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如何跃进，大马就如何转型

已逝世的台湾著名历史作家柏杨曾经在其著作，《中国人史纲》里对商鞅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所实行的“商鞅变法”有着这么一句评语 – 历史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只有灭亡。这个论述充分形容了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中变幻莫测的各国政经文教，若要应变这种剧烈的变化，各个国家唯有深化改革，让国家本身的政经文教系统可以迎合时代的要求。

回顾历史，各个国家的改革或转型往往由年轻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和青年所发起。原因是他们在社会大学打滚的日子没有这么长久，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责任和包袱所牵绊，比较容易展开手脚放手一搏。青年和社会上的老油条比起来，另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不涉及太多的利益关系，身家相对的还算清白，要执行任何改变，不必有太多的利益考量。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改革，往往由年轻一辈的国民启动。

回顾踏入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形容其情况为内忧外患实不为过。对内我国面对治安不靖、贪污腐败和司法不公等社会政治问题。对外马来西亚已经拱手把90年代享有的工业代工国地位拱手让给中国和越南，近年来更面对外来直接投资（FDI）猛挫，甚至国内的商家也面对国内市场饱和兼没有新型行业供投资的困境，而把资金转移到外国进行投资。这种专家称之为“中产阶级陷阱”的现象，开始把我国拖入衰退的泥沼。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青年，尤其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大专生，有必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应付来日的风暴。面对以上的挑战，要在高竞争的环境生存甚至引领群雄，有几样东西，青年非作不可。

第一，青年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兼远大的目标。要贡献一份力量帮助国家转型，那青年非要向其他转型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加以揣摩和学习。最好能够身历其境，到相关国家走一趟，深刻体会一下其他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力量和人文风气，然后把可以运用在马来西亚的元素，转移回来。之前上海世博就是一个凝聚了世界各国发展精华的盛会。可是无论是私人旅行团，还是以政党之名办的观光团，都没有把“学习 – 转移”这种模式强调在本身的活动上，中心反而放在赚钱和沽名钓誉上，实在可惜。如果经济能力不应许本身到外国学习，那么可以通过阅读来增长本身的见闻，虽然效果远不必走万里路好，但勤能补拙，不怕慢，只怕站。

第二，青年必须通晓世界历史，尤其必须专注和着墨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和文明的，其崛起和衰落过程。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完整的记录了人类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教训，而任何的转型要成功，免不了参考前人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在处理这面“镜子”方面算是糟蹋了它带给人类的含义。中学历史不但只是片面的专注在本土和回教文明，而且整个教学过程沉闷不堪，让历史课成为学子最讨厌的科目之一。套用中国历史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的名句 – 历史可以很好看，历史可以很精彩，由此我们应该鼓励大专生勇于超越教科书的历史内容，阅读和体会更多历史，以便可以取长补短，也可以避重就轻，在改革路上少走一点冤枉路。

第三，也是改革最关键的，那就是爱国。所谓的爱国绝对不像肤浅政治人物所强调的，要绝对服从执政者的意志，而是拥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精神，时时关心国家大事。青年如果懂得深入分析国家政经文教的需要，并肯扛上社会责任，再辅以适当的政策，绝对比所谓的“盲从爱”来得更有激情。国家不缺以服从、崇拜、跟随为主导精神的爱国者，对国家绝望而一心一意想要移民的人民也不在少数，但是改革需要的，是那些对国家仍充满希望，愿意留下来担起这个责任的青年。这才谓真正的爱国精神。中国在筹办京奥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庞大的自愿者力量。这一批自愿者都是二十来岁，受过正统和高等教育的青年。社会上逾之为“京奥一代”。这些无条件为国家付出的青年，未来就是国家的发展磬石。马来西亚就是需要这些对社会充满热情的青年。

以上几个论点，围绕着青年所应该有的知识、社会醒觉做出论述。只要辅以正面、积极、开放和乐观的态度，那么我国的青年们，绝对可以飞跃这个时代，成为这个世纪最杰出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