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让华文教育（华小）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

华小从华人南来开始就在本土社会上出现，在整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风雨不断。除了面对内部因素，更面对政府不少的刁难。这一路走来，实在不容易。

那是什么让华小在风雨飘摇的路上坚持并生存下去？那其实依靠内外两个因素。内在的因素是华人对本身语言和华人文化的传承和坚持。懂得说华语和写汉字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身份象征。而华小就是赋予华人这种身份和特征的媒介。当中华小所教导的华语，华校的优质师资，和所营造出来的传统儒学环境，是吸引华人把孩子送入华小的原因。

至于华小生存至今的外在原因，则和华小一路来的三语教学和近年来中国崛起息息相关。相对国民小学，华小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候掌握三种语言（马来语，英语，华语），而且三语的教学节数相对平均，三语可以并驾齐驱的让学生学习。中国改革开放过后经济起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这时候学习华语就就不止于传承文化，而是多了一层经济考量，让华语更炙手可热。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友族同胞进入华小的数目呈几何数的成长。

但是华小最大的卖点，依然是严格的教学和斐然成绩，尤其在数理科上的教学和成绩更是独树一帜。这才是真正打开华小市场的因素。每一年的小六检定考试，就是华小展示实力的时候。除此以外，华小所注重的德、智、体、群、美，课外活动和学术的平衡以及注重个人素养培训的教学方针，深深吸引着不同源流人士。

纵观以上的因素，华小在未来如果要生存，那么非要依靠最后一个论点不可 –“ 成功的办学”。审视我国华裔的实际人数和比率，我们已经从建国初期占据40%总人口跌倒今天的21%。放远这种现象，如果华小只是一味依靠华人本体的向心力和人数来生存下去，那无疑抱着一块腐朽的木板在大海中飘摇。现实是华人社区越来越少，混合社区犹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华小今天也许仍然严重不足，但是这种饱和度在华人人口大量锐减之下不可能持久，如果华裔还是坚持“华小-华人-华文”的态度，那华小在严峻的形势下，淘汰只是时间的问题。

让我们设想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国民小学聘用中国师资来教导华文，并把华文教学列为正课，每个星期有三节课，那这种情况下，华小现有的三语教学优势，到底还有多少的吸引力筹码？国民小学的优势就在于其高额拨款让学校建设的软硬体设施都是一流的，如果再加上三语教学，那更不同日语。那时候华裔家长还会不会一味相信华小的神话，那可是未知数了。回顾历史，想当初70年代当英语源流学校还存在的时候，它可是凌驾于华小之上成为华人的首选。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华人的务实心态远远大过传承文化的心态。这是不可不警惕的。国小现在固然还未进入华裔市场，但是未来华小是否依然可以坚守这个格局，难以预料。

中国名人史玉柱曾说过，营销是没有专家的，唯一的专家是消费者，就是只要能打动消费者就行了。同样的道理其实也可以运用在华小身上。与其坚守华人社会身份认同媒介这个牌子，华小有必要以市场导向作为一个考量。如何让本身的学校体制更为多元化，借此吸引更多友族同胞来就读，那才是华小未来在政府挟制和人口略施下依然长红的方法。眼见国小的素质提升和许多国际学校的林立，华小更有必要引进新的教学因子，不能只是墨守成规的一味提倡华语和儒学。引进和学习国外新的教学方法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不可不知的“大吉隆坡”规划

标准规模的大都会（metropolitan），指的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两千人，总人口不少于一千万的地区。这些都是的发展模式，通常都是依循蜜蜂旋的方式，也就是一层一层的从市中心开始向外辐射性的推展出去。这种发展模式算是最快也是最成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政府的“大吉隆坡”计划，就是要把巴生河流域一带和原吉隆坡地区整合，打造一个大都会。但是在打造一个类似“大吉隆坡”的城市化过程中，除了人口和发展，有几样东西也是城市规划者必须注意的。地球上的大都会，如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都面对着很多城市规划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进步的烦恼。

大都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交通。由于大都会的城市范围远超一般大城市，而人口又是爆炸性的高企。所以交通方面，一般上都出现拥挤、长距离长时间的穿梭、以及恐怖的车辆等待时间（long vehicular queuing）。一旦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交通问题可能会瘫痪整个城市的行政和商业活动。对视时间就是金钱的商贾来说，这非让他们蒙受严重的损失不可。各位应该还记忆犹新功过京藏铁路连绵百余公里的车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商业活动起着如何大的打击。

这些问题，一般上大都市都用铁道系统来解决，主要是看上铁道系统的优点：高载客量、高速、低污染和兼容性高。不过铁道系统成本可不低，一定要有足够的载客量来抵消成本。把这个解决方案放在大吉隆坡的规划里，那么政府单单建地铁还不够，还要系统化的把转换系统（interchange system）融入铁道系统，减低换车的时间。至于私人交通工具，则必须限制使用，以便可以推动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提到大都会问题，就不得不探讨城市扩张（Urban sprawl）而城市边缘地区的“高档化”（gentrification）。所谓城市高档化，就是当城市扩张到边缘，靠近乡镇的时候，连带也会导致城市人迁移到这些新兴起的卫星城市。由于城市人开始进入该地区购买房地产作为落脚处，该地区的房地产价值、租金和税务就会飙高，造成原本购买力就不高的原地区人民生活压力更逼人，进而造成他们迁移到更偏远的地区。

城市扩张的结果，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不断飙升，连带影响市民的购买力。原本相对低廉的乡镇地区房屋，在城市扩张后价格可能会飙升好几倍，普通市民穷一生之力可能也负担不起购买一栋房子。 ，严重打击了不少有益自置物业的中产和低层家庭。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处理，就会在大都会里形成城市贫民窟（slum）。巴西的里约内卢了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该地区超过15%的市民生活在贫穷线下。作为巴西第一大，世界十大城市，但是里约内卢的平均贫穷率还高过巴西全国的贫穷率。

大吉隆坡的规划中，可不能少了建造低中价房屋，以便符合城市中低层人民的购买力。以便让涌入城市工作的人们居者有其屋。政府可以自己建造这种类似“公屋”的房子，或者和城市发展上定下协议，每一平方公里的发展区，一定要保留固定数目的中低级公寓，以符合中低产阶级人民收入的价格发售。

与其不断追求富丽堂皇的城市发展，政府在规划大吉隆坡的蓝图时，切莫忘了同时也考量人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会面对的问题和需求，并对症下药。这样才可以大致双赢，共同迈向繁荣的马来西亚.

建构大吉隆坡的实际关键

政府构想中的“大吉隆坡”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城市改造计划。“大吉隆坡”方案准备把现有640万人口，属于一级城市的吉隆坡，提升至1000万人口，并提高城市覆盖率至整个巴生河流域的大都会（metropolitan）。地球上这种大都会并不多，其中以东京都和纽约为最经典的例子。

政府的改造工程以几个计划为主轴 ，那分别是城市绿化计划；一个衔接现有轻快铁、单轨火车和电动火车的全新地铁系统；吉隆坡绿化系统；长达7公里的购物街以及全新的金融中心。至于其他构思，如槟-隆-新高铁、雪邦物流中心等则语焉不详。许多人仍然对这个耗资四千亿令吉的计划保持观望态度。

到底通过以上的基建设施计划，是否就可以改造吉隆坡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呢？这是现在纳税人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回顾世界上各大城市的发展史，它们一般上都在软体和硬体上两手抓来改造城市。所谓的硬体，就是城市的基建设施，包括交通、房屋、商业中心等。至于城市软体发展就主要涉及政府行政效率、社会安全、官僚系统等。

回顾吉隆坡的发展，基本上吉隆坡不缺良好的硬体设施，但是在最重要的物流中枢系统 – 交通方面，却严重的不及格，尤以公共交通系统更是惨不忍睹。一个有效的城市交通系统，一定要有快速、准时、高覆盖率和廉宜等特征。这样公共交通系统才可以取代私人交通工具，成为城市人的首选。现有的吉隆坡铁道和公共巴士系统之间的兼容性低，又严重不准时，而且站-站之间的距离遥远，市民转换路线往往耗时不菲，造成人民宁愿开车也不愿乘公共交通。政府构思中的地铁系统，是否可以解决以上的问题，是“大吉隆坡”计划成败关键之一。

除了硬体设施，一个城市的软体发展，才是真正决定城市是否可以转型的要素。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上的城市转型，开始的阶段都是靠政府的资金和意志力开动，但是要永续经营和发展，那非靠民间和私人机构的努力不可，如果我们以一列火车来比喻城市，那么政府的资金就是激活火车引擎的燃料，然而一个开动的火车，需要乘客、需要货物才可以保持开动的意义。火车如果没有乘客和货品承载，不断的开动只是在浪费资源。那如何吸引乘客和货品呢？那就是软体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了。

审视转型最成功的国际城市来揣摩软体发展，那我们绝对不能不提香港。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渔村，在60年代是世界上贪污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那时候的吉隆坡远比香港先进。这么一个糟糕的城市，如何在短短30年内，成为东方之珠，和纽约、东京、伦敦平起平坐的金融中心呢？这一切，由整顿政府机构开始。1970年代香港地铁开始开工，同一个时候，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标志着缠绕香港公务员多时的贪污风气开始受到严重的打击，连带重建外界对香港执法和司法机构的信心。同时香港亦开始实施九年免费强迫教育，扫除文盲和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准。这些皆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奇迹打下深厚的基础。

这30年来，香港政府并没有涉足香港本区太多的硬体发展，反而专注于维持香港的软体特质 – 廉洁、高行政效率、高度媒体自由和透明的商业体系。这些都是维持香港繁荣的要素。笔者认为，马来西亚政府，也应该学习香港这个成功的例子，在大吉隆坡计划上做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私人界高度参与吉隆坡的发展扫除其他障碍，并毫不妥协的把吉隆坡塑造成廉洁、高效率和自由的城市。这才是“大吉隆坡”成功的关键。

纳吉大人的着急

在来届的全国大选中，要国阵失去政权还真的不容易。且不论国阵在偏远的乡下和垦殖依然牢牢掌控选民的选票。即使在沙巴州，巫统也通过选区划分掌控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再加上砂劳越的土保党议席，和其他友党（马华、民政、国大党等）零零散散的议席，要掌控国家政权其实眼下还不难。难的是，要掌控国会里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马来西亚的立法机构已经算是相对松散了。国会指定开会合法人数只不过是26，才大约国会议员总人数之十分之一。寻求国会通过的各种大小法案，甚至年度预算案，都只需要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通过。需要三分之二通过的，都是涉及宪法条文修改的，其中包括修改得最频繁的选区划分。巫统自独立以来都坚信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才可以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霸权心态，一种要求掌控无上权力，随时可以改变国家最高法律以迎合本身政治需求的独裁主义心理。

对许多民主国家来说，本身的政治联盟可以获得简单大多数议席执政已经是辉煌的成就了，但是对巫统来说，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才是安全的政治心理关口，这三分之二迷思，现在就成为纳吉的紧箍咒，让纳吉焦急万分。

为什么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有否原本不会对政党执政制造太多的问题，除非如上所言，修改宪法时才会面对阻力。但是纳吉身为巫统主席兼首相，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就成为了党内评估他作为主席的KPI了。我们来重温一下阿都拉下台的真正原因。很多人认为阿都拉是因为国阵在308大选成绩不佳而被党内不满的声音推下台，又或者因为慕尤丁和纳吉的猴急和压力而不得不进行权利转移。这只不过是表面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国阵在308大选失去多个国会议席，失去五州政权，而造成利益分配失去平衡。在失去政权的州属里，巫统原有庞大数目的市议员、县议员、村长、乡村发展官等一夜之间失去了。失去国会议席也标榜着巫统难以直接涉及选区内的拨款和运用地方行政资源来为自己的政治事业埋单。正确的说法，许多靠政治吃饭的巫统党员，突然间失业了。巫统尝试通过委任国阵选区协调员和联邦村长来保住一小群人的饭碗，但终究还是僧多粥少，而引起许多巫统基层的不满继而上演宫心计。

纳吉是这场宫心计的受益人，而慕尤丁是整场戏的导演兼编剧。现在他成为了纳吉的副手，纳吉的感受可想而知。要确实形容纳吉现在的感觉，莫过于犹如被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颈项上凉气不断提醒纳吉项上人头可能不保。现在纳吉除了担忧国阵政权不保，自己成为巫统的末代天子之外，还得担心就算在大选胜出，但是无法重夺三分之二，甚至以更小的优势执政，那宫心计（二）随时会上演，首相之位可能也必须拱手相让。

政治人物的举动都是遵循利益而祭出台面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纳吉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争取非土著的选票保住相位，而不是真正的想提倡真正的社会普世价值观。慕尤丁往马来极端路线靠拢，除了要标榜自己比纳吉更适合做马来人的领导人，也趁机制造麻烦给顶头上司，伺机夺位，最好就是纳吉赢得大选，输了相位，那他就名正言顺的取而代之。

看到这种情况，纳吉大人想不着急，都难啊。。

马华的剩余价值和前路

搞政治其实和做生意没有两样。两方面如果要合作，就必须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合作必须是双方面的自主意愿，其二，双方的合作可以促使双赢，让双方各自得到所要的东西。以上这两个条件，就是巫统和马华独立前合作的起因。

联盟成立初期，巫统需要马华（头家）在金钱上的资助，在大选中帮巫统埋单。同时也代表联盟出战华人选区，并且在混合选区上为联盟的候选人争取华人的选票。那时候的马华，在联盟内扮演的是金主和代表40%国民的双重角色，其地位可说是如日中天。陈祯禄和陈修信这两位马华前总会长，都是得到巫统同僚的真诚尊敬下和巫统在联盟内平起平坐。

缅怀历史总是美好，但是眼看现实却是残酷的。现今的马华经历了联盟的扩大、八十年代茅草行动和308大选的灭顶之灾后，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现今的马华对巫统来说，剩下的利用价值已经不高。金钱方面巫统的议员已经取代马华成为财政部长，再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朋党主义掌控全国的财政资源。至于在华人选区方面，马华在70年代开始在华人区几乎屡战屡败，更可悲的是，连原本可以轻骑过关的混合选区，马华在308大选始也拱手把议席让给反对党。在政治筹码不多的情况下，马华要在政治上扮演更显著的角色显得难如登天。而原本的政治定位和价值，几乎消磨殆尽。

那马华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吗？

这个疑问要视情况而定。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马华还是有能力在柔佛（古来、亚依淡、振林山、丹绒比艾等）、彭亨（文冬）等堡垒选区赢得议席。可能胜选的议席不多，但是如果在全国大选中，国阵的巫统和民联的议席不相上下的时候，国阵成员党就是造王者了，这时候又以国阵老二 – 马华和砂劳越的土保党最为有谈判能力。当然前提是马华所掌控议席的数目，足以决定政权花落谁家。参考英国自由民主党和澳洲绿党等第三势力如何在政治夹缝中生存，马华其实作为第三势力还是很有作为的，甚至可以因势得利，提高本身的政治筹码，在内阁扮演更大的角色。

整体上来说，现在华社依然需要马华。对华社来说，未来最糟糕的情况是，巫统依然以微差议席保住全国政权，但是其他国阵华基政党却输得清光。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巫统往种族极端主义发展，逐渐的把非土著边缘化以便可以稳固土著票源。对巫统来说，一个不能赢得议席的友党，其作用充其量只是最为国阵多元种族象征的点缀。与其让出更多的马来选区或混合区给友党，倒不如由巫统上阵来得更稳当。这就是马华最大的危机 –未来可能 无区可选无席可胜而泡沫化。

马华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评估自己在国阵内所扮演的角色，理清自己的政治路线。高调问政固然可以制造声势，抬高选情，但是人民要看到的是实质的改革。现今的马华不能只是以维护华裔利益的面貌呈现给国民，反而应该包装本身为维护自由、提倡公正、杜绝贪污，高举普世价值观的旗帜。这样才可以网罗不同种族的选票，让马华本身走出华人区和混合区的政治框框，未来竞选的时候，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才可以脱离巫统的钳制。

如何提升本地大专的素质

每一年我们总是看到本地国立大专的排名犹如坐过山车。排名最高的国立大专- 马大，也只是在200名左右徘徊。政府曾经要把马来西亚塑造成区域的高等教育中心。而作为这个计划的核心分子，国立大学改善其素质和教学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一个大学的教学是否有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师资和师生比例（classroom ratio）。在外国著名的大学里，师生比例一般上都很小。就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例子，该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7，平均一个讲师负责督导七个学生。这样的一个小班授课可以让讲师更容易就不同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引导他们到正确的学术发展方向。而在马来西亚，一般上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20，比外国著名的大学大整整三倍。最直接的影响是，讲师不能兼顾所有学生，而只能大略和整体性的解释和传授课业。这个缺点在进行实验课的时候更加显得严重。所以，要提升大学整体素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马来西亚教育系统的核心思想一般上鼓励学生在本科上勤加努力，但是却忽略了课业以外的知识。所以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中小学生都很少翻阅报纸，杂志甚至阅读文学类的著作。这种风气也延伸到国立大专的办学精神中。普遍上国立大专的学士课程结构，只充斥着本科科目（core subject）以及一些统一课程（compulsory subject），如：回教文明、国史等、英语等。但是却忽略了副科（elective subject）的重要性。一般上在外国的大学，理科生都必须拿文史哲经（文学、历史、哲学、经济）作为副科，反之文科生亦然。

这么一个文理结合的学术结构其实有它的道理的。如果说科学教导我们如何理性的分析和科学化的解决问题，那么文史哲经等文科就是培养我们的创意，开拓我们的思想范围，让我们的思维可以伸展的更广，思考得更透彻。外国大学可以有更多创造性的发明和研究，和以上的原因脱不了关系，绝不是偶然的。当然，我们除了要培养文理兼强的学生，我们也要塑造一个3S（学习study，活动social activity，休闲sleep）平衡的学术环境，让学生除了在本科和副科上有杰出的表现，也可以培养多样化的软技巧和组织能力。

一个大学的地位，和其对社会的贡献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世界著名的大学，他们的成功其实源于该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所撰写的论文，所发明的东西，所产生的思想学说改变了这个社会的面貌和内涵。马来西亚国立大专在这一方面就远远落后了。当然我们不能单纯把成立了几十年的大学，和成立了几个世纪的高等学府比较。落后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赶上去。我国国立大专的科系内容其实和其他著名学府的分别不大，分别在于研发工作。我们的研发工作并没有完善的工业基础，缺乏和私人界合作的经验，连带的影响是，所进行的研发可能不符合市场的规格和要求，甚至不能被工业市场运用。

要如何改进这种现象呢？我们其实可以借镜多媒体大学（MMU）。多媒体大学这所私立大专在成立短短的10年内，已经成功引进英特尔、爱立信、安捷伦、惠普等电子业跨国公司进入大学设立研究设施和实验室。那些领域的专业工程师，有些被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这将进一步提升校内讲师的水准。这种和跨国公司合作或者联营的方式，不但可以确保本身大学的研究跟得上最新科技和市场需求，更可以简介提升本身大学的人力资源，引入更多领域的专才教导学生。

大学的生态环境是影响大学排名的根本原因

每一年当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共同推出年度前600名世界大学排名时，总会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一阵风波。每当国立大专排名猛跌的时候，高等教育部和有关人士总会提出各种理由来辩解排名下降的现象。就以今年再度跌出200强，从去年的第180名滑落至第207名的马大作为例子，部长立刻就发表声明提出排名浮动乃正常现象，但是却忽略了马大排名降低的原因 - 学术声誉和雇主评分丢分。

2010 年，QS与泰晤士高等教育正式拆伙。QS将持续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朝鲜日报和英国太阳报合作，发布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则改与汤森路透社集团合作，于2010年秋季推出全新的世界大学排名。之前双方都是以6个标准来评定大学排名，分别是学界互评分数 (40%) 、企业雇主评分 (10%) 、国际师资分数 (5%) 、国际学生分数 (5%) 、师生比分数 (20%) 以及单位师资论文引用率分数 (20%) 。

要探讨大学排名低落和其改进的方法，我们无可避免的必须依据以上的标准作出改变。审视以上的标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在“国际学生”方面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原因是国立大专仍然是大多数国民的主要升学管道，所以人数方面免不了由本地人占大多数。如果要提高大学的排名呢，就必须专注在其他评分项目，往别的方面着手。

纵观主要的评分比 – 学界互评份数（40%）、单位师资论文引用率（20%）和师生比分数（20%），其实汇集去一个主要的论点，那就是大学的研发工作（R & D）。大学的研发工作的深度、进度、运用性（practical）和相应性（relevant）将决定大学所产生的论文是否有市场价值；是否会被其他学者引用和评论；是否会起到承先启后（pioneer）的作用。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如何在运用性和相应性的角度来提升研发工作呢？在还没有进入比较学术性的探讨之前，笔者认为首要工作当为重塑大学的生态环境（ecosystem），其中包括大学的研究环境、教室文化、资料库等。

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大学资料库的库存绝对要有足够的底蕴，藏书一定要丰富。我们以世界著名大学 – 哈佛来做一个例子。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藏书超过1500万册，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规模排世界第五。排名榜中名列前茅的耶鲁大学，其图书馆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1100万册。进入网际网络的时代，世界上著名大学都着手成立开放式课程网页，并建立全球统一的知识库，让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络共享专业知识。相反地本地的国立大专却把大量的金钱花在基本设施上，反而没有专注发展大学的“软实力”。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专比起来，国立大专实在是相形见挫。

再者，国立大专的教学文化太过拘泥，填鸭式的考卷只是测试学生的问答技巧，而不是学生掌握的知识。环看世界上成功的大学，它们杰出的研发工作，其实源自学生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思维，所以他们非常注重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意，训练他们跳出思维的旧框框。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称号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这方面的的佼佼者。它“最基本的注意点是研究，即独立地去探索新问题”。例如，有一门课是这样进行的：学生们每人得到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课程要求简单明确——自行设计、装配一台机器。这种简单的功课，既培养学生全面性的思考，也可以增进学生对课业的兴趣。这种生动的教学方法，是国立大专的借镜。

以上的论点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最重要的是国立大专和高教部肯认清事实，往改变的道路前进。这样才有望真正提升国立大专的排名。

公正党直选制将改变公正党的未来

作为国内最年轻的政党之一，公正党在308过后走过了非常具争议性的两年半。

作为民联最资浅的成员党，公正党却是领导民联的骨干。原本是国会议员最多的成员党，两年内在一连串的国会议员退党潮和跳槽风之下成为国会议员最少的成员党。作为雪州的执政党，公正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不断的受到国阵的质疑和攻击，其中包括引起轩然大波的采砂事件，大臣赠送牛只事件等等。一连串的执政风波，开始有点动摇人民对公正党的信心。

公正党作为一个年轻的政党，在执政方面显现了新生政党的问题与矛盾。当中最险峻的问题，当为领袖和基层对公正党的向心力。而这也是公正党先天性的弱点造成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公正党主题其实由三大群组组成，一为烈火末熄时代加入或参与创立公正党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当中著名的人物有蔡添强、黄结冰。二为安华被巫统革除后，退出巫统并加入公正党的前巫统党员，代表性人物有阿兹敏。三是人民党前党员，在人民党和公正党合拼后加入公正党的人士。这些人拥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背景，代表性人物有现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这三个群组拥有各自不一样的政治理念，处理政治课题的方法也尽不相同。

这三个群组在公正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对政治课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至于在管理和执政方面，可以看得出“前巫统”组和其他两个群组的观念落差相当大。这也是雪州大臣卡立和雪州主席阿兹敏两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商界出身的卡立在执政过程中非常强调官僚专业化并某个程度上减低政党对州政府的介入，反而阿兹敏就趋向实行类似巫统的庇佑政治，把党员安插到政府个部门和官联公司当中。从这一点看来，公正党内部的矛盾和眼前的危机实在不小。公正党有必要把这三个群组整合并收编。其内部的整合度，将决定公正党是否可以继续茁壮成长下去。、

要怎么整合这三个群组呢？其实眼前公正党已经找到这个方法了，那就是实行党员直选制。做为国内最年轻的政党之一，公正党固然还面对很多内部问题，但是同时也拥有年轻政党的优势和条件，年轻的公正党没有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可以很轻易在党内作出改变而不引起太大的反弹。其内部的关系链和利益关系也不像其他老牌政党这么复杂。加上党员人数远远比其他政党低，整体四十万的总人数，比马华的一百万党员、巫统的三百万党员，比起来算是轻盈很多了。以上的条件，有助于公正党落实真正一人一票的单元直选制。

党员直选制可以限制党内派系操弄选举，而真正呈现党员的意志和立场。要胜出的候选人，将必须兼顾党内所有人的利益和理念。如果单纯从统计学上来看直选制，这么大的一个投票人数将形成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要符合最多数人的口味，就必须占据“平均值”的有利位置，在政治上这就是趋中的立场。候选人决不能靠传统的“钱权回报”或“绑桩脚”的方式争取党员支持，反而政纲、理念和实力才是胜选的关键。这次的直选，通过政纲的斗争，就是党员表达到底他们要公正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同化和单元化政策并不是国家和谐的良药

我们是否有发觉，近年来我国的整体社会环境越来越动荡呢？

以前国家领导人或政治人物出门，绝对可以轻装简便，前副首相嘉法巴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永远只带一个保镖出门。现在的政治人物，动不动就接到子弹，动不动房子就被人家淋红漆，甚至语带威胁还要祸及家人。

从前的马来西亚，焚烧宗教场所的恶行几乎绝无仅有，对各种宗教也保持着广大的包容和接纳。但是近年来，我们不断看到宗教场所被狂热分子侵犯，甚至有极端分子以践踏宗教圣物来达到羞辱他人的目的。

全球化的巨轮不断在转动，时代不断在前进，但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和谐气氛，好像在开倒车呢？

对于这种倒退，很多当权政治人物的看法都剑指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这种现象尤以土著为主的政党更为显著。这种论调通常都把趋向形容少数兼“外来”民族刻意挑战土著兼主要族群的根本利益和生活习惯。他们相信非土著除了会侵蚀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意外，还会分薄了原本只应该由他们独占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当中也包括公民权。他们坚信如果要解决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冲突，就必须只让一种文化独存在这块土地上。而接踵而来的就是在这种思维上所产生的同化政策，核心内容包括推行单元流教育、塑造马来西亚（马来）文化为共同文化、行政系统回教化等。

以上的政策大多始于80年代，但是一代人的时光过去了。马来西亚的和谐气氛只有越来越糟糕。这个现象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当权者的根本原因分析出了问题。

我们以邻国 – 泰国做一个例子来看看同化政策是否真的有效。泰国在二十世纪初，早在泰国南部北大年区被正式纳入泰国版图的时候，泰国政府就对该地区高达65%的穆斯林人口采取语言和宗教上的同化政策。1910年，曼谷强制马来人接受泰语教育。1921年通过“基础教育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儿童必须在小学接受四年的泰语教育。这一做法旋即引起当地马来人的反抗。这就是泰国南部分离运动的起源，造成泰国南部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东南亚的火药库。这可证明了强硬的同化政策只会制造分裂，而不是营造社会和谐。

我们再审视泰国另外一个例子，来尝试探讨我国社会动荡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泰国近年来的动荡主要的起因是塔信派和反塔信派的政治斗争所引起的。红衫军和黄衫军除了是塔信和反塔信派系的代理人之外，其实也象征着泰国的阶级斗争 – 富人Vs穷人，城镇Vs乡区的阶级斗争。塔信象征着泰国乡区穷人的希望，其力量和选票主要来自泰国的偏远地区。而反塔信者主要是来自曼谷的政治精英或者高中产阶级。“红”“黄”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看来是塔信和反塔信的代理战，实际上这场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尤其是来自乡区的红衫军，其实借此机会向泰国中产阶级的精英反扑，趁机以暴力表达对生活素质之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愤不平的情绪。所谓的政治代理战，只不过是泰国贫富不均的包装纸。

各位看官是不是突然觉得，马来西亚如果的贫富鸿沟继续扩大下去，也有可能演变到泰国这种情况呢？在泰国这种高度种族同化的国家，也发生类似的社会动荡，让我们再一次肯定多元文化并非社会动荡的根源，更让我们清楚看到，如果要达致社会和谐，并不是搞同化政策，而是搞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降低贫富悬殊，那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贫穷。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社会不公。

而不是多元文化。

解剖镶着种族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到底现今的马来西亚是不是一个种族主义横行的国家？

要切入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诠释何为种族主义，并站在政经文教方面去仔细的观察。一般上对种族主义国家队定义为 - 其中一个或多个种族的地位并不想等，并在政治力量或宪政条文驱使下被两极化。此外在经济上面，种族主义的国家也实行不平等的政策，政治力量尝试扭曲经济常规，并实行对某个种族有利的经济支配权。

至于在文化方面，种族主义的国家通常都会边缘化某个种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并强硬的以本身的文化同化他人，其中可能包括姓名上必须同化等。在种族主义的国家，通常实行的都是单元的教育，其他种族的教育元素并不会出现在国家教育纲领和学校内。

纵观以上种种条件，再回顾马来西亚，表面上看来马来西亚几乎不算是很“种族化”的国家。如果我们在仔细的深入分析，回看我国的历史，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那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源于经济问题。更正确的，是始于新经济政策。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因为马来西亚（马来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虽然宪法上已经阐明了土著在国家各领域的特权，不过那只限于文字上，而不是实际上在政治、政治和教育领域上严格的区别土著和非土著的权利和利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开始让这些潜在条文发挥作用，让当政者开始以此为由，落实各种有利于土著的经济和教育政策。

回顾新经济政策，这个所谓以平衡各族经济发展，把除贫列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模式，经过了三十余年却演变成种族主义的根源，这是当初政策制定者 – 敦拉萨所始料不及的。六十年代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的经济隔阂实在不小。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甚至形成两种阶级 – 富人和贫者。所以当年新经济政策的出台，绝对有其必要性，以便打破各族之间的经济隔阂，创造更平等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我们要注意的是，新经济政策之源起并不是要扶持马来人，而是要扶持长期处于低阶收入的国民，而这些国民，以土著（马来人）为主。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所谓的种族政策，它只不过是要打破阶级隔阂的经济政策。这和现今政治人物一直强调新经济政策乃马来人护身符的论调绝对不符。一个原本旨在扶贫的政策，其实已经不断被政治人物利用，并镶上种族主义的色彩，以便可以符合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它成为我国进步的绊脚石，它成为既得利益者刮收财富的利器，也间接成为这些人的拐杖。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新经济政策受惠者，其实只不过是倚着拐杖致富的可怜虫。一旦失去政府庇佑，投身全球化的市场，他们就被打回原形了。新经济政策制造了更严重的贫富鸿沟，只不过现在的阶级对立已经不是独立初期的版本，在于华裔富人和土著贫者之间，而是形成了内卷化的改变，把阶级对立转移到土著精英和土著贫者之间。

从以上的论点，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实行至今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它的精髓。

一个被严重扭曲，并失去灵魂的政策，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它。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啊。。。。是时候我们抛弃新经济政策了。

无需多说，这就是我对大专法令的看法

大专青呼吁恢复大专生参政的权利，唯需制止政党进入校园活动

大专青今天发表文告，呼吁内阁和高教部恢复学生参政的权利。大专青对之前内阁从善如流修改大专法令，准许学生无须在校方的同意下就可以参加普通社团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内阁和高教部可以作出更大的改变，准许学生无须在大学校长的同意下参加合法注册的政党。

参加社团的自由是宪法里赋予所有国民的权利。凡马来西亚公民在足龄后都拥有这项权利，所以并不应该因为进入国立大专就读而受限或者被剥夺参政权。

至于所谓大学生参政将导致政党入侵神圣的高等学府而影响校园内的学习环境及和谐气氛，大专青在此建议高教部禁止政党在校园内进行任何活动。学生可以以党员的身份在外参加政党所主办的活动，但是绝不可以把活动带入校园，或者借用大学的场地进行任何政党有关活动。

大专青同时关心学生参政过后是否会影响到学术成绩。在此大专青呼吁大专院校设立一个严格的评估标准并提升考试水准，并公正、客观和全面的评估学生的学术表现，这样既能避免学生因为参加政党而影响到成绩，同时也可以间接的提高大学的素质和学术水平。

国庆日，爱国

马来西亚53岁了！生日快乐！（虽然岁数到现在依然有很大的争议）

一年的国庆日，都是国民普天同庆的日子。作为我国摆脱殖民地统治和得到独立自主权利的象征，独立日，或马来西亚所谓的国庆日代表的意义非凡，所谓的独立，就是在体制上、精神上和形式上脱离别人的统治。它象征着被西方殖民者统治多年的土地，终于可以由国民本身行使主权并统治这个国家。

每一年的独立日，带给我们的意义，在于重温先贤领袖建国的精神，学习他们在强权压制之下大无畏和勇往直前的魄力，也在于提倡国民对于本身国家的热爱。但是很可惜的是，近年来的国庆日，已经被各方扭曲了。国庆日里所要提倡的爱国精神，已经被扭曲和形式化到很低俗的地步。曾几何时开始，官僚们开始把爱国和在国庆日里挂国旗挂钩在一起，如果不挂国旗就好像很大逆不道，不可以更新执照，不可以。。。。。

政治人物们开始以爱国为借口，借机推行各种单源流政策，而不顾其他族群的感受和社会需要。对于其他对单源流政策发出异议的人士，则把它们标签为不爱国，并动不动就公开喊话，谓这些人都应该回到“祖国”。很多时候笔者都感到有点模糊，难道我们的祖国不是马来西亚吗？难道我们这些被人喊话“滚回祖国”的群体们，不是一样和他们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一起吃椰浆饭、喝红豆冰、穿日本凉鞋，玩风筝打玻璃弹珠长大吗：我们不是一起学习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一起学习马来西亚共同的历史吗？

我们除了宗教和血缘上稍微有点不一样，又有哪点不相像？

很缅怀小时候的国庆日，那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总可以无忧无虑，没有隔阂的混在一起玩。国庆日的假期，肯定又是我们这班顽童大闹天宫的好日子。哪怕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外劳的小孩子，我们聚在一起骑脚踏车，一起给恶犬追咬，整大班人一起去华人杂货店买兔子糖分着吃（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到底那些华人杂货店卖的兔子糖是不是halal的）。

现在的国庆日，国庆倒数时刻变成飙车党合理化飙车的理由，成为攫夺匪干案的黄金时刻。

国庆日成为种族主义狂烧的黄道吉日，成为小拿破仑官僚们滥权的平台。

现在的国庆日，想起以上种种，笔者可真懒得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