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实行英国的西敏寺国会制度。这种体制下，政党通过角逐国会议席，并以取得过半议席执政。国会多数党的党魁/领袖会被提名为首相，并组织内阁。内阁推行的政策，主要是执政党本身的政策。首相作为最高行政权，主要实行本身政党的施政理念，个人意志和观念在施政中反而相对的薄弱和缺乏影响力。一旦首相实行偏离执政党党纲的政策，首相可能会面对本身政党议员的倒戈进而下台。澳洲的前首相陆克文就是因为受到执政党议员的不满，而在内部投票中黯然下台
在这种制度下，要搞党政分离是不可能的事情。和总统制比较，总统制之下的行政首脑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因为他是通过民意考验（选举）当上总统的，所以政纲更多时候以民意为主，而没有这么浓厚的政党意识。在马来西亚，政治上的难以理清的政-党关系还不是国家问题的主轴，真正的和问题，反而是党-政在经济上的模糊界限 – 也就是所谓的国库通党库。
所有搞政治的政党，都和钱脱离不了关系。钱是政党的组织动员力和政治运作的基础。所以一旦政党当权，那么很多时候在财务方面都会有很多猫腻，分别只是涉及的深度，和舞弊的程度。一般上外国的政治情况所导致的都是“政-商”勾结。而马来西亚却是“政-党”勾结。怎么一个区别法呢？一般上，外国的政党或当权人物都受到不同财团的资助，以便该政党执政后，可以推动有利于该财团的政策。政党本身并不完全涉及所有的商业利益，而且依然保留最后的政策决定权，财团/商贾可以提出要求，但是批与否，代表该政党的行政首脑还是有主动权。
但是，在我国这就还要“先进”些了，那就是行政首脑凭借本身的权利，把商业利益直接赐予本身的执政党，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公司/平台。通过商业利益所赚到的钱，就被运用在政党的运作上。这种直接的接触，形成一种广泛的“政-党-商”结合体。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掌控所有的经济商业利益。执政党可以累积多少财富完完全全就在本身的掌控中。来自执政党的执政首脑面对党内的爪牙，根本就身不由己。如果严正拒绝党内的商业要求，既得利益者反扑的时候，本身就可能被逼宫下台了。
如果要马来西亚的“政”和“党”分家，那么首要工作就是切断行政权和执政党的经济利益挂钩，那么才能理清一个明显的界限，同时杜绝国库通党库的现象。唯有这个满足这个条件，我们才能更进一步的谈施政透明，谈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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