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我国外资猛挫的因由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吸引外资，一定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该国可以提供低生产成本的设厂条件，而且是比原产国更低的生产成本。这样才有能力把外资从原产国吸引过来投资。第二，就是要拥有低廉的科研成本。现在全球的跨国公司已经越来越注重科研，以免可以在全球化的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但由于先进国的科研开销相对庞大，所以新兴国家的科研市场，就成为跨国公司的猎物。最好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硅谷，已经成为美国跨国电子公司如惠普、英特尔等资讯工艺的外包国。

除此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市场也是吸引外资的要素之一。国家本身的内部需求量很直接决定外资到底肯不肯来投资。唯有足够的需求才可以确保足够的盈利，才足以吸引外资设立投资点。在这个论点上，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市场饱和度低，这就是他们的优势。当然，投资环境的基本设施也是一个卖点。各种生产线和服务的投资，都需要良好的物流系统，把在国外的资源运进来，或者把所研发和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迅速运送全国或者全世界。如果再加上高效率的行政系统，可以让外资节省时间和金钱，进而减低成本，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投资环境了。

而我国现在面对直接外国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猛挫复加上国内的外资撤离，那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显著的因素，就是死气沉沉的经济环境。我国近年来并没有新的经济领域被开发，以工业和原产品出口为主导经济的马来西亚依然固守于工业出口市场。现有的经济领域己经到达饱和点，而吸引不到新的外资。更何况同行的强力竞争和饱和点，也造成外资撤离去更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市场。再加上我国的经济市场流动量低，人民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并没有随着官方宣称的经济成长而增加。这点直接导致外资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在本地几乎没有市场，也达不到盈利标准。这种情况下外资怎可能冒投资风险而踏入我国呢？

至于马来西亚在90年代引以为傲的工业代工市场，早就被中国、越南、印尼甚至柬埔寨超越了。踏入21世纪，马来西亚已经失去原本的低廉劳工、低设立成本（low setup cost）。外资纷纷撤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尤以东南亚的越南和柬埔寨为主力新开发的市场。在我国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时候，我们没有深刻反思并弥补失去的优势，并只是一味的延续免税等经济优惠和引入外劳，而把工业自动化、工业研发和生产等转型工作抛诸脑后。现在，马来西亚这条船就如铁锁横江般，上不得，下不能。当比我们起步更慢的世界工厂 – 中国正在努力往科研外包转型的时候，我们依然在苦苦挣扎。科研市场的低迷，不足以让马来西亚成为科研的外包国（outsourcing country）（科研外包国如印度 – 资讯科技，新加坡 – 药剂），结果没有办法从生产外包转型成科研外包。

以上的结果都是政治人物轻视格局变化的结果，但是更致命的是我国的行政系统问题。各种繁文缛节已经是陈腔滥调了但是却丝毫看不到任何显著的改进。最要命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很强的延续性。就拿阿都拉时代的各大经济走廊计划来说，除了北马经济走廊和伊斯干达经济走廊，其他走廊的发展甚为缓慢，或甚至没有下文了。这样投资者很容易血本无归。揭穿固中原因，不外新官上任必须给自己朋党好处，三个和尚一起化缘哪里有饭吃？所以就必须修改政策，扫除过气人物，安插自己人。

如果以上的情况不改善的话，未来我国可能变成真正的甘榜冠军，自个儿玩并被排挤在国际经济主流之外。那时候，我们这些贫贱百姓就百事哀了。

大专入学上诉的盲点

在马来西亚，大学招生统一由高教部旗下大专生入学管理局处理。所有选择进入国立大专的学生，都必须在网上申请进入本地大专。但是这个制度每一年都引起争议。尤其是申请失败过后上诉的学生，十之八九最后还是无法进入本地大专求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今天我们先撇除学生的成绩和大专的录取资格，让我们来探讨上诉的程序。

马来西亚的国立大专，各个科系收生都必须符合ISO的标准，师生比列必须严厉控制在某个指标，所以也不存在随意增加学额的现象。在第一轮的入学中，有些大学的固打学额会被填满，这些通常都是热门或老牌大学，不然就是热门的科系（如工程、药剂、医科等）。有些则还有空缺，这些腾空的固打，都可以让符合资格的上诉学生填补。

在第一轮的大专入学申请中，学生会填入八个选择，然后由大专生入学管理局处理。在第一轮的申请中落第的学生，可以作出最后的上诉。上诉的模式和第一轮的申请模式就很不一样了。学生只有得填两个选择，而不是八个。这时候，盲点就出现了。

盲点的出现是因为在于第二轮上诉的时候，学生根本不懂到底各个大学的科系，还有那一些没有填满，或者还剩下多少。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第一轮申请的时候各个大学的学额是100%空缺的，学生可以填入8个选择，机会还可以说蛮大的。第二轮上诉，各个大学剩下的学额很可能平均不到10%（没有确实数据，只是根据往年的情况推测），而学生只能在填两个选择。一旦他们这两个选择的科系没有空缺的话，成绩就算是比其他上诉者好，课外活动比其他人强，他也注定只能吃闭门羹。

这种上诉的制度，站在国家教育的角度来看，是很浪费资源的。一方面这样会让诸多负担不起私立大专的学子升学无门，也可能让许多冷门大学的科系空额悬空着。高教部应该改善这种僵化的制度，这样才能确保现有的教育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笔者曾经就大专升学上诉通过另外一个管道帮助第一轮申请本地大专失败的学妹进入国立大专，那就是直接到所申请的科系之系院，会见负责学术的副院长，以确保该科系在摄取第一轮的学生后，仍然有空缺，然后才在上诉栏的两个选择中，填入该大专该科系。这样才可以确保本身不会不明不白的被淘汰了。至于高教部方面，也应该在第一轮收生过后，列出还有能力录取学生的科系和大学，避免学生碰运气的时候选择到已经额满的科系而提前被淘汰。

新经济政策的恶性循环

由于殖民地时期英国领主实行种族性经济，把各族人民依据各自的经济领域划分开来。马来人主要从事农业和政府公务员，华人则专注在矿业和商业，印度人则在园丘。这种政策造成国内各族群严重的贫富不均，并存在严重的两极化。直接带来的后果，是族群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到了513的政治动荡期，终于到了临界点爆发了。

513过后，新经济政策出台，主要目的为消除贫穷。回顾刚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其理念可以说非常有前瞻性。概括而言，新经济政策主要让一部分的穷人 – 当时主要指的是偏远地区的土著和马来人，先富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新经济政策给予教育和经济上的实质优惠，这第一批受惠的土著，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从低收入的一群进入中产阶级。

这一批中产阶级土著，可以负担得起优质生活和高素质的教育，这样他们就有能力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从而让整个家族甚至社区摆脱贫困。接下来，这批中产阶级土著，伴随着他们而崛起的土著企业公司，就扮演者带动者的角色，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给予其他土著。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就会形成，赋予土著更多的机会进入中产和高收入群。

如果新经济政策果真循以上道路发展下去，踏入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可能已经是先进国，而不需要等到2020年了。事实上新经济政策的确是形成一种循环，但是却不是良性的，反而是充斥着朋党、裙带和既得利益群的恶性循环。原本应该下放到土著基层的经济利益，一早就给当权者和近水楼台的朋党们瓜分了。这的确富了一部分人，但是只限于和当权者利益挂钩的朋党、政治权贵和精英，而不是如预定般的贫穷土著。原本政府要下放到土著基层的经济援助，譬如：政府承包合约、所释放的政府关联公司股权等，都被朋党垄断了，而没有让真正贫穷的土著受惠。

新经济政策到最后是彻底偏离原本的目标。而这种状况，在土著社会中形成了两种阶级。一个是朋党和既得利益者组成的土著精英阶层，另外一个是被当权者遗忘和背弃的贫穷土著阶级。这才是国家经济体系现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执政党内的沙文主义分子，时常把国家经济现状形容为土著的利益受到其他族群的剥削。其实，真正的真相是，国家经济已经演变成富人Vs穷人的严重经济矛盾，一如泰国的城市Vs乡区的阶级矛盾。

政府应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真相，并对症下药，打破这两个阶级的隔膜。新出炉的新经济模式如果还是重蹈新经济政策的覆撤，只会加深族群内和族群之间的分裂。一旦涉及国内最大族群的经济矛盾欲形尖锐下去，不但经济体系会大受影响，市场经济更可能伴随着冲突的爆发而崩溃。

马来西亚转型必读文章 - 兩岸失去的20年（1989-2008）──期盼未來的黃金20年 ．邱立本

這二十年間台海兩岸自我顛覆原有政治目標：台灣贏得某種程度民主，但失去了中國；中國大陸贏得某種程度自由，但失去公平正義。只有深刻反思這二十年，才能使之成為未來黃金二十年的重要資源。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週前在香港舉行的《二零一零海峽兩岸與台港關係》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論文原稿。

從一九八九年到二零零八年，台海兩岸在這二十年間，由於政治經濟的猛烈轉型，自我顛覆了原有的政治目標。台灣贏得了某種程度的民主，但失去了中國，讓中華民國的建國理想流失；中國大陸則贏得了某種程度內的自由，但失去了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也失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的社會主義理想。

台灣這二十年間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伴隨著「脫中國化」而進行。李登輝顛覆了原有的國民黨權力結構。台灣贏得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首次民主直選領袖的機制，但也逐漸讓中華民國賴以立國的中華民族主義理想消逝。陳水扁八年統治，加強了台獨化。在島內激烈的政治內鬥中，基礎建設遲緩甚至停擺，而恰恰在這段時間，中國大陸的機場、公路、高鐵等基建突飛猛進，今天已經大大領先台灣。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心理基建已經崩壞，八十年代黨外運動時的理想及對中國民主化的情懷，都隨風而逝。

中國大陸則在這二十年間全面進入市場經濟，以開放及自由的經濟，彌補政治高壓的痛苦。在市場經濟中，全國大步邁向「向錢看」的價值導向，顛覆了原有的社會主義模式，並融入了全球化的體系，崛起而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但卻在政治改革方面倒退，失去了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理想，也失去了中共建國時的理想。中國約兩億的農民工淪為二等公民，市場經濟發展為權貴資本主義，工農階級成為最底層、最被歧視和被壓迫的一群，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的社會主義理想流失。

兩岸在八十年代的民間社會的改革熱潮，從許信良、康寧祥、林正杰時代的黨外運動到中國大陸的「北京之春」及八九民運的理想，都在這二十年間被遺忘和流失，成為歷史的諷刺。

但這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會為未來的二十年反彈作出鋪墊？讓今後的二十年成為「黃金二十年」，讓昨日的遺憾，轉化為明日的自豪？

而這一切都要從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開始。兩岸不約而同地就在民間開始了一股改革的熱潮。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撥亂反正，而民間期望走出過去專制框框的力量，也不絕如縷。從西單民主牆到星星畫展；從魏京生到劉賓雁，都在民間產生發酵的作用，而胡耀邦不斷推動平反冤假錯案，也為社會上帶來無窮的希望。那些在五六十年代被壓抑的民主理想，也再度浮上檯面。王若水、王若望、劉賓雁、白樺、沙葉新、北島、阿城等，他們寫的文章和刊物、舉辦的活動，都是在文革時期所不能想像的、也是在建國之初的五六十年代所不能想像的。

八十年代是共和國再度尋找共和理想的時候，不但要將建國以來的失誤糾正，還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讓全社會進入一個再啟蒙的年代。

這也和台灣的八十年代有一種暗暗相通之處。台北的春天，也和北京的春天相呼應，中國大陸改革派作家王小波的成名作品《黃金時代》，就是在台灣《聯合報》小說獎比賽獲獎。阿城、劉賓雁等人的作品，都在台灣廣受歡迎；兩岸反對專制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讓人震動的是台灣在八十年代所推動的黨外運動，波瀾壯闊。從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開始，就在寶島上開創全新的願景，不但要掙脫白色恐怖的枷鎖，還要尋找一個讓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機制，民主選舉自己的領袖。黨外運動所積累的能量，顛覆了國民黨的壟斷體制，也形成巨大的壓力，使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死前開放黨禁和報禁，改變了台灣發展的軌跡。

而台灣的黨外運動，在整個八十年代期間，都沒有以台獨作為號召，恰恰相反，黨外運動還是有一種對中國大陸的特別情懷，關注中國的發展的一切。台灣黨外人士寫的文章都是自認是中國人，而不會說因為自己是台灣人就不能當中國人。中國大陸被壓制的聲音，從陳若曦、白樺、劉賓雁等人的文章，都在台灣大受歡迎，成為副刊上和新聞版面的重大消息。

但這都在一九八九年起出現改變。天安門六四事件，對台灣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台灣很多本來對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政治變革有所期盼的力量，都徹底的失望了。他們覺得中國太大、太黑暗、太難以預測。兩岸民間一度在八十年代出現的民主運動暗暗相通的那條秘密的心靈通道，就在這二十年間被堵塞了。越來越多認同台灣獨立或台灣主體性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覺得中國大陸的一切是另一個國家的事情，台灣應該切斷關係，而藍營的力量，也越來越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不聞不問，怕會得罪中國大陸的當權派。每年的六四事件週年紀念，只有香港人還在不離不棄地舉行盛大集會，但台灣卻是對此非常冷漠。

台灣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之後，面對著權力傳承的危機，李登輝以一個非國民黨核心圈子的人物，突然登上了大位。他以借力打力的方式，拉一派打一派，讓李煥、郝柏村等人內鬥，而他坐收漁利，並且將他過去所隱瞞的日本「皇民化」的思想，發展台灣主體性的論述，顛覆了國民黨在台灣幾十年的三民主義理論框架，偷樑換柱，從事一場「自我政變」，將國民黨的性質徹底地改變，也透過「凍省」，將台灣省從虛化到自我毀滅。同時，他也掌控了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與地方派系的黑金政治結合，可以在選舉上取得勝利，也就是說，李登輝是整個政治鬥爭的最後贏家，但也使台灣的民主進程，付出了犧牲中華民國核心價值的代價。

在這二十年間，台灣贏得了民主，但失去了中國；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獲得全球華人的掌聲，但在掏空了中華民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卻面對了全球華人的噓聲。

中國大陸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政治上一度是走向更嚴厲和封閉，期間還經歷了姓資姓社的激辯，「皇甫平」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的交鋒，而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局勢才明朗起來。中國確定了進入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體系，打開國門，也一步一步地融進了國際的大循環中。但問題是中國在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所推動的政治改革，就完全不提，對意識形態的問題，也有意避開，強調「石頭論」——摸著石頭過河，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也釋放了民間巨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在這二十年間，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

這二十年間，商業中國崛起，推動中國往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的道路，不再糾纏於理論的爭議，而是勇往直前地向前衝，人人都在改變自己生活的品質，也自然改變了國家的體質，這讓中國擺脫了過去「單位化」社會的限制，讓人民擁有共和國建國以來所沒有的自由，儘管和台灣與香港比較起來，在媒體自由和法治上仍有不足，但也使神州大地出現中共建政以來所沒有的自由與開放。再加上十三億人的「規模經濟」和「人口紅利」，讓中國的GDP在二零一零年上升到中華民族歷史的新高峰，並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但中國的貧富差距也躍進至世界前列。中國的堅尼系數超越了零點五，超過了零點四的危險警戒線。尤其為「世界工廠」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兩億農民工，是最被歧視的一群，他們的子女不能上當地正規的學校，也往往沒有社會保障的公共醫療，更不要說在住房上是處於最低層。這二十年間，中國的GDP翻了好幾番，但中國農民工的工資的增加卻是停滯不前，仍然是在人民幣一千塊上下，有些甚至比這水平還要低。

也許正是一切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很多的事情都沒有規劃，也沒有作出理論和實踐的總結。中國的發展模式被視為一種「唯GDP主義」，只要經濟增長高，就是好官，而不管付出了龐大的社會成本。這包括環保的敗壞和人心的敗壞。一切向「錢」看，從調侃變成了現實。中國變成了一個什麼都「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國度。而地方領導官員的考核，也是以這為標準。這也造成了一個官商結合的利益結構，發展一種獨特的權貴資本主義。在全球化國際分工的生產鏈條上，中國的「世界工廠」其實是賺取微利的低端，實際上是被發達國家所「忽悠」。郭台銘的富士康工廠所製造的蘋果iPhone，在美國市場售價是五百九十九美元，而富士康只得到十一點二美元，而分配到工人的口袋中，就更微不足道了。

而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和地產商合謀巧取豪奪老百姓土地的惡質事件，越演越烈。由於地方的財政收入，大都是地產的收益，讓地方官員有強大的動機去經營房地產，並且和地產商集團結合，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並在法治不彰的情況下，常常以極端的手段來奪取民間的房子。China GDP被網民調侃為「拆啦，刮地皮」的諧音。電視片劇集《蝸居》，就對此有深刻的描繪。而在現實世界中，番禺太石村土地之爭、海南省神州半島事件、汕尾武警為爭地殺人、上海東八塊事件、成都釘子戶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充滿暴力和不公，也造成中國每年群體性抗議事件上升到超過十萬件的驚人紀錄。

這也對中國的穩定帶來威脅。一個曾經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施政目標的政黨，現在卻是全力向資本傾斜，犧牲無產階級，而無視今日中國市場經濟生產線上的殘酷性。這不僅顛覆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理想，也顛覆了今日苦心積慮經營的維穩局面，也使共產黨面對未來可能被顛覆的前景。中國大陸在這二十年間，贏得了不少自由和發揮個人的權利，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但卻失去了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陷入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中，也陷入維穩「越維越不穩」的困局中。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大陸改革缺乏更深層的思考和戰略，揚棄了八十年代的理想，在資本的誘惑下，共產黨的施政目標變得模糊不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口號，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但在現實上又無法解決越來越嚴重的階級矛盾；專政權力越來越濫權，難以出現制衡權力的機制，媒體被「和諧」的頻率越來越高，也讓中國像一個等待爆發的火山，面對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中國大陸要擺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局限性，但也丟掉自己原來最珍貴的。就像西諺所說的：倒掉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也倒掉。中國人都支持中國共產黨把意識形態的污水倒掉，但卻不能同意將純潔的、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嬰兒也倒掉。

同樣地，兩岸的老百姓，都支持台灣落實民主，並以台灣成為中華民族第一個地區實現全民直選領袖而驕傲，但兩岸大部分的人民，都不能同意為了民主，就要失去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也失去了中華民族主義的基本價值。

不過這樣的局面，到了二零零八年之後，就出現了變化。馬英九當選總統，也使兩岸的形勢出現巨變。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兩岸劍拔弩張的危險終於一去不復返了，代之而起的是兩岸民間首次可以在台灣密切交流，每天超過七千名陸客來台灣，不僅讓台灣的經濟買氣飆升，也使兩岸民間往來的關係，打破了過去二十多年從台灣到大陸單向流動的模式，更讓大陸人民了解當前台灣言論自由和多元化的特色，被電視上那些言辭凌厲、百家爭鳴的政論節目和政治模仿秀所傾倒。這都是台灣的軟實力，也使台灣的影響力可以像春雨一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神州大地發揮微妙的影響力。台灣急速的民主化的背後是和本土化掛。儘管昔日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自由主義浪潮和黨外運動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像自由中國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而傅正、費希平等外省人，更為民進黨的建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如今民進黨慶祝黨慶，對這些外省人都隻字不提。也就是說，台灣的民進黨就只有用省籍來劃分敵我，變成了一個畫地為牢的政黨，更不要說會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有任何的抱負和承擔。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新一代的兩岸交流中，漸漸出現了變化，深圳的富士康的連環跳的悲劇，台灣的勞工界立刻聲援，既有同為工人階級的階級感情，也有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感情。這當然是台獨和中共當權派所不樂見的發展，但卻是兩岸民間社會融匯的強大動力。不能否認的發展是：台海兩岸的公民社會在過去二十年間也強大成長，NGO與各種志願者（志工、義工） 的組織，都越來越成熟，發揮巨大的力量，也彼此有越來越多的交流，肯定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投下不可低估的變數。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歷史的必然？歷史沒有假設，如果不是李登輝的手段和謀略，也許台灣的總統直選不會那麼快就實現，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大躍進。

同樣地，如果不是鄧小平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那麼今天中國大陸的GDP就不會那麼高，綜合國力就不會那麼強。這是為兩岸這二十年政策辯護的最佳理據。但如果只是看到正面的成果而看不到潛伏的巨大的危機，就不可能再向前發展。只有深刻反思這二十年所失去的，才能使這失去的二十年，成為未來黃金二十年的重要資源。

爭取未來二十年是黃金二十年，兩岸就必須推動和鞏固以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

（一）兩岸要建立軍事上互不侵犯、挑釁的機制，考慮簽訂和平協定，不用再憂慮九十年代的導彈風波和擦槍走火的危機。

（二）兩岸的經濟從ECFA開始，加強互補，更上層樓，推動兩岸的經濟合作往更高的層次發展，形成經濟上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

（三）兩岸的人才凝聚，與全球華人社會的力量結合，可以發揮一股過去所不能想像的人才網，衝破黨派和地域之爭，為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而努力。

（四）兩岸聯手發展軟實力，將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加以發揚光大，再加以今日的現代化創意，讓國際上對中國打從心底裏佩服，而不是由於中國人財大氣粗。

兩岸要將各自在海外舉辦的孔子學院和台灣學院結合起來，將傳統文化作出創造性的轉化，落實文化中國的理念。然而兩岸黃金二十年的前提是：雙方都能先擺平內部問題：中國大陸必須要先解決當前嚴峻的階級矛盾問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讓「絕大部分人都富起來」，一個都不能少，落實孫中山所說的均富理想，避免中國大陸出現動亂，並要開始啟動政治改革，推動法治，避免絕對權力的絕對腐敗。

而另一方面，台灣需要走出統獨之爭的怪圈，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在機制上讓台海的和平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即使未來綠營再度上台執政，也不能扭轉當前發展的勢頭。只有深刻了解失去的二十年，才能爭取未來的黃金二十年，才能讓消失的歲月不再成為虛耗。昔日飄逝的政治落葉，歷盡滄桑，也許成為文化土壤中的種子，在人文的雨露中，迎向制度創新的陽光，最後轉化為明日收穫的喜悅。只有冷靜的反思和激情的行動，才能讓遺憾的歷史成為今日的安慰，讓當年的無奈成為明日莫名的驕傲。■

简论雪州委任反对党出任公共帐目委员会主席

西敏寺之下的国会制，一般上会成立各种委员会来处理专门事项。这种国会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一般上由民选的下议院议员组成，并在当中委任一位作为主席领导该委员会。常见的委员会有国会特权委员会、国会遴选委员会、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等。

回顾历史，公共帐目委员会始于1857年的英国议会。著名历史学教授彼得-恒尼斯曾经把公共帐目委员会形容为“众立法议会委员会之母，其存在为所有政府部门带来漂白（cleansing）作用”。作为西敏寺国会的特委会之一，公共帐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相当广泛。其主要负责审计国家稽查机关提呈的报告，监督政府的帐目和国会批准的基金分配是否符合国家的开支预算；过后呈报下议院。当中如果发现帐面有任何出错、舞弊或者超越国会授予的金额/权利，可以传召负责人出席听证会。该听证会在法庭上是拥有法律效用的。

一般上议会公共帐目委员会主席都是由议会反对党出任，以便可以有效的实行监督的任务。有其成员一般上将保持单数。西敏寺国会的鼻祖英国，便是严格执行这一个规律的国家。在英国保守党工党 执政的2001年至2010年里，英国国会公帐会主席都由保守党议员出任。同样的今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后，也委任来自工党的玛格烈（Margaret Hodge）代替前任保守党籍的主席。

遗憾的是，这个非明文规定的惯例并没有在我国实行。我国联邦国会和州议会的公共帐目委员会主席，一般上由执政党的资深后座议员出任，前有新山国会议员沙里尔，现有公帐会主席是前国内事务部长阿兹米出任。所以雪州破天荒委任反对党人出任州议会公帐会主席，实在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单单委任反对党人出任公帐会主席显然还是不够的。公帐会作为监督国家财政预算开支的立法机构，应该拥有完整的独立性。要达到这种境界，公帐会的成员（各党国会议员/州议员）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马来西亚由于议会里的“党性”过强，议员们难以根据本身的政治意志来完成本身的工作。公帐会也不例外。如果要舒缓这种状况，那么公帐会里的朝野议员比例一定要更均衡，且不能片面的根据朝野议席比例来为人公帐会的委员。领导公帐会的主席，必须是资深的议员，并保持高度的中立，对内才可以确保朝野议员人数均衡之下的公帐会可以有效运作，并作出公平的决策。

当然更重要的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否有给予公帐会绝对的尊重，而这将很大程度影响公帐会的公信力和权威。在马来西亚，曾经发生过前工程部长三美在柔佛州美景大桥超支事件上警告公帐会勿干预部门事件。这就是赤裸裸的行政权逾越立法权的严重事件，并成为不良的典范。试想想，一旦身为部门长官的部长都不把公帐会放在眼里，可想而知属下的官僚们也会有样学样，对公帐会的传召和质询推三阻四，形成另类的“阻差办公”。这种恶劣的文化之下，公帐会既软弱无力，也缺乏查案听证的制高点。其功能将会大受影响。

如果要确保公帐会全面运作，那么议会应该通过更严峻的法令，以便赋予公帐会更大的权威，并明文规定公帐会主席必须由少数党领袖出任，委员的朝野比例必须均等。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公帐会监督的作用。

为什么反贪污委员会起不了作用

纵观世界上各国有效运作的反贪机构，他们有几个特点。 第一，反贪机构直接向立法机关（如：国会）或拥有超然地位的宪制人物（如统治者、立宪君主、民选总统或行政长官）负责。这样的做法主要是把反贪机构的表现和民意挂钩，形成反贪机构à立法机关/民选行政首脑à国民的监督关系，以便监督反贪机构运作的人或平台更为广大，也更为透明。

特点二，反贪机构本身拥有独立和完整的检控权。不受限于总检察署。一般上治安机构如警察完成调查后就会把案件呈交检察署，由检察署的检控官决定是否提出控告，一旦检察署认为不需要检控，就算警方手上证据确凿，这个案件也无法上到法庭。所以，一个有效运作的反贪机构，一定要被赋予独立检控权，这样即使反贪机构和行政或检控机构有利益相冲，反腐机构依然可以独立行使检控权，把涉案人士控上法庭，而不需要通过总检察长。

特点三，反贪机构一定有独立于公务员体系的个别系统。无论是人事、财政或行政权，反贪机构都完全不和行政机构挂钩，更遑论屈居于公务员体系之下。所谓独立的系统，就是反贪机构拥有本身独立的预算，由国会在年度预算中直接批准，而不是行政开销的一部分。至于人事安排方面，反贪机构的人员也不是置放于普通的公共委员会之下，而是由反贪污局内部的委员会全权负责升迁。反贪机构的首脑，拥有和总检察长、总稽查师、总警长同样的地位，直接向国会或民选行政首脑负责。这样才可以本身的独立性。

许多国家就是沿着以上三个特点组成他们的反贪机构。比较著名的有香港廉政公署、澳门廉政公署、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台湾监察院等。但是我国的反贪机构可不一样了。我国的反贪污委员会虽然向国会负责，但是所有的人事任命，都掌握在行政权之下，首相委任反贪会主席，公共服务委员会负责反贪会的升迁，这么一来就有严重的利益冲突。想像一下，当你要调查你的顶头上司的时候，是不是会三思呢？而且反贪会本身没有检控权，一切还必须看首相委任的总检察长啊！

最可悲的是，马来西亚遍地皆贪，是体制性的贪污。反贪会主席如果来自行政体制，他的背景和过去的行为都和贪污脱不了关系。如果反贪会主席本身都有贪污把柄，那么他如何反贪呢？更何况现在的反贪会向国会负责，但是我国的国会只有党性，而没有批判性，如何起到监督作用呢？国会议员当中，涉及贪污腐败的绝不在少数，叫他们监督反贪会，不就等于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所以说，反贪会根本起不了作用！

在马来西亚，党政是否可以分家？

马来西亚实行英国的西敏寺国会制度。这种体制下，政党通过角逐国会议席，并以取得过半议席执政。国会多数党的党魁/领袖会被提名为首相，并组织内阁。内阁推行的政策，主要是执政党本身的政策。首相作为最高行政权，主要实行本身政党的施政理念，个人意志和观念在施政中反而相对的薄弱和缺乏影响力。一旦首相实行偏离执政党党纲的政策，首相可能会面对本身政党议员的倒戈进而下台。澳洲的前首相陆克文就是因为受到执政党议员的不满，而在内部投票中黯然下台

在这种制度下，要搞党政分离是不可能的事情。和总统制比较，总统制之下的行政首脑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因为他是通过民意考验（选举）当上总统的，所以政纲更多时候以民意为主，而没有这么浓厚的政党意识。在马来西亚，政治上的难以理清的政-党关系还不是国家问题的主轴，真正的和问题，反而是党-政在经济上的模糊界限 – 也就是所谓的国库通党库。

所有搞政治的政党，都和钱脱离不了关系。钱是政党的组织动员力和政治运作的基础。所以一旦政党当权，那么很多时候在财务方面都会有很多猫腻，分别只是涉及的深度，和舞弊的程度。一般上外国的政治情况所导致的都是“政-商”勾结。而马来西亚却是“政-党”勾结。怎么一个区别法呢？一般上，外国的政党或当权人物都受到不同财团的资助，以便该政党执政后，可以推动有利于该财团的政策。政党本身并不完全涉及所有的商业利益，而且依然保留最后的政策决定权，财团/商贾可以提出要求，但是批与否，代表该政党的行政首脑还是有主动权。

但是，在我国这就还要“先进”些了，那就是行政首脑凭借本身的权利，把商业利益直接赐予本身的执政党，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商业公司/平台。通过商业利益所赚到的钱，就被运用在政党的运作上。这种直接的接触，形成一种广泛的“政-党-商”结合体。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掌控所有的经济商业利益。执政党可以累积多少财富完完全全就在本身的掌控中。来自执政党的执政首脑面对党内的爪牙，根本就身不由己。如果严正拒绝党内的商业要求，既得利益者反扑的时候，本身就可能被逼宫下台了。

如果要马来西亚的“政”和“党”分家，那么首要工作就是切断行政权和执政党的经济利益挂钩，那么才能理清一个明显的界限，同时杜绝国库通党库的现象。唯有这个满足这个条件，我们才能更进一步的谈施政透明，谈问责制。

为什么华裔新选民的注册率飙高？

近年来华裔生育率不断下降。华裔人口比率从立国时占大约40%的比率，下降到现今只占21%的总国民人数。诡异的是，自308大选过后，华裔新选民的注册率却远远比土著（马来人）的来得高。根据马来报章报道，近年华裔对比巫裔的选民注册人数达到惊人的40：1。对比华裔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显然这是有点不寻常的。

要探讨华裔新选民的注册率为什么飙高，有必要了解一下华人的政治心态变化。独立至今，华裔选民之心态改变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华人南来到赋予公民权之前的那段时间。十九世纪开始，华人就从中国南来马来西亚。当时的华人在本邦的身份属于外来者，或者外来者的后代，所以一般上对本邦的政治事务参与度和兴趣都不高。华人只本着赚钱的观念，喜欢经商，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后汇回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老乡。对于其他和社会政治有关的行业或事物，如警察、公务员、参政等等都敬而远之。至于本身的政治权利，根本就不再他们的考量之内。更正确的说法是，他们根本不需要，也不屑这个政治权利。

第二阶段始于华人被赋予公民权过后，华人开始在我国落地生根，所以不能再把本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撇开一旁。马华公会在这个时候适时崛起，为我国华人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纵观独立前后马华公会的表现，我们不能否认马华公会为奠定华裔的基本政治权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过程中虽然有很多的不公和缺陷，但是却至少为华裔保留了华校、母语、华团等华裔社会元素。这点，马华公会应记一功。

在第二个阶段中，华裔已经更积极的参与并捍卫本身的权利，但如果以全民政治来看，这种参与还是相当含蓄的。华裔主要透过华基政党，如马华、民政党和行动党来表达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意见。80年代华教精英曾经加入国阵，也有华团领袖如林晃升、柯嘉逊等加入行动党。这些就是通过政党来论证的具体表现。华裔并没有直接以选票表达政见的热情，反而把这个功能，付托给以上的华基政党。总结来说，全民政治和公民意识在华裔群众里只属萌芽阶段。

到第三阶段，也就是308和之后，华裔的政治心态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经过了五十年，华裔对于执政党内部的华裔政党不能带给华社任何的突破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308大选华裔选民算是直接越过执政华基政党，不再迷信于马华、民政党的内部争取和协商的传统模式，而亲自上阵以选票教训国阵，让马来西亚政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是华裔政治和公民意识高涨的年代。308大选的结果给了华裔很大的鼓舞，因为投票结果显示了华裔选票的确有举足轻重的效用。这就是为什么华裔在308大选过后踊跃登记成为选民的原因。

笔者本身曾经在不同场合看到许多政党的选民登记档口，聚集在那边的华裔人数不曾出现如此之多，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华裔心态已经出现重大的改变。纵观乌雪和诗巫补选，华裔选民开始以沉默和内敛掩饰本身的政治取向，只有到了投票日，才以手中一票给予政党致命一击。所谓靠山山崩，靠海海枯，所以倒不如靠自己，决定本身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