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SIH 3.0后记-政治阳谋和人性

428当天，超过十万人上街响应BERSIH 3.0的号召，把吉隆坡染成一片片黄绿相间的情景。而这也彻底改变了我国的政治格局。 


集会当天，笔者静坐的地方刚好就在安美嘉、奴鲁伊莎和傅芝雅演讲的四轮驱动车旁边，潘检伟和巫程豪就坐在我身旁。安美嘉在民联的国会议员演说完毕过后作出总结，然后就宣布集会成功并解散。对人民和净选盟当局来说，这一场集会以和平结束作为一个句点堪称完美 – 空前的人数、团结的群众、高涨的士气，向政府表达抗议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情形开始有点失控，有一小撮人高呼往独立广场前进，安美嘉和四驱车上的民联国会议员正疲于阻止车子前进。这个时候，独立广场开始传来催泪弹发射的消息，情形就急转直下。


 到底是警方开了第一枪？还是民众不顾禁令闯入独立广场？这点已经成为历史谜团。笔者尝试从政治和人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乱，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整个集会对国家政局未来的影响。 


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这场集会如果和平结束的话，对他们而言还真缺少一些应得的政治筹码。对反对党来说，只要执法当局强行镇压示威的民众，那么悲情效应的凝聚力就会带给他们更多的选票。对执政党来说，只要有暴民肆虐的状况出现，那么就会引起中立选民对游行本意的质疑，进而打击净选盟和反对党的诚信，执政党就可籍此拉拢这些所谓的中间选民，巩固大选的胜算。依据以上的政治推论，集会当天有人故意捣乱，制造双方都期待出现的破局，那一点都不出奇。 


只是，要制造麻烦容易，要控制局面以便转换成为本身的政治筹码，那可很考究操盘手的能耐了。从集会过后人民的反应看来，执政党这一次是严重失分。他们严重低估了响应游行的人数，以及净选盟的影响力。执政者单方面认为，大多数的民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应对国内反越战运动而提出的论述，情形和我国执政党现在面对国内如水银泻地般社会运动的被动局面相似。尼克松认为，那些站出来游行示威、强烈反对越战、甚至攻击警察机关的人们，虽然显得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却并非大多数，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声音却被这些激进的呼喊所掩盖；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爱国的，不希望国家走入颓势，只是种种原因，他们并未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处于沉默状态。我国执政党盲从这个理论，而导致他们误判428的情形。 


十万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指标呢？巴生河流域大概有六百万人口，扣除人数庞大的外劳、行动不便的老人、年龄不足的小孩，以及执政党的中坚党员，很可能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走上街头抗议，向你还以颜色。善忘的执政党还严重忽略了游行前几天，民联揭露选举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是巫统党员这个课题对中立选民的冲击。如果说之前中立选民对国内出现的选举舞弊还是半信半疑的话，那“党籍门”这个课题无疑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已经不再沉默，而是和你对立了。那么，所谓“制造”暴民现象以获得中立选民同情分的理论已经是绝路一条。执政党在下午两点游行人数到达高峰的时候，理应就了解这一点，而改变应对策略。只可惜，事情还是发生了。 


警察在这种人民一面倒的情况下，最好的反应就是坚守独立广场，只要确保民众没有闯入独立广场，高举法庭庭令的旗帜，把驱逐行动维持在最小的范围内，那就很完善的保护法律的尊严，为执政当局加分了。事实是，警方不但大肆逮捕民众，这一次连媒体都杠上了。有人问说，为什么警方一旦动手就去到这么尽？笔者想引用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著名的“史丹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和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来解释警方这么一番反常的举动 – 当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平常站在暴力权威顶端的执法者，忍耐不住民众的挑拨，一旦发现一个可以合理化他们爆发行为的理由（也就是民众违反庭令），忍耐多时的兽性就在瞬间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就算警方知道这么蛮干会引起一连串的负面效果，他们也失心疯的蛮干下去。 


428过后，执政党应该已经打消六月举行全国大选的念头。这一次的集会，执政当局不但把真正中立的选民逼向墙角促使他们反弹，连一向来对执政党含蓄指责的平面媒体，也因为本身的记者连遭不幸，而大力鞭鞑执政当局，至于警察更是千夫所指。当你的枪杆子（警察）失去合法性和民众的信心，笔杆子（平面媒体）又窝里反，这种对权力和舆论仅余的微薄控制力，我很难想象对执政党来说前路是如何的艰难。一旦执政党无法在短期内给民众一个体面的交代，或者是派出一些政治糖果安抚民众，只怕428的效应就此一发不可收拾，执政党很可能就此卷铺走人，埋没在历史的洪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