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统的作业模式注定国阵成员党的灭亡

延烧多时的合法赌球课题，在巫统最高理事会过后宣告尘埃落定。首相在会后宣布，取消合法赌球执照，暂时把这个课题搁置一旁。从这个决策过程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巫统自我中心和心理膨胀的心态。

合法化赌球是内阁所做出的决定，但是其决策改变却是在巫统最高理事会讨论过后拍板定案，国阵成员党在决策过程中完全被摒弃了。这应征了马来西亚政治圈内的潜规则 – 马来西亚的最高权力机构系于巫统最高理事会，而不是拥有个执政联盟的成员党参与的内阁。在这种作业模式下，国阵成员党不具任何最终决定权，只能以巫统的意志为最后的归依。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伸延下去，国政成员党将毫不乐观。

一个政党要长期在政坛生存必须拥有几个条件。首先该政党必须有本身的卖点和立足点。这通常指向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其次，这个政党必须拥有适当的政治平台，也就是获得执政权，无论是地方政府、州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这样该政党才有机会施展政治抱负，才能向选民推销自己的卖点。在获得选民的认同后，本身的基本票源和立足点就会成形，那么这个政党才可以长期经营下去。

诡异的是，做为执政联盟的一分子，国阵成员党都缺乏以上的条件。就从执政平台的角度来探讨，国阵成员党在国阵成形以来，不曾拥有真正的执政平台（砂劳越的土著保守党例外）。民政党固然曾经长期执政槟城，但是踏入许子根时代后巫统隐然才是槟城政权的真正主导者。至于中央政府方面，国阵成员党全都被废了武功。主要的部门都由巫统的部长垄断，而本身控制的部门，又不断被重组、瓜分（如交通部），更面对首相署不断扩权，蚕食其他部门的权利（最明显的就是商业车辆注册局和国家交通委员会已经从相关部门转至首相署），而显得一筹莫展。

相反地，民联的成员党在308过后都相继主导几个州的政权。雪兰莪的公正党、槟城的行动党和吉打州的回教党，都可以在各州政府内一展本身的施政理念。相比之下，国阵成员党在308过后面对的依然是巫统的独断独大。此消彼长之下，民联各成员党比历史悠久的国阵成员党，拥有更大的政治舞台，也逐渐蚕食国阵成员党的基本票源。

站在新一代选民的立场，选马华、民政、国大党等无异选择巫统，因为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看起来虚衔多过实权，充其量也不过是巫统的政治摆设，是国阵政权中的傀儡。选民断不会选择一个发挥平台极度狭小、毫无决策权的政治玩具。这就是为什么国阵成员党在308大选中会兵败如山倒。

当选票已经离一个政党远去，该政党已经失去生存的价值，而将逐渐步向灭亡。这个警钟已经敲响了，国阵成员党如果没有彻底觉悟，那么将很快的消失在历史洪流。

不如我们用八亿打造第一流的国会内涵

最近闹得沸腾的国会搬迁事件掀起了很多争议。许都人都在抨击内阁这个决定无异为空虚的国库加上沉重的负担。搬迁国会在引起各界反对后好像要刹车了。其实作为纳税人，我们并不介意政府花钱在国会上，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不是华丽的建筑物，而是第一流的国会内涵。

和先进国的国会相比，我国的国会仍然缺乏许多元素。最明显的，作为国内最高的立法机构，国会却没有本身的政策分析和研究机构。各种预算案和大小法案经部长呈上国会后，只能依靠议员本身或者所属政党、以及近年来加入这个研讨阵容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时评人，对该政策作出研讨和分析。国会依然缺乏系统性、专业和具公信力的独立机构为议员们提供所需要的分析和相关数据。在这种缺乏深度研究和辩论所做通过的法案，其素质可想而知。

与其花费巨额金钱打造浮华的硬体设施，不如我们挪用八亿中的一部分，设立一个独立的国会预算机构（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设想中的国会预算案机构，将由国会委任真正的财经专才领导，并吸纳学术、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权威人士作为机构顾问。这个机构将负责几个主要的任务。其一，为行政权所提呈的法案和预算作出独立的分析和提供中立的意见。这样国会议员可以在短促的预算案提呈过程中，快速掌握预算案的精髓，那么到了辩论环节的时候更定会有更多正面和建设性的建议

其二，这个机构也应被塑造成一个完整的资料和咨询一站式中心，在国会议员辩论各种提案的时候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文件、数据和相关法律咨询。国内各大小政党都设有本身的政策研究智囊团，如马华的INSAP、民政党的SEDAR，那么国会也应该有一个独立、属于全体国会议员的政策分析和咨询中心，为议员服务。这个咨询中心同时应该扮演者资料室的角色，一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资料不应该只限于马来西亚本部，而应该扩大收藏品至世界各国的政策、政体、立法等文件和数据。这样既可以让国会议员们有更广阔的选择和思考空间，也可以节省时间。

从纳兹里直接宣布内阁决定搬迁国会大厦，我们可以看到三权分立下的国会已经失去自主权。如果按照三权分立的精神，任何涉及国会事务的议决，将由议长，或者是全体国会议员做出表决。马来西亚的国会没有本身的预算，也没有本身的人事任命权，一切都需要依靠内阁制定拨款，或者行政权之下的公共服务局任命属下官员。这已经先天性决定国会没有自主权。如果我们把原本这八亿，交付给国会本身设立独立的财政系统，和制定本身的人事任免权，那不是更好吗？这才可以真正还原三权分立的精神。

我国的国会议员如果和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比，无论是素质和个人修养上仍然还有进步的空间。看看国会的辩论环节，有时候不禁怀疑本身是不是身处市井甚至动物园。尤其是在论政方面更显得远远不如。这和我国顽固的党派政治和严厉的党鞭制度不无关系。在外国，尤其总统制之下的国会，国会议员都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和论政空间。在马来西亚，各政党动不动就祭出党鞭来影响议员对法案的意志。要知道外国的党鞭只有在倒阁或者重大法案要通过的时候才会出台。如果要打造一流国会的内涵，就必须还原议员本身的意志。

我国教育管理让人惨不忍睹

我国的教育水准曾经傲视东南亚。本地的高等学府如马大、理大等在当年是可以和香港、日本、新加坡和澳洲比肩的。曾经的第一流教育体制，在五十年过去后，竟然沦落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末端。这都源于当权者对教育差劲的管理和轻漫。

先从小学和中学开始说，我们的教学一般上都非常落伍，学校依然是以过期的知识和生硬的手法来教导学生。考试是唯一（就算不是唯一，也是决定性的）衡量学生学习程度的标准，造成学生一般上的学习只为了面对考试，而不是为了本身的兴趣和钻研知识。学习和钻研只是原本就是为了要让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和兴趣，进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科系和未来的道路，可是我国的教育系统却背道而驰，沉闷和功利的教学和考试，往往只会逼学生讨厌本身学习的科目，到最后平白浪费和误用了学生原有的潜质。

马来西亚教育部在人力资源培训上，也扮演很可爱的阿Q角色。尤记得远在90年代，在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考获一、两个A，就已经可以进入医学系就读，踏入二十一世纪，就算今天你拿四个A，都还要看命运之神的安排。这绝对不是考生越来越聪明，而是考试水准和评估水平越来越低。君不见教育部为了区分考试优秀和特优之间，特地新增A+这个等级，但考A+的还是这么多人，依然还有这么多人抢着要杯水车薪的奖学金。为什么教育部不往建设性的方面着手呢？比如，提高考试的水准，增加考题的难度，或者嵌入临场实践考试，这样就很既可以全面考核学生的知识和技术，也更容易区分优等和特优。站在学生的立场，这也能更全面的训练和提升自己，那不是远比增加A+或者是限制考生的报考数量来的实际吗？

今天教育部提议取消小六评估考试（UPSR）和初中检定考试（PMR）其实不足以解决以上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制度，在每隔一段时间内评估全国学生的进度。统一考试真正的问题，在于其评估范围实在太狭隘、太填鸭式了，它们只针对学生课本上的知识作出论定，就算是科学实验评估，也是靠一般上呈交给老师的报告作标准。这种制度下过关的学生，很多时候只是技术性（回答技巧）的高手，而不是知识上的优秀和全面的学生。真正改良的方法，是扩大评估的范围，包括实验课程、非课程内的知识、学生创意等都应该在考量的范围内，这样才可以减少功利教育的施虐。如果改革往这个方向进行，说到废除统一考试，倒是不怎么必要了。

至于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的做法更是荒谬。最近政府建议取消的海外留学奖学金就引来诟病了。诚然我们不能否认留学海外的马来西亚大学生很多在学成后拒绝毕业回国服务，而浪费许多公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往如何把吸引/强迫海外留学生回国，履行合约上的承诺，而不是拒不派学生出国留学。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谈到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就必须探讨为什么他们宁愿留在异乡，也不愿回流祖国。最显著的原因，莫过于国内的薪金远比不上国外的优厚薪水。再者，我国国内公务员体系（回国服务一定是担任公务员）充斥官僚作风，升级机制不透明，对非土著来说，更存着隐形的固打制。这些因素如果不解决，我国不但无法吸引海外学生回国，也会加剧流失本地精英。

最好笑的是，政府竟然可以大花公币打造（还是改造？）新的国会大厦，任由国家王宫建筑费平白超额四亿，花几千万买PRADA等级的名牌鞋给国防部职员穿，现在更烧钱似的准备再次送人上太空喝奶茶吃印度煎饼。但却牺牲教育，不舍得投下金钱栽培人才，这才可悲啊！

改革经济从清除朋党和解决贫富悬殊开始

第十大马计划在纳吉正式发布后就要开始落实了。坊间对这个要把马来西亚带入高收入国家的蓝图褒贬不一。有者认为此计划只是旧瓶新酒，并没有实际的对症下药。在这里，让我们通过几个小数据，来看看第十大马计划，到底能不能转换我国的面貌。

在第十大马计划里，政府制定目标，要把2010年的人均年收入从8256美元，在2015翻倍到12139美元。我们以就职市场人力资源的薪酬做一个简单的几何级数计算。五年内从8256美元要增长到12139美元，平均每一年必须加薪多少呢？答案是近乎天方夜谭的10%！国内的就职市场一般上的年加薪幅度都在5 – 7%之间，除非是升职，不然年度加薪绝对难以达到10%，更遑论连续五年。

拿现时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 – 中国的经济发展数据一览，中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近十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分别为9.7%，10.6%和11.8%。以这种属于恐怖的经济成长率和强劲的内需市场来推动，中国沿海发达城市的人均收入尚且不能在五年内翻倍，那么以马来西亚这种没落的出口型经济，要五年翻倍年均收入，显然必须下更多的苦工。

马来西移如果要达到人均年收入翻倍，掀起持续的高经济增长肯定是必要，这就好像复制马来西亚九十年代初期，无论是企业、生意和股市都是长红的年代，而且年度经济增长指数必须超过九十年代的8%平均值。以往的政府经济政策都是以国家发展计划作为火车头，继而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计划，往往只是惠及朋党或者政府相关公司。其影响力只局限于上层阶级人民，让草根人民、中小型企业和民间公司可望而不可及，也没有受惠。

第十大马计划里也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解决地区人民的贫富不均。马来西亚整体上属于中产阶级经济，但是在乡区和原住民集中区，该地区人民的收入和各大城市的人民有着严重的落差，其中依然有不少的赤贫居民。如果以上问题没有解决，等到城镇和乡区的收入一再扩大的时候，就会造成经济阶级两极化和严重的贫富悬殊，会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政府如果要彻底改变经济面貌和提升人民的收入，就必须把国家经济体系里的朋党因素减到最低。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让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的经济体制是如何的脆弱。严重的银行呆账，政府的挥霍无度，朋党和政治人物互相挂钩实行黑箱经济等都是引起这场经济风暴的主因。这些来到二十一世纪都是不容妥协的。

站在解决朋党、促进全民经济的制高点，政府应该确保应用于第十大马计划的发展金额，可以有效的输送到每一个阶层。各项发展计划应该公开招标，并限定必须有各行各业不同的公司参与，以免让朋党或官联公司垄断经济蛋糕。唯有把经济蛋糕分发到草根阶级，让它滚雪球般扩张，并由草根平民的经济体吸纳，那么才可以真正提高人民的经济能力，增加人民的收入。

荒谬的部长，荒谬的教育政策，政府正在杀鸡取卵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宣布取消1500份海外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理由是政府负担不起。卫生部长廖中莱附和纳兹里之余，更补上一句，谓大马的大专素质和外国的也不相上下。而且这样可以把奖学金转移国内，增加国内奖学金的份额，并且在避免学生在留学外国后拒绝回国服务.

对于两位尊敬的部长，对于我国政府拥有这种思维，笔者感到深切的悲哀和绝望。教育乃立国之本，是改变一个国家面貌和命运的终极途径。如果为了节省政府的开支，就削减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和投资的预算，绝对是本末倒置的。

政府可以没有经过公开招标，就任由国家王宫的建筑成本翻倍，从四亿变八亿，也可以在国会大厦花费了上千万令吉维修后不到五年，就动议另外建设一栋全新的国会大厦，难道就不可以负担起1500人的每年的海外奖学金吗？难道舒适的王宫和国会大厦，还来的比我们国家的未来前途重要吗？政府可以肆意的浪费公款，难道就不能为立国之本的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吗？

回顾历史，西方的强国，诸如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是如何从欧洲的黑暗时代渡过到文艺复兴时代，进而踏入工业革命，成为领先全球的国家和区域呢？那是教育开放和普及所带给他们的丰厚果实。满清末年纵然国体积弱，国库干枯，但是依然不间断的派人到德国、美国等国家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以便可以振兴国运，和西方列强对抗。由此可见，教育对改变一个国家的内涵和面貌，扮演着多么关键的角色。我们以长远的人才培育计划，换取短暂的政府财政解困，无异于杀鸡取卵，亲手葬送最重要的国家资本。

凭心而论，如果我国的高等教育素质可以和先进国家的素质以较高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政府取消海外留学奖学金也是无可厚非。事实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准和先进国的，实在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以马来西亚现今在泰晤士教育刊排行榜上名次最高的马大和其他欧美澳的大专比较，马大甚至连50大都挤不进，长年来只能在200名左右徘徊，如何比？怎么比？

大专素质绝对不是凭政治人物的一把嘴来撑就可以说服民众的，而是要看素质，要身体力行的。本地大专不但排名比不上欧美澳的高等学府，而且在学术研究、学习风气和学府文化素质上，仍然还很大的进步空间。单就学术思维这个方面，国外的大专法令绝对不会被利用来限制学生的结社和言论自由。

本地大专固然可以拷贝外国大专的课程大纲，甚至转移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到本地大专的教学上。但是正面和良好的学术文化是不可能可以复制的，那需要学生长时间浸淫其中，才可以深刻体会到。重要的是让留学海外的学生把这正面的文化带回来，以便可以融合进我国的政经文教系统里。在国家转型中，我们需是硬性的知识，更需要软性的文化，那才可以彻底改变。

政治人物口说本地大专教育素质和国外的可以比肩，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海外留学，这不是自掌嘴巴吗？如果要让人民心服口服，部长本身就必须身体力行，就都把孩子送入本地大专求学啊！就像当年患有心脏病的首相马哈迪，拒绝留医国外，而毅然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绕道手术，来证明我国的医术不逊于国外的。我们这种负担不起海外留学费用的小民，正睁大双眼等着看部长把孩子都送入本地大专。别只是会为政府省花费在黎民百姓上的钱，掐杀小民留学的机会，部长大人自己却不惜工本，送孩子出国。

文章叙述到这里，笔者愈发感觉无力。如果政治人物依然不懂悬崖勒马，我们这种升斗小民，只有自叹倒霉!

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转型看我国经济未来的出路。

首相纳吉刚刚在国会提呈了第十大马计划。其目标就是要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转型成先进国。计划提呈过后，坊间对计划内的经济改革是否有成效，存有很多疑问。

首先，如果要知道我国应该如何转型，必须参考一下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搞经济转型。一般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于政治动荡沉淀和确立合法的统治权之后。无论是极权统治国家（中国、越南等），还是民主化的政体（印度、印尼、柬埔寨等），在立国之初都无可避免的陷入动荡的政治斗争，直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执政路线被确立下来，才会停止。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典型例子就如中国，从1949年独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足足耗费了三十年，才确定了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建设。

在确定了政治路线过后，就是搞经济建设的开始。萌芽阶段，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都以廉价劳工、低额建设成本和诱人的经济奖掖作为经济发展的开端，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农业。参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发的领头羊，一般上都是寻求廉价的代工（sub-contractor）的外资公司。外资公司到第三世界国家投资，首先会牵动该国家的基建设施发展。交通、运输系统、电力、水供等都是外资设厂和投资不可缺欠的基本元素。

接下来，就轮到人力资源培训。由于外资企业一般上需要大量的熟练操作员和中、低阶员工，这一般上都会间接启动国家的人力资源培训计划，再加上外资企业本身设立的内部培训中心，两者共同扮演着提高国民技术水平，和科技转移的角色。

这些外来投资和人力资源培训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改革中所赚到的第一桶金。萌芽阶段到此结束。经过了这个阶段，国家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连带的人力资源和基建成本也开始提高。一开始的廉价劳工、低额建设成本之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到了必须再转型的阶段。转型第一种路线，就是往高阶工业发展，把外资带来的科技、发展经验及培训出来的专才，转移到本地企业中，开创本身的工业和塑造独立的品牌。

这个路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赚到的第一桶金，大部分将会被投资到人力资源培训和高等教育上，以便可以培养出属于本身的高阶人力资源，摆脱外资企业的限制；或者投资到高科技发展上面，通过生产线自动化，弥补飙高的劳工成本，以便继续吸引外资。

以上的转型路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涉及相当多的政策改变，动荡程度相对偏高，但是却是长治久安，一劳永逸的发展转型方案。日本就是当中转型的佼佼者。可悲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渡过了第一个阶段，就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也就是执行所谓的快熟面经济。

和以上方案不同的是，快熟面经济并不注重人力资源发展，反而把赚到的第一桶金，挥霍在豪华和无关重要的基建发展计划上，满足当权者的虚荣心。至于飙高了的成本，则以无止尽的经济优惠（免税、扣税等），和引进低成本的外劳取代本土的劳动力。这不但造成政府浪费了许多税收，人民的知识水平停滞不前，也造成高失业率。所花的钱，在没有等值回馈之下，直接后果就是浪费国家社会资产。

马来西亚现在面对的困境，始于80年代的变革中，采取了快熟面经济的改革方案。现在的外劳泛滥、高科技工业难以普及和外资的撤离就是我们尝到的苦果。纳吉提呈的第十大马计划，如果在执行过程中依然没有解决以上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和先进国的距离越拉越远。要大致先进国，就要大刀阔斧，解决以上问题。

赌球合法化 – 改进社会经济还是糖衣毒药？

打从政府宣布将合法化赌球开始，坊间的回应就络绎不绝的登上媒体版面。到底合法化赌球这个政策应该实行与否？社会活跃分子、政府、在野党和人民到现在依然各执一词。

政府谓赌球合法化可以减低社会问题，其中心思想的出发点就是把原本不受控制，藏在阴暗一面的赌球活动通过合法化、透明化而把这些投注活动投放在阳光下，并由执法单位密切监督。合法化的同时政府将发出执照，获得执照者将受到法律的监管，政府可以掌控赌博公司的活动，必要时加以插手，甚至吊销执照。合法赌球也可以控制投注的年龄群组，避免青少年涉及赌球活动。简而言之，合法赌球让政府可以比较低的社会成本，来解决非法赌博的问题。

以上的情况，是理想的状况，也是政府自我勾画出来的完美景象。事实上赌博或赌球之盛行所带来的影响，不在于赌博业本身，而是其所珩生的行业，和这些“附送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粗略计算，赌球行业所牵动的社会课题覆盖广泛的层面，包括合法和非法信贷、社会刑事案件、家庭和道德问题。

我们以影响最为深远的信贷行业作为一个例子。信贷行业分为合法和非法，一般上被统称为大耳窿。他们是赌徒心目中的救星，但更多时候把赌徒推上不归路的，也是大耳窿。职业赌徒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那就是心理学家称谓的“赌徒心态”。他们的特征是无止尽的相信下一场赌局就可以帮助他们把之前输掉的财富统统赢回来，来一个鲤鱼翻身。大耳窿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提供几乎无止尽的钱财给这些赌徒，当然也附上了乍舌的利息，继而导致赌徒家破人亡。增加了合法赌球的投注站，也就是增加了赌徒投注的几率，连带的负面影响也增加了。我们可以预见将来会有更多赌徒踏上不归路。

以上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如果政府合法化了赌球，但是却对赌球所珩生的非法行业视若无睹，那么只会把社会成本加注在人民身上，让社会价值观更形堕落。政府在批准合法赌球之前，是否有效的打击非法信贷，并抑制拥有执照，但是一样征取高昂利息的“有牌”（合法）大耳窿呢？合法化赌球了，是否可以确保非法赌球就会销声匿迹呢，或者是被严厉取缔呢？

我们无法忽视博彩业为国家带来的巨额财富和经济潜力，这点从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等经济体系强劲的国家仍然大力发展博彩业可见一斑。但是在发展博彩业之前，我们有必要为所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和评估，并执行预防工作，如打击大耳窿，严厉扫除非法赌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教育国民关于赌博的负面影响，并立法杜绝不符合资格（年龄、个人财产）的国民参与投注。

唯有在社会和治安条件成熟过后，我们才可以把合法化赌球后国民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减到最低，把国家获取的经济效应提到最高。这才算是铺平了合法化赌球的道路。不然合法赌球只会是糖衣毒药，对国家发展来说，无异饮鸠止渴，自取灭亡。

决战第十三届全国大选，马华领导权的终极较量

首相终于宣布内阁改组。这一次的改组，更像是马华本身的权利重新洗牌。蔡细历在这一次内阁改组中布局可谓用心良苦，做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布局，以便可以整合政敌，巩固本身的势力。

马华党内仍残存翁派和黄派的残余势力。黄派的势力还相当庞大，主要人员仍占据妇女组臂膀，短时间内要收编黄氏残余分子难度甚高。至于翁派，原本就人员凋零，主要的大将剩下不多，收编起来还算是容易的。

沿着这种思路，我们就看到黄派和翁派人马在这一次内阁改组中截然不同的结果。翁派的李志亮调任角色比较吃重的内政部，算是另一种升迁。王赛芝在妇女组领导层改组中被明升暗降，从位高权重的总秘书“升任”闲杂逸置的副主席，现在平调妇女部副部长，算是一种安慰。而翁派唯一的副总会长颜柄寿，更是首次官拜副部长，就算对蔡细历不感激涕零，至少也会慢慢的靠拢过去。以上种种，也算是蔡细历对翁派人马伸出的橄榄枝。

萝卜分完了，接下来就是大棒侍候了。黄日升作为黄家定前政治秘书，也是黄派的首脑之一，那么这一次他落马，其实也是有迹可寻。坊间对黄日升的落马颇有意见，主要是他当副部长期间的表现相当可取，对内协助华青争取政府创业基金和拨款，对外和各个华青团体的关系也建立得很密切。但是说穿了，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无关其他原因。

蔡细历这一次的内阁布局着重于整合马华，巩固本身的势力。但是却仍然没有跳脱马华固有的思维，那就是以党职捆绑官职。官职的委任依然以党职为首要考量。对江作汉委以交通部长的重任，几乎对这个形象不鲜明、时常大嘴巴说错话、过去在个别部门无甚表现的江作汉来说，是一个超越其能力的工作负担。交通部是刀尖口，自贸区更是立国以来最大的丑闻。一旦江作汉处理不当或者发出不当言论，对于马华的政治前途，可是灭顶之灾。

蔡细历的布局看似尘埃落定，并且势力已经巩固。但是对蔡细历来说，真正的考验根本就不是这一次的内阁布局，而是第十三届全国大选。马华在308大选在40个竞选的国会议席中只中选了15个国会议席。其中有几个，包括曹智雄的亚罗士打、江作汉的红土坎都只是以不超过500票的多数票当选，加上华人厌恶国阵的情绪依然高涨，预测马华下一届的大选前景只有比308更糟糕。强如308之前的黄家定，在马华败选过后也必须负上政治责任而黯然下台。一旦下一届大选蔡细历领军的成绩还差过黄家定，蔡细历的前景也必然很暗淡。

如果快的话，下一届大选很可能就在明年杪或者2012年第一季就举行。预期在明年举行的马华党选一定会展延以准备大选。一旦大选马华再次铩羽而归，党选就是批斗大会。届时伺机已久的政敌，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扳倒这个曾经大起大落的总会长。蔡细历也很可能步上翁诗杰的后尘，成为另外一个短命的总会长。相对于现在蔡派掌控的马华领导层，下一届大选过后选出来的马华领导层才是决定性的。蔡细历能不能做完三届九年，就看下一届大选和党选。如果蔡细历和团队经得起人民选票的考验，那么他就可以放手构筑本身的“蔡氏王朝”，不然他就只会是昙花一现，为别人暖椅的过渡领导人。

土著权威组织 - 巫统的红卫兵

土著权威组织继上一次的马来人大会过后，再一次主办了马来人经济大会。这一次的论调的种族话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也获得当朝首相出席，大会中弥漫越来越猖狂的种族气氛，并持续的蔓延着。

或者马华和其他国阵成员党仍然坚持土著权威组织和伊布拉欣阿里并不能和巫统（国阵）划上等号，但是对一般民众来说，巫统党内右翼领袖对土权组织的认同，就是变相的把巫统和土权组织同化了。加上前首相的力挺，和纳吉毫不避嫌的出席土权组织主办的马来人经济大会，更变相把巫统和土权的政治立场一体化。

纳吉上任后所提倡的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主要以争取非土著选票为宣传主轴，以便可以在下一次大选中，一举收复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但是作为老牌的种族主义政党，巫统在转型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首先，巫统和其控制的国家机器转型必定触碰或剥夺长期以来依靠政党力量获益的既得利益分子，那么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反扑是很强大的。土权就成为他们张牙舞爪的利器，向纳吉施加压力。这样既可以制衡纳吉，也可以避免涉及直接的政治批斗。

土权对巫统内部的影响力，就好象中国文革时期红卫兵对中共中央的作用一般。那是一群极端分子，表面上打着改革或者维护特定群体权利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当权者本身的打手，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当时中国退居幕后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把负责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拉下马，以便可以重新主导政权。同样的，巫统内的极端分子，现在也通过土权，向纳吉喊话，以便可以维持本身的政治利益。

土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巫统种族极端主义的外包工厂。所谓的外包（outsourcing），指的是将旗下的业务之一，或甚至全部，委托或发给承包合约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以节省成本、或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巫统在308大选惨败后清楚了解一旦再流失非土著票源，那么政权可能不保。在巫统领袖眼里，这是一场零和游戏，对非土著释放善意，就可能流失土著票源，反之亦然。巫统如果不想顺得哥情失嫂意，要重获非土著的信任之余，也要维持对土著的印象里，那么就有必要找一个外包组织，承担巫统释放出来的“种族极端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土权就是最适合的组织。

从以上的一个原因来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巫统对土权组织大加包容，就算其言论多么的荒谬，任其他国阵成员党大力反对，巫统中人就是没有对土权组织一指加之。但是这种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态度，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巫统要真正赢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得真正的改革，而不是耍两面，搞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