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华人领袖不入阁会怎样？

砂劳越大选过后，人联党的惨败，掀起了国阵华基政党的反思，那就是如何在国阵里维持本身的地位，以及有效的为本身的族群争取权益。整个反思其实维系在一个结，那就是华裔对国阵华基政党的支持率。

依照马华总会长，以及前首相敦马的看法，如果华基政党的不到华人的支持，那么就不应该入阁。相对而言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华裔如果不支持国阵对国阵一点都没有影响，国阵依然可以执政，国内的政治状况只会恶化成“华人在野，非华人在朝”的困境。就这种既抱有苦口婆心，且点点威胁的论调，我们实得认真分析一下，到底华人如果不支持国阵华基政党，造成华裔没有任何代表在内阁里，是否会严重影响到华人的权益。

在马来西亚这种选举型政党主导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政党根本已经谈不上任何理念，甚至左、右之分，横行的是民粹政治，以及极端主义。而影响他们施政方向的因素，主要的就是选票（当然，偶尔也受本身的荷包厚度影响）。只要可以获得执政所需要的选票，以及议席，他们可以不计成本拥抱他们。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一，要继续享有本身的权益，那么本身的选票，必须可以影响大局，必须是可以左右执政权，甚至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那么深入一层分析，华裔现在的票数，是否足以扮演造王者的角色呢？答案是肯定的。国内以华裔为主（超过55%选区人口）的选区并不多，大约只有三十个议席左右，占总体国会议席的13.5%。这种类型的议席，通常都是反对党的定存区，国阵一般上只能望门兴叹。真正对国阵政权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混合区里的华裔选民。混合区在西马半岛占了国会议席的多数，对国阵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以现在马来选票七三分（国阵七成，民联三成；也有政治分析员估量为六四分）的情况下，华裔依然是可以决定胜利属谁的一方。

更何况砂劳越选举过后，东马是否依然是国阵的定存州，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依照砂劳越州选的选票风向，非穆斯林土著的选票已经开始倒戈，那么未来可以预见的，民联最可能挟西马的华人区、城市选区以及东马的城市选区及非穆斯林土著选区，和国阵手上掌控的马来选区、垦殖区、柔佛国会议席、东海岸国会议席以及东马的穆斯林土著选区，一较高下，逐鹿中央政权。在这种每票必争，争票夺权的形势下，说国阵会断然放弃华裔的选票，可能性一点都不高。而要持续获得华裔的支持，那么政策上肯定不能牺牲华裔的利益太多。在这个政治哲理的前提下，华裔有没有入阁，问题已经不大了。

说到这里，与其我们担心华裔对国阵的支持率低而导致权益被牺牲，我们更应该警惕，一旦华裔的支持力量过于倒向一个阵营，而让他们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进而可以任意修改宪法，那才是最险峻的考验。一天只要任何一个政党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不能重新划分选区，那么以上的情况依然可以保持下去，华裔依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左右大局，进而在夹缝中生存。

至于华基政党所谓的华人代议士不入阁，华人的权益会受损，笔者反而认为，这种论调无助重新获取华裔的支持。要获得华裔支持的最佳方法，就是作出改变，让华裔知道，华基政党的部长在内阁里并不是当家不当权，而是拥有决策权，可以发挥影响力，而不是乞讨。这才是重建华裔对华基政党信心的正确方法。

砂劳越华人不是主因

砂劳越的选举成绩出炉过后，市面上一般的政治分析员都把认为这小一号的“政治海啸”形容为人联党的灭顶之灾，但是却对“白毛”领导的土保党和国阵政权丝毫起不到任何影响。这个论点也普遍上被广大的政治人物所引用。他们都把华人形容为反对党的支持者，有者如前首相老马，甚至认为行动党在砂劳越的胜利直接造成人民的分裂，形成“非土著在野，土著在朝”的政治状况。

但是，实际上砂劳越的选举结果并非如一小撮政治人物所言般，是华人本身的选择导致华裔政治力量在野。回顾这一次州选举的得票率，国阵的得票率从原本的63%跌到55%。相对而言，民联的支持率则飙升到45%。而砂劳越的人口之中，华裔只占了26%。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华人都支持反对党（这也是不可能的，砂劳越州的商业头家，一般上都是执政党的拥护者），那么显而易见的，还有19%或更多的其他族群选选票，选择了否决国阵。

那为什么会有民联只尽囊华裔选区的假象呢？我们不能否认，民联所胜选的十五个议席，有十三个（行动党十二个，公正党一个）是华裔居多的选区。但这一切源于砂劳越选区划分的不公。如果单纯以人口计算，26%的华裔人口，理应有大约二十个华裔人口居多的议席，但是事实上在砂劳越严格算来只有十二个。至于只占大约23%人口的马来人/马拉瑙族群（穆斯林土著），却在土保党的强势主导下，拥有大约49%的州议席，几乎是人口比率的双倍。至于占人口最多的比达友、达雅、伊班人等非穆斯林土著（逾50%），却只有区区的33%的州议席。在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现实里，州议席比例的不均，无疑等于剥削族群的政治权益。

民联算胜选的议席里，其实包含数目庞大的非穆斯林土著的票源。只不过在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被隐藏起来，继而让砂劳越的华裔成为败选的代罪羔羊。其实，与其说华裔投反对党一票，倒不如说是城市和年轻的选民，以及受州政府政策影响的土著投了国阵的不信任票。8%的选票转向，是国阵应该重视的关键点，而不是把目光和论点集中在华裔的“反叛”。

约瑟夫.波耶特在其著作《选民进化论》里提到，人们的思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变的方向一定是从前没有声音的开始学着发声，从前被剥夺角色的开始受到人们重视。而除非群众变成更聪明、更严格的追随者，否则最佳领导人便不可得。选民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政党政治的认知成长，让他们认知到，他们的选票可以带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最大力量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最随着（选民）。没有后者，前者便无法领导，甚至不能自称为领导人。

如果国阵对选民的变化仍然缺乏认知，反而选择鸵鸟式的把责任推在华裔身上，那么人联党的灭顶之灾，很快就会卷席国阵，让国阵在未来的全国大选，蒙受更大的挫折。这点，寄望所有国阵的领导人，可以更认真，更客观的面对现有的政治局势，并对症下药，那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论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

仔细切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的前因后果，我们会发现，教育部推行的大马教育文凭改制其实源于两个原因。其一，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的程度太高，学生对STPM望而却步。其二，现在一般上的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如A水平，南澳预科文凭（SAM）和预科班（Matriculation）等，一般上只需修读一年，而STPM则得耗时两年。这一年的分别，造成学生迟入学，延迟了毕业的时间，因此并不为学生所好。

回顾大马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改制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当小六检定考试（UPSR）、初中评估考试（PMR）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之难度在逐年下降之时，STPM考试水准却难得的维持一样（或至少相差不多），难度依然高企。更有教育界人士，把STPM称为世界难度最高的考试之一。难度高的原因是STPM的课程繁多，考试题目难度高。最要命的是，那是一战决胜负的考试制度。一次的会考，几个小时的问答，将会决定你的升学命运。这点使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进而却步。

但是覆舟之水，却有载舟之功能。时至今日，STPM乃仅存，受到国际著名大学承认的唯一政府大学基础考试，所依的元素，就是其课程的多元性，以及考试的高难度。这点，其实提供给学生另外一个往国外升学的管道。许多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错失了公共服务局国外深造奖学金的学子，还是那些负担不起私立学院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的学生，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成为了他们进入国外著名学府的最后机会。每一年，国内都不乏STPM考生凭着优秀的成绩，到欧美澳，甚至香港和新加坡的著名大学深造。

因此，STPM的改制，绝对不可以忽略其对学生的“战略”功能 （strategic role）。分三个学期的学分制，是否会影响STPM的素质，进而影响国际著名学府对其的接纳性，这点绝对是教育部在实行改制前必须优先考虑的。考虑到STPM改制过后可能会有难度降低的问题，因此，教育部有必要谨慎修订可能的内容和考试的难度以保持STPM的素质。再者，现今教育制度多提倡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教育部何不趁这一次的改制，为纯考试的STPM加入更多有关的元素。

除此以外，单单改革考试制度，并不足以重新吸引学生就读STPM。由于STPM先修班于年中开课，经过一年半的课程，又必须等到下一年的大学开课日才可以申请入学。整个过程必须拖延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和其他大学基础课程比较，多了整整的一年。这里，笔者建议把先修班的课程挪到一月开课。然后于明年的三月或四月进行期末考，作为STPM结束的句号。由于一般上外国大学都于九月开课，而本地大学也在2011年学年开始，把开课日期挪后到九月。理论上，从四月考试结束，到九月大学开课，五个月的时间，从批改考卷，发布成绩，到大学入学申请，时间理应是充足的。这样，就可以使STPM考生，缩短进入大学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能提高STPM的报读率。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

近来，人们对于我国的宗教环境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自马来文版圣经被禁止在马来西亚流通之后，又有回教徒被禁止学习“波可-波可”舞蹈，再加上之前回教徒被禁止学习瑜伽，让我们不禁怀疑，原本继承自英国统治的社会开明风气，是不是已经被狭隘的宗教诠释掐杀了。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至今，国内社会风气经历了过山车的翻天覆地变化。独立之处马来社会的文化呈两极化。上层阶级的马来同胞由于在殖民政府机关内身兼要职，因此一般上都感染了英国人开放、幽默和开明的风气。间中表表者，包括国父东姑。他从不掩饰他对马匹和赛马场的喜好。至于低阶马来同胞，则相对的保守，大多也是接受宗教教育。但基本上来说，宗教自由的气氛还是相当良好。

但是迈入8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回教化政策。这个转变也标榜着政府正式直接介入政府回教化的转型。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回教机构如回教银行、国际回教大学、回教金融机构等纷纷成立。我国从原本的“民间-回教化”演变成“政治-回教同质化”。80年代过后的三十年，直到今天，国内的回教化风气几乎越演越烈。这除了造成国内其他宗教的空间不断锐减以外，加载在回教徒身上的禁例，也呈几何数的成长。当中，就包括上文所提的几件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问题真的是出现在宗教上吗？或者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活动现在的本质和其原本的宗教核心价值观是否依然一样。就以瑜伽来说，其源于古印度文化，是古印度六大宗教哲学派别中的一系，探寻「梵我一如」的道理与方法。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现代人所称的瑜伽则是主要是一系列的修身养心方法，包括调身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法等，以達至身心的合一。所以现代瑜伽基本上和宗教扯不上任何关系。君不见无论是崇尚一神论的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不曾明文立法禁止教徒练习瑜伽。

至于“波可-波可”舞蹈，其实也是一样，只要它没有宣导任何宗教价值观，那么我们何必吹毛求疵，硬生生的要禁止一个健康的活动在马来社会民间流行呢？

无论是瑜伽还是波可-波可，其实问题都不是处在宗教上面，而是负责回教事务的官员们的观念。作为一个世俗开放的国家，回教固然是我国的官方宗教，但是也别忘记了我国宪法同时保障人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人身自由。宗教局的任何禁令，都不可以逾越宪法的范围，这样才可以确保人民继续享有选择的权利，社会继续保持原有的自由主义风气。

同样的思维，也应该套用在马来文版本圣经事件上。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所提呈的解决方案，即让东西马的非回教徒得以阅读马来文版本圣经，在西马方面，也保存了回教最为官方宗教的尊严和地位，理应是两全其美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表达了我国依然履行人民宗教自由，继续赋予各宗教永续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对回教官方宗教的地位，给予名义上的保障。但是，这个在各方面，算是可以最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国情的政策，却依然受到一小撮极端人士的反对，造成事件依然燃烧，而没有解决的方案，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以上所提，其实问题关键都不是宗教，而是个人观念的强烈歪曲，却试图强加在别人身上，实乃可悲。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