去华人杂货店买兔子糖分着吃（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到底那些华人杂货店卖的兔子糖是不是halal的）。

现在的国庆日，国庆倒数时刻变成飙车党合理化飙车的理由，成为攫夺匪干案的黄金时刻。

国庆日成为种族主义狂烧的黄道吉日，成为小拿破仑官僚们滥权的平台。

现在的国庆日，想起以上种种，笔者可真懒得出门了。

挺“早点说马”

挺“早点说马”，因为马来西亚类似的时事情谈节目实在见少卖少。

自从《就事论事》、《非谈不可》、《前线视窗》等相继因为经济原因或政治压力而暂停后，早点说马已经成为媒体界仅存不多的时事评论节目。“早点说马”经历了马华党争和主持人的更换后，开始引进了更多不同的嘉宾，有来自报界时评的蓝志锋，有著名艺人梁拯康，言论比当初迦玛一人独霸麦克风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梁文道的到来更把“早点说马”的节目素质推上高峰，许多言谈和评论都很有启发性。这么一个节目，实在没有腰斩的理由。

挺“早点说马”，因为群众绝难苟同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谓这个节目所讨论的种族课题、同性恋和贪污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媒体作为第四权，其实身负监督和教育社会的重任。一个称职的媒体，除了必须把正确的资讯传达给大众，也必须肩负教导国民明辨是非、点提社会并促进公民责任。贪污弊案是摇动国本的严重罪行，理应受到媒体的监督和鞭褡。至于所谓的种族主义造成社会不安，想必“早点说马”的粉丝们应该很清楚，节目里不止一次强调种族和谐的重要性。至于同性恋，在二十一世纪里面对这样的课题时，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是否会神经过敏了呢？我们不是应该以开放、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所有事情的吗？这样才是教育国民的正确方法。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的做法，无异于把我国塑造成愚民国家。

挺“早点说马”，因为我们珍惜我们拥有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乃宪法赋予我国国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我们不野蛮的滥用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理应可以就任何事情发表任何不伤害他人尊严、感受的言论。言论自由之重要，在于国民的言论应该成为执政者治理国家方向的一种指标，也是对执政者所执行之政策的回响。言论自由之可贵，在于我们可以不用对当权者尖锐的批评而遭受政治打压，也在于我们以共同的声音，制衡当权者实施的白色恐怖。言论自由这种权利，一旦给当权者压缩或者渐进式的剥夺，要争取回来的时候就倍加困难。这是一个寸土必争的游戏，退缩意味着败亡。

挺“早点说马”，因为我们要更透明化的媒体管理。

“早点说马”突然间被腰斩，主要是因为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所接到的投诉。但是到底投诉源于何方？是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本身？另外的政府机关？还是听了“早点说马”觉得刺耳的听众呢？如果要调查整个事情的过程，是不是应该清楚的公开投诉者的身份呢？就算是报警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原告啊？我们只担心，“早点说马”重蹈之前《前线视窗》、《非谈不可》等节目的结局，莫名的给背后一个躲在黑暗角落中的魔掌玩弄于股掌之中。

为了言论自由，为了媒体自由，为了未来的时评节目，让我们一起努力.

马来西亚人民的诉求

最近的政治人物很喜欢把个别族群的诉求无限上纲上线，标签为挑战社会契约的行径。这种行为固然因为它本身要乘机捞取政治本钱，但同时也显现了，他对马来西亚人民不甚了解。

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其实并不如政治人物标榜般，是喜欢挑战既有社会结构的“刁民”。反而我们更多时候，对马来西亚，对我们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有更多共同的期望，希望祖国可以给人民塑造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推行良政。

那些共识和价值观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马来西亚必须摒弃种族政治，在经济上必须执行有效的扶贫政策。马来西亚的贫富不均的情况固然没有发展到泰国和中国两极化的程度，但是情况也是日益严重。所谓的贫穷，其实并不是某个种族特有的“情形”，也不是特定地区拥有的现象。所以有效的扶贫政策，应该跳脱种族的框框，而必须专业、客观的聚焦于贫穷人民身上，并以年收入作为一个公平的指标。政府给予的经济特权和固打等，应该给予贫穷线内的人民，而不是单纯的以种族来区分。

其二，马来西亚政府必须推行更开放的教育制度，并设法留住人才，为我国效劳。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地缘性因素已经不再一种因素。唯一可以留住人才的，除了客观的酬劳，社会生态系统（ecosystem）也很重要。这其实就是指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和人文素质。一个可以吸引人才进驻的生态系统，必然有这些特质 – 公平的竞争环境，开放的资讯社会，廉洁和透明的行政系统。我想马来西亚如果要真正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夺人力资源这一块大饼，就必须彻底解决我国低效率的官僚系统、严重的贪污和种族政治。

第三，马来西亚政府必须重新赋予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他们所失去的公信力。一个无法取信于人的执法机构（警察、反贪污委员会），将直接造成人民对政府彻底的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后接踵而来的，是缺乏安全感，现有的生活将因此失去保障。而司法制度作为保障人民的最后防线，同时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冲突的仲裁者，所做的任何司法决定，必须合情、合理、合法，这样才可以取信于社会。千万别小看人民对司法和执法不公的怨言。纵观历史进程，执法和司法的不公，往往是点燃社会矛盾的药引，也是压倒极权政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了以上几点，我们还希望马来西亚可以有更大的言论空间和媒体自由，并废除限制人民自由，不符合宪法的法令。也希望政府可以提高效率。

以上种种的诉求，都是跨种族的声音，是马来西亚人民在国家转型中所希望见到的改革。当权者如果可以从善如流，固然可喜，如果顽固的拒绝，那么人民唯有以选票提出自己的心声。

就看领袖们选择改变，或者被改变！（change，or be changed!）

Some Things Are Beyond Politics - a wonderful and meaningful address by Mybloggercon Chairman, Jeremiah Foo (politicical blogger, please read this!)

About Us, A Disclaimer.
Mybloggercon is made up of Malaysian bloggers who truly believe in working together for a common good. We have raised funds for old folks homes, help the quake victims of Sichuan, victims of the Haiti tragedy, and we constantly work on projects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so we can all communicate better.

We respect every member’s rights to party, but we, as a group, is beyond party politics. Kopi, a friend I have known for years, used to be a DAP member, but he doesn’t call himself a “DAP blogger”, KK is now a member of PKR and actively campaigned for PKR candidate Jin Wen.

Our good friend Elizabeth Wong needs no introduction, and she too has helped us in many ways, last year, Dr Chua has generously donated money to us to help us organise our event in Kuala Lumpur. The platform is neutral, and we are an enemy of nobody, as we respected everybody’s right to a political idealism.

About Respect.
I have known the Chief Minister Lim Guan Eng for many years, he may not remember me, and I may not consider him a friend, I believe we must respect his position as an elected leader, by simple majority, it is by the same principle we respect our Prime Minister.

Respect is earned, and often cherished by those who have worked hard to gain the trust and respect from his peers. I respect Vincent, a friend I have come to know since 4 years back, he is one of those few who stood by his words and kept his promises. Calling someone you know by his name is respect.

I will be the last person to use “Fat Blogger” to describe Vincent, his weight and body size does not make him a lesser person. And I caution those who throw insults at people with limitations that he or she cannot alter, because the same may be used on you. I don’t believe anyone chooses to be ugly or fat, but I believe it is by choice that people refuse to learn.

About Our Language.
Mybloggercon Awards was setup to honour and promote those who excel in their various fields us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the means of expression. It is our effort to preserve this beautiful language among our peers.

I am writing this in English because some people who claim to uphold the integrity of Malaysia’s largest Chinese party has failed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s a choice made by individuals who want to become part of the fabric of the society. My friend Elizabeth Wong has worked hard to learn Mandarin (and maybe a little bit of Hokkien) because she wanted to communicate better.

I therefore challenge this individual to learn Mandarin and hopefully be able to debate with yours truly in Mandarin, one day. And I eagerly await that day, because when one stops to learn, one stops to grow.

About Enemies.
Who is our enemy? In the email shared by Vincent, the Chief Minister, who is the leader of the Penang state was named an enemy. Sometimes, I really wonder if some people are so blinded by politics or hatred that they have missed the ball totally.

Our common enemy is poverty.
Our common enemy is inequality.
Our common enemy is the lack of social justice.
Our common enemy is he who abused the power and violates the basic human rights that we all cherished.

Chief Minister Lim Guan Eng cannot be our common enemy, because he is our elected leader.
Very much so, in the case of Dr Chua who should be respected as the elected leader of the MCA.

About Leadership.
Human err. No matter how perfect or imperfect the person is.
A leader leads, not scandalise.
A leader heals, not pour salt on wounds.
A leader sees beyond the gapping hole between gender, race, religion or bank accounts.

Some Things Are Beyond Politics.
Some things are beyond politics, and if we are going to rely on a leader who cannot see beyond politics to lead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then I must say this person is not fit to lead, nor take the podium and cast the first stone at those who have looked beyond politics for the common good of the people.

马来西亚是否会演变成回教国？

所谓的回教国，主要有几个元素。一，就是以回教可兰经经文为国家最高宪政法律，而它凌驾于任何世俗法律，甚至没有世俗法律的存在。二，国家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机关完全吸纳回教元素 – 以回教刑法为典，以回教学者为国家领导人等。而马来西亚如果要达到这种境界的回教国，是有许多社会条件和政治转换必须满足和实行的。

欲成为回教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的改变，也就是慢慢的透过行政机构实行一些以回教为蓝本的政策和国家价值观。另一种是直接透过修改现国家宪法或甚至废除，并以回教宪法取而代之。

先说宪政回教化，那涉及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通过修改宪法才能达到。要逾越这个门栏，那么我们必须假设巫统和回教党合作（当然我们也预测了国阵和民联的非土著成员党不会复议回教国），那才有可能。但是这个假设性本身要满足的条件也不菲。纵观巫统在马来西亚选举史的议席拥有率，最高纪录是2004年，在219个国会议席中占据了109个或相等于49.7%。距离单独修宪的门槛，还有差不多两成。让我们以巫统最佳的选举成绩做蓝本，那么回教党就必须至少拿下20%的议席才可以肯定回-巫议席超过三分之二。以现在民联各党在各类型选区都各有优势（民主行动党 – 华裔、城市选区；公正党 – 城市混合区；回教党 – 巫裔、乡镇区）的情况下，回教党几乎不太可能可以凭一己之力赢取20%，也就是44个国会议席。更不用说回教党可以单独执政并推行回教国。

当然以上的分析是以现今巫统的实力和支持率，以及民联现有国会议席分配方程式作出的预测。一旦民联三党平起平坐的平衡被打破，那么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如果国阵其他非土著成员党也附和回-巫的回教国议程而不是起着制衡的作用，那么我们只好认命。

至于渐进式的回教进程，则不需要修改宪法，甚至连法律都不用修改。当权者只需要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加重回教元素的比重。巫统在80年代开始就进行类似的工作，包括加重回教法庭在国家司法制度上扮演的角色。其实这种渐进式改变，远比宪政改变可怕得多。要进行宪政改变，最重要的门栏也就是国会三分之二议员同意修宪是不容易达到的。而行政权进行的渐进式改变，却没有一个力量来制衡。在其他民主国家，如果行政权实行各种不符合宪法精神的政策（譬如，在世俗国体制实行回教政策），人民有权要求司法权释宪，并在最高法院（在马来西亚，就是联邦法院）挑战行政权所实行的政策。这就是三权分立制之下司法制度给予公民的政治保障，也是对行政权的制衡。但是在马来西亚，司法权的独立性长期受到干涉和质疑，而无法提供人民这种最后的屏障。渐进式的回教化，可能会因此而势无忌惮的横行。、

要避免我国变成回教国，我们不能只通过政治管道制衡。最重要的是人民要有高度的醒觉，这个责任必须有土著和非土著共同承担。捍卫立国宪法中的世俗国体制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一旦回教国在群众中没有市场，那么无论谁执政，马来西亚断不可能变成回教国。

Luncheon and Small Group Discussion with Penang Chief Minister Lim Guan Eng

严格限制支持信在国家政策里扮演的角色

所谓的支持信，原本的作用就好像一个鉴定器，在没有其他更有利的佐证下，作为鉴证的标准。譬如，复印信件需要得到高级官僚或者议员的复核并签名才算是有效。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个诡异的国度，支持信就不止这个作用了。支持信成为行政机关的遴选指标，角色之显著甚至可以通过一封支持信影响国家的大型工程（如巴生自贸区）或者政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政治现象呢？最主要的原因，当为官方体制并没有就政府工程和大小政策制定透明的遴选机制。众所周知政府并没有进行严格和透明的公开招标。任何的工程发给都是在黑箱作业下完成的。政府合约的发给没有根据或参考任何的严格机制，而把原来的“系治（系统控制）”转变成“人治（人为控制）”。

如果有完善的遴选机制加上设定严格的条件，再多的支持信也起不了作用。而人为的介入，变相把制衡支持信威力的系统撤除了，为支持信的横行提供了广大的空间。除此以外，政府体制里朋党严重的横行。政治人物所做的决定并不是根据专业团体提供的理性分析，反而着重于朋党因素。朋党主义的壮大，无形让支持信成为一个新的标准 – 得到最高领袖或者当权人物的祝福，继而通行无阻。

林良实和郑文福事件，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立刻加强支持信的管制，未来可能会带来更可怕的影响。管制一个主观的现象，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客观的评估取而代之。政府在政策制定和颁发工程时，应该对涉及组织或者竞标者设立严格的基本条件，包括竞标公司的最低缴足资本、过去涉及的工程类型、公司财务状况和背景等。这么一来就算你有支持信，也不能横行。朋党公司如果可以符合标准，那么颁发合约给它至少也显得理由充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落实公开招标制。在公开招标的过程中，支持信根本得物亦无所用，因为唯有最价廉物美的提案才会被采纳。各位看官可能会联想到朋党和当权者之间也可以私私相授，一般上由当权者私底下把其他招标价格透露给朋党公司知道，以便朋党压低价格赢得工程，过后再追加预算。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通过制定合约阐明除了极特别的情况下（譬如原料价格飙升，天灾等），政府绝对不会增加项目预算，以杜绝拨款的滥用。

总结，政府应该严格限制支持信所扮演的角色。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事项，一概不得以支持信胡混过关。这样，政府才可以重建失去已久的公信力， 重获人民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