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十年間台海兩岸自我顛覆原有政治目標：台灣贏得某種程度民主，但失去了中國；中國大陸贏得某種程度自由，但失去公平正義。只有深刻反思這二十年，才能使之成為未來黃金二十年的重要資源。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週前在香港舉行的《二零一零海峽兩岸與台港關係》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論文原稿。
從一九八九年到二零零八年，台海兩岸在這二十年間，由於政治經濟的猛烈轉型，自我顛覆了原有的政治目標。台灣贏得了某種程度的民主，但失去了中國，讓中華民國的建國理想流失；中國大陸則贏得了某種程度內的自由，但失去了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也失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的社會主義理想。
台灣這二十年間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伴隨著「脫中國化」而進行。李登輝顛覆了原有的國民黨權力結構。台灣贏得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首次民主直選領袖的機制，但也逐漸讓中華民國賴以立國的中華民族主義理想消逝。陳水扁八年統治，加強了台獨化。在島內激烈的政治內鬥中，基礎建設遲緩甚至停擺，而恰恰在這段時間，中國大陸的機場、公路、高鐵等基建突飛猛進，今天已經大大領先台灣。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心理基建已經崩壞，八十年代黨外運動時的理想及對中國民主化的情懷，都隨風而逝。
中國大陸則在這二十年間全面進入市場經濟，以開放及自由的經濟，彌補政治高壓的痛苦。在市場經濟中，全國大步邁向「向錢看」的價值導向，顛覆了原有的社會主義模式，並融入了全球化的體系，崛起而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但卻在政治改革方面倒退，失去了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理想，也失去了中共建國時的理想。中國約兩億的農民工淪為二等公民，市場經濟發展為權貴資本主義，工農階級成為最底層、最被歧視和被壓迫的一群，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的社會主義理想流失。
兩岸在八十年代的民間社會的改革熱潮，從許信良、康寧祥、林正杰時代的黨外運動到中國大陸的「北京之春」及八九民運的理想，都在這二十年間被遺忘和流失，成為歷史的諷刺。
但這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會為未來的二十年反彈作出鋪墊？讓今後的二十年成為「黃金二十年」，讓昨日的遺憾，轉化為明日的自豪？
而這一切都要從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開始。兩岸不約而同地就在民間開始了一股改革的熱潮。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撥亂反正，而民間期望走出過去專制框框的力量，也不絕如縷。從西單民主牆到星星畫展；從魏京生到劉賓雁，都在民間產生發酵的作用，而胡耀邦不斷推動平反冤假錯案，也為社會上帶來無窮的希望。那些在五六十年代被壓抑的民主理想，也再度浮上檯面。王若水、王若望、劉賓雁、白樺、沙葉新、北島、阿城等，他們寫的文章和刊物、舉辦的活動，都是在文革時期所不能想像的、也是在建國之初的五六十年代所不能想像的。
八十年代是共和國再度尋找共和理想的時候，不但要將建國以來的失誤糾正，還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讓全社會進入一個再啟蒙的年代。
這也和台灣的八十年代有一種暗暗相通之處。台北的春天，也和北京的春天相呼應，中國大陸改革派作家王小波的成名作品《黃金時代》，就是在台灣《聯合報》小說獎比賽獲獎。阿城、劉賓雁等人的作品，都在台灣廣受歡迎；兩岸反對專制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讓人震動的是台灣在八十年代所推動的黨外運動，波瀾壯闊。從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開始，就在寶島上開創全新的願景，不但要掙脫白色恐怖的枷鎖，還要尋找一個讓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機制，民主選舉自己的領袖。黨外運動所積累的能量，顛覆了國民黨的壟斷體制，也形成巨大的壓力，使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死前開放黨禁和報禁，改變了台灣發展的軌跡。
而台灣的黨外運動，在整個八十年代期間，都沒有以台獨作為號召，恰恰相反，黨外運動還是有一種對中國大陸的特別情懷，關注中國的發展的一切。台灣黨外人士寫的文章都是自認是中國人，而不會說因為自己是台灣人就不能當中國人。中國大陸被壓制的聲音，從陳若曦、白樺、劉賓雁等人的文章，都在台灣大受歡迎，成為副刊上和新聞版面的重大消息。
但這都在一九八九年起出現改變。天安門六四事件，對台灣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台灣很多本來對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政治變革有所期盼的力量，都徹底的失望了。他們覺得中國太大、太黑暗、太難以預測。兩岸民間一度在八十年代出現的民主運動暗暗相通的那條秘密的心靈通道，就在這二十年間被堵塞了。越來越多認同台灣獨立或台灣主體性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覺得中國大陸的一切是另一個國家的事情，台灣應該切斷關係，而藍營的力量，也越來越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不聞不問，怕會得罪中國大陸的當權派。每年的六四事件週年紀念，只有香港人還在不離不棄地舉行盛大集會，但台灣卻是對此非常冷漠。
台灣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之後，面對著權力傳承的危機，李登輝以一個非國民黨核心圈子的人物，突然登上了大位。他以借力打力的方式，拉一派打一派，讓李煥、郝柏村等人內鬥，而他坐收漁利，並且將他過去所隱瞞的日本「皇民化」的思想，發展台灣主體性的論述，顛覆了國民黨在台灣幾十年的三民主義理論框架，偷樑換柱，從事一場「自我政變」，將國民黨的性質徹底地改變，也透過「凍省」，將台灣省從虛化到自我毀滅。同時，他也掌控了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與地方派系的黑金政治結合，可以在選舉上取得勝利，也就是說，李登輝是整個政治鬥爭的最後贏家，但也使台灣的民主進程，付出了犧牲中華民國核心價值的代價。
在這二十年間，台灣贏得了民主，但失去了中國；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獲得全球華人的掌聲，但在掏空了中華民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卻面對了全球華人的噓聲。
中國大陸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政治上一度是走向更嚴厲和封閉，期間還經歷了姓資姓社的激辯，「皇甫平」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的交鋒，而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局勢才明朗起來。中國確定了進入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體系，打開國門，也一步一步地融進了國際的大循環中。但問題是中國在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所推動的政治改革，就完全不提，對意識形態的問題，也有意避開，強調「石頭論」——摸著石頭過河，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也釋放了民間巨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在這二十年間，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
這二十年間，商業中國崛起，推動中國往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的道路，不再糾纏於理論的爭議，而是勇往直前地向前衝，人人都在改變自己生活的品質，也自然改變了國家的體質，這讓中國擺脫了過去「單位化」社會的限制，讓人民擁有共和國建國以來所沒有的自由，儘管和台灣與香港比較起來，在媒體自由和法治上仍有不足，但也使神州大地出現中共建政以來所沒有的自由與開放。再加上十三億人的「規模經濟」和「人口紅利」，讓中國的GDP在二零一零年上升到中華民族歷史的新高峰，並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但中國的貧富差距也躍進至世界前列。中國的堅尼系數超越了零點五，超過了零點四的危險警戒線。尤其為「世界工廠」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兩億農民工，是最被歧視的一群，他們的子女不能上當地正規的學校，也往往沒有社會保障的公共醫療，更不要說在住房上是處於最低層。這二十年間，中國的GDP翻了好幾番，但中國農民工的工資的增加卻是停滯不前，仍然是在人民幣一千塊上下，有些甚至比這水平還要低。
也許正是一切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很多的事情都沒有規劃，也沒有作出理論和實踐的總結。中國的發展模式被視為一種「唯GDP主義」，只要經濟增長高，就是好官，而不管付出了龐大的社會成本。這包括環保的敗壞和人心的敗壞。一切向「錢」看，從調侃變成了現實。中國變成了一個什麼都「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國度。而地方領導官員的考核，也是以這為標準。這也造成了一個官商結合的利益結構，發展一種獨特的權貴資本主義。在全球化國際分工的生產鏈條上，中國的「世界工廠」其實是賺取微利的低端，實際上是被發達國家所「忽悠」。郭台銘的富士康工廠所製造的蘋果iPhone，在美國市場售價是五百九十九美元，而富士康只得到十一點二美元，而分配到工人的口袋中，就更微不足道了。
而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和地產商合謀巧取豪奪老百姓土地的惡質事件，越演越烈。由於地方的財政收入，大都是地產的收益，讓地方官員有強大的動機去經營房地產，並且和地產商集團結合，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並在法治不彰的情況下，常常以極端的手段來奪取民間的房子。China GDP被網民調侃為「拆啦，刮地皮」的諧音。電視片劇集《蝸居》，就對此有深刻的描繪。而在現實世界中，番禺太石村土地之爭、海南省神州半島事件、汕尾武警為爭地殺人、上海東八塊事件、成都釘子戶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充滿暴力和不公，也造成中國每年群體性抗議事件上升到超過十萬件的驚人紀錄。
這也對中國的穩定帶來威脅。一個曾經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施政目標的政黨，現在卻是全力向資本傾斜，犧牲無產階級，而無視今日中國市場經濟生產線上的殘酷性。這不僅顛覆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理想，也顛覆了今日苦心積慮經營的維穩局面，也使共產黨面對未來可能被顛覆的前景。中國大陸在這二十年間，贏得了不少自由和發揮個人的權利，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但卻失去了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陷入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中，也陷入維穩「越維越不穩」的困局中。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大陸改革缺乏更深層的思考和戰略，揚棄了八十年代的理想，在資本的誘惑下，共產黨的施政目標變得模糊不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口號，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但在現實上又無法解決越來越嚴重的階級矛盾；專政權力越來越濫權，難以出現制衡權力的機制，媒體被「和諧」的頻率越來越高，也讓中國像一個等待爆發的火山，面對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中國大陸要擺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局限性，但也丟掉自己原來最珍貴的。就像西諺所說的：倒掉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也倒掉。中國人都支持中國共產黨把意識形態的污水倒掉，但卻不能同意將純潔的、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嬰兒也倒掉。
同樣地，兩岸的老百姓，都支持台灣落實民主，並以台灣成為中華民族第一個地區實現全民直選領袖而驕傲，但兩岸大部分的人民，都不能同意為了民主，就要失去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也失去了中華民族主義的基本價值。
不過這樣的局面，到了二零零八年之後，就出現了變化。馬英九當選總統，也使兩岸的形勢出現巨變。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兩岸劍拔弩張的危險終於一去不復返了，代之而起的是兩岸民間首次可以在台灣密切交流，每天超過七千名陸客來台灣，不僅讓台灣的經濟買氣飆升，也使兩岸民間往來的關係，打破了過去二十多年從台灣到大陸單向流動的模式，更讓大陸人民了解當前台灣言論自由和多元化的特色，被電視上那些言辭凌厲、百家爭鳴的政論節目和政治模仿秀所傾倒。這都是台灣的軟實力，也使台灣的影響力可以像春雨一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神州大地發揮微妙的影響力。台灣急速的民主化的背後是和本土化掛。儘管昔日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自由主義浪潮和黨外運動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像自由中國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而傅正、費希平等外省人，更為民進黨的建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如今民進黨慶祝黨慶，對這些外省人都隻字不提。也就是說，台灣的民進黨就只有用省籍來劃分敵我，變成了一個畫地為牢的政黨，更不要說會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有任何的抱負和承擔。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新一代的兩岸交流中，漸漸出現了變化，深圳的富士康的連環跳的悲劇，台灣的勞工界立刻聲援，既有同為工人階級的階級感情，也有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感情。這當然是台獨和中共當權派所不樂見的發展，但卻是兩岸民間社會融匯的強大動力。不能否認的發展是：台海兩岸的公民社會在過去二十年間也強大成長，NGO與各種志願者（志工、義工） 的組織，都越來越成熟，發揮巨大的力量，也彼此有越來越多的交流，肯定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投下不可低估的變數。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歷史的必然？歷史沒有假設，如果不是李登輝的手段和謀略，也許台灣的總統直選不會那麼快就實現，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大躍進。
同樣地，如果不是鄧小平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那麼今天中國大陸的GDP就不會那麼高，綜合國力就不會那麼強。這是為兩岸這二十年政策辯護的最佳理據。但如果只是看到正面的成果而看不到潛伏的巨大的危機，就不可能再向前發展。只有深刻反思這二十年所失去的，才能使這失去的二十年，成為未來黃金二十年的重要資源。
爭取未來二十年是黃金二十年，兩岸就必須推動和鞏固以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
（一）兩岸要建立軍事上互不侵犯、挑釁的機制，考慮簽訂和平協定，不用再憂慮九十年代的導彈風波和擦槍走火的危機。
（二）兩岸的經濟從ECFA開始，加強互補，更上層樓，推動兩岸的經濟合作往更高的層次發展，形成經濟上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三）兩岸的人才凝聚，與全球華人社會的力量結合，可以發揮一股過去所不能想像的人才網，衝破黨派和地域之爭，為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而努力。
（四）兩岸聯手發展軟實力，將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加以發揚光大，再加以今日的現代化創意，讓國際上對中國打從心底裏佩服，而不是由於中國人財大氣粗。
兩岸要將各自在海外舉辦的孔子學院和台灣學院結合起來，將傳統文化作出創造性的轉化，落實文化中國的理念。然而兩岸黃金二十年的前提是：雙方都能先擺平內部問題：中國大陸必須要先解決當前嚴峻的階級矛盾問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讓「絕大部分人都富起來」，一個都不能少，落實孫中山所說的均富理想，避免中國大陸出現動亂，並要開始啟動政治改革，推動法治，避免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
而另一方面，台灣需要走出統獨之爭的怪圈，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在機制上讓台海的和平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即使未來綠營再度上台執政，也不能扭轉當前發展的勢頭。只有深刻了解失去的二十年，才能爭取未來的黃金二十年，才能讓消失的歲月不再成為虛耗。昔日飄逝的政治落葉，歷盡滄桑，也許成為文化土壤中的種子，在人文的雨露中，迎向制度創新的陽光，最後轉化為明日收穫的喜悅。只有冷靜的反思和激情的行動，才能讓遺憾的歷史成為今日的安慰，讓當年的無奈成為明日莫名的驕傲。■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週前在香港舉行的《二零一零海峽兩岸與台港關係》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論文原稿。
從一九八九年到二零零八年，台海兩岸在這二十年間，由於政治經濟的猛烈轉型，自我顛覆了原有的政治目標。台灣贏得了某種程度的民主，但失去了中國，讓中華民國的建國理想流失；中國大陸則贏得了某種程度內的自由，但失去了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也失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的社會主義理想。
台灣這二十年間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伴隨著「脫中國化」而進行。李登輝顛覆了原有的國民黨權力結構。台灣贏得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首次民主直選領袖的機制，但也逐漸讓中華民國賴以立國的中華民族主義理想消逝。陳水扁八年統治，加強了台獨化。在島內激烈的政治內鬥中，基礎建設遲緩甚至停擺，而恰恰在這段時間，中國大陸的機場、公路、高鐵等基建突飛猛進，今天已經大大領先台灣。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心理基建已經崩壞，八十年代黨外運動時的理想及對中國民主化的情懷，都隨風而逝。
中國大陸則在這二十年間全面進入市場經濟，以開放及自由的經濟，彌補政治高壓的痛苦。在市場經濟中，全國大步邁向「向錢看」的價值導向，顛覆了原有的社會主義模式，並融入了全球化的體系，崛起而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但卻在政治改革方面倒退，失去了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理想，也失去了中共建國時的理想。中國約兩億的農民工淪為二等公民，市場經濟發展為權貴資本主義，工農階級成為最底層、最被歧視和被壓迫的一群，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的社會主義理想流失。
兩岸在八十年代的民間社會的改革熱潮，從許信良、康寧祥、林正杰時代的黨外運動到中國大陸的「北京之春」及八九民運的理想，都在這二十年間被遺忘和流失，成為歷史的諷刺。
但這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會為未來的二十年反彈作出鋪墊？讓今後的二十年成為「黃金二十年」，讓昨日的遺憾，轉化為明日的自豪？
而這一切都要從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開始。兩岸不約而同地就在民間開始了一股改革的熱潮。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撥亂反正，而民間期望走出過去專制框框的力量，也不絕如縷。從西單民主牆到星星畫展；從魏京生到劉賓雁，都在民間產生發酵的作用，而胡耀邦不斷推動平反冤假錯案，也為社會上帶來無窮的希望。那些在五六十年代被壓抑的民主理想，也再度浮上檯面。王若水、王若望、劉賓雁、白樺、沙葉新、北島、阿城等，他們寫的文章和刊物、舉辦的活動，都是在文革時期所不能想像的、也是在建國之初的五六十年代所不能想像的。
八十年代是共和國再度尋找共和理想的時候，不但要將建國以來的失誤糾正，還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讓全社會進入一個再啟蒙的年代。
這也和台灣的八十年代有一種暗暗相通之處。台北的春天，也和北京的春天相呼應，中國大陸改革派作家王小波的成名作品《黃金時代》，就是在台灣《聯合報》小說獎比賽獲獎。阿城、劉賓雁等人的作品，都在台灣廣受歡迎；兩岸反對專制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讓人震動的是台灣在八十年代所推動的黨外運動，波瀾壯闊。從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開始，就在寶島上開創全新的願景，不但要掙脫白色恐怖的枷鎖，還要尋找一個讓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機制，民主選舉自己的領袖。黨外運動所積累的能量，顛覆了國民黨的壟斷體制，也形成巨大的壓力，使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死前開放黨禁和報禁，改變了台灣發展的軌跡。
而台灣的黨外運動，在整個八十年代期間，都沒有以台獨作為號召，恰恰相反，黨外運動還是有一種對中國大陸的特別情懷，關注中國的發展的一切。台灣黨外人士寫的文章都是自認是中國人，而不會說因為自己是台灣人就不能當中國人。中國大陸被壓制的聲音，從陳若曦、白樺、劉賓雁等人的文章，都在台灣大受歡迎，成為副刊上和新聞版面的重大消息。
但這都在一九八九年起出現改變。天安門六四事件，對台灣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台灣很多本來對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政治變革有所期盼的力量，都徹底的失望了。他們覺得中國太大、太黑暗、太難以預測。兩岸民間一度在八十年代出現的民主運動暗暗相通的那條秘密的心靈通道，就在這二十年間被堵塞了。越來越多認同台灣獨立或台灣主體性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覺得中國大陸的一切是另一個國家的事情，台灣應該切斷關係，而藍營的力量，也越來越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不聞不問，怕會得罪中國大陸的當權派。每年的六四事件週年紀念，只有香港人還在不離不棄地舉行盛大集會，但台灣卻是對此非常冷漠。
台灣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之後，面對著權力傳承的危機，李登輝以一個非國民黨核心圈子的人物，突然登上了大位。他以借力打力的方式，拉一派打一派，讓李煥、郝柏村等人內鬥，而他坐收漁利，並且將他過去所隱瞞的日本「皇民化」的思想，發展台灣主體性的論述，顛覆了國民黨在台灣幾十年的三民主義理論框架，偷樑換柱，從事一場「自我政變」，將國民黨的性質徹底地改變，也透過「凍省」，將台灣省從虛化到自我毀滅。同時，他也掌控了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與地方派系的黑金政治結合，可以在選舉上取得勝利，也就是說，李登輝是整個政治鬥爭的最後贏家，但也使台灣的民主進程，付出了犧牲中華民國核心價值的代價。
在這二十年間，台灣贏得了民主，但失去了中國；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獲得全球華人的掌聲，但在掏空了中華民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卻面對了全球華人的噓聲。
中國大陸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政治上一度是走向更嚴厲和封閉，期間還經歷了姓資姓社的激辯，「皇甫平」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的交鋒，而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局勢才明朗起來。中國確定了進入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體系，打開國門，也一步一步地融進了國際的大循環中。但問題是中國在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所推動的政治改革，就完全不提，對意識形態的問題，也有意避開，強調「石頭論」——摸著石頭過河，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也釋放了民間巨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在這二十年間，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
這二十年間，商業中國崛起，推動中國往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的道路，不再糾纏於理論的爭議，而是勇往直前地向前衝，人人都在改變自己生活的品質，也自然改變了國家的體質，這讓中國擺脫了過去「單位化」社會的限制，讓人民擁有共和國建國以來所沒有的自由，儘管和台灣與香港比較起來，在媒體自由和法治上仍有不足，但也使神州大地出現中共建政以來所沒有的自由與開放。再加上十三億人的「規模經濟」和「人口紅利」，讓中國的GDP在二零一零年上升到中華民族歷史的新高峰，並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但中國的貧富差距也躍進至世界前列。中國的堅尼系數超越了零點五，超過了零點四的危險警戒線。尤其為「世界工廠」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兩億農民工，是最被歧視的一群，他們的子女不能上當地正規的學校，也往往沒有社會保障的公共醫療，更不要說在住房上是處於最低層。這二十年間，中國的GDP翻了好幾番，但中國農民工的工資的增加卻是停滯不前，仍然是在人民幣一千塊上下，有些甚至比這水平還要低。
也許正是一切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很多的事情都沒有規劃，也沒有作出理論和實踐的總結。中國的發展模式被視為一種「唯GDP主義」，只要經濟增長高，就是好官，而不管付出了龐大的社會成本。這包括環保的敗壞和人心的敗壞。一切向「錢」看，從調侃變成了現實。中國變成了一個什麼都「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國度。而地方領導官員的考核，也是以這為標準。這也造成了一個官商結合的利益結構，發展一種獨特的權貴資本主義。在全球化國際分工的生產鏈條上，中國的「世界工廠」其實是賺取微利的低端，實際上是被發達國家所「忽悠」。郭台銘的富士康工廠所製造的蘋果iPhone，在美國市場售價是五百九十九美元，而富士康只得到十一點二美元，而分配到工人的口袋中，就更微不足道了。
而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和地產商合謀巧取豪奪老百姓土地的惡質事件，越演越烈。由於地方的財政收入，大都是地產的收益，讓地方官員有強大的動機去經營房地產，並且和地產商集團結合，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並在法治不彰的情況下，常常以極端的手段來奪取民間的房子。China GDP被網民調侃為「拆啦，刮地皮」的諧音。電視片劇集《蝸居》，就對此有深刻的描繪。而在現實世界中，番禺太石村土地之爭、海南省神州半島事件、汕尾武警為爭地殺人、上海東八塊事件、成都釘子戶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充滿暴力和不公，也造成中國每年群體性抗議事件上升到超過十萬件的驚人紀錄。
這也對中國的穩定帶來威脅。一個曾經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施政目標的政黨，現在卻是全力向資本傾斜，犧牲無產階級，而無視今日中國市場經濟生產線上的殘酷性。這不僅顛覆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理想，也顛覆了今日苦心積慮經營的維穩局面，也使共產黨面對未來可能被顛覆的前景。中國大陸在這二十年間，贏得了不少自由和發揮個人的權利，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但卻失去了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陷入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中，也陷入維穩「越維越不穩」的困局中。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大陸改革缺乏更深層的思考和戰略，揚棄了八十年代的理想，在資本的誘惑下，共產黨的施政目標變得模糊不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口號，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但在現實上又無法解決越來越嚴重的階級矛盾；專政權力越來越濫權，難以出現制衡權力的機制，媒體被「和諧」的頻率越來越高，也讓中國像一個等待爆發的火山，面對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中國大陸要擺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局限性，但也丟掉自己原來最珍貴的。就像西諺所說的：倒掉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也倒掉。中國人都支持中國共產黨把意識形態的污水倒掉，但卻不能同意將純潔的、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嬰兒也倒掉。
同樣地，兩岸的老百姓，都支持台灣落實民主，並以台灣成為中華民族第一個地區實現全民直選領袖而驕傲，但兩岸大部分的人民，都不能同意為了民主，就要失去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也失去了中華民族主義的基本價值。
不過這樣的局面，到了二零零八年之後，就出現了變化。馬英九當選總統，也使兩岸的形勢出現巨變。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兩岸劍拔弩張的危險終於一去不復返了，代之而起的是兩岸民間首次可以在台灣密切交流，每天超過七千名陸客來台灣，不僅讓台灣的經濟買氣飆升，也使兩岸民間往來的關係，打破了過去二十多年從台灣到大陸單向流動的模式，更讓大陸人民了解當前台灣言論自由和多元化的特色，被電視上那些言辭凌厲、百家爭鳴的政論節目和政治模仿秀所傾倒。這都是台灣的軟實力，也使台灣的影響力可以像春雨一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神州大地發揮微妙的影響力。台灣急速的民主化的背後是和本土化掛。儘管昔日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自由主義浪潮和黨外運動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像自由中國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而傅正、費希平等外省人，更為民進黨的建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如今民進黨慶祝黨慶，對這些外省人都隻字不提。也就是說，台灣的民進黨就只有用省籍來劃分敵我，變成了一個畫地為牢的政黨，更不要說會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有任何的抱負和承擔。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新一代的兩岸交流中，漸漸出現了變化，深圳的富士康的連環跳的悲劇，台灣的勞工界立刻聲援，既有同為工人階級的階級感情，也有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感情。這當然是台獨和中共當權派所不樂見的發展，但卻是兩岸民間社會融匯的強大動力。不能否認的發展是：台海兩岸的公民社會在過去二十年間也強大成長，NGO與各種志願者（志工、義工） 的組織，都越來越成熟，發揮巨大的力量，也彼此有越來越多的交流，肯定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投下不可低估的變數。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歷史的必然？歷史沒有假設，如果不是李登輝的手段和謀略，也許台灣的總統直選不會那麼快就實現，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大躍進。
同樣地，如果不是鄧小平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那麼今天中國大陸的GDP就不會那麼高，綜合國力就不會那麼強。這是為兩岸這二十年政策辯護的最佳理據。但如果只是看到正面的成果而看不到潛伏的巨大的危機，就不可能再向前發展。只有深刻反思這二十年所失去的，才能使這失去的二十年，成為未來黃金二十年的重要資源。
爭取未來二十年是黃金二十年，兩岸就必須推動和鞏固以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
（一）兩岸要建立軍事上互不侵犯、挑釁的機制，考慮簽訂和平協定，不用再憂慮九十年代的導彈風波和擦槍走火的危機。
（二）兩岸的經濟從ECFA開始，加強互補，更上層樓，推動兩岸的經濟合作往更高的層次發展，形成經濟上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三）兩岸的人才凝聚，與全球華人社會的力量結合，可以發揮一股過去所不能想像的人才網，衝破黨派和地域之爭，為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而努力。
（四）兩岸聯手發展軟實力，將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加以發揚光大，再加以今日的現代化創意，讓國際上對中國打從心底裏佩服，而不是由於中國人財大氣粗。
兩岸要將各自在海外舉辦的孔子學院和台灣學院結合起來，將傳統文化作出創造性的轉化，落實文化中國的理念。然而兩岸黃金二十年的前提是：雙方都能先擺平內部問題：中國大陸必須要先解決當前嚴峻的階級矛盾問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讓「絕大部分人都富起來」，一個都不能少，落實孫中山所說的均富理想，避免中國大陸出現動亂，並要開始啟動政治改革，推動法治，避免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
而另一方面，台灣需要走出統獨之爭的怪圈，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在機制上讓台海的和平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即使未來綠營再度上台執政，也不能扭轉當前發展的勢頭。只有深刻了解失去的二十年，才能爭取未來的黃金二十年，才能讓消失的歲月不再成為虛耗。昔日飄逝的政治落葉，歷盡滄桑，也許成為文化土壤中的種子，在人文的雨露中，迎向制度創新的陽光，最後轉化為明日收穫的喜悅。只有冷靜的反思和激情的行動，才能讓遺憾的歷史成為今日的安慰，讓當年的無奈成為明日莫名的驕傲。■
1 comment: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