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推翻了路易十六世极权统治的君主立宪派，推出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那是整个欧洲民主革命中所颁布的纲领性文件。远在当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已经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迫压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同时也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过后，人权宣言又做出进一步修改，宣布“社会结社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提出主权在民的概念。这就是现代公民意识和人权的萌芽点。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更完善的诠释了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其中包括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独立的宪制国家，无一不把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立国精神，成为国家最高法律 – 宪法的一部分。我国并不例外，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中，也阐明了公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那些新兴的国家，许多在独立后就罔顾立宪精神，而往往在独裁者或者政治强人的统治之下，开始收紧公民的自由。当中包括立法限制公民结社的权利，或者以执法单位，取缔任何进行政治示威或者游行的群众。无独有偶，他们的藉口一般上都离不开国家安全、社会安宁以及避免经济发展受影响。

独立逾半个世纪的马来西亚，也脱离不了这个循环。我国经历了513事件过后，开始收紧公民自由。政府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下，起草并通过新的宪法第149条，以及宪法第10条文（二）。宪法149条和第10条（二）允许政府在国家面对动荡的时候，立法控制这些状况。而在宪法149条文和第10条（二）下通过的法令，并不受宪法第10条文（一）的约束。政府以宪法第149条文和第10条（二）作为基础，通过了许多有争议性的法令，当中包括内安法令、煽动法令、警察法令等等。

那么，在宪法里同时拥有“公民自由权利”和“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下，其实，造成我国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那就是法治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矛盾。我们举一些例子，会比较容易明白。譬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在街头和平集会，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理应不可以受到质疑。但是，“警察法令”却阐明，任何超过三个人的集会，必须得到警方的批准，否则就是违法。而我们不能单方面否决“警察法令”，论其为违宪，因为宪法确确实实赋予这个法令合法的地位。

那么，到底集会算不算合法？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诠释宪法的层面，才可以解答。

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法律和宪法的诠释权一般上都是在执法人员的手中。所谓合不合法，一般上由执法单位，或者是内阁部长说了算。马来西亚的内政部长，在这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生杀大权，甚至连司法权都不可以过问。这点，在一个成熟的宪制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在成熟的宪制国家里，宪法诠释权分别由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所拥有。行政权是制定法律的单位，它在拟定法律的时候负责设立整个框架。那是第一诠释权。至于司法权，则抱有对法令进行司法复核的权利。任何违宪的法律，一般上都逃不过司法权的眼睛。这是在三权分立的精神下，防止行政权滥用越权（ultra vires）的安全扣。

至于公民拥有的宪法诠释权，其实指的就是公民意识。公民对本身所可以行使的权利了解多少，对法律制度的明白有多深，决定了行政权立法和执法的态度。别忘了所谓的行政权 – 其实就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的执法意向，逃不出人民的要求和思维方向。当人民拥有高度的公民意识的时候，官老爷们要糊弄人民可没这么容易。政府修订的任何法案，间接摊在人民的眼睛之下，形成一种制衡。这种制衡，在选票的考量下，随时比法庭来得更有效用和约束力。公民意识强大的社会，其法律，除了用来规范人民的行动，将会强调更多公民权利和社会特质（social characteristic）的内涵，并且逐渐剔除防范性的法律因子，赋予人民更多的信任和自由。

当宪法的诠释权一分为三的时候，所谓的集会合不合法，就不是由警方片面说了算。人民应该和警方拥有相同强大的诠释权，而不再由警方一手遮天来评定集会到底合不合法。那时候，我们将可以看到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届时，集会可以很和平的。

届时，示威可以很潇洒的。

届时，游行可以很幽默，很有趣。

谁是输家？

一场看起来原本会闹到天翻地覆的游行，突然峰回路转，那倒是有点让人始料不及。世事多变，莫过于此。

虽然原本的街头游行已经被消弭于无形，但是，其掀起的声势，以及对社会和政治层面影响之广，绝非一句取消或者换到室内举行就可以完整概括。这一场示威，夹杂着很多政治因素，因此如果要完整的审视和了解它，我们非得分为两个层面不可。一个是选举诉求合理性的层面，一个是政治因素的层面。

我们先谈选举诉求合理性的层面。喜欢与否，我们没有得否认我国的选举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 – 选区划分制度、投票制度以及选民登记制度。选区划分不公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1970年代修宪过后取消了选区选民落差之间的限制，各个大小人数不一的选区在我国林立，单凭这点而言，就不能体现每个公民一人一票的精神，是间接的权利剥夺。至于投票制度，前首相阿都拉时代进行了一些小改革，如透明投票箱，以及在各个投票站当场算票，算是打开了选举透明化的局面，但是不褪色墨水依然在最后关头被取消，这点始终让选民抱着怀疑的眼光，也让不少社运分子失望。

至于选民登记制度，那是最引人诟病的。主要的问题围绕在选民登记制度、邮寄选票和幽灵选民。幽灵选民在马来西亚选举时有所闻，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议题，那就是选民搬迁。同样一个选区，同样一个地址，但是在两届选举，某一个选民却是把票投在不同选区，这个迷思，选举委员会一直以来不能给大众一个很好的解释，这点也让执政党负上搬迁选民，操控选区票源，以达到胜选目的的恶名。
纵观这场游行的选举诉求层面，其合理性显然站得住脚，这点和最高元首陛下，在其谕旨中“呼吁政府，通过公正和智慧的方式来执行人民的委托”有点不谋而合。

至于政治层面上，我们也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反对党动员社会向国阵政府施压的大游行。就这点而言，无论反对党人如何漂白，那也是洗不清。除了改进选举制度，让选举天枰不再一面倒倾向执政党，反对党到底在这场示威中葫芦里卖什么药？或者我们从政治格局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容易理清真相。纳吉上台过后，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改动，马来族群的选票逐渐回流巫统。整个选票格局，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华裔、印裔、和巫裔支持率大概呈20：80、50：50、70：30的状况。这一场示威，反对党就是对准巫裔选票，要扭转马来选票市场不利的局势。

怎么我们会有这一个论述呢？反对党和执政党各有马来铁票，各有铁杆支持者。反对党主要的是知识分子，或者东海岸一带。至于执政党则在乡区、垦殖区及内陆地区。决定最终整个选票流向的，是一群从不表态、一直以来保持沉默的中立选民。这些人有一些特征 – 接受高等教育、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社会地位高不成低不就。这些处在社会十字路口的人民，最难以抓摸。这一次的大游行，原本只是要挑起他们对选举制度不公的醒觉，继而把他们推向执政党的对立方向。但恰恰就是因为执政当局的神经过敏和高压姿态，而让相对中立的他们，开始对政府漠视人权、警方滥用警力，土权的无法无天感到厌恶。这无形中帮反对党凝聚了这批人的支持。

这些人绝不会穿黄衣出门，警方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到。但是他们会在面子书上渲泄对执法当局的不满，把个人照换成黄色，或者加一个标签，做无声的抗议，表达沉默的愤怒。更微妙的是，执法当局的做法，已经深根在他们的脑海里，到投票的时候，票怎么个投法，就会反映出来。我想，这点可能是执政党始料不及的。

纵观整个游行，内里风云诡辩，没有到最后一分钟，敌对双方很难说胜负属谁。只不过看到警方和执法当局一系列的行动，让我国脆弱的人权和法制在蒙上一层阴影，可以预见的，到最后，输家肯定是人民

BERSIH游行到底有没有其合理性？

最近，城中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净选盟游行BERSIH 2.0。

说到BERSIH 2.0，不得不提2007年的BERSIH1.0。2007年的BERSIH1.0，获得五万人上街相应，安华骑着超级电单车抵达国家王宫呈交备忘录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2007年的三场游行 – BERSIH、HINDRAF、以及律师公会的“正义之行”，成为308中压倒国阵的最后几根稻草。执政当局经历过2007年的示威冲击，这一次一点都不敢怠慢，一早严阵以待，甚至先下手为强。

我们撇开执法当局和示威主办当局的争论点，那就是无准证游行到底是非法抑或是宪法赋予国民的权利。我们只看看，到底这个示威的论述点 - 要求一个公平、干净的选举，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并讨论一下。

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公平吗？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FPTP- first past the post），无论有多少个候选人，只要一方获得比其他方更多的票数，他就算胜选。而马来西亚选区而划分不均，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以全国最小的选区 – 布城和全国最大的选区加埔做一个比较，会比较容易明白。布城国会选区（P125）选民人数只有6608名，而加埔国会选区（P109）选民人数则达112224名，两者之间的落差达到惊人的十七倍。也就是说布城选民的选票分量，比重比加埔选民大十七倍。

李德制宪委员会（Reid Commission）原本在《联邦宪法》规定，每州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不能多于或少于其平均选区选民人数的15%，而且每州所占的国会议席比率应该接近该州选民占全国选民的比率，并尽量符合州人口的比率，以体现“一人一票”精神。 但是，联盟政府从未格守这个15%的限制，且在1962 年修宪，把差距限额改为50%， 1973 年，联盟政府再度修宪，完全废除选区大小的限制，以致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可任意划分选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许多人数比例稀少，但是有利于执政党的选区被大量划分出来。甚至在某些地区，好几个乡区选区的人数加起来，都不够一个城市选区的选民多。这也解释为什么反对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中的普选选票得票率和胜出的选区数量严重不相等。在国阵获得有史以来最大胜利的2004全国大选，反对党只获得不到20%的议席，但如果对比所获得的选票，其实反对党囊括了大约35%的选票。出现这种惊人的落差，就是选区划分的不公。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计算，在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下，执政党如果继续统治内陆、郊外、乡区的小选区，那么要改朝换代，反对党至少要拿到六十五至七十巴仙的普选票数，才可以突破执政党对小选区的垄断而执政。这点对人民和我国的民主制来说，绝对的不公平。

就这个论点而言，净选盟的示威，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执政党执牛耳多年，但是却没有就选举制度作出改革，反而借操控选举机器之便利，玩弄制度于手掌。人民要看到的不只是透平票箱、现场点票等改革，我们希望的是全面性、制度化、公平公正的改变。也许这一次对执政当局来说，是一个丧钟，对反对党而言，是一个政治把戏，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的政治醒觉再一次提高，更明白民主的真谛，那就够了。

浮罗交怡国际对话会、旅游部面子书、一个马来西亚竞跑

三起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会有什么火花？代表什么？

浮罗交怡论坛是前首相马哈迪于1995创立的一个对话组织，主要针对消除贫穷、人力资源发展以及提升生产力等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和以往各界的对话会相比，这一次的浮罗交怡国际对话会，只有区区的四个非洲国家元首出席，其他的不是缺席，就是委派副手代替。

旅游部面子书，或者如部长所说的，电子宣传和活动配套，总共花了一百八十万。这个新闻曝光后，引起国人的轩然大波。让我们以更贴切民生的角度，来看看，到底一百八十万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在我国，一百八十万大概可以供3000户活在赤贫线下的穷人，生活和承担一个月的开销，或者可以提供900名生活在内陆地区，和资讯科技隔绝的孩童，人手一架手提电脑，供他们用上三年。

一个马来西亚竞跑，全名“一个学生、一项运动、一个马来西亚”，全国300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将参与七月二日举行的「一个学生，一项运动，一个马来西亚」同步竞跑活动，官方称此项创举将会被列入大马纪录大全，成为最大型的学生竞跑活动。相比过往官方办活动三分钟热度的态度，这一次教育部可算是狠下心肠来监督所有校长、老师、教育部官员对这项活动的参与度和投入程度。教育部限定了校方必须在下午2时前，把当天活动现场的照片、参与人数的签名记录，还有录影带，寄到指定的单位。这么一个举动，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话说回来，这三起事件，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

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三起事件，会得到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结果。

浮罗交怡论坛已经沦为一个可有可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与其好像之前的“第一夫人峰会“般的到寥寥无几的首脑出席，倒不如我们把主办峰会的开销节省起来，在我国经济披靡不振的时候，为国家省下一笔资金，以面对不时之需。至于官联公司所提供的赞助，可以转移到学校、老人院、孤儿院、洗肾中心、单亲妈妈社区团体等，也更胜于津贴来自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的独裁者。

至于旅游部面子书，需不需要花一百八十万的公关费，笔者在这里不敢擅自评论，不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可以有更精明的开销（cost effectiveness）。如果一百八十万用来提升我国的安全水平，让那些选择马来西亚为第二家园的外国人不再心惊胆跳，又或者以该笔金钱，提升我国的公厕、当作旅游胜地的保养费，不然也可以用该笔金钱，主办课程，教导旅游部官员关于待客之道，以避免香港导演马楚成所说的“谢谢旅游部官员的不合作”再次发生，我想马来西亚肯定可以获得更多旅客的青睐。

一个马来西亚竞跑，美其名为提升学生参与运动的意识，实则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现今学生不喜户外活动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根源在于填鸭式和成绩主导（result orientated）的学习制度。这种制度让学生只会一味的争取好成绩，而不是在德、智、群、体、美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此主板类似的活动，除了让教师们忙、莽、茫，其实对我国的教育制度根本没有任何的提升。

纵观这三起事件，政府实在有必要对本身浮夸、虚荣的态度，好好检讨一下。

回教党变了吗？

回教党党选过后，到底变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单单只是审视回教党领导层的变化，我想还不足以解答这个迷思。一个政党的路线，决定性的因素有几个，包括领导人，政党本身的历史，以及外部环境。

回教党成立于1948，回顾历史，其实回教党在成立初期已经和巫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五十年代回教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人丁依然单薄，这时候有一批巫统党内的宗教司，由于不满巫统的世俗路线，而加入回教党。回教党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应许党员拥有回教党和巫统的双重党籍。

回教党一直遵循回教国的路线，直到布哈努丁成为回教党的主席，这个政党开始改头换面。这位左派人物，一直是反殖民主义的先锋。1960年，当东姑阿都拉曼在国会提呈内安法令一度的时候，布哈努丁是第一个反对提案的反对党领袖。注意这一点，在布哈努丁领导之下的回教昂，走的是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提倡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那时候的华社对回教党是有所隔阂，但是没有过多的抗拒。

布哈努丁在六十年代末由于涉及颠覆活动而遭内安法令逮捕。回教党由新一代的领袖如阿斯里领导。这就是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分水岭。回教党由一个社会民族主义为主，宗教为辅的政党，在阿斯里手中变成一个资本主义政。至于在80年代，经历了阿斯里事件并失去吉兰丹政权过后，新任主席把回教党带入原始的宗教主义，提倡回教国以及动议限制国会的权利。这个转向，与其归咎回教党的领导权重新落入宗教司，如哈迪阿旺，聂阿兹手中，倒不如说，那也是“配合”国阵政府在80年代提倡的政府体制和公务员体系回教化，以竞标马来选民的选票。

注意以上的论点，这就是上文所提，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而造成政党基本路线的改变。至于从九十年到到308大选，基本上回教党依然坚持回教化政策，而巫统则不甘落人后，同样的实行回教化政策，以维持马来选民群众的支持度。

回顾回教党的历史，回教党本身是一个路线伸缩性很强的政党。创党至今，经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到八十年代的纯宗教主义，以致今天的福利国，其基本离线往往跟随政治需求而改变。基本上对其影响最大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政治气候。308大选过后，回教国的政治市场顿然萎缩，因此回教党在经历了回巫会谈等，依然回到福利过路线，看的其实就是选票。

今天无论是莫沙布当署理主席，还是尼查当主席，真正能够动摇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只有选票。因此如果要确保回教党彻底改变，不是寄望领导人，而是政治气候。

如果马来西亚从此再也没有回教原教旨主义市场，那么，回教党也不可能继续回教国道路。

一旦马来西亚各种极端宗教主义的活动和组织仍然盛行，人民，尤其是马来人依然受落（比如千依百顺妻子俱乐部），那么，回教党肯定转型无望。

令人担忧的我国经济前景

马来西亚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出口为主，是属于出口型经济体系的一种。更贴切的来说，马来西亚的出口型经济属于依附模式。所谓的依附模式经济体，就是本身的内需市场狭小，主要依靠代工模式生产高科技国家所需要的中端产品，或者负责工业链里的加工程序，并出口到高科技国家赚取外汇。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经济体系，主要依靠制造业、原产业以及基建工程来带动。制造业的成品以及原产业的原料，主要出口到国外，而基建工程则包括政府的基建设施以及房地产业。以上这四个经济领域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让我国经济风声鹤唳。

我们逐一看看各个领域在下半年，以及明年的状况。马来西亚的制造业，自家具业、文具业等低端制造业迁往成本更廉宜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过后，比较局规模的就只剩下电子业。马来西亚的电子业在2010年迎来一个高成长，一间间跨国企业不断在马来西亚降落设厂。这点让几年前不断面对电子业外资撤离的马来西亚一扫眼前的阴霾。

但是，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反常的现象。电子业外资在这个时候选择马来西亚，而不是相对更廉宜的中国和越南，其原因是这一年来，电子产品面对供不应求的状况（这点必须归功苹果电脑公司极度受欢迎的产品），所有的产品产量必须在短时间内呈几何数的增加，因此根本无暇在越南等新兴国家设厂并培训新的人力资源。因此作为九十年代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国，马来西亚就成为外资的替代首选，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拥有现成的人力资源，以及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产业链，包括供应商，仪器制造商和各门各类的工程服务和咨询公司。

就以上的状况来说，既有利也有弊。利是短时间内可以在马来西亚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以及提升人力资源的竞争力，但是这种快熟面的模式，在电子产品需求降低，继而必须减产的时候，外资会毫不犹豫撤资，转而到较廉宜的新兴国家投资，正应了所谓的来的快，去的快。这点是不得不防的。

至于原产业，基于美元这几年的疲弱而造成原产业的价格节节上升，更多次突破历史新高，让我国的棕油、橡胶等农产品的园主赚了一大笔盈利。原产业经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外汇收入之一。但是类似和美元挂钩的行业，有一定的高风险。对国家经济来说，疲弱的美元是一个双面刃，一方面美元疲软造成原油、原产品等价格高涨，让国家收入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物价飞涨引起的高通膨。美元疲软，相对的马币走势强劲，同样也让原产品以外的出口面对难题，那形同马来西亚出口的产品突然价格飞涨，对之非常不利。

至于基建工程和房地产，那其实都是经济鸦片。原因是这些基建工程大多数需要融资，政府必须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我国的债务就会象吹气球那样，越吹越大。不懂各位是否有注意到，最近政府大约有上千亿马币的短期债务到期，必须进行债务重组。那些债务，就是始于无节制的基建工程。基建工程固然可以短暂拉动经济，让相关朋党收益，进而维护本身的政治权利，但长远来说确实债留子孙，祸害无穷。

马来西亚经济在这几个行业相继面对波动之下，显得非常不明朗。我国的经济体系就好象一条小船，只能随着风浪在海上随波逐流，顺从大趋势，而无力破蛹而出。

科学化处理公共服务局奖学金

每一年的公共服务局奖学金，非要闹得沸沸腾腾以致全城轰动不可。每一年奖学金的分配，一直绕着几个问题打转，离不开优秀生拿不到奖学金，或者拿到奖学金者却不是所要的科系，不然就出现相对资格比较劣者拿到奖学金而优者拿不到。

每一年重复上演的乱象，其实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筛选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间中更发生很严重的人为介入因素。这些原因已经在媒体上讨论甚久。在这里我们就不老调重弹了。反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怎么一个分配奖学金法，那才是显得合情合理。

所谓奖学金，顾名思义，那就是专门提供给优秀生，供他们深造的援助资金。这点和助学金在本质上是有点不一样的。助学金以经济能力作为标准，而奖学金则是绩效至上。那我们在开始重整奖学金的颁发系统之前，就必须定位何谓“优秀生”。品学兼优这个惯例，自然免不了套在优秀生的头上，但是单单只是品学兼优，那无异中国古代的迂腐书生，只会死背八股做文章。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的是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在软技巧，包括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沟通技巧等。也相对杰出的学生。而衡量软技巧的，莫过于通过课外活动了。因此在奖学金颁发的制度里，学业成绩和课外活动成就都必须处在一个平衡点。以现在的奖学金制度而言，课外活动固然是录取的考量之一，但是并没有占据很大的比例。这点是必须要改变的。

科学化的处理奖学金的颁发，首要条件就是一个排名系统（ranking system）。先撇开预留给乡区、贫穷社群还是特定族群的奖学金。其余根据绩效制颁发的奖学金份额，应该通过排名系统来决定谁有资格获得奖学金。排名系统是一个根据分数高低来把学生由高至低排出来的列表系统。所有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将会根据他们的成绩和课外活动而被赋予一定的分数。笔者建议以学术成绩和课外活动成就6:4的比例来制定分数，以展现学术和软技巧的平衡。分数最高者，将排在榜首，以此类推。排名越高的学生，就有更大的优先权选择本身深造的国家和科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错配鸳鸯”的现象。

至于我们还需不需要面试作为其中一个评估标准呢？笔者认为，面试不应该是分数评估的一种标准，但不代表申请者不需要通过面试，奖学金的面试重点，应该放在评估申请者的心理状况和对职业的认知度是否符合所申请的科系。举例医学系作为例子，优秀生一般上都倾向于申请医学系，但是他们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对医生这份职业的认知都很充足呢？心理上是否对本身未来的职业有做充分的准备呢？这点，在我们颁发奖学金的时候，也必须需要考虑到，因为国家投入足额的资金，不只是要为优秀生开拓更美好的前程，但是也必须要量材相授，物尽其用，那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这个面试没有分数，只有“通过”（pass）还是“失败”（fail）两个评估而已。一旦申请者不能通过面试的考验，任凭你是全国最佳考生，奖学金也不会颁给你。

总括而言，科学化的排名系统。有助减低各种乱象，但是归根究底，再好的系统，我们也需要有道德、高素质的公务员来执行。希望以更科学化的制度，加上高素质的公务员，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以上问题。

民政党在国阵的内部危机

距离308大选不过短短三年，但是又闻大选的鼓声响起了。从国阵主席纳吉最近上电台、见网友、频频在东盟、中国等外交事务上树立政绩，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大选的脚步不远矣。

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场的补选，以及砂劳越州选举，我们已经可以大略一窥纳吉的大选策略。再加上最近爆发的“反对党领袖性爱光碟”事件，以及前锋报无中生有，大肆渲染的“基督国”，基本上已经为巫统主导的国阵之竞选模式定调了。如无意外，在来届大选，国阵将会强攻马来选区，尤其是乡区、垦殖区等。这些地区由于巫统基层强大的渗透力和统治力，加上国际原产品价格高企，让垦殖区的园主赚了一笔可观的盈利。因此，那些都是国阵雷打不动的安全区。

至于其他族群的选票，国阵对华裔选民的票已经无力回天，但是依然会透过马华，争取和留着一些华裔国阵死忠支持者。再加上回流的印度人票，这个选票模型应该可以让国阵轻骑过关。这个时候，民政党，作为西马的国阵盟党之一，地位就显得有点尴尬。

自民政党加入国阵以来，其在国阵体制的主要分工，就是掌控槟城的政权，以及在华人选票市场上和马华分一杯羹。民政党之前长期拥有全马唯一的华人首席部长，这是民政党最大的政治象征，也是最大的政治资本。就这点，马华这个国阵第二大的成员党，也要自叹不如。但这一切在308大选过后不复存在。基于308大选过后，马华对华社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吸票能力疲弱，要在竞选的选区竞选已经颇为困难，因此所谓华裔政党互相制衡以防独大，已经没有理由存在。至于槟城的政治板块，由于民联的强势执政，国阵要重夺政权几乎时机未到，因此民政党也失去了执政槟城的功能。现在民政党主要的工作，就是最大程度的牵绊着行动党，至于重新执政之说，路途还蛮遥远。

至于开拓新政治版图方面，民政党倒是在沙巴州开拓了一片天，拥有两个州部长，以及一个州议员，表面看上来，似乎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景象。但是这三名州议员都是从其他国阵成员党跳槽而来。而且自从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沙巴自民党又和首席部长及沙巴巫统交恶，民政党几乎又变成沙巴巫统政治制衡的棋子，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换成以于墨斋为首的团结党华裔领袖，以防团结党坐大。

308大选过后，民政党的角色历经巨变。基于巫统-国阵在第十三届全国大选里的竞选策略将如上所言，以近乎靠拢种族主义的竞选模式来达到重新执政的目的。在这种模式之下的分工，西马的国阵多元种族成员党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都面对无用武之地的厄境。他们在国阵内部生存的条件，已经越来越苛刻和贫乏。

未来的全国大选，将会是民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点。民政党原本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创党初期囊括了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反对党先生陈志勤、后来成为马大校长的赛胡申阿拉斯，以及名流青史，已故槟城首席部长林苍佑。今天民政党若要回复昔日的地位，需要寻回失去已久的创党理念，重新带出本身的特色，那才有机会浴火重生。除此以外，民政党身为多元种族政党，也应该身体力行推动国阵的去种族化。这个举动不止帮助本身寻求政治突破，同时也为推动全民平等政治，立下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