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国家发展道路吊诡之处

一般上，新兴的亚洲国家都遵循一个固定路线来推行国家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首先从农业国家往工业国家转型，在这个阶段政府会提供很多优惠给愿意设厂的外国公司，甚至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外资的亲睐而牺牲环境卫生、人民健康等。这一波发展带来的第一桶金，就会被转移来进行基本设施的发展，建设完整的公路网、水供、电供、通讯、网络设施等，再进一步以这些优势来争取更多更高阶的外资。同时政府也会大力投入国民教育建设，为未来“软实力”的竞争做准备。

这种发展路线，会有一个瓶颈，那就是随着基本设施饱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低廉的设施和劳动力不再成为该国的核心竞争价值的时候，那么外资就会开始撤离，到另外一个刚要起步的国家设厂 – 情况就和蝗虫肆虐一般。这时候，要持续发展下去，要么转型打造出国家本身的核心竞争价值，如旅游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再不就是工业、产业再升级，把原本的低阶工业，提升到高科技工业领域 – 情况就如当年韩国三星由代工工厂转型成今天世界级的电讯业巨子。

那回看马来西亚，情形是怎么样呢？

马来西亚的情形，笔者用吊诡来形容。

自70年代马来西亚发现石油开始，政府无疑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发展国家，马来西亚也迎来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济起飞、基础设施发展蓬勃的欣欣向荣。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开始摆脱种植业作为经济火车头，展开工业国的脚步。在工业化顶峰时期，国产车成为国内的主流交通工具，是国民的光荣，而槟城头顶“东方矽谷”的美誉，成为美国的岸外半导体制造中心。这万万不是台湾、新加坡、泰国等所能望其项背的。

但这个景象其实只是回光返照。工业化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量输入领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可以在人力成本因为国民生活水准提高而飙涨之余依然维持廉价，这时候，台湾已经开始限制引进外劳，并强制企业转型，把生产线全制动化 – 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升级。而形形色色的国产消费品，包括国产车、电器等，在经历了一波人民狂热的爱国情绪购买后，销售量开始走下坡。面对厄境，国企并没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反而通过关税限制来限制舶来品的销售空间，保护本身的市场份额。外劳和国企无法进行产业升级这两个因素，注定了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将面对无以为继的局面。由于本地工业无法自我升级，因此原本计划由城市工业化作为驱动器，继而扩散到乡镇地区的发展涟漪效应也就此断绝。这也标志着我国乡镇和城市地区的贫富差距开始无限制扩大。

在政策上，政府被逼持续投入更多资金来扶持那些竞争力低的国企，同时开辟第二道路 – 纯粹的大型发展计划（mega project）来推动我国经济。当然，没有名言的是，这第二道路其实是执政党供养朋党的饲养场。许多土地、发展计划都通过闭门方式直接颁给执政党的朋党公司，作为他们的报酬，也顺道作为政治利益，把他们在党内政治绑桩，以便把自身的势力再扩大。吊诡的是，虽然执政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都以发展牌作为核心竞选宣言，但是过去53年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失衡的发展，城市地区因为朋党的计划而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乡镇地区却几乎没有任何转变。原因无他，当执政党发觉它在城市面对公民意识高涨、高教育程度的选民越来越难讨好时，确保乡镇地区依然牢牢受控便是首要的政治任务，以确保执政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这些都通过限制资讯流通、拖缓地方发展等变相愚民政策来达致目的，确保它们永远是执政党选票的定存。

政治正确和历史功绩观 – 写在来届大选前

新年期间，趁着在中国工作的老友回槟城过年。我们这般许久没有欢聚的钟灵生犹如回到中学时期，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下来，话题也渐渐从话当年转移到现今时事。

在苏州工作的老友，对马来西亚这几年的状况显得最为无奈。还记得他2003年孤身一人到苏州大学求学时，苏州依然是一个不毛之地，四处依然是等待开发的工业地带，当时从苏州到中国第一大城市 – 上海，需时90分钟。十年过去了，现在，从苏州到上海，乘坐高铁只需要20分钟。对在中国开私募基金公司的老友来说，马来西亚10年没有寸进，当中国的银行、快递都提供一周七天的利商服务，淘宝网几乎让你躲在家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购物的时候，马来西亚依然止步于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如何提升商业机构服务等纸上谈兵的话题。显然，中国在这十年不止后来居上，而且远远抛离我们。

90年代前，中国曾经经历过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等政治大动荡。这些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严重削弱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总量。再加上一党独大之下所造成的司法偏差、官员滥权贪污腐败，在这样的千疮百孔的政治环境下，中共依然可以作为一个专政政党而屹立不倒，很显然的，靠的不只是霸权和独裁 – 不然早就步上东欧和苏联的后尘，在人民革命中烟消云散。

那它是怎么度过以上的危机，并带领中国迎来90年代的经济春天呢？答案就是中共的自我变革。

中共奉行一套诡异的“政治正确观”- 在政治上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在社会、国企、民营机构甚至非政府组织都设立层层的党组，确保党由上至下全面的控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依然维持这种制度，但是却任命了更多高学历、专业和放洋归来的人士负责经济领域的操盘，同时候投入巨资训练本身的党员 ，保送他们到欧美著名大学  - 哈佛大学甚至为此特地为中共设立了一所培训学院。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共产党收获社会上最顶级的人才。

这些最顶级的人才同时后拥有党员和各个机构CEO的身份。由人才兼党员来策划执行正确、专业的政策，而这些正面的政策到最后就会归功于党，党就尽揽所谓“政治正确”的功劳，然后再一层层传递，人才再成为党本身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中共如何变身再脱离困境的法宝。

回看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里的主干政党巫统基本上循同样的一党独大模式来统治马来西亚。和中共不同的是，巫统不存在自我变革的意识，更无杰出的人才。因此所谓的政策都以朋党的意愿为皈依，再由党内以利益分配的形式由朋党执行制定的政策。直接的效果是，政策执行力低，政策产物的素质差劲，以致公民意识崛起造就民联的茁壮后，巫统只能处处挨打，全无还手之力，甚至还得靠一个导演，来拍一个烂片，来提醒人民关于国阵的历史功绩，突出首相老爸如何的勤力为国为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种资讯迅速流通的年代，连伟大领袖毛泽东都被中共定义为功过三七开，一个区区前首相，加上国阵的历史功绩，就真的可以扭转选举的厄境吗？就算让你确立选民的历史功绩观，但你没有人才为你治党治国，到最后，也会和过去的专政政党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