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据反驳“华人海啸论”

大选过后，巫统掀起了所谓“华人海啸论”导致国阵这次大选惨胜的论调，再加上国内极端非政府组织的推波助澜以及马华总会长“两种族制”论调的附和，仿佛华人应该就国阵选举的折损负上最大的责任。

实情则非如国阵领袖和非政府组织这等目光狭隘及非科学性分析之下所得到的结论。笔者以国阵一向来引以为傲的定存州 – 柔佛来做一个科学化的分析，以便可以得到更中肯的答案。选择柔佛州，因为它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半岛的缩影。柔南 – 包括地不佬、新山、埔莱、振林山、巴西古当等国会选区是高度城市化的选区。柔佛东海岸 – 哥打丁宜、丰盛港和边加兰，则是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乡镇地区。而柔北、柔佛内陆选区和柔佛东海岸的笨珍、丹绒比艾则是半城乡地区。

这三种选区合成则形成半岛选区分布的缩影。再加上柔佛州各族群的人口比率接近马来西亚人口的比率，因此以柔佛州州议席的选举成绩作为一个系统分析，可以起到反映半岛选情的杠杆作用。

首先，国阵在柔佛州议席总体的得票率从2004年的77.67%，降低到2008年的63.29%，在2013再急剧下降到54.06%。除了柔佛东海岸乡区的总得票率从2008年的56.29%上升到2013年的78.93%以外，国阵这次大选无论在柔南、柔中、柔北和柔佛西海岸的得票率一律平均下降大约10%，尤其柔南选区的总体得票率更是跌破50%，只有区区的48.82%。这个现象说明了，国阵在这过去的三届大选里，只能在绝对乡区的选区里提高本身的支持率，反而在城市地区或者半城乡地区，支持率只有节节败退。所谓过去支配的定存州，现在只不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

再看看这一届大选，柔佛州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选民分别增加了19.83%、16.78%、以及29.98%。我们假设这次大选马来人和印度人全部都支持国阵而华人全部都支持民联，那么在马来人和印度人无论人数总和还是增长率都高过华人的情况下，国阵总体的得票率和2008年相比应该呈上升状态。但事实上华裔并不完全都把票投给民联，而国阵总体的得票率也下降了9%。那只说明了一个具体的现象 – 马来人和印度人不但支持民联，而且人数还呈几何数的增长。

以柔佛州州议席成绩作为一个缩影，总体而言，国阵这一次的惨胜，是城市选民联手拒绝国阵，而非如纳吉和蔡细厉所言，是单单华人投下反对票造成的，更没有所谓的两种族制存在。至于为什么马华、民政党惨败，而巫统的议席反而增加，原因在于选区划分不公，而不是种族因素。

未来国阵如果还不对症下药，而只会一味以种族主义作为败选的借口，那么不断增加的年轻选民，以及无可逆转的城市化浪潮，将加速蚕食国阵现有的政治据点。失去政权，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革命尚未成功，人民仍需努力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已经结束，尽管在反对党遍地开花的政治运动和街头演讲带动之下，民联仍然不能入主布城，但是无论如何，人民已经掀开历史新的一页。选举激情过后，还有更多重要的议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

首先，这次国阵靠选区划分不公和乡区选票不光彩的过关，已经让国阵意识到在未来必须死守西马郊区和东马内陆选区的选票。以现今局势看来，每十年划分一次的选区在国阵或者未来民联执政的情况下都无法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会至少维持二十年不变。城市化的步伐将一步一步把乡区变成城镇，而这明显是很不利于国阵的。一旦国阵通过权威体制蓄意把城市化的涟漪隔绝于这些地区，再通过糖果政治大撒金钱，以变相的愚民政策维持乡区霸主的地位，那么未来马来西亚将陷入另一场城市对垒乡村的阶级斗争。这么一来，只利了那些政治人物，而苦了我们马来西亚未来的孩子。

未来如果我们心系改朝换代，显然的，当前选票的力量是不够的。从308到505所蓄积的力量很可能已经到了饱和点，如果我们再不开拓新的力量泉源，纵然下一届大选我们依然可以维持505的动员力，充其量也只能让民联和国阵形成对峙，改朝换代只会是空谈。

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国阵（巫统）牢控的乡区时，单凭网络媒体和政治集会是无法打破乡镇政治隔阂的。首先，乡村人和城市人的要求很不一样。三餐温饱以及安居乐业已经是他们最大的祈求。所谓改革，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为他们平实稳定的生活到来不可预见的动荡，因此他们会大力排斥。除此以外，民联三党的政治领袖大多凸显精英分子的色彩，对乡区人民来说吸引力远不如草根性强、银弹丰厚以及组织庞大的巫统。

和308相比，民联在505过后拥有的优势是在柔佛、彭亨和东马胜选了更多的国州议席，扩大了基本盘，建立了更稳固的据点。以后要发动选举攻势，地方上的组织力和机制将加倍强大，而无需从其他州属调动人马跨州竞选。地方组织成型后，民联得考虑换一个方式和乡区人民接触。这时候不妨抄袭马华的终身学习运动、菜篮运动，以及马华最引以为傲的升学辅导和入学讲座   - 以这种精英制和草根性的铺成，来经营和扩大得来不易的胜利。

当然，这并不等同要民联重蹈国阵成员党的错误，来个逃离政治，而是通过这个双管齐下的方法，以间接的方式传达一个信息给乡区先民  -

“你其实并不需要满足于现状，你，其实可以过得更好！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马来西亚国家发展道路吊诡之处

一般上，新兴的亚洲国家都遵循一个固定路线来推行国家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首先从农业国家往工业国家转型，在这个阶段政府会提供很多优惠给愿意设厂的外国公司，甚至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外资的亲睐而牺牲环境卫生、人民健康等。这一波发展带来的第一桶金，就会被转移来进行基本设施的发展，建设完整的公路网、水供、电供、通讯、网络设施等，再进一步以这些优势来争取更多更高阶的外资。同时政府也会大力投入国民教育建设，为未来“软实力”的竞争做准备。

这种发展路线，会有一个瓶颈，那就是随着基本设施饱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低廉的设施和劳动力不再成为该国的核心竞争价值的时候，那么外资就会开始撤离，到另外一个刚要起步的国家设厂 – 情况就和蝗虫肆虐一般。这时候，要持续发展下去，要么转型打造出国家本身的核心竞争价值，如旅游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再不就是工业、产业再升级，把原本的低阶工业，提升到高科技工业领域 – 情况就如当年韩国三星由代工工厂转型成今天世界级的电讯业巨子。

那回看马来西亚，情形是怎么样呢？

马来西亚的情形，笔者用吊诡来形容。

自70年代马来西亚发现石油开始，政府无疑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发展国家，马来西亚也迎来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济起飞、基础设施发展蓬勃的欣欣向荣。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开始摆脱种植业作为经济火车头，展开工业国的脚步。在工业化顶峰时期，国产车成为国内的主流交通工具，是国民的光荣，而槟城头顶“东方矽谷”的美誉，成为美国的岸外半导体制造中心。这万万不是台湾、新加坡、泰国等所能望其项背的。

但这个景象其实只是回光返照。工业化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量输入领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可以在人力成本因为国民生活水准提高而飙涨之余依然维持廉价，这时候，台湾已经开始限制引进外劳，并强制企业转型，把生产线全制动化 – 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升级。而形形色色的国产消费品，包括国产车、电器等，在经历了一波人民狂热的爱国情绪购买后，销售量开始走下坡。面对厄境，国企并没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反而通过关税限制来限制舶来品的销售空间，保护本身的市场份额。外劳和国企无法进行产业升级这两个因素，注定了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将面对无以为继的局面。由于本地工业无法自我升级，因此原本计划由城市工业化作为驱动器，继而扩散到乡镇地区的发展涟漪效应也就此断绝。这也标志着我国乡镇和城市地区的贫富差距开始无限制扩大。

在政策上，政府被逼持续投入更多资金来扶持那些竞争力低的国企，同时开辟第二道路 – 纯粹的大型发展计划（mega project）来推动我国经济。当然，没有名言的是，这第二道路其实是执政党供养朋党的饲养场。许多土地、发展计划都通过闭门方式直接颁给执政党的朋党公司，作为他们的报酬，也顺道作为政治利益，把他们在党内政治绑桩，以便把自身的势力再扩大。吊诡的是，虽然执政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都以发展牌作为核心竞选宣言，但是过去53年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失衡的发展，城市地区因为朋党的计划而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乡镇地区却几乎没有任何转变。原因无他，当执政党发觉它在城市面对公民意识高涨、高教育程度的选民越来越难讨好时，确保乡镇地区依然牢牢受控便是首要的政治任务，以确保执政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这些都通过限制资讯流通、拖缓地方发展等变相愚民政策来达致目的，确保它们永远是执政党选票的定存。

政治正确和历史功绩观 – 写在来届大选前

新年期间，趁着在中国工作的老友回槟城过年。我们这般许久没有欢聚的钟灵生犹如回到中学时期，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下来，话题也渐渐从话当年转移到现今时事。

在苏州工作的老友，对马来西亚这几年的状况显得最为无奈。还记得他2003年孤身一人到苏州大学求学时，苏州依然是一个不毛之地，四处依然是等待开发的工业地带，当时从苏州到中国第一大城市 – 上海，需时90分钟。十年过去了，现在，从苏州到上海，乘坐高铁只需要20分钟。对在中国开私募基金公司的老友来说，马来西亚10年没有寸进，当中国的银行、快递都提供一周七天的利商服务，淘宝网几乎让你躲在家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购物的时候，马来西亚依然止步于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如何提升商业机构服务等纸上谈兵的话题。显然，中国在这十年不止后来居上，而且远远抛离我们。

90年代前，中国曾经经历过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等政治大动荡。这些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严重削弱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总量。再加上一党独大之下所造成的司法偏差、官员滥权贪污腐败，在这样的千疮百孔的政治环境下，中共依然可以作为一个专政政党而屹立不倒，很显然的，靠的不只是霸权和独裁 – 不然早就步上东欧和苏联的后尘，在人民革命中烟消云散。

那它是怎么度过以上的危机，并带领中国迎来90年代的经济春天呢？答案就是中共的自我变革。

中共奉行一套诡异的“政治正确观”- 在政治上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在社会、国企、民营机构甚至非政府组织都设立层层的党组，确保党由上至下全面的控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依然维持这种制度，但是却任命了更多高学历、专业和放洋归来的人士负责经济领域的操盘，同时候投入巨资训练本身的党员 ，保送他们到欧美著名大学  - 哈佛大学甚至为此特地为中共设立了一所培训学院。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共产党收获社会上最顶级的人才。

这些最顶级的人才同时后拥有党员和各个机构CEO的身份。由人才兼党员来策划执行正确、专业的政策，而这些正面的政策到最后就会归功于党，党就尽揽所谓“政治正确”的功劳，然后再一层层传递，人才再成为党本身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中共如何变身再脱离困境的法宝。

回看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里的主干政党巫统基本上循同样的一党独大模式来统治马来西亚。和中共不同的是，巫统不存在自我变革的意识，更无杰出的人才。因此所谓的政策都以朋党的意愿为皈依，再由党内以利益分配的形式由朋党执行制定的政策。直接的效果是，政策执行力低，政策产物的素质差劲，以致公民意识崛起造就民联的茁壮后，巫统只能处处挨打，全无还手之力，甚至还得靠一个导演，来拍一个烂片，来提醒人民关于国阵的历史功绩，突出首相老爸如何的勤力为国为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种资讯迅速流通的年代，连伟大领袖毛泽东都被中共定义为功过三七开，一个区区前首相，加上国阵的历史功绩，就真的可以扭转选举的厄境吗？就算让你确立选民的历史功绩观，但你没有人才为你治党治国，到最后，也会和过去的专政政党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