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特色社会主义

吸取了308大选丧失非土著选票的教训，纳吉上任过后制定了几个经济改革，包括国家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纳吉深知非土著选民，尤其是华裔，对实行了三十年的新经济政策拥有诸多怨言，所以有此一举。过去的三十年，以从商为主的华裔社群深受新经济政策的困扰，尤其是该政策底下所制定的固打制，让从商的华裔失去了不少商业机会。

宏观分析纳吉整个经济政策，主轴是提高经济体系里的自由度和竞争力，力主争取外资重新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为此纳吉更指示控制吉隆坡股票交易的政府投资臂膀所减少持有官联公司股票，以便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并加强国内投资市场对外国基金经理的吸引力。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就是政府仍牢控最主要的官联投资机构，包括雇员公积金局、国库控股（Khazanah）、国民投资公司（PNB）、国家石油（Petronas）、退休基金（KWAP）和武装部队基金（LTAT）。这么一来，政府仍间接全权掌控国内市场经济。

和经济上的开放相比，纳吉的政治手段就显得更为保守，而且有愈来愈紧缩的趋向。执政党仍然严密控制平面媒体，对所有流通到社会上的资讯大加审查，以便舆论对执政党有利。与此同时，政府也不间断的运用执法臂膀 – 警察部队和反贪污委员会选择性对付政敌，以便可以削减和控制反对党的活动和影响力。从ntv7《非谈不可》在高官的插手下被逼消音，到反贪会和总检察署选择性提控个别贪污案件，可以看见纳吉仍不欲在政治领域上给予更多的开放。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在纳吉党党政的年余里也没有看到任何改革的迹象，看来前首相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一样也被纳吉的团队束之高阁了。

整个经济政策，加上纳吉的政治手段，就是“纳吉式经济”（najibonomics）的整体观，或者更正确的，应该被形容为“一个马来西亚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论述源于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9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议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并作出把中国共产党主要工作转移改革开放的政策上。隔年，中国国务院开始在深圳、珠海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象征着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正式开始。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下”，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但是国家支柱行业仍旧受到国家的绝对控制，其以国家的手段控制国内的要害经济部门和大量的企业，通过“国有资产”的概念以股份或者非股份形式实际控制国民经济的相当重要部分。政治上，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其牢牢掌控的政治领域，具体手段是通过其绝对控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国会”）使其主张表面立法化，在通过国务院（中国的“内阁“）实行。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大陆依然实行一党制，依然实行网络审查，经济开放，政治专权。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吉的手段和治国理念，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一样是政治经济两手抓，经济上走自由主义路线，政治上则继续极权统治。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仍然缺乏独立性，法庭时而成为执政党打手，国会变成执政党的橡皮章。

不能否认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特色社会主义”，短期内可能可以解决国内的经济瓶颈，但是长期下来，权利依然不受制约和监督。立法权和媒体丧失监督行政权的角色，造成执政党可以只手遮天。政策的尽头，就是制造出更庞大的朋党和既得利益群，而且司法制度败坏，社会言论自由受阻，继而造成人民思想僵化和缺乏创造力。

环看世界上的先进国，一般上它们都拥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外加成熟、稳定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如果马来西亚要往真正的先进国推进，“一个马来西亚特色社会主义”很明显还不够，纳吉需要更努力的把其转型为“一个马来西亚特色民主主义”，投入更多的软体建设和政治改革，这样才能转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