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裔：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

最近报章上报道了某国立大专入学制度不透明导致华裔人数急剧降低，进而影响到华裔团体和活动的存活空间。这件事情，让我对马来西亚华裔的身份地位和前景，有了很不同的看法。

一直以来，国立大学的入学制度都是黑箱作业，遴选准则不透明之余，更夹杂了很多政治和种族因素在里面。大学入学实行所谓的绩效制，其实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来证明这套机制的运作是公平、合理的。加上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裔人数比率呈一面倒的下降，两者因素相加，华裔学生在不久的将来，在国立大学将会是极少数群组，甚至比国际学生的数量还要少。

笔者不否认一个更透明的入学制度，能增加普遍上成绩属于中上的华裔在国立大专的数量。但是这个做法只是短期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友族同胞的学术成绩上永远矮我们一截的心理假设上评定的，不确定性很高。应该这么说，公平的入学机制是用来确保所有人拥有共同的机会来升学，而不是用来增加华裔生的人数。

大学犹如社会的缩影，因此大学华裔生的危机感，恰恰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里，华裔对持续保有本身文化内涵和身份认同的困扰、担忧。所谓的华裔活动（大多指文化活动），需要华裔的持续参与才可以继续生存，其实也反映了，华人文化活动无法开拓更新更多的跨种族市场，放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状况，如果华人不把本身优良的价值观，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推销给友族，并获得他们的参与和认同，那么在人口持续减少下，大马华人文化将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回顾人类发展史，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可以比中华文化文明的融合性更强。无论是五胡乱华时代面对胡人的入侵，或者是面对比胡人更有文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的统治，到最后无不以中华文化的同化作为胜利的结束。基于历史给予我们的保证和信心，我们更应该以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创造出可以和友族同胞共享的本土文化价值观，主动和他们分享；以中华文化作为统一战线的工具，并且影响他们的看法。而且，就让我们从大学开始。当共同的文化成为大家的共享价值观，那么种族因素自然就被抹平，而大学里的种族数字，也不再重要。

前几天的美国大选，出乎预料的成为许多大马华裔关心的课题，而几乎所有华裔都清一色倒向奥巴马。原因很简单，因为奥巴马是大马华人的心理投影，是大马华人期许少数族群终有一天成为政治主流的阿凡达（avatar）。但是我们忘了，美国非裔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跻身政治主流，不是因为数字的魔术效应，或者固打制的保护，而是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六零年代后兴起的一股黑人自我认同运动有关，这股运动与当时狂飙的民权运动相结合，强调“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不再将"Black"看做是一种较为低等的形容词。时至今日，美国黑人文化无论在体育、音乐、舞蹈甚至民间文化方面都占据主流甚至领航的地位。

如果美国的非裔族群可以通过两百年的正确努力，来达到今天的成果，那么拥有更强大文化底蕴的我们，为何不能走出本身的框框，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呢？

国阵和回教国的纠结

其实，我对国阵的回教国立场之反复，感到十分的费解。

作为带领我国获得独立的政治联盟，国阵（联盟）在奠定我国作为开明世俗国方面立下了不朽的贡献。在共产运动和民族主义复兴的50年代，联盟在开国的阶段，排除万难的确立了我国是一个包容各族、各宗教人民的国家，并极力捍卫人民的宗教自由。这点，毫无疑问的，联盟的先贤，包括东姑、敦依斯迈、敦拉萨、陈祯禄等应记头等功劳。

但是这个亮点，却在国阵接下来的执政的路途上，渐渐蒙尘。国阵上一代领袖开明、有远见的遗风，并没有随着政治的交棒而传承到新一代领袖身上。在新一代的巫统领袖身上，从马哈迪开始，国阵最大的政治遗产 –  世俗国体制却时常变成政治博弈的筹码。无论是随着伊斯兰党于80年代伊朗回教运动复兴后崛起而推出的政府体制回教化政策，还是1999年因为巫统分裂，为了和伊斯兰党竞逐马来选票而在929宣布的回教国，到阿都拉的回教文明，和进来纳兹里否认我国是世俗国的言论，无一不把国阵（巫统）的创党价值观典当掉。

和民主行动党或者公正党相比，国阵有更多的历史价值观和底气，理直气壮的捍卫由国阵先贤确立的世俗国体制。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国阵更多时候只能随着回教党起舞。如果说原本国阵和世俗体制是一场正当的婚姻，那么很显然的，现在的国阵正在和回教国体制搞着婚外情。难堪的是国阵内其他摆着门面的友党，很显然的在巫统出轨的时候，它们就腹背受敌。

如果拿国阵和民主行动党对比，民主行动党自308大选以来，就以一边观望一边合作的姿态和伊斯兰党在政治上结盟进而共组政府。他们抱着伊斯兰党内新崛起的开明派系可以有朝一日改变伊斯兰党的宗教本质的希望，加上大约稳胜的20席国会议席为筹码，和伊斯兰党开始了一段即暧昧却又互相防范的合作关系。放在其他意识形态分明、两党制的国家里，这种合作关系早就给选民唾弃了，但是放在马来西亚，眼看了国阵内巫统独大，继而被彻底边缘化的马华、国大党等人微言贱的处境，选民在这种奴隶关系和民行-伊党的即暧昧又防范关系之间的抉择，其实不难预测。这也是任马华反回教国的政治运动响彻云霄，也无法获得广大选民认同的原因。

一个政党最珍贵的，不是政权，而是政治合法性。国阵的政治合法性，在于捍卫先贤创立的世俗国体制。这点，应该是国阵在推动政治运动中最大的卖点，而不是随伊斯兰党起舞，在回教国课题上大搞出轨婚外情。

胜与败并非最后的归宿 – 校园选举后记

校园选举经已尘埃落定。每年这个时候，大家的关注点总是停留在到底校阵还是学阵赢得更多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掌控权。不过，今天笔者想把专注点转移到校园选举的“人”身上，而政治方面，我们暂且轻轻带过。

一场选举的素质，以及学生代表理事会执政过后的政绩，都取决于当初竞选的候选人。曾几何时，成为校园选举候选人，当选学生代表，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发掘候选人以及成立竞选队伍方面，都面对了一定的难度。这与学生代表理事会权利日渐消退固然脱不了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现今学生代表理事会给人的就是一种纯政治印象，这就真的让人望而却步了。

一个代表全体大专生的组织，等同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学生代表理事会涉足政治和社会课题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在马来西亚这种任何人和事都是政治挂帅的国家，学生代表理事会也无可避免的必须要选边站。环顾今年的校园选举，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竞选中强打的课题和竞选口号，竟然与国阵民联惊人的相识，这点不但没有办法为各阵营的候选人加分，还凸显了候选人没有独立思想，缺乏专业操守和创意。

笔者引介欧美澳知名大学的学生会和政党的关系做一个引荐，让大家参考。在国外的知名大学，政党在校园内会各自成立自己的支持者俱乐部，如牛津大学的工党牛津大学俱乐部，诺丁汉大学的保守党大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在大学内被给予足够大的空间，来宣传本身政党的理念、活动，以及招揽党员。而学生会在政治上绝对是超然的。在大学的角度来看，学生会是管理层，负责管理校园内的宿舍、巴士、餐厅甚至酒吧。在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群杠上社会责任的群体，学生会内设有妇女事务部、弱势群体发展部、环境研讨部等等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推动环保、绿色能源等，以及致力于性别平等。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政府政策深入研究，以便形成有效的监督，甚至可以反建议比政府更好的施政。至于在学生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生代表们就是专业的化身，是校园的行政总裁，是真正的领导者。

回看马来西亚学生代表理事会的素质，我们只流露于表面的政治斗争。至于争取学生福利方面，也越来越倾向政治化的民粹。再这样下去，它将丧失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平台，是不可能获得高素质人员（候选人）的竞逐和参与。在这个关口，胜负已非最后的归宿，如何重振学生的素质，以及重塑学生代表理事会的角色，才是王道。

再谈谈槟城和全国的廉价屋

今天，想谈谈马来西亚房价的问题。那，我们从全国平均房价最高的槟城开始谈起。

每当我们研究房价和人民对房价负担能力的时候，问题总会围绕着几个方向兜转 - 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什么价格才算是可负担的房价？如何解决房价高出人民整体收入太多的现象？

我们以槟城的槟岛做为一个切入点，那么情况会看得比较清楚。槟岛的房价高，最致命的是它的地理和区域城市定位因素。槟岛是行政中枢、区域金融中心、国际旅游都会、跨国高端工业集中地，城市化将无可避免的造成原本淳朴的都市加速的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的国际化。那是历史上所有城市发展史所经过的相同道路。商业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房地产的价格无可避免的将直线上飙，除了市场开放而引来的炒作活动，整体城市在价值链中的上升过程中，房地产由原本的平民消费主导变成商业消费主导，也是主因。

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房价呢？真正合理的房价，其实建立在人民的购买力身上，而不是纯粹房地产的价格。举个例子，今天槟岛一间三房式公寓的售价大概是四、五十万左右。槟岛中产阶级家庭的月入大概是四千到八千左右。相对比较，房屋的价格其实已经到了中产阶层所能负担的临界点。就这点而言，槟岛的房价其实并不算可负担。真正可负担的房价，应该徘徊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平均每个月家庭花费在房产的支出，应该不可以超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银行贷款的负担期，不应该逾越本身的退休年龄。

那我们要如何解决房产价格过高的现象？现在一般的处理方法，都是由政府出资建中、廉价屋（所谓的“可负担”房子），或者立法强制发展商在发展高端房地产之余，也必须同时承建固定数量的廉价屋。这两种方法在现今蓬勃和开放市场交易中已经不见得有效。原本应该利惠低收入阶层的廉价屋，在市场利益之下，若不是转眼间就被转手卖掉赚取差价，不然就是无法输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要制定出更全面的国家房屋计划，那么我们必须把解决方案的定位，从压制房屋市场价格，转为提高人民的收入，或者营造新社区，从这两方面着手。马来西亚的发展带来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当硬体设施不断在价值链上创新高的时候，人民却没有转型成高收入阶级。那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无法培养竞争力度强的人力资源，以及现有的工作本质无法转型或者升级。一旦你的收入之增长无法和因为城市化而飙高的房价并驾齐驱，你就开始陷入无壳族的陷阱了。要和房地产价格赛跑，国家必须不断提高人民的工作素质，因此未来城市发展的定位，除了必须营造高档设施，更必须确保城市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属于高收入的。

至于新社区，我们要如何创造以便它符合低收入的人群居住呢？单凭政府在城市区规划新廉价屋，那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除了屋子相对便宜，城市的高消费一样会让低收入的人民吃不消。唯有营造一个全新的社区，才符合低收入群的利益。这个社区，必须可以融合低收入群众的经济活动，制造就业机会，以及提供和他们收入相符的消费。再拿槟岛做一个例子，六十年代设立的打抢铺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来到二十一世纪，如果把廉价屋起在威省，如巴都家湾，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可以顺道带动当地的发展。在规划新社区的时候，也必须确保公共交通系统的覆盖率是平衡的，这样迁移对人民的影响就会减到最低。

Thoughts........: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Thoughts........: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其实为什么踩一个人的肖像会引起轩然大波？ 老实说，我一生人里踩过的人头像可真不少。校园选举的时候，那些钱太多又不环保的候选人总喜欢印制了很多车头照然后把他们洒在地上。我每次都很痛快的踩了一脚又一脚，算是教训这些缺乏环保意识又要充领导的学生。至于那些啤酒女郎、歌星艺人的...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其实为什么踩一个人的肖像会引起轩然大波？

老实说，我一生人里踩过的人头像可真不少。校园选举的时候，那些钱太多又不环保的候选人总喜欢印制了很多车头照然后把他们洒在地上。我每次都很痛快的踩了一脚又一脚，算是教训这些缺乏环保意识又要充领导的学生。至于那些啤酒女郎、歌星艺人的海报，往往活动过后也是满地的，我也没有少踩过，算是对主办当局没有处理好事后清洁工作的一种泄愤。

那，为什么踩首相的人头有问题？

问题不在于那海报，也不在于那是Ah Jib Gor的人头，而在于某些人习惯性了把海报上的人物神圣化，达致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撇开道德规范或者世俗眼光，我们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Ah Jib Gor只是人民选出来的打工仔，只是政府行政体系里的首长（head of administrative），以及排名第一的部长（first among equal），而不是国家元首（head  of the state），更加不是圣人。在马来西亚的法律精神里，只有对国家元首大不敬才是真正构成有辱国体、藐视宪法的煽动罪状。以煽动法令提控侮辱Ah Jib Gor头像的群众，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只不过是主观性的诠释现有的煽动法令，并偏概全的滥用该法令以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

这个头像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朝鲜发生的一个事故。2009年11月朝鲜货轮“至诚5号”在中国海域遇险。船员们在货船遇险后，首先将船上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委员长的肖像画保存好，才考虑自身安危，最后造成船长、机械师与其他3人死亡。朝鲜当局谓这种举动深深打动了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新报》报道称，船员们获得英雄称号的原因是”船员们在狂风巨浪中任然坚决守护革命领袖，并体现了英雄般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同志情谊。”

以上朝鲜真人真事之悲哀，在于权威体系里，领袖的肖像的价值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生命。但最无奈的是，在权威体制统治之下的人民，竟然会做出违反常理，以致发生牺牲了5条人命的悲惨结局。如果要我在道德规范和生命自由之间选择一个，我宁愿人民可以塑造本身的自主意志 –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而不惜牺牲政治人物的丁点尊严。人民应该坚持保留自己的尊严，而不是把它们奉献给领导，换取苟且的未来。

当然，这里必须重新强调，本人并不鼓吹暴力政治，道德规范依然是社会建设重要的一环。但是道德绝对不可以成为政治人物滥权或者针对政敌的借口。

英国二战功勋首相丘吉尔曾经说 – “ 对伟大领袖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对国家领袖的待遇和相处，应该体现在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而不是把领袖神化或者无限度的崇拜，这样我们才可以撇除谦恭之心，对领袖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确保政府的政策符合社会的需求。

也唯有这样，才不会有人因为踩领袖头像而引起轩然大波。

那个时候，马来西亚才是真正的先进国。

未来决定马来西亚华裔命运的是什么？

关丹独中的申办闹剧给了马来西亚华裔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委屈求全，当权者在考虑我们的诉求时，只会政治当头，就算如独中这种教育课题，当权者也不会客观的从素质教育和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整个申请。教育上已经如此，更遑论其他更为敏感的政治、经济等领域。

在政治当头的国家，那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唯有把问题政治化，甚至必须通过政治性或者社会运动，那才可能获得当权者的关注。在衡量政治得失之下，可能可以获得当权者格外开恩、或者难听一点，叫做网开一面，施舍一点面包屑给我们充饥。

那所谓政治化课题的筹码究竟是什么？说穿了，也就是选票而已。说到这里，这才是我们更悲惨的命运。我们都知道华裔人口比例这几年都不断在下跌。如果依据现在的曲线发展，那么马来西亚华裔在不远的将来，将无法保障本身的权益，甚至维持本身的特质。

这个现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仍然幻想让华基政党来维护我们的利益，那也是很不靠谱的。华基政党的基础同样是选票，它们的话语权建立在它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冲击和赢得国内的各种议席，而且这种冲击力，必须是源自本身的实力，而不是靠友党施舍的。就这点而言，当权体制内的华基政党，根本不具这种能力，其无法赢得华裔居多的选区，而在混合区，则必须靠友党的让路和施舍，才可能取得突破。

要扭转我们的命运，以上的模式已经是时候丢弃了。我们必须把现有的“种族”政治支点，迁移到“路线”、“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新的政治支点上面，从而改变真个政治斗争或者诉求的模式。拿争取关丹独中最为一个例子，争取的重点再也不应该放在“华教”，甚至延伸到捍卫华教这个方向。我们应该以“教育自由化”、“优质教育”和基本人权作为争取的立足点。我们不但要获得华裔的认同，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站在这些普世价值观上，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可和支持。

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同只是改变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推动友族同胞接受这种概念，把这种意识植入他们身上。未来任何的政治斗争都应该自由、民主、良好施政、公平等普世价值观作为斗争的支点，而再也不是宗教或者种族。把这种概念延伸到选举方面，那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到底华裔有没有足够的在朝力量，因为友族同胞在捍卫普世价值观的同时，等同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这也当然包括教育自由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华教。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转换成功与否，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向当权者要求最起码的良心，那太奢侈了

活在这个荒唐的年代，要求一个涵盖全方位的政策其实已经很不靠谱，那我们只好把自己的要求降格，要求当权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至少把良心放进去，让我们的痛苦和被折磨指数稍微下降一点，让我们可以在夹缝中生存，享受当权者开恩挤出来的正义和公平。可惜，这种想法在一个马来西亚，那也是太奢侈了。

就来说114A这项修正法案，当权者的良心有没有稍微施舍给我们呢？我们都知道我国奉行“在证明被告有罪之前，他是没有罪的”（one is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法律精神。任何法律条文的制定都离不开这个法制基础（毒品法案除外）。114A正好和这个法律精神背道而驰，一旦你被这个法令控上法院，传统上由控方负责采证来证明你有罪，再由法官顶你的罪之法律程序，被颠倒了。采证的责任落在你身上，你必须举证来证明你是无辜的，疑点利益不再归于被告。试想想，一旦嫌犯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援助，或者负担不起律师费，那就等着锒铛入狱。

就这个法案看来，身负律师背景的纳兹里、莱斯耶丁、卡立诺丁、曹智雄等部长在内阁会议的时候很显然的是选择性失望，或直接一点，把一个律师的专业操守败光，无视法律公平公正公义的精神。而至于违反常规制定法令背后的阳谋其实很简单 – 一旦这个法案循正常的法律精神设置，那么当权者在采证方面其实面对重重困难，控方在重重限制之下，得法令亦无所用。这就违反了政治工具的目的了。

马华在这个议题上面，依然是慢半拍，不过人说不怕慢，只怕站。但是马华的表态却捅了一个蜜蜂窝。一个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律被通过，要负最大责任的，肯定是执政党的议员，你人数多嘛，通不通过，看的还是多数党议员。反对党议员固然也得负上部分责任，但这种简单多数通过的草案，基本上人数上属于劣势的少数党议员，可以扮演的角色不多。蔡细历的“反对党反对论”让人再次看到马华只余扮演小丑的角色。更可悲的是，马华一众年轻领袖却无视总会长的错误，只一味附和认同。人才为立国之本，看到马华年轻领袖这么一个水准，不禁为马华的前程感到悲哀。

我们这些升斗小民不求当权者制定高水准的政策。我们只退而居其次，要求你们把最起码的良心捧出来，给回我们应该获得的保障。但你们一次一次的让我们失望。人民现在是哀莫大于心死，大选投票的时候，也只好含泪斩你下马。

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当权者时常认为他们功勋盖世，所以挂在嘴上的，都是呼吁我们感恩，甚至歇斯底里地推出“一诺千金”作为国庆的主题，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对于当权者这一番期待，人民的反应很简单，只在心中高唱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我们期待政府推出的GTP、ETP等计划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让人民参与更多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不只是局限于政府关联公司，或者朋党。结果，经济大饼依然分配不均，还必须和四大公害毗邻相处。那还倒不如守在Youtube频道看成龙大哥的A计划，再想想怎么把下一代变成更强的辐射化绿巨人，以便可以在未来的“一核马来西亚”固打计划下破蛹而出，再见光明。

我们期待警察可以保护我们，结果劫案还是一桩又一桩。警察不忙乎的在广场打吉他唱情歌，另一边却是刀光剑影，不知多少人命早随大江东去。倒不如我们效仿美国，让枪械合法化，再平民警察化，再警察偶像化，让市民扛起枪械保护自己，而警察娱乐我们，再趁佳节时期收点表演小费（贿），这样不是名正言顺得多吗？

我们期待政府可以透明的执法，保障市民的安全。结果警察还狠过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进了扣留所就可能直接被执法人员“和谐”掉。见一见法官喊喊冤的愿望 - 对不起，换个对象，和阎罗王倾诉吧。当权者那边厢忙着摆共产党上台让人嬉笑怒骂，另一边厢却青出于蓝，自家摆的河蟹宴却比中共的满汉全席来得更丰富。真是后生可畏。

再来一个114A，大家忙不着每天看着自己的面子书、博客或者微博，搞不好一个不留神，那个莽撞的家伙在你的虚拟世界说三道四，你可吃定这只死猫。中国还需要搞绿坝来建构防火墙，一个马来西亚的巴贡水坝则更厉害点，实来个有错没错，抓了再说。到时监狱人满为患，那么朋党又可以获颁政府监狱工程，既经济又实惠，不做白不做对吧？

无辜的绿巨人、横行的东厂和锦衣卫、偶像化的警察、武装化的平民、A钱的计划、决堤的水坝、

各位好，这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李宗伟的伟大，政客的苍白

一个伟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曾经站在巅峰上，而在于他的影响力，是否足以影响整整一代人，或更深远。

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中国第一把手，但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莫哈末阿里不是历来最成功的重量级拳王，但是他反战、反种族主义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马丁路德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显著的职位，但是他于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演说，成功催化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宣布所有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

同样的，李宗伟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无冕之王，而在于他的精神，影响了马来西亚一代人。

2008年，他兵败北京奥运，但是大家是否还记得当李宗伟在半决赛打败韩国的李炫一后，和教练米士本紧紧拥抱的那一刻？那一刻，没有华人、马来人的分别；也没有国阵、民联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没有特权论还是感恩论；有的只是恩师、爱徒之间的真挚，以及历史性为马来西亚取得突破的真诚爱国情操。

2012年，他兵败伦敦奥运，但是他和林丹所奉献的史诗般的经典球赛，对提升国际羽毛球水准的贡献，以及崇高的体育精神，真正感动了全世界。这一次，李宗伟无愧“败者为王”，而此时此刻，真正的“马来西亚能”精神被李宗伟完美无缺的诠释出来。

相比李宗伟的伟大，马来西亚的政客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好一个“一诺千金”的国庆主题实着让人笑掉了大牙。政治人物是纳税人以选票聘请回来，并置于一个五年合约之下负责管理国家。如果受聘人无法达到纳税人的要求和标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撤换他们。既然你是受聘的，那么我们对你有要求那是绝对合理的，而没有所谓感恩不感恩之说。

至于某部长谓唯有建国政党才有合法性决定和诠释国庆主题，那他很明显的是烧坏了脑袋。这么一来，美国的国庆主题是不是应该由华盛顿、杰斐森、亚当斯和富克兰林的后代来决定？（盖因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所谓的政党，以上所列之建国功勋，都是无党派之人）。台湾民进党当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过国民党的马英九还是吴敦义才可以决定该年中华民国的国庆主题？

国庆日应该是一个全民同乐的日子。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推动全民团结和激励人民才是国庆日应该设定的议程，而不应该演变成各政党之间的政治角力。让我们趁着国庆日的来临，再一次诠释李宗伟的伟大 – 无私、信任、奉献。这才能推动这个国家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愿全民与李宗伟同在，愿马来西亚国庆日不再政治化。

无私、信任、奉献。

纳吉大选之进退两难

如果现在还有人告诉笔者今年会大选，笔者肯定捧腹大笑。

回顾关于纳吉解散国会以便大选的谣言，从去年六月传到今年的九月，但是一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回顾整个时间轴，那么可以更清晰的分解整个局势的演变。

2009年纳吉上任，推出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以及各种一个马来西亚周边产品，ETP，GTP等等，这时候国阵可说是风头一时无两。接下来纳吉以新首相的光环，摆平马华翁蔡之争，逼退国大党前主席三美，国阵内部开始稳定下来。再加上赢得了几场关键的补选，包括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席，而行情一片大好，整个势头一直维持到2011年中而不衰。那其实就是纳吉最好解散国会的时机。但是，他没有一如外界所料般还政于民。也许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像马哈迪强势的首相，心理素质可能就如伯拉这样的软弱。在能否守得住现有议席，又保住相位的患得患失心情下，错过了这天赐良机。

踏入2011年下半年，纳吉的厄运就开始了。一开始是净选盟2.0示威。纳吉应对净选盟时的出尔反尔，以及警方的严重过敏症，让民间风起云涌，一时间风声鹤唳，但是集会人数却达到空前。过后卫生部长的吹风论，更严重打击了人民对当权者的信心。这时候，纳吉祭出了糖果预算案。说真的，五百令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BR1M），其实吸票能力不俗，但是天意弄人，莎里扎的“养牛门”事件，把这一切感觉美好的情形狠狠撕破了。纳吉的优柔寡断，没有第一时间撤除莎里扎的官职，注定了他必须承当这个苦果。

踏入2012年，纳吉更是屋漏更逢连夜雨，正当“养牛门”开始淡化的时候，关丹反稀土运动却到了高潮，他们更在428联合净选盟推动了堪称马来西亚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示威游行，BERSIH 3.0运动席卷了社会各阶层，更首次把同步示威运动扩展到全马各地，包括槟城、马六甲、霹雳甚至沙巴。BR1M对垒428和养牛门的结局显而易见。这一局，纳吉败得很彻底。

进入2012年下半年，纳吉还必须面对公害四合一（稀土、山挨、核电厂、边佳兰石化）的冲击。相比一些已经让人感到麻木的经济丑闻（轻快铁合约、吉隆坡第二廉航机场等），这时候，巫统在沙巴州的盟友开始叛变才真正让巫统感到风雨飘摇。也许纳吉一早已经预知他们的出走，但却没有处理妥当。要知道在政治这种利益集团里，一旦树倒人人推，其引发的连锁效应绝不是纯粹一两个国会议员的出走，而是整个东马版图的崩盘。眼看这种局势，纳吉首要任务是整合东马的政治资源，重新填补在定存州失去的势力空间，过后才可能再谈大选。

所以，大选可能在今年吗?

写在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之前 – 巫统内部对纳吉领军的信心

选举就好像古代冷兵器的战争，胜负除了取决于兵器、战略、兵将素质以外，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士气和对统帅的信心。盖因选举这个东西，要胜出，必须如蓄水大坝，把所有的能量集聚在一起，然后在一瞬间爆发，这个爆发的势头必须足够带领整个团队贯穿整个大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选举机制时时刻刻保持活力，应对任何的突发状况。

说到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国阵的整个选举攻略都是围绕着巫统在打转。纳吉上任过后，整个选举策略几乎演变成为他的独角戏。五花八门的转型计划，响彻云霄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和其玲琅满目的周边产品，看起来选举的卖点有了，领军人物也有了，银弹也水银泻地的注入民间。一切合乎优质选举运动的条件都出现了，那么国阵是不是稳胜了呢？

其实，笔者觉得情况刚刚好相反。以上的物质现象，只是用来掩盖巫统内部对全国大选所出现的不安，纳吉本身的团队，对纳吉的领军的信心是否充足？笔者以几个现象来为这个疑问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马六甲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对纳吉的公开喊话。莫哈末阿里公然“要求”（实为强迫）纳吉在来届全国大选安排他上京当部长。这一番话背后可真有意思了。要知道莫哈末阿里在巫统党内人脉遍布，之前巫统党选更因为势头强劲，而硬硬被党纪律委员会把竞选资格取消。由此可见此君绝有能力与慕尤丁争一长短。

现在他公然对纳吉喊话要上京，就是看扁纳吉无法就现有的格局取得突破。巫统内部就必须为“后纳吉时代”的党选卡位战做准备。其如意算盘是，纳吉预料无法取得比308更好的战绩，慕尤丁一定会逼宫，而作为妥协方案，纳吉可以有权指定隔代接班人作为退位的条件，就好像老马曾“建议“阿都拉委任纳吉为副首相。那如果纳吉有权指定副首相人选，那个人肯定是希山慕丁 – 也唯有和纳吉有姻亲关系的他会维护纳吉的退位后的安全、利益和政治遗产。那么莫哈末阿里这个党内强人往哪里站？所以，他第一步必须上京以便拿到副首相的入门资格- 国会议员。然后，只要在巫统党选中结合慕尤丁和老马的势力，和希山慕丁于署理位子一决高下，那胜利的天枰还是稍微倾向莫哈末阿里。

从这个例子可见，纳吉身边的臣子，如莫哈末阿里等早对纳吉领军的大选结果心里有数。这么一分析，其实巫统党内人心浮动，对选举的信心远不如表面看的坚挺。这无疑对纳吉是一个甚大的打击。除了莫哈末阿里自荐上京，连老马的儿子慕克力兹，也迫不及待表态本身已经准备好当吉打州务大臣，根本无视首相委任州务大臣的不成文规定。纳吉在这些妄臣的钳制下，还真够狼狈的。

至于巫统的老二慕尤丁呢？他又是怎么看纳吉领军呢？回顾巫统的历史，所有巫统署理主席都坚守政治上的“老二哲学”，以免功高盖主，如安华般惹来无妄之灾。但是细嚼慕尤丁近期的言论，他这个备胎可非常不安分了。一向来，选举日期之决定权都是首相绝对的权利，绝不容他人沾染。但慕尤丁这个老二，近期却对选举日期指点一二，甚至主动建议选举日期。这背后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呢？慕尤丁主要告诉巫统中人，他这个老二已经超越备位的角色，纳吉已经是一个必须和副手分享权力的跛脚首相，全国大选过后，副手就会扶正变老大。由此可见，慕尤丁一样的不看好纳吉在来届全国大选有任何作为。相反地，他已经倒数着纳吉退位的日子，以至于全国大选日期未定，他已经得意忘形，指指点点起来了。

纵观一众巫统领袖的态度和小动作，纳吉这一战，还真的有不少人认定他铩羽而归，然后循着巫统党内问责制的传统，如东姑和伯拉般下台。所以大家无一不做好官升一级的准备，以便于全国大选后的巫统党选全力搏杀。谨此可见，巫统对纳吉领军的来届大选，根本毫无信心，也作出最坏的打算了。

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

308的大选是我国政治领域的分水岭，但其原子弹爆发的威力，同时也影响了民权运动和新闻自由的发展。可以这么说，308大选反对党是踏着燎原的民权运动，和刚刚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达到否决执政党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的政治成就。

网络媒体的兴盛，让政治新闻报道体现了更开快速、更开放和更多元化的元素。而平面媒体也不得不跟上网络媒体的脚步。随着更自由的新闻报道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恶意诽谤政治人物的新闻。尤其是和执政党有关的马来人前锋报和星报，都不约而同杠上了行动党的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一片唇枪舌战的过程中，引起了不少诽谤起诉和反起诉政治领袖的案件。坊间也开始把政治人物起诉媒体的动作，统称为妨碍新闻自由。于是我们看到我国的媒体界陷入了一个厄境。一方面必须第一时间给读者精确的报道，同时侯又必须提心吊胆，以防挨官司。那怎么样才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新闻自由以便可以执行有效的舆论监督，但是又不至于对当事人造成无辜的伤害？这中间的平衡点又处在哪里呢？

笔者想引用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在《纽约时报》公司起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对此案所撰写的判词，作为一个引申。该案主审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认为，要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都真实无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在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于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空间（breathing space）。

很显然的，布伦南在这个判决里认为，民众无权无势，在揭发或者批评官方的所作所为时，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精准。如果以法律强迫民众或者媒体在履行对官方的监督责任时必须一百巴仙准确无误，否则就会遭到法律起诉（如诽谤），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意思就是，媒体由于害怕面对排山倒海的法律起诉，而保守对新闻内容加以删减和约束），而这种现象将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和广泛性。而这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恶意诽谤（actual malice）呢？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他是否虚假”，甚至在客观和主观的事实上，扭曲原本的言论。

我们拿两个马来西亚案例来做一个比较，林冠英在起诉前锋报2010年12月20日刊登以“林冠英没教养”为题的文章，并在文中宣称提到林冠英和槟州政府驱逐和拆毁浮罗山背甘榜波各亚桑路和甘榜云顶村民的住家为反马来人。事实上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主要争议时发生在村民和发展商之间。这点，就符合了“或者满不在乎他是否虚假”的恶意诽谤原则。前锋报并不能因此引用新闻自由的原则为自己的恶意行为辩护。在另外一个涉及槟州首席部长的新闻报道，也就是《星报》日前以“垂死山脉”（Dying Hill）报道槟州面对严重山坡发展造成山坡地严重摧毁一事。在这起新闻中，《星报》可能并没有一百巴仙报道槟城山坡的真实情况，但是由于涉及公共利益，因此这起新闻更多的成分是要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以及广泛的监督州政府的施政，因此，笔者认为这绝对构不成诽谤的理由。

新闻自由是国家民主化过程中不可缺陷的一环。但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就是所圈定的民众利益。新闻自由所形成的报道，不应该只针对个体民众，而应该对整个政治体制起着全面、广泛的监督，那才不枉了人民对媒体的一番信任。但由于我国媒体远没有西方国家的自由，执政党在平面媒体的占有率非常高，因此，我国新闻自由可能存在，但是真正有效的舆论监督，路途还很遥远。

从独中纷争看我国迈向素质教育的矛盾

古今往来，教育乃立国之本。纵观人类文明史上，可以长盛不衰的文明大国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稳定的教育制度 – 中国科举制度就是之中的佼佼者。近代史上，促成欧美崛起成为全球强国的工业革命，也是由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作为火车头，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进而促成欧洲长达百年的蜕变。可以这么说，一个文明的兴衰、国家的兴盛，教育制度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踏入二十一世纪，教育制度在这个抹平了的世界显得更国际化、普通化。唯一不变的是素质教育的哲理 – 多元化、普及化、高素质。教育制度必须确保每个人有均等机会受教育，提倡高度的学术自由之余，也必须落实国家的基础精神。至于教育制度之下的产物 – 学生，必须符合市场的需求。唯有达到以上这些条件，那才算是一个高效的教育制度。

依循以上优质教育的条件来审视我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我们离这个终极目标甚远，甚至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尤其当我们回顾独中教育的发展，显然我国教育制度陷入极度的不平衡。

独中现象可谓马来西亚教育制度里的奇葩。那是六十年代华文中学改制的产物。经过五十年的历练，现在独中俨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素质教育的象征（整体而言，但北马独中稍微逊色）。但是，其地位并没有因为国际的认可而提高。和政府国民中学相比，独中获得的政府资源简直少得可怜，这些年来，经费靠的是学生来源和华社的资助。和近年来开始进驻我国的国际学校相比，独中开办的准证一张难求，简直还不如飘洋过海而来的国际学校。

笔者认可政府对于不跟随政府教育政策的学校，如独中、国际学校、宗教学校等，在运作上必须自给自足。基于政策统一和财政支度的原则，这点该无异议。至于这些学校的数量，应该由市场的反应来决定，而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强加干预。马来西亚现有的国际学校，除了在学生国籍比例上受到政府些许限制，其他一概回归市场需求来决定，包括国际学校的数量、地点、教育内容等。独中则不，显然的独中有庞大的学生市场，却百般的受到政府的钳制，以至于要成立新的独中来应付日益增长的学生，都受到政府的否决。这种不公平对待的现象，恰如玛拉工艺大学不开放给华、印裔同胞报读，但是你却可以在这所大学里面发现来自中国的华人学生一般的讽刺。这两个奇景显示了我 国政府在处理教育制度问题上，以政治压倒一切，甚至不顾素质教育、均等机会等宏观教育哲理，教育政策制定以族群政治考量至上。

一个平衡的教育制度，应该揉合国家需求、市场需求和正确的办学精神，才可以形成优质的教育制度。政府必须确保国民在马来西亚任何教育制度之下求学，都可以掌握国语 – 马来文，以及关于我国的公民历史，培养爱国精神（爱国，不是爱政府）。至于课程纲要的素质，则必须符合社会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确保学有所成的公民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如果依循这种平衡的教育轨道，政府只需要确保独中的学生可以掌握国语，定期审阅独中的课程纲要，其他的就留给市场本身来决定，而不应该强加干涉。

中国大文豪兼教育家鲁迅强调，教育应该以“立人”精神为本质，也就是自始至终都是把对“人”的思考重心，置于对“人”的自身关怀之上，显示出一种重新发现人、肯定人、尊重人，探寻人的存在价值、生存意义和发展前景的现代人文理念。特别是通过对人的精神解放、个性解放和心灵自由的思考与追求，唯有这样，才可以站在思想的高度上前进。我国教育制度，唯有撤除政府横加的矛盾和干预，才能达到达到鲁迅形容的“立人”教育、素质教育，而我们实还有一段远路。

口口声声反共的巫统把共产党的精髓发挥极致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前任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曾经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里，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社会阶层的渗透和牢控，想像一下，在华府有个机构可以监督以下的人事任命和机构操作方式 – 整个美国内阁、州长和其副手、主要城市的市长、所有联邦监管机构的主管、联邦法院的大法官、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石油、沃尔玛和其余美国500大企业的企业董事部和执行长，再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以及无线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网的老板，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还有耶鲁和哈佛其他常春藤名校的校长，布鲁金斯和其他基金会等智库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任命和运作干预完全是黑箱作业，也没有给予任何理由。

中共通过掌控所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的人事和操作，让党组凌驾于机构内的专业团队，以达到由下至上对社会每个阶层的渗透和严密控制，通过这个方法，来确保中共是万年执政党。唯这种方法，固然可以短期内确保政权不旁落，但是却造成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公民和社会的创新意识和自主思维由于长期受到党组的钳制，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在遇到瓶颈过后将停滞不前。而党大于法的状况所形成的司法不公、警察滥权、贪污腐败、朋党裙带等代价被转嫁在普通人民身上，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将无可避免爆发出来。因此我们看到过去五年里，中国发生了数之不尽的民间暴动，而中共只能被动的以“维稳”（镇压）应付。

回看马来西亚，这个场景也非常熟悉。巫统俨然第二个中共。由于整个政府被巫统强势主导，因此，无论是内阁部长、各州州务大臣，所有部门的秘书长、总监，执法机构如总警长、反贪会总监，司法机构的联邦法院大法官、总检察长，到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国立大学的校长、官联机构的董事会和行政总裁等，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无一由巫统垄断，或者必须得到巫统的首肯或祝福，才可以出任以上的职位。巫统的区部主席俨然成为凌驾于地方政府的党组，成为一方霸主。308过后，执政党在落败的州属设立国阵协调员制度，成立另一个班底的联邦村委会，目的就是架空反对党的议员和村委，让一个平行的机构落实国阵的议程。用这等狡猾、迂回的方式来维持执政党的利益，显示了执政党（巫统）从根本上漠视国家的宪政制度，把制度放在手上任其玩弄。

可能有人说我国的执政党是国阵，不只是巫统，因此不能和共产党相比。说到这点，笔者只能说巫统对友党的操弄，只有更像共产党。不为人知的是，中国只是一党专政，而不是只有一个政党。中国内部还有被统称为民主党派的八个参政党派（它们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在共产党分配之下，出任政治二线的人大或者政协职位。更神奇的是，中共中央还有一个统一战线部（简称统战部），来协调和监督这些所谓的民主政党。这不是和巫统对友党释放的有限资源（分配数量有限兼二线的部长、行政议员职，象征性的给 每个友党安排一些官联公司职等），友党事事以巫统的主张马首是瞻（国家政策都是巫统说了算）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当整个国家机器被单一政党垄断，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天你基于私人原因得罪了执政党的骨干分子，那么，他可以通过所控制的警察栽赃嫁祸于你，让听命于他的法官判你有罪，再通过旗下的报纸、电视台、电台对你极力抹黑。至于和你扯上关系的亲戚朋友，都被列入国立大学和官联公司的黑名单，堵住他们求学和求职之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所掌控的银行或者基金会，对你的公司施予定点打击，实要把你赶尽杀绝而后快。笔者不违言以上的说法的确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掌控了所有国家机器的执政党，的确有能力做到以上的事情 – 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法，解决任何人，绝不是一个难题，那只是出于“要”还是“不要”而已。

各位看官，现在你们明白了，一旦单一政党掌控了如此大的权力，对人民的迫害程度，可以去到这么样的一个恐怖的地步。当我们考虑在未来的大选，要把选票投给谁的时候，以上的情形，也必须在我们的考虑之内。政治路线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抢过执政党手上随时可以迫害人民的利刀，让其回归宪政和法律的根本。要突破这种垄断政治权利的利刀，笔者敢说，除了让它下台，你别奢望他们会自动放弃已有的权利。各位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可真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至于巫统之前不遗余力的反共，动不动就把共产党的帽子扣在政敌身上，笔者只能说，那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它自己，已经把共产党的精神发扬光大了。

给我你的票，可以不可以？

最近，国内发生一连串的政治乱象。自退伍军人别开生面的屁股操开始，一连串针对净选盟和在野党的政治暴力接连而来。在野党政治讲座不断被骚扰，甚至发生公正党领袖带领印裔社会处理公民权问题而遭国大党青年团团长殴打，出席政治讲座的平民被致伤等流血事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不胫而走。

这一连串的暴力流血事件绝对不是巧合，它们显示了当权者已经处在极度焦虑不安的政治情绪，甚至在崩溃边缘。事缘政治人物是世界上最会精打细算的人，任何事情都已利益为先。出动有组织性的暴力，当然也只为了选票。吴思在其著作《血酬定律》里提到，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把场景换来马来西亚，以“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流氓发动政治袭击，这种变相的合法伤害权让当权者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

笔者尝试整理出一个完整的脉络，以便可以更仔细的分析这一切暴力行动的原委和未来发展形势。一切事情的开端，由净选盟集会开始。净选盟的集会，让当权者意识到，人民并没有因为当权者之前的软性诉求而回心转意，反而一连串处理不当的丑闻（养牛门、潜艇门、稀土、山挨），到口不到喉的假改革(旧酒新瓶的集会法令、新大专法令)，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让当权者陷入苦战。而净选盟在历经三次社会动员的洗礼后，已经变成我国历史上声望最高、动员力最为强大的社会运动。未来国阵政权最大的威胁，不是安华，不是民联，不是伊党，而是这个广纳全民的庞然大物。

面对这个非常规对手，单从政治层面打击，瓦解不了他们对当权者带来的政治冲击。最好的方法，就是瓦解净选盟的道德合法性 – 以安美嘉的性取向为攻击主轴，模糊她做为前律师公会主席的专业性，把她塑造成社会边缘人的角色，这样和她挂钩的任何反动事件就显得合情合理。然后再通过一连串的外围暴力事件，形成恐怖的气氛，让428发生的暴力事件成为他们接下来在各种场合以暴易暴的借口，让净选盟成为代罪羔羊。

这么一个操作模式，在当权者眼中，可以起到一石三鸟之策。第一，让住在安美嘉附近的高收入群体，对安美嘉为所居住的社区引来这么多麻烦而对她感到厌烦，继而希望这个反应可以如涟漪般在高收入群体间扩散出去，减低在野党的支持率。第二，凝聚穆斯林的宗教情意结和保守价值观，突出安美嘉是一个道德沦丧的非穆斯林，穆斯林绝对不宜接近此人，以此让土著和净选盟切割，拆散净选盟，再形成一个连锁反应，连带把伊党扯上，让伊党失去宗教的制高点。第三，把净选盟包装成国家动乱的源头，把这个资讯在偏远地区广为传播，巩固当权者在这些地方的票仓。

在当权者的想象画面里，只要可以巩固乡区的支持率，配合城市地区发动白色恐怖事件所带来的游离票，将可以保住政权，甚至夺回三分之二。只不过这个设想，有一个天大的漏洞，那就是，所发动的政治攻击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和当权者隔开，这样当权者才不会因为扮演双簧（自己玩，自己爽）的角色而陷入信心危机而崩盘。但当权者天真的低估了网络的威力，这些乱源发动者，我们称之为乱人，没两下子就被网民人肉搜查出来，他们无一不和当权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着甚至是执政党的基层领袖。这样，洋把戏就穿帮了。

在这么一个情形下，当权者不但不可以向在野党找碴，相反地，还要求神拜佛在野党不被骚扰，在他们被攻击的时候，还要派警察保护他们。盖因任何的冬瓜豆腐，账可是记在当权者头上。只可惜当权的只懂得如何在贪污腐败的账本做手脚，对本身的政治因缘簿，却算得不甚清楚，以致以上如此失策的举动，被当成挽救败局的良药。

故事分析完了，至于，如果你问我，给我你的票，可以不可以，答案很明显，不能！

小邓的国际金融中心，小林的廉政政府

邓章耀受委成为槟城国阵主席过后，推出了一系列重新打造槟城的竞选宣言。虽然还没有看到小邓的全盘计划书，但是其提出的计划，诸如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海产渔业枢纽等，坦白说真的让人耳目一新。从行动党众人不断把邓章耀当成箭靶，就知道小邓这些棋步，下得不算太差。

民联或者国阵，两者的执政风格很不一样，各有优劣。就以小邓的宏图大计来说吧，那是难得一见的宏观计划，但是似乎未经详细规划就仓促提出，计划中的漏洞和长远忧虑依然不少。就以建议中的威省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槟城是不是有这个条件成为另外一个区域性的金融枢纽，媲美上海、新加坡、香港、东京等？答案是不。环顾全球金融中心，西半球起的纽约、伦敦，到新加坡、香港、上海和东京。它们都拥有几个条件，是马来西亚，或者槟城现时所不具备的。

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拥有足够的市场资金来投资并带动，战略位子更是重要。全球成功的金融中心，每个区域都只有一个，以便可以海纳百川把资金集中在一起。地理上，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东京连成一个日不落的金融投资活动线，让全球投资活动永不停休。上海的崛起，则是得益于两岸三地的超庞大经济总量，而后来居上，是一个异数。回看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金融中心尚可，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就很勉强了。我们以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数据作为指标，来看看马来西亚金融活动的表现。在1996年，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股总市值排名全球第十一，在亚洲只落后于日本和香港，大幅领先排名于第十八的新加坡。时至今日，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股总市值已经落于新加坡和上海之后。马来西亚现时上市公司总值只有国民生产总值（GPD）的150%，和1993年，高峰期的328%相去甚远。再看看总交易量，现时我国上市股票交易量只有GPD的37.9%，而1993年的高峰期，则是229%。

研究了以上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吉隆坡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仍然没有达到上佳水准，其依然有很大的空间等待资金的填补。如果槟城也发展成为另外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但分薄了资金的流动，也形成角色重叠，对两方面来说都不讨好。纳闽的失败也正是前车之鉴。槟城作为一个高科技生产中心，和世界文化遗产，应该以转型成高科技科研中心，和世界人文文化研调中心为发展步调。通过这两点，带动银行金融业的需求，下一步，才可能考虑是否有必要转换成金融中心。

国阵在拟定重夺槟城的大计时，固然推出了一连串看起来很有前瞻的计划，但是如果以所提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定点，这根本和国际金融中心和现时槟城的政经定位和核心竞争价值（core competency value）根本不符。由于国阵政治品格的破产，在拟定竞选宣言的过程中，根本无法以硬性价值观（公正、效率、平衡、廉洁等）作为制高点，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而国阵一些如稀土厂、劳勿山埃、一个马来西亚健保等政策失误，也让他们无法以推销软性价值观（环保、健保、爱心社会）作为卖点，不然那等于挂自己老大一巴掌。因此就唯有以大型发展政策为武器对阵民联。但这些计划先天性必须和中央政府挂钩，不然绝无法可以实行，也由于这样，倡导这种路线的槟州国阵无论由谁领导，绝对受制于中央政府，政策独立性绝对不存在，政策的成功性，直接取决于州首长和中央首长的关系。就这两点而言，是天大的危机。

回看民联州政府，他们的竞选主轴和国阵正好相反，主要都是在推销反贪、公平、廉正等硬性价值观，以及在州政府权利和财力范围内，推动环保、节能、福利州等先进国一贯实行的政策模式。纵观这四年来民联州政府的表现，至少在普通民众眼里，他们还算是身体力行所提倡的政改价值观。但我们决不能一厢情愿迷信于政客的自制能力。毕竟所谓反贪、廉政等在现阶段来说都是人治之下的表现。这种执政风格到底会不会因为民联长期执政而变得糜烂，谁也不知。而且一旦政府内的骨干犯下任何错误，都将成为敌对阵营抨击的弱点，民众的良好感觉，也将因为这点而消失。民联未来如果还是要继续经营政治价值观这一块，并将之转换为州政府的品牌，那必须设立一个明确的问责制系统。任何涉及贪污腐败的政治人物，将必须遵循一套系统受冻职、辞职或开除。这样才可以彻底取信于民。

以上论点，主要浅析民联和国阵在未来全国大选的竞选模式，以及他们的前景和缺陷。至于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看民众向往破格的发展，还是接纳小范围的改变和所提倡的政治价值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