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你的票，可以不可以？

最近，国内发生一连串的政治乱象。自退伍军人别开生面的屁股操开始，一连串针对净选盟和在野党的政治暴力接连而来。在野党政治讲座不断被骚扰，甚至发生公正党领袖带领印裔社会处理公民权问题而遭国大党青年团团长殴打，出席政治讲座的平民被致伤等流血事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不胫而走。

这一连串的暴力流血事件绝对不是巧合，它们显示了当权者已经处在极度焦虑不安的政治情绪，甚至在崩溃边缘。事缘政治人物是世界上最会精打细算的人，任何事情都已利益为先。出动有组织性的暴力，当然也只为了选票。吴思在其著作《血酬定律》里提到，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把场景换来马来西亚，以“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流氓发动政治袭击，这种变相的合法伤害权让当权者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

笔者尝试整理出一个完整的脉络，以便可以更仔细的分析这一切暴力行动的原委和未来发展形势。一切事情的开端，由净选盟集会开始。净选盟的集会，让当权者意识到，人民并没有因为当权者之前的软性诉求而回心转意，反而一连串处理不当的丑闻（养牛门、潜艇门、稀土、山挨），到口不到喉的假改革(旧酒新瓶的集会法令、新大专法令)，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让当权者陷入苦战。而净选盟在历经三次社会动员的洗礼后，已经变成我国历史上声望最高、动员力最为强大的社会运动。未来国阵政权最大的威胁，不是安华，不是民联，不是伊党，而是这个广纳全民的庞然大物。

面对这个非常规对手，单从政治层面打击，瓦解不了他们对当权者带来的政治冲击。最好的方法，就是瓦解净选盟的道德合法性 – 以安美嘉的性取向为攻击主轴，模糊她做为前律师公会主席的专业性，把她塑造成社会边缘人的角色，这样和她挂钩的任何反动事件就显得合情合理。然后再通过一连串的外围暴力事件，形成恐怖的气氛，让428发生的暴力事件成为他们接下来在各种场合以暴易暴的借口，让净选盟成为代罪羔羊。

这么一个操作模式，在当权者眼中，可以起到一石三鸟之策。第一，让住在安美嘉附近的高收入群体，对安美嘉为所居住的社区引来这么多麻烦而对她感到厌烦，继而希望这个反应可以如涟漪般在高收入群体间扩散出去，减低在野党的支持率。第二，凝聚穆斯林的宗教情意结和保守价值观，突出安美嘉是一个道德沦丧的非穆斯林，穆斯林绝对不宜接近此人，以此让土著和净选盟切割，拆散净选盟，再形成一个连锁反应，连带把伊党扯上，让伊党失去宗教的制高点。第三，把净选盟包装成国家动乱的源头，把这个资讯在偏远地区广为传播，巩固当权者在这些地方的票仓。

在当权者的想象画面里，只要可以巩固乡区的支持率，配合城市地区发动白色恐怖事件所带来的游离票，将可以保住政权，甚至夺回三分之二。只不过这个设想，有一个天大的漏洞，那就是，所发动的政治攻击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和当权者隔开，这样当权者才不会因为扮演双簧（自己玩，自己爽）的角色而陷入信心危机而崩盘。但当权者天真的低估了网络的威力，这些乱源发动者，我们称之为乱人，没两下子就被网民人肉搜查出来，他们无一不和当权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着甚至是执政党的基层领袖。这样，洋把戏就穿帮了。

在这么一个情形下，当权者不但不可以向在野党找碴，相反地，还要求神拜佛在野党不被骚扰，在他们被攻击的时候，还要派警察保护他们。盖因任何的冬瓜豆腐，账可是记在当权者头上。只可惜当权的只懂得如何在贪污腐败的账本做手脚，对本身的政治因缘簿，却算得不甚清楚，以致以上如此失策的举动，被当成挽救败局的良药。

故事分析完了，至于，如果你问我，给我你的票，可以不可以，答案很明显，不能！

小邓的国际金融中心，小林的廉政政府

邓章耀受委成为槟城国阵主席过后，推出了一系列重新打造槟城的竞选宣言。虽然还没有看到小邓的全盘计划书，但是其提出的计划，诸如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海产渔业枢纽等，坦白说真的让人耳目一新。从行动党众人不断把邓章耀当成箭靶，就知道小邓这些棋步，下得不算太差。

民联或者国阵，两者的执政风格很不一样，各有优劣。就以小邓的宏图大计来说吧，那是难得一见的宏观计划，但是似乎未经详细规划就仓促提出，计划中的漏洞和长远忧虑依然不少。就以建议中的威省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槟城是不是有这个条件成为另外一个区域性的金融枢纽，媲美上海、新加坡、香港、东京等？答案是不。环顾全球金融中心，西半球起的纽约、伦敦，到新加坡、香港、上海和东京。它们都拥有几个条件，是马来西亚，或者槟城现时所不具备的。

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拥有足够的市场资金来投资并带动，战略位子更是重要。全球成功的金融中心，每个区域都只有一个，以便可以海纳百川把资金集中在一起。地理上，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东京连成一个日不落的金融投资活动线，让全球投资活动永不停休。上海的崛起，则是得益于两岸三地的超庞大经济总量，而后来居上，是一个异数。回看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金融中心尚可，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就很勉强了。我们以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数据作为指标，来看看马来西亚金融活动的表现。在1996年，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股总市值排名全球第十一，在亚洲只落后于日本和香港，大幅领先排名于第十八的新加坡。时至今日，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股总市值已经落于新加坡和上海之后。马来西亚现时上市公司总值只有国民生产总值（GPD）的150%，和1993年，高峰期的328%相去甚远。再看看总交易量，现时我国上市股票交易量只有GPD的37.9%，而1993年的高峰期，则是229%。

研究了以上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吉隆坡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仍然没有达到上佳水准，其依然有很大的空间等待资金的填补。如果槟城也发展成为另外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但分薄了资金的流动，也形成角色重叠，对两方面来说都不讨好。纳闽的失败也正是前车之鉴。槟城作为一个高科技生产中心，和世界文化遗产，应该以转型成高科技科研中心，和世界人文文化研调中心为发展步调。通过这两点，带动银行金融业的需求，下一步，才可能考虑是否有必要转换成金融中心。

国阵在拟定重夺槟城的大计时，固然推出了一连串看起来很有前瞻的计划，但是如果以所提的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定点，这根本和国际金融中心和现时槟城的政经定位和核心竞争价值（core competency value）根本不符。由于国阵政治品格的破产，在拟定竞选宣言的过程中，根本无法以硬性价值观（公正、效率、平衡、廉洁等）作为制高点，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而国阵一些如稀土厂、劳勿山埃、一个马来西亚健保等政策失误，也让他们无法以推销软性价值观（环保、健保、爱心社会）作为卖点，不然那等于挂自己老大一巴掌。因此就唯有以大型发展政策为武器对阵民联。但这些计划先天性必须和中央政府挂钩，不然绝无法可以实行，也由于这样，倡导这种路线的槟州国阵无论由谁领导，绝对受制于中央政府，政策独立性绝对不存在，政策的成功性，直接取决于州首长和中央首长的关系。就这两点而言，是天大的危机。

回看民联州政府，他们的竞选主轴和国阵正好相反，主要都是在推销反贪、公平、廉正等硬性价值观，以及在州政府权利和财力范围内，推动环保、节能、福利州等先进国一贯实行的政策模式。纵观这四年来民联州政府的表现，至少在普通民众眼里，他们还算是身体力行所提倡的政改价值观。但我们决不能一厢情愿迷信于政客的自制能力。毕竟所谓反贪、廉政等在现阶段来说都是人治之下的表现。这种执政风格到底会不会因为民联长期执政而变得糜烂，谁也不知。而且一旦政府内的骨干犯下任何错误，都将成为敌对阵营抨击的弱点，民众的良好感觉，也将因为这点而消失。民联未来如果还是要继续经营政治价值观这一块，并将之转换为州政府的品牌，那必须设立一个明确的问责制系统。任何涉及贪污腐败的政治人物，将必须遵循一套系统受冻职、辞职或开除。这样才可以彻底取信于民。

以上论点，主要浅析民联和国阵在未来全国大选的竞选模式，以及他们的前景和缺陷。至于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看民众向往破格的发展，还是接纳小范围的改变和所提倡的政治价值观了。

邓章耀的自由港 – 杂评两语

新官上任，邓章耀雷霆万钧推出了一系列的竞选宣言，当中，要数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深深触动了州民的心。笔者作为完整的槟城人，不尽也为邓章耀的建议怦然心动。

但心动归心动，槟城此时此刻，到底是不是和重新成为一个自由港，然后也变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还是要撇开州属情意结而深入探讨。

二十一世纪的槟城，到底是不是重新成为一个自由港呢？坦白说，自由港的重置，对槟城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充其量以后你跨过槟城州属边界的时候，需要给关税局折腾一番，但是这一番折腾换回来的的却是价格低廉的奢侈品、人人一辆入口车、以及享之不尽的美酒和香烟。但是，这么一个景象，符不符合槟城长远的规划与发展呢？回顾马来西亚仅余的自由港 – 浮罗交怡、刁曼岛和纳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 经济活动单元化、就业机会偏少、缺乏大幅度的跨领域跨国界商业活动。这个不是巧合，而是自由港的局限性所造成。

自由港固然大大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和州民花费奢侈品的能力，但是正由于免税商品的竞争性，州民必然大力投入售卖免税品的经济领域。这一个趋势，短期而言将造成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长期来说，槟城引以为傲的电子高端工业，将因为人才流失去其他行业而一蹶不振。槟城自上个世纪失去自由港地位过后，由林苍佑带领槟城转型，形成自成一格的高端工业系统。这个工业体系由跨工高科技公司、本地工厂、深具竞争力和完整的产业链（供应商、物流公司、代工工厂）等组成，加上与其紧紧配合的训练学院（林苍佑当年为了让工业区更具竞争力，于是设立了槟城技术发展中心，PSDC，作为人才培训基地）。环顾整个马来西亚，说槟城的工业区为马来西亚科技之巅，一点都不为过，而这个巅峰，却是以上环环紧扣得来的成果。自由港一旦成立，整个经济活动就会一面倒倾向消费品商业活动以及旅游业。这些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培训机制，无可避免的将渐渐萎缩。

自由港所带来的经济优势，通常在刚刚兴起的城市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免税将会带动民间经济活动，制造出不少新的工作机会。对缺乏智慧型人力资源的城市来说，这尤其显著。但对现时的槟城来说，我们短时间内不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我们需要提升的是就业机会的质量，也就是必须往高阶工业和智慧型工作转型。自由港所带来的优势，对一个新兴的智慧型城市来说，只会形成跨领域合作的局限，却无法有效提高经济总量。

至于自由港提升旅游业之说，那也不过是一个假象。一个城市的旅游业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决定性因素是文化的底蕴、旅游点子之创新、环境安全和卫生、交通及通讯之方便，以及政治的稳定性。要和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地竞争，唯有扎实的经营本身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长远的规划设立更多独特的旅游景点，在交通规划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努力维持地方上的清洁和治安，那才是长治久安之道。最近笔者有一批朋友前来槟城观光，三天的背包旅行过后，他们的评语是 – 现在来槟城，可以搭乘免费的公共巴士，在世遗区，深刻体会槟城历史悠久的多元文化，品尝深具特色的道地美食。至于如果要寻找任何旅游资料，一个智慧手机加上免费无线上网，问题就解决了。这一番话，基本上涵盖了一个好的旅游区，应该由的特质。

自由港对槟城来说，无疑锦上添花，但是事情有轻重急缓之分。笔者认为，如何把槟城转型成为一个智慧型城市，才是新任国阵主席的首要任务，自由港与否，反而显得不太重要了。

 

容许继续贪污腐败，还是迎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对许多真正中立的选民来说，未来全国大选把票投给哪一个阵营，是一件伤透脑筋的事情。

308过后出现的新政治格局，带给国阵和民联巨大的挑战。这四年来，双方各自开足来争取政治优势，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打得难分难解。

对真正的中立选民而言，国阵最大的问题就是贪污腐败。308过后国阵的贪污腐败一点也没有收敛的姿态，反而爆出“养牛门”、“潜艇门”等涉及上亿资金的政治丑闻。未来如果把票投给国阵，那无疑向贪污腐败滥权投降，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财富，缴纳给政府过后，被一群无耻的政治人物任意挥霍。除此以外，投给国阵还必须冒着一旦它重获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就会不惜一切通过选区划分等修宪手段，来巩固本身的政治优势，确保政权不再旁落。一旦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两线制就会被掩杀在历史洪流里。投给国阵的人，就必须负起历史的包袱。

但是，如果把票投给民联，那就等于迎向一个未知的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诸难预料。环顾民联执政的州属，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执政方针的不一致性，素质也是天差地远。吉打和槟城隔邻，但是政绩和口碑相距甚远。槟城力主落实新加坡似的精明城市，但是吉打却走回头路，往单一宗教为主的神权路线发展。就以全马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雪兰莪州和槟城相比，两个性质相近的州属，执政方针也不尽相同。马来西亚不同中国、美国等地广人博的国家，各州属固然应该有本身的特性和自主权，但是各州之间可以互相配合的特点，进而创造出来的合作空间，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况且，从国阵力竭以及内讧而爆出的民联丑闻看来，民联开始染上了国阵裙带主义和朋党的作风，这点，绝不是当初投给民联的选民所要看到的改变。 至于民联执政过后，会不会比国阵更大力推行回教化政策，这点，笔者固然认为机会略小（在没有得到巫统的全力配合下，回教党绝无能力以自身能力推动修宪，改变我国世俗政治体制），但是吉打州民联政府推行的回教化政策，实在让非穆斯林感到不安。

以上的因素，就是真正中间选民投票时最终的考量。到底继续容许国阵政府贪污腐败，还是迎向一个不知的未来的政治成本比较高？任何一方如果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以上的问题，获得中间选民的信心，那么，他们肯定是最终的赢家。

BERSIH 3.0后记-政治阳谋和人性

428当天，超过十万人上街响应BERSIH 3.0的号召，把吉隆坡染成一片片黄绿相间的情景。而这也彻底改变了我国的政治格局。 


集会当天，笔者静坐的地方刚好就在安美嘉、奴鲁伊莎和傅芝雅演讲的四轮驱动车旁边，潘检伟和巫程豪就坐在我身旁。安美嘉在民联的国会议员演说完毕过后作出总结，然后就宣布集会成功并解散。对人民和净选盟当局来说，这一场集会以和平结束作为一个句点堪称完美 – 空前的人数、团结的群众、高涨的士气，向政府表达抗议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情形开始有点失控，有一小撮人高呼往独立广场前进，安美嘉和四驱车上的民联国会议员正疲于阻止车子前进。这个时候，独立广场开始传来催泪弹发射的消息，情形就急转直下。


 到底是警方开了第一枪？还是民众不顾禁令闯入独立广场？这点已经成为历史谜团。笔者尝试从政治和人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乱，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整个集会对国家政局未来的影响。 


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这场集会如果和平结束的话，对他们而言还真缺少一些应得的政治筹码。对反对党来说，只要执法当局强行镇压示威的民众，那么悲情效应的凝聚力就会带给他们更多的选票。对执政党来说，只要有暴民肆虐的状况出现，那么就会引起中立选民对游行本意的质疑，进而打击净选盟和反对党的诚信，执政党就可籍此拉拢这些所谓的中间选民，巩固大选的胜算。依据以上的政治推论，集会当天有人故意捣乱，制造双方都期待出现的破局，那一点都不出奇。 


只是，要制造麻烦容易，要控制局面以便转换成为本身的政治筹码，那可很考究操盘手的能耐了。从集会过后人民的反应看来，执政党这一次是严重失分。他们严重低估了响应游行的人数，以及净选盟的影响力。执政者单方面认为，大多数的民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应对国内反越战运动而提出的论述，情形和我国执政党现在面对国内如水银泻地般社会运动的被动局面相似。尼克松认为，那些站出来游行示威、强烈反对越战、甚至攻击警察机关的人们，虽然显得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却并非大多数，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声音却被这些激进的呼喊所掩盖；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爱国的，不希望国家走入颓势，只是种种原因，他们并未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处于沉默状态。我国执政党盲从这个理论，而导致他们误判428的情形。 


十万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指标呢？巴生河流域大概有六百万人口，扣除人数庞大的外劳、行动不便的老人、年龄不足的小孩，以及执政党的中坚党员，很可能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走上街头抗议，向你还以颜色。善忘的执政党还严重忽略了游行前几天，民联揭露选举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是巫统党员这个课题对中立选民的冲击。如果说之前中立选民对国内出现的选举舞弊还是半信半疑的话，那“党籍门”这个课题无疑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已经不再沉默，而是和你对立了。那么，所谓“制造”暴民现象以获得中立选民同情分的理论已经是绝路一条。执政党在下午两点游行人数到达高峰的时候，理应就了解这一点，而改变应对策略。只可惜，事情还是发生了。 


警察在这种人民一面倒的情况下，最好的反应就是坚守独立广场，只要确保民众没有闯入独立广场，高举法庭庭令的旗帜，把驱逐行动维持在最小的范围内，那就很完善的保护法律的尊严，为执政当局加分了。事实是，警方不但大肆逮捕民众，这一次连媒体都杠上了。有人问说，为什么警方一旦动手就去到这么尽？笔者想引用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著名的“史丹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和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来解释警方这么一番反常的举动 – 当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平常站在暴力权威顶端的执法者，忍耐不住民众的挑拨，一旦发现一个可以合理化他们爆发行为的理由（也就是民众违反庭令），忍耐多时的兽性就在瞬间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就算警方知道这么蛮干会引起一连串的负面效果，他们也失心疯的蛮干下去。 


428过后，执政党应该已经打消六月举行全国大选的念头。这一次的集会，执政当局不但把真正中立的选民逼向墙角促使他们反弹，连一向来对执政党含蓄指责的平面媒体，也因为本身的记者连遭不幸，而大力鞭鞑执政当局，至于警察更是千夫所指。当你的枪杆子（警察）失去合法性和民众的信心，笔杆子（平面媒体）又窝里反，这种对权力和舆论仅余的微薄控制力，我很难想象对执政党来说前路是如何的艰难。一旦执政党无法在短期内给民众一个体面的交代，或者是派出一些政治糖果安抚民众，只怕428的效应就此一发不可收拾，执政党很可能就此卷铺走人，埋没在历史的洪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