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模式管理国家的危机

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体系重新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洗牌。原本是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英国和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经已被美国的崛起所取代。世界经济模式也在美国的主导下被重新塑造。依据产业生产链接来分类，这个地球上的国家基本上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主导世界经济模式，作为经济领域发动机的知识产权拥有着、标准的原件生产国（OEM）。这些国家占据了产品和服务研发及销售的战略制高点。他们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做研究工作，掌控着一群最出色的说客，为他们所创造的物品和服务进行推销工作。

第二种国家，就是所谓的代工国（sub-contractor），专门为第一类国家的物品和物品进行中端加工，或者组装。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等都是典型的代工国家。第三种，就是原料供给国。这些国家负责提供制造原料来供第二类国家组装第一类国家发明的产品。原料可以包括物资，如石油、木材、棕油、金属矿物等，也可以是人力资源，如孟加拉、菲律宾输出的外劳。

在三种国家之中，处境最不利的其实就是第二类型国家.首先，第一类型国家由于他们是产品服务发明者，掌握着科研条件和销售网路，经济主动权完整掌握在他们手上。第三类型的国家由于们掌握着工业和经济原料资源，因此在政经上，对上第一类性国家有很大讨价还价的能力。例如掌控石油命脉的中东国家、操控天然气的俄罗斯，以及垄断稀土市场的中国，无不把原料当作他们的政经武器。而且由于原产品价格高涨，第三类型国家的国家生活水准一般上都不低。

而第二类型的国家，既没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没有足以在市场竞争的技术和科学水平，那么处境就很尴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马来西亚正正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困境。曾几何时，马来西亚也是出产战略物资 – 橡胶和锡矿的垄断国。九十年代全面工业化开始过后，马来西亚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电子产品代工和加工国家。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马来西亚并没有很认真的升级去第一类性国家。近年来，政府不断引入各种矿石加工工业，如建在关丹的稀土提炼厂，盛传可能在柔佛州设厂的台湾国光石化企业，以及霹雳州红泥山矿业死灰复燃的传闻，不难看出，政府依然没有下定决心，摆脱加工国家的命运，反而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和报酬，而出卖了国家长远的利益。

代工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过后，无可避免的会面对经济瓶颈。这是因为发展和开拓造成原本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和基建费用随着代工国的经济飞涨而跟着水涨船高。这个时候，代工国就失去本身原有的优势，外资往往会在这个时候转投他国。马来西亚以大量外劳取代本土人力资源，企图和中国、越南、柬埔寨竞逐低价人力市场，诸不知这种做法只会祸延社会，后患无穷。如今更引入危险污染的工业，如稀土提炼、矿石加工等其他国不敢也不屑接受的工业，是让人民对我国的前景更呈忧心。

约翰奈思比在《中国大趋势》里有云，中国从原本一个落后、贫穷、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到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持的就是撑起中国强权的八个支柱。当中的要点，笔者在这里节录下来，那就是思想解放、艺术和学术的酝酿、公平的经济竞争、创新、和世界接轨、勇于尝试等等。一览而过，简而言之一个国家要转型，就是要靠知识开发，在教育和政策上制造有利于创新和发明的外在条件，那才是国家转型的关键点

退出内阁这一番话应该对谁说？

砂劳越选举虽然已经结束近半个月有余，但是其政治涟漪依然没有停止扩散。华裔选票在砂劳越州选中一面倒的投给反对党，已经敲了国阵华基政党的丧钟。作为国阵里唯一一个以纯华裔为党员的政党，马华在一番挣扎后，毅然对选民宣布如果来届大选马华胜选的席位比308的时候少，就会退出内阁，不参与组织政府。

这种做法，在马华于1969年大选惨败后曾经做过一次。当时的总会长陈修信议决马华由于没有获得华裔的支持，决定不参与组织政府。时隔不久，我国爆发513事件，国会和内阁由敦拉萨所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负责政府的行政事务，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军管戒严。那时候马华才重新在国家行动理事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过后出任特别任务部长，负责华人事务。

如果我们把马华两次退出内阁的说辞做一个比较，那两次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形式更不同日语。马华第一次退出内阁的时候，华裔人口仍然占有全国人口的三十巴仙以上（以1965年马来西亚人口作为数据），华裔选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人要组成强势、掌控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政府，都无可避免的需要华裔的支持。而当时的联盟只有马华这个华基政党。因此就算是马华输了超过一半所竞选的议席，但是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力量。联盟只有通过马华接触华社，争取华裔选票才能巩固政权。因此1969年的马华，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除了敲敲华裔选民的竹杠，更多的是向巫统叫板，以便政府可以更注重华裔的利益。也唯有巫统改变，马华才有机会打翻身仗。

来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马华再次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但是这一次在形式上对马华绝对不利。首先华裔人口已经锐减到二十巴仙。而且经过多次不公的选区划分，马华被委派上阵的议席，占总国会议席的五分之一不到。先不说胜选的机率，但是很明显看到马华的力量已经严重萎缩，更被过后加入国阵的成员党分了华裔选票市场的羹。从内部条件的角度来看，马华这一次完全没有本钱和巫统叫板。那很明显的，马华这一次这么做，对象只是华裔选民。要华裔选民在马华，和反对党之中，选其一。

这一种做法，笔者认为适得其反。先不说这种赤裸裸，夹杂无奈和悲壮的要挟可能会引起华裔选民的极度反感，继而豁出去把选票都投给反对党。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马华本身的政治困境。华裔不支持马华，原因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马华给人的印象就是在面对巫统的时候只会不断的退让，并且在巫统的强势统治下，没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能一味的“争取”、“协商”、“讨论”。

华裔给了国阵的华基政党五十年，但是华基政党的表现却让华裔大失所望，这才是他们转而投给反对党的原因。马华由强转弱的关键，是巫统，是有瑕疵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华裔选民。相对的，今天马华如果要背水一战，势要不成功便成仁，那么战的对象，应该是巫统，是不公的国家政策，而不是选民。

马华应该更勇于向巫统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强化本身党员、领导人和候选人的素质。那才有条件争取华裔选民重新把票投给马华。退出内阁的说辞，请马华转而对巫统直言，让选民看看马华真正的勇气和魄力。切莫本末倒置啊

退出内阁这一番话应该对谁说？

砂劳越选举虽然已经结束近半个月有余，但是其政治涟漪依然没有停止扩散。华裔选票在砂劳越州选中一面倒的投给反对党，已经敲了国阵华基政党的丧钟。作为国阵里唯一一个以纯华裔为党员的政党，马华在一番挣扎后，毅然对选民宣布如果来届大选马华胜选的席位比308的时候少，就会退出内阁，不参与组织政府。

这种做法，在马华于1969年大选惨败后曾经做过一次。当时的总会长陈修信议决马华由于没有获得华裔的支持，决定不参与组织政府。时隔不久，我国爆发513事件，国会和内阁由敦拉萨所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负责政府的行政事务，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军管戒严。那时候马华才重新在国家行动理事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过后出任特别任务部长，负责华人事务。

如果我们把马华两次退出内阁的说辞做一个比较，那两次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形式更不同日语。马华第一次退出内阁的时候，华裔人口仍然占有全国人口的三十巴仙以上（以1965年马来西亚人口作为数据），华裔选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人要组成强势、掌控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政府，都无可避免的需要华裔的支持。而当时的联盟只有马华这个华基政党。因此就算是马华输了超过一半所竞选的议席，但是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力量。联盟只有通过马华接触华社，争取华裔选票才能巩固政权。因此1969年的马华，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除了敲敲华裔选民的竹杠，更多的是向巫统叫板，以便政府可以更注重华裔的利益。也唯有巫统改变，马华才有机会打翻身仗。

来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马华再次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但是这一次在形式上对马华绝对不利。首先华裔人口已经锐减到二十巴仙。而且经过多次不公的选区划分，马华被委派上阵的议席，占总国会议席的五分之一不到。先不说胜选的机率，但是很明显看到马华的力量已经严重萎缩，更被过后加入国阵的成员党分了华裔选票市场的羹。从内部条件的角度来看，马华这一次完全没有本钱和巫统叫板。那很明显的，马华这一次这么做，对象只是华裔选民。要华裔选民在马华，和反对党之中，选其一。

这一种做法，笔者认为适得其反。先不说这种赤裸裸，夹杂无奈和悲壮的要挟可能会引起华裔选民的极度反感，继而豁出去把选票都投给反对党。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马华本身的政治困境。华裔不支持马华，原因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马华给人的印象就是在面对巫统的时候只会不断的退让，并且在巫统的强势统治下，没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能一味的“争取”、“协商”、“讨论”。

华裔给了国阵的华基政党五十年，但是华基政党的表现却让华裔大失所望，这才是他们转而投给反对党的原因。马华由强转弱的关键，是巫统，是有瑕疵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华裔选民。相对的，今天马华如果要背水一战，势要不成功便成仁，那么战的对象，应该是巫统，是不公的国家政策，而不是选民。

马华应该更勇于向巫统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强化本身党员、领导人和候选人的素质。那才有条件争取华裔选民重新把票投给马华。退出内阁的说辞，请马华转而对巫统直言，让选民看看马华真正的勇气和魄力。切莫本末倒置啊

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

踏入2011年，中东上演了一幕幕的茉莉花革命。埃及、突尼西亚长期在位的领导人，在民众发起的示威和游行之下，被迫下台。这一股革命气势，正卷席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当地的权威体制和独裁政权，在民众掀起的海啸冲击下，正摇摇欲坠。一连串不断的示威和武装镇压行动，更让陷入革命的国家，显得风雨飘摇。

如果仔细解剖各个茉莉花革命的起源，其爆发的临界点都甚有同点。茉莉花盛放的国家，无独有偶都是国富民穷，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凭借丰富的国有资源取得高增长率，但是赚取的财富却集中在少数既得利益分子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堪比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穷得一贫如洗。其二，这些国家的国民失业率都高企，有着甚至达双位数。单就这个原因，就足以劲爆当权者和民众的矛盾。没有工作，日子就过不下去，破罐子乱摔的情理之下，走上街头一点都不奇怪。

至于在政治上，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国家，一般上领导人都是长期在为，奉行独裁或者集权统治，并严控媒体。民众长期生活在政府和其安全部队的白色恐怖之下，加上媒体完全没有扮演民众喉舌的角色，长期没有宣泄点的情况下，一旦火头点燃了，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回过头来看看马来西亚的状况，我国在某个程度上，的确和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国家有点相似。相似点就是权威式的统治，并且长期一党独大，政权重来没有轮替过。不过，平心而论，我国依然比埃及、突尼西亚、也门拥有更多的政治空间。虽然平面媒体也是某个程度上受控，不过，空间依然存在。

因此在论及马来西亚的“茉莉花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和以上国家的改革方式区别开来。纵观这一轮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之前在东欧、前苏联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革命的结尾带给国家的，都是政治体制混乱，甚至到政府首脑和执政党频密更换，造成政府瘫痪，进而造成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有着甚至面临国家分裂，国家陷入长期的割据。这些状况，都不是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所要的。

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应该以马来西亚现有的状况对症下药。与其响应暴力和流血的茉莉花革命，我们应该往更民主、和平和开放的“白鸽革命”进发。改革的核心，应该由教育制度开始。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是否能走出政治和经济瓶颈，国民的教育素质是决定性的因素。所谓有素质的教育，绝对不是现在马来西亚盛行的“灌输式教育”在灌输式教育之下，知识、理念都是强行灌输给国民的，甚至到一种程度，连投给那一个政党也是灌输教育的内容之一。“白鸽革命”，要的是把现有的灌输式教育，转成“研讨性教育”，并且加强社会教育的比率。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灌输式教育和研讨性教育的分别 。就以国民政治选择来说，灌输式的教育会灌输您投票的取向，劝导您投给哪一方。研讨性的教育则不，它只会教导您分析、研讨的方式，然后让你的脑袋自己分析，并做出选择。

加强社会教育的部分，主要是让国民可以有更宏观和远大的眼光来思考一个议题。在一个议题面前，经过社会教育洗礼的国民不会只是以资本主义的心态来衡量并作出决定，反而会夸大考虑的层面到社会、教育和对未来的冲击上。只要国民在更有知识和积极的前提下更关心这个社会和国家，那么白鸽革命的进程已经是敲响了。

回应李总理：我们需要两线制

新加坡总理日前于报章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新加坡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成为两线制的国家。访谈里，他并直言，两线制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很难确保，另一个阵营的候选人的素质也可以达到执政党标准的明星阵容。这一番言论，相信在我国政坛中会引起不小的反响和迷思，尤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都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patronage）国家，而且新加坡无论在各方面，都是我国学习、比较和竞争的对象。

套李总理的言论而言，到底我国是否和新加坡一样，也不需要两线制呢？那我们得先实际探讨一下，到底两线制的作用和政治角色是什么。两线制，或者也称两党制的模型，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那时候的英国一直都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直到二十世纪初，代表工人利益的工党崛起成为国会第二大党，成为了主张对绝大部分事务都减少政府干预，中间偏右的保守党之主要政治对手。从两党制的起源来看，两党制的存在源于政党对政策理念上的不同，造成施政方向的不一样，进而演变成两党制。

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两党制的存在反而不是因为很清晰的政治路线分歧，而是在政治上给予执政党强大的制衡。这一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两线制里的中等（moderate）强大反对党，一般上扮演看门狗（watch dog）的角色，对行政体系起着强大而严密的监督，以防止施政过程中出现不法的贪污舞弊。至于第二阶段，两线制里拥有和执政党同等（equal）强大的反对党，那么反对党一般上都会成立影子内阁，并由适当的国会议员出任各影子内阁部长，分科管工的针对每一个政府部门提出相应的意见，以及监督及制衡。反对党并有完整的政治论述出台，供人民参阅，以及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在反对党虎视眈眈之下，执政过程中会更贴近民意，以民为本，以便保持政治优势。

总结以上两线制的好处，那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政治境界。但是为何新加坡不需要，而且更倾向单一政党独大呢？ 更诡异的是，一党独大的新加坡，不但没有出现如我国行政体系形形色色的政治贪腐舞弊，反而还形成世界上其中一个最高效的政府。这点在探讨两线制的必要性的时候，不能被忽略。

也许我们引证另外一个例子 – 香港，那么可以更透彻的解析固中原因。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一党独大的国家，但是无独有偶，他们都以自由、开放、廉洁的行政体系和施政而闻名。揭开谜底，那就是因为就算没有反对党的制衡，他们依然有强大、中立和廉洁的公务员体系、执法系统以及司法机关。这是殖民者就给他们的最大宝藏。有效的公务员系统确保所有公共政策可以不偏不倚的贯彻下去，中立和廉洁的执法系统（警察、反贪机构等）代替了反对党的角色，对行政体系起到制衡和监督的作用。想象一下香港高效率的廉政公署和警察部队，无不让欲贪污滥权者三思而后行。至于司法机构，它乃国家体制最后的后盾。一个拥有健全司法制度的国家里，行政当局的施政都不可能逾越宪法所制定或者国会所授权的范围。所有不符合宪法或者国情的施政，都可以被提呈到司法机构里推翻。它赋予并保障公民纠正行政当局的权利。

回顾马来西亚，我们缺乏以上的条件，素质低落的公务员体系，大众对执法当局的信心低落，加上引人诟病的司法系统，让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拥抱两线制才能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

所以，李总理啊，我们真的不能像新加坡这样。我们需要您，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