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18, 2011

话说槟岛廉价屋的故事

当我们在讨论增建廉价屋课题的时候,有几个因素是必须探讨的。首先是“居者有其屋”的原则,那就是廉价屋必须是低收入人民负担得起的。其二,就是新建的廉价屋的地点,是否可以支撑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之生计。其三,就是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的潜在价值。


这三者其实互相挂钩。怎么说呢?站在现实经济考量的角度,房子的价钱很大程度上是地皮价格转嫁过来的。因此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绝对不可以贵,不然唯有靠政府津贴才可能把廉价屋的售价压低,但是这种做法长远来说其实不符合经济原则。而廉价屋居民居住的周遭环境,经济消费一定不可以高,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谋一份工作,或者做一点如小贩、杂货等小生意,来维持生计,这点才符合长治久安的原则。


在国家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过程中,许多城市附近的土地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主要是围绕着该地区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把地皮的价值释放出来。雪州的蒲种、吉隆坡的蕉赖、槟城的亚依淡发林新市镇,当年曾经是缺乏规划的新村,不然就是自耕的农耕地,居民以低收入者为多。时至今日,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新颖的卫星市,甚至已经渐渐转型成为高档住宅区。


因此,我们在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城市地区建造廉价屋,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一来,城市地区消费高昂,对廉价屋居民来是一种奢侈的花费,二来,城市地区的工作机会和条件,对受教育不高的低收入人民来说,是一个高不可越的门栏,而可能出现虽然居者有其屋,但是却面对事业,生活无以为继的局面。三来,在城市地区的地皮拥有很客观的经济潜在价值,如果贸贸然就用来兴建廉价屋,那么对州内的经济发展来说,可是一个绊脚石。这些因素,我们都必须一一考量,而非单考虑选票的作用和搞民粹政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规划廉价屋的兴建呢?我们以槟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廉价屋议题来做一个案例研究,思考一下解决方案。槟城的槟岛地皮,平均价格是全马最高的。当中我们不能否决有投机炒卖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是槟岛的土地有限,外加高度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世遗城市的地位,这都是造成槟岛地皮水涨船高的主因。因此槟岛的城市地区,间接来说,已经不适合建造廉价屋。


这时候,我们应该把眼光转向其他地区,如巴都家湾。回顾槟城发展的历史,在70年代的时候,槟城发展之父 – 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佑其实也是以这么样的一个思维,解决人民的房子问题。那时候的槟城刚刚失去自由港的地位,工业区仍然还在规划中,岛民的失业率高企,根本没有能力负担市区的房子(1970年代的市区,主要指码头一带,丹绒地区)。林苍佑选择在打抢铺(那时候的亚依淡打抢铺,已经算是郊外了,周围是一片园林)新建高密度的廉价组屋,作为市区低收入人民的遮顶瓦。


这种迁移城市低收入人民到郊外的做法,除了可以让他们拥有本身的小房子,也把他们迁离城市的高消费,在新地区建立他们可以负担的经济圈子。诸不见槟岛打抢铺的吃喝住,在四十余年过后,仍然是槟城最低消费的地区之一,也符合该地区人民的经济能力。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把廉价屋起在巴都家湾,我们除了帮助低收入人民重新建立他们的经济能力,关键是,这种做法实乃一石二鸟,除了以上考量,其同时也将带动人烟稀少的地方发展起来。政府在郊区兴建廉价屋之余,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必须花时间规划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发展,一定要符合低收入人民的需要,并且制造符合他们学历、社会经验的工作机会,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重组、建立一个全新、适合居住的社区。


当然,很多人都在质疑,迁移是否会造成迁者失业,或者远离他们原本的习惯的生活风貌,我想,如果居住环境可以从原本的狭小、拥挤的空间,换成一个正式、舒适的空间,转换环境的等价,还是划算的。地方政府可以在交通方面下一点苦工,让他们可以穿梭两地,那么,相信有助减低搬迁的阻力。


槟岛的廉价屋不要与廉价屋的本身,而在于政客的争执。我想,在人民的利益大前提,政客们应该抛开歧见,共同携手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民。

Thursday, September 1, 2011

《利比亚模式》的全球资源争夺战

利比亚狂人卡达菲在革命军攻入利比亚过后,政治生命已经开始倒数。接下来狂人的命运,只能任凭革命军和其背后的影子 – 美国和北约的盟友操控。各国在利比亚的各种经济利益,也将重新洗牌,是福是祸,现阶段实难有腹稿。

和狂人的下场和利比亚未来唏嘘的命运相比,这一次美国和北约盟友推翻狂人政权的模式和手法,却在政治学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在人类发展史上,可能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而成为政治史的分水岭。这一次利比亚政府倒台,有别于以往西方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模式。美国在颠覆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的时候,靠的是强大的军力,以空军、海军辅以地面部队,派遣士兵到该国直接涉入战场。这一种模式的后遗症让人望而生畏。除了必须杠上阿兵哥的性命作为赌注以外,所涉及的天文数字也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让大家轻易明白这种战争的耗费量是如何惊人 – 美国一个月在伊拉克所花的军费大约是120亿美元,截至2008年为止,美国总共在伊拉克战争中你花了6070亿美元,大约1千亿美元一年。可能读者对一千亿美元的概念还相对模糊,我们和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应该也是造价最高的建筑物)- 杜拜的哈里发塔做一个比较,它的造价也只不过是15亿美元。在伊拉克一年的花费,足以让美国每一年建造67个哈里发塔。

强如美国,也抵不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黑洞。发动战争的本意原本是要掠夺并支配该国的经济资源,但是伊拉克的例子证明了这个方法是亏本生意。因此在利比亚,我们看到了美国和北约发动了新的资源争夺战模式 – 也就是亚洲周刊作者张洁平所曰的《利比亚模式》- “政治反对派发起内战+西方军事干预”。在新的模式里所有的颠覆活动由亲西方的反对派发起,美国和北约只是负责支援 – 如派出无人战斗机和侦察机进行间谍活动或者定点攻击,又或提供军事训练和数据。这种模式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又不涉及本国士兵的安慰,不必担心承担国内政治责任。

相比起低廉的军事和政治成本,美国和北约盟友在《利比亚模式》之下的经济回报获利丰厚。革命军在占领的黎波里过后就迫不及待论功行赏,并声称那些不支持利比亚革命军的国家将难以获得新政府颁发经纪合约。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相反地美国和北约在这场资源掠夺战中一枝独秀。利比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一旦利比亚新政府全面倒向美国和北约盟友,那么整个世界资源版图将重新洗牌。

地球的资源争夺战也随着美元的波动而展开更激烈的博弈。美元在经历了次房贷和信用评级调降过后,已经不再是国际贸易中的“铁”货币。在美元疲软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许多持有美元或者美国债劵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都开始对美元产生信心危机。在美元分分钟可能变成废纸而造成本国财富蒸发的情况下,把手中的美元转换成“可持续性保值”(sustainable value)的实质资源,成为了各国的首要目标。什么是可持续性保值的资源呢?黄金、稀有矿物、石油、高科技技术就是其中的例子。一般上富国都通过并购别的国家的企业来达到控制这些资源的目的,如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就通过并购阿根廷Bridas公司,收购加拿大油砂生產商OPTI来达到控制石油份额的目的。控制了这些企业,等于控制了这些企业底下所拥有的油田、矿场、专利等。

但是所谓的收购、合并、联营等资源争夺模式在美国的《利比亚模式》之下,一切都成为废话。无论今天您在利比亚拥有多么大的财富,只要美国发动低成本的《利比亚模式》内战,一切都重新洗牌。亲西方的政府上台,一切收归国有,任你在该国占据收购了天大的财富都会付诸东流。基于《利比亚模式》的低成本、低风险和不必附上内部政治责任,远远比伊拉克入侵等战争来得更划算也更容易,可以预见的美国和北约在思考全球资源争夺和再分配的时候,这么模式将会不断的重现,直到它们满足于本身的战略目标。

在“后美元”时代,资源将会是各国眼中的肥猪肉。在不久的将来,当货币贬得如同废止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就在于它控制多少的资源。《利比亚模式》激发了一个更狡诈、更激烈的全球资源争夺战,利比亚狂人下台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更多的接踵而来。。。

思索我国的未来道路


说马来西亚处在政经文教的转变期其实并不对。更贴切的说法是处在十字路口。在国家重要领域方面,政府基于政治和现实考量,一直对前路举棋不定。踏入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世界格局的改变比以往更加剧,更让人眼花缭乱。政府的举棋不定,其实让我国在改变的步伐中逐渐落后他国。

在政治上,政府一直对本身的施政缺乏改变的决心,相反地只一味依靠警力来维持表面的和谐,或者是通过平面媒体粉饰太平,以达到感觉良好的效果。事实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媒体普及的当今世代,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出网络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第三只眼,政府和网络媒体或公民社会的抗争中,其实渐渐处于下风。以中国作为一个例子,过往共产党的宣传部是全中国媒体的太上皇,其权威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务院总理。但是在近期的温州高铁意外中,微博、新浪等成为了资讯缺口。传统报章都以另类的标题和迂回的报道方式,来抗拒中宣部要求统一报道,报喜不报忧的要求,实来一场非暴力不合作。中宣部的权威控制从此大江东去。

中国共产党对公民社会控制力的崩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马来西亚政府在政治这个十字路口,必须选择拥抱公民社会,或者以权威体制和老拳对抗之。

在经济上,这个年头注定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美国的金融虚拟经济已经泡沫化,紧接而来的是不断上升的国债和经济的衰退。占据美国主要经济总量的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空手套白刃的经济系统,也就是所谓“无中生有”的虚拟经济,和生产实物(或服务)的经济系统比较,虚拟经济注重的数字游戏,而不是生产,所以在面对信贷危机的时候,根本止不住崩溃。我们把欧洲两大强国 – 英国和德国做一个比较,就会发觉,长久以来以金融作为主体经济的英国在这一波经济风暴中几乎被打垮,相反地,以实物、知识、生产为主轴的德国,虽然不能再金融风暴中获得幸免,但是依然步伐稳健,国民经济相对稳定。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稳健的国民经济体系,靠的是脚踏实地的生产,依赖的是知识产权和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出社会转型需要的人才。马来西亚政府在经济这一个领域,有必要思索,如何从现有以蓝领外劳为廉价劳动力,充当第一世界国家代工工厂,兼以恩庇政治为经济考量的体系,转换为知识型经济。政府在制定经济规划的时候,时常受到土著右翼分子的左右,惯常在绩效制和固打制之间摇摆不定,也无法走出黑箱作业的死胡同。那是一种害怕“顺得哥情失嫂意”的心态。虽然当权者明白恩庇政治底下操作的经济黑箱无异饮鸠止渴,但是基于选票和本身朋党利益的考量,而不得不作出违反经济常理的政策。这点,政府需要思索,如何重新定位本国经济,如何在这个经济动荡的年代活出自己的特色和卖点,以便经济可以持续成长。

无疑,这个年代是最艰苦的转泪点。人民是国家的磬石,应该由全民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把前途系在政客身上。思索国家前路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人民的共同意志下,我相信,当权者的施政路线,会更符合人民的要求,国家才能一体化的向前迈进.

改革由你我开始


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无论是卷席非洲、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还是利比亚革命军对卡达菲发起的军事攻击,以至于发生在英国、挪威的暴力事件,其实,间中的核心思想 – 一字曰之 – “变”。

遗憾的是,以上的变革的结果和产物,存在严重的分歧,所带出来的效果,也不全然一样。怎么改,如何变,其实是一门很复杂的艺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英国和挪威的暴力事件,始于对生活现实、经济条件的不满,继而燃烧整个国家。民众的情绪固然是改革的催化剂,但同时也对革命运动本身产生不可预计的后果。茉莉花革命过后,埃及还没有回归正轨。英国和挪威的暴力事件,冲击了该国长久以来的生活和道德价值观,人民群众所陷入的迷茫和无助,绝非一时三刻可以扭转回来。

政治、经济改革出轨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我们那二十世纪转变最大的国家 – 中国作为一个例子,那么可以更容易了解,如何让改革纳入正轨。新中国在1949年独立过后,经历了不少的政治改革,其中大跃进“超英赶美”、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让一代中国人痛不欲生的经历。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民众盲目的弃农从钢,硬是要在短时间内把钢产量的吨数呈几何数提升,一边可以在二十年里面超越英国,和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却不知道炼钢原本就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业,硬硬以土法炼钢只会练出没有工业价值的钢胎。再加上那时候的愚民政策,人民一味的愚忠领袖,对领袖重不批判而只知无限忠诚,而形成无可挽回的打错。

1980年代,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开始剔除不切实际的政治都斗争,继而以“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方法”这个理念,为中国把脉,并全面的进行改革开放。套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很多人其实忽略了背后已经成熟的条件,那就是人才和教育制度。中国在1977年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的高考,重整中国本身的人力资源。这些第一批高考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后盾。这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总结中国改革失败和成功的经历,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几个结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以强大的人力资源为后盾,以防哑火。所谓强大的人力资源,普遍上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 第一,必须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纯政客。第二,他们必须拥有高度公民意识,明白整个社会群体需要什么,而不只自私的只为自己着想。第三,他们必须精通过去,通晓历史,这样才可以避免重蹈前人的错误。国家的人力资源唯有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改革才有望顺利进行。

审视以上的条件,回眸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我们发觉他们严重缺乏以上条件。现今一般大学生都与社会严重脱轨。他们只关心自己本身社群里的事情,鲜少为他人,为其他社群所面对的问题深入考察和思考。再者,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上只涉猎本科的技能,缺乏战略性的头脑,既无法对所面对的问题剥茧抽丝,也无法提出具创意、高度的解决方案。这和他们常识贫乏,对问题解决技巧和工具,如8D、E-R-R-C、蓝海策略等一窍不通脱不了关系。更严重的是他们对国际历史缺乏认知,这不但无法开拓他们的眼界,他们也无法从失败者中吸取教训,更无法从成功者身上复制成功基因。

要国家改革成功,那么,首先我们必须从自己开始改变。改革成功与否,系于所有公民,而不是政治人物。以上所列下的种种因素,并非不能解决的困境。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看待以上问题,并以坚定意志,做出改变。

改变,改革,由你我开始。

马来西亚华淡小教育哪些事儿


首先,感谢马来西亚华商首开先例,通过各个善张仁翁集资收购大马彩, 为我国华教事业又打下另外一桩磬石。自此大马华文教育可以平稳过渡,虽不能锦衣肉食,但至少不会三餐不继,提心吊胆。马来西亚华商这一举动,可谓功德无量。

但是,且慢!这一个角色,怎么有点本末倒置了?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本末倒置?

首先,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当人民有缴税的责任的时候,政府同样有责任确保人民的福利是受到保障的。站在成熟的民主角度来看人民缴税,人民缴税给政府犹如人民聘请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上我们会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没有投票权,就没有缴税义务 (no taxation without vote),而不是所谓的人民缴税来购买政府的服务。

所谓政府的服务其实很广,但是这里泛指卫生、教育、社会安全、经济调控等社会必需品。这些领域都是塑造国家社会格调的重要元素,因此绝对不可能如工商业、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可以由私人企业来代工。政府有绝对的责任,支持以及资助这些领域。

人才作为立国之本,是国家以及社会转型过程最重要的筹码。因此,作为人才摇篮的教育领域,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半成熟的社会,如马来西亚,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教育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么一个战略性的领域,政府应该全权负起全责,而不是长期把责任分担给企业,作为他们“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一部分。

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栋梁的摇篮,其实不应该以语言甚至肤色来区分。教育哲理中常说“有教无类”,除了指无论先天素质好坏的学生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我想这句话也应该引用在政府身上 –只要是好的教育制度,那么政府也应该不分源流,给予公平的机会和对待。华小、淡小虽然在媒介语上和政府主流学校 – 国民小学不一样,但是华淡小在教育方面仍然遵循马来西亚教育哲理,依据教育部拟定的课程大纲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华淡小也和国小一样,灌输爱国、效忠马来西亚的思想。政府的双重标准,除了打击华淡小为国培育英才的努力,也让人民感到气馁和无奈。

华淡小今天获得华商企业长期赞助固然是息事一桩。但笔者认为,政府在政策层面,一劳永逸的改变华淡小和国民小学之间不同等级的对待,那才是解决马来西亚教育分歧的最佳方法。教育无分贵贱,寄望政府可以深入考虑,做出改变。

马来西亚华淡小教育哪些事儿


首先,感谢马来西亚华商首开先例,通过各个善张仁翁集资收购大马彩, 为我国华教事业又打下另外一桩磬石。自此大马华文教育可以平稳过渡,虽不能锦衣肉食,但至少不会三餐不继,提心吊胆。马来西亚华商这一举动,可谓功德无量。

但是,且慢!这一个角色,怎么有点本末倒置了?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本末倒置?

首先,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当人民有缴税的责任的时候,政府同样有责任确保人民的福利是受到保障的。站在成熟的民主角度来看人民缴税,人民缴税给政府犹如人民聘请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上我们会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没有投票权,就没有缴税义务 (no taxation without vote),而不是所谓的人民缴税来购买政府的服务。

所谓政府的服务其实很广,但是这里泛指卫生、教育、社会安全、经济调控等社会必需品。这些领域都是塑造国家社会格调的重要元素,因此绝对不可能如工商业、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可以由私人企业来代工。政府有绝对的责任,支持以及资助这些领域。

人才作为立国之本,是国家以及社会转型过程最重要的筹码。因此,作为人才摇篮的教育领域,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半成熟的社会,如马来西亚,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教育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么一个战略性的领域,政府应该全权负起全责,而不是长期把责任分担给企业,作为他们“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一部分。

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栋梁的摇篮,其实不应该以语言甚至肤色来区分。教育哲理中常说“有教无类”,除了指无论先天素质好坏的学生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我想这句话也应该引用在政府身上 –只要是好的教育制度,那么政府也应该不分源流,给予公平的机会和对待。华小、淡小虽然在媒介语上和政府主流学校 – 国民小学不一样,但是华淡小在教育方面仍然遵循马来西亚教育哲理,依据教育部拟定的课程大纲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华淡小也和国小一样,灌输爱国、效忠马来西亚的思想。政府的双重标准,除了打击华淡小为国培育英才的努力,也让人民感到气馁和无奈。

华淡小今天获得华商企业长期赞助固然是息事一桩。但笔者认为,政府在政策层面,一劳永逸的改变华淡小和国民小学之间不同等级的对待,那才是解决马来西亚教育分歧的最佳方法。教育无分贵贱,寄望政府可以深入考虑,做出改变。

多一个华裔部长会怎样?


看到印度人国大党在内阁里多了一个部长,我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

印度人在最新的人口普查记录中,成为了第四大民族。马来西亚现在的三大民族是马来人、华人、印尼人(意喻非法公民),不再是印度人。印度人凭空多了一个部长,能否扭转人口劣势所带来的族群问题呢?

我想以上的想法,是一般马来西亚非土著,此时此刻心里所想的。尤其是近年来人口比例不断锐减的华裔,眼看印度人多了一个部长,心里也禁不住垂涎三尺。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

问题在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力量泉源。

政治学里所谓的政治力量,泛指对国家政治路线和施政方案的影响力。这个力量,不一定单纯来自政党,尤其是执政联盟本身。在欧美等国,执政党的施政方向很大程度受到商业巨子和社会团体的影响。商业巨子是政治团体的金主,而社会团体则掌握着庞大的票源。这些群体,都可以左右执政者的执政方向。

回看马来西亚,政治力量的中心是族群人数。而这个族群人数又反映在内阁的班底。马来西亚的内阁奉行集体负责制,是政策的制定单位。如果单从人数上来看,非土著的部长人数,和马来土著的部长人数,仍然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在决定施政方向方面,非土著在内阁里,绝对是处于劣势的。就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来讲,非土著部长如果没有得到马来土著部长的同意,那么政令绝对推行不来。

再加上非土著部长并没有掌握策略性的部门,如财政部、教育部、国防部、经济策划组、外交部等等,因此就算多了一个印度人部长或者华人部长,基本上,也只可以提高反映族群心声的声量,而无法影响和作出实质的改变。

因为,政治力量被族群政治力量牢牢掌控。

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并不是只是增加一两个部长所能解决的问题。要维护全民的共同利益,那么,我们绝对不能继续让族群政治掌握政治力量。华人、印度人的人口比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断下跌,如果还是延续“华人部长放映华人心声”的政治思维,那么再过五十年,非土著可能沦为政治边缘化的一群。

在维护非土著的利益,单单依靠族群人数,或者“在朝”力量是完全不靠谱的。我们非要从“族群力量”的政治驱动力,转换为“价值观”的政治驱动力,才可以体现全民平等。奥巴马可以当选美国总统,并不是靠族群驱动力,而是以“大美国”价值观 – 强调平等、改变和福利社会,才可以打动选民,成为少数民族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人。

参考奥巴马的实例,马来西亚的少数族群政党,实有必要重新慎思本身的政治价值观,如何跳出族群政治的陷阱,这才是长久性和永续性维护少数族群利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