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据反驳“华人海啸论”

大选过后，巫统掀起了所谓“华人海啸论”导致国阵这次大选惨胜的论调，再加上国内极端非政府组织的推波助澜以及马华总会长“两种族制”论调的附和，仿佛华人应该就国阵选举的折损负上最大的责任。

实情则非如国阵领袖和非政府组织这等目光狭隘及非科学性分析之下所得到的结论。笔者以国阵一向来引以为傲的定存州 – 柔佛来做一个科学化的分析，以便可以得到更中肯的答案。选择柔佛州，因为它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半岛的缩影。柔南 – 包括地不佬、新山、埔莱、振林山、巴西古当等国会选区是高度城市化的选区。柔佛东海岸 – 哥打丁宜、丰盛港和边加兰，则是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乡镇地区。而柔北、柔佛内陆选区和柔佛东海岸的笨珍、丹绒比艾则是半城乡地区。

这三种选区合成则形成半岛选区分布的缩影。再加上柔佛州各族群的人口比率接近马来西亚人口的比率，因此以柔佛州州议席的选举成绩作为一个系统分析，可以起到反映半岛选情的杠杆作用。

首先，国阵在柔佛州议席总体的得票率从2004年的77.67%，降低到2008年的63.29%，在2013再急剧下降到54.06%。除了柔佛东海岸乡区的总得票率从2008年的56.29%上升到2013年的78.93%以外，国阵这次大选无论在柔南、柔中、柔北和柔佛西海岸的得票率一律平均下降大约10%，尤其柔南选区的总体得票率更是跌破50%，只有区区的48.82%。这个现象说明了，国阵在这过去的三届大选里，只能在绝对乡区的选区里提高本身的支持率，反而在城市地区或者半城乡地区，支持率只有节节败退。所谓过去支配的定存州，现在只不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

再看看这一届大选，柔佛州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选民分别增加了19.83%、16.78%、以及29.98%。我们假设这次大选马来人和印度人全部都支持国阵而华人全部都支持民联，那么在马来人和印度人无论人数总和还是增长率都高过华人的情况下，国阵总体的得票率和2008年相比应该呈上升状态。但事实上华裔并不完全都把票投给民联，而国阵总体的得票率也下降了9%。那只说明了一个具体的现象 – 马来人和印度人不但支持民联，而且人数还呈几何数的增长。

以柔佛州州议席成绩作为一个缩影，总体而言，国阵这一次的惨胜，是城市选民联手拒绝国阵，而非如纳吉和蔡细厉所言，是单单华人投下反对票造成的，更没有所谓的两种族制存在。至于为什么马华、民政党惨败，而巫统的议席反而增加，原因在于选区划分不公，而不是种族因素。

未来国阵如果还不对症下药，而只会一味以种族主义作为败选的借口，那么不断增加的年轻选民，以及无可逆转的城市化浪潮，将加速蚕食国阵现有的政治据点。失去政权，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革命尚未成功，人民仍需努力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已经结束，尽管在反对党遍地开花的政治运动和街头演讲带动之下，民联仍然不能入主布城，但是无论如何，人民已经掀开历史新的一页。选举激情过后，还有更多重要的议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

首先，这次国阵靠选区划分不公和乡区选票不光彩的过关，已经让国阵意识到在未来必须死守西马郊区和东马内陆选区的选票。以现今局势看来，每十年划分一次的选区在国阵或者未来民联执政的情况下都无法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会至少维持二十年不变。城市化的步伐将一步一步把乡区变成城镇，而这明显是很不利于国阵的。一旦国阵通过权威体制蓄意把城市化的涟漪隔绝于这些地区，再通过糖果政治大撒金钱，以变相的愚民政策维持乡区霸主的地位，那么未来马来西亚将陷入另一场城市对垒乡村的阶级斗争。这么一来，只利了那些政治人物，而苦了我们马来西亚未来的孩子。

未来如果我们心系改朝换代，显然的，当前选票的力量是不够的。从308到505所蓄积的力量很可能已经到了饱和点，如果我们再不开拓新的力量泉源，纵然下一届大选我们依然可以维持505的动员力，充其量也只能让民联和国阵形成对峙，改朝换代只会是空谈。

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国阵（巫统）牢控的乡区时，单凭网络媒体和政治集会是无法打破乡镇政治隔阂的。首先，乡村人和城市人的要求很不一样。三餐温饱以及安居乐业已经是他们最大的祈求。所谓改革，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为他们平实稳定的生活到来不可预见的动荡，因此他们会大力排斥。除此以外，民联三党的政治领袖大多凸显精英分子的色彩，对乡区人民来说吸引力远不如草根性强、银弹丰厚以及组织庞大的巫统。

和308相比，民联在505过后拥有的优势是在柔佛、彭亨和东马胜选了更多的国州议席，扩大了基本盘，建立了更稳固的据点。以后要发动选举攻势，地方上的组织力和机制将加倍强大，而无需从其他州属调动人马跨州竞选。地方组织成型后，民联得考虑换一个方式和乡区人民接触。这时候不妨抄袭马华的终身学习运动、菜篮运动，以及马华最引以为傲的升学辅导和入学讲座   - 以这种精英制和草根性的铺成，来经营和扩大得来不易的胜利。

当然，这并不等同要民联重蹈国阵成员党的错误，来个逃离政治，而是通过这个双管齐下的方法，以间接的方式传达一个信息给乡区先民  -

“你其实并不需要满足于现状，你，其实可以过得更好！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马来西亚国家发展道路吊诡之处

一般上，新兴的亚洲国家都遵循一个固定路线来推行国家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首先从农业国家往工业国家转型，在这个阶段政府会提供很多优惠给愿意设厂的外国公司，甚至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外资的亲睐而牺牲环境卫生、人民健康等。这一波发展带来的第一桶金，就会被转移来进行基本设施的发展，建设完整的公路网、水供、电供、通讯、网络设施等，再进一步以这些优势来争取更多更高阶的外资。同时政府也会大力投入国民教育建设，为未来“软实力”的竞争做准备。

这种发展路线，会有一个瓶颈，那就是随着基本设施饱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低廉的设施和劳动力不再成为该国的核心竞争价值的时候，那么外资就会开始撤离，到另外一个刚要起步的国家设厂 – 情况就和蝗虫肆虐一般。这时候，要持续发展下去，要么转型打造出国家本身的核心竞争价值，如旅游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再不就是工业、产业再升级，把原本的低阶工业，提升到高科技工业领域 – 情况就如当年韩国三星由代工工厂转型成今天世界级的电讯业巨子。

那回看马来西亚，情形是怎么样呢？

马来西亚的情形，笔者用吊诡来形容。

自70年代马来西亚发现石油开始，政府无疑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发展国家，马来西亚也迎来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济起飞、基础设施发展蓬勃的欣欣向荣。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开始摆脱种植业作为经济火车头，展开工业国的脚步。在工业化顶峰时期，国产车成为国内的主流交通工具，是国民的光荣，而槟城头顶“东方矽谷”的美誉，成为美国的岸外半导体制造中心。这万万不是台湾、新加坡、泰国等所能望其项背的。

但这个景象其实只是回光返照。工业化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量输入领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可以在人力成本因为国民生活水准提高而飙涨之余依然维持廉价，这时候，台湾已经开始限制引进外劳，并强制企业转型，把生产线全制动化 – 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升级。而形形色色的国产消费品，包括国产车、电器等，在经历了一波人民狂热的爱国情绪购买后，销售量开始走下坡。面对厄境，国企并没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反而通过关税限制来限制舶来品的销售空间，保护本身的市场份额。外劳和国企无法进行产业升级这两个因素，注定了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将面对无以为继的局面。由于本地工业无法自我升级，因此原本计划由城市工业化作为驱动器，继而扩散到乡镇地区的发展涟漪效应也就此断绝。这也标志着我国乡镇和城市地区的贫富差距开始无限制扩大。

在政策上，政府被逼持续投入更多资金来扶持那些竞争力低的国企，同时开辟第二道路 – 纯粹的大型发展计划（mega project）来推动我国经济。当然，没有名言的是，这第二道路其实是执政党供养朋党的饲养场。许多土地、发展计划都通过闭门方式直接颁给执政党的朋党公司，作为他们的报酬，也顺道作为政治利益，把他们在党内政治绑桩，以便把自身的势力再扩大。吊诡的是，虽然执政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都以发展牌作为核心竞选宣言，但是过去53年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失衡的发展，城市地区因为朋党的计划而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乡镇地区却几乎没有任何转变。原因无他，当执政党发觉它在城市面对公民意识高涨、高教育程度的选民越来越难讨好时，确保乡镇地区依然牢牢受控便是首要的政治任务，以确保执政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这些都通过限制资讯流通、拖缓地方发展等变相愚民政策来达致目的，确保它们永远是执政党选票的定存。

政治正确和历史功绩观 – 写在来届大选前

新年期间，趁着在中国工作的老友回槟城过年。我们这般许久没有欢聚的钟灵生犹如回到中学时期，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下来，话题也渐渐从话当年转移到现今时事。

在苏州工作的老友，对马来西亚这几年的状况显得最为无奈。还记得他2003年孤身一人到苏州大学求学时，苏州依然是一个不毛之地，四处依然是等待开发的工业地带，当时从苏州到中国第一大城市 – 上海，需时90分钟。十年过去了，现在，从苏州到上海，乘坐高铁只需要20分钟。对在中国开私募基金公司的老友来说，马来西亚10年没有寸进，当中国的银行、快递都提供一周七天的利商服务，淘宝网几乎让你躲在家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购物的时候，马来西亚依然止步于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如何提升商业机构服务等纸上谈兵的话题。显然，中国在这十年不止后来居上，而且远远抛离我们。

90年代前，中国曾经经历过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等政治大动荡。这些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严重削弱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总量。再加上一党独大之下所造成的司法偏差、官员滥权贪污腐败，在这样的千疮百孔的政治环境下，中共依然可以作为一个专政政党而屹立不倒，很显然的，靠的不只是霸权和独裁 – 不然早就步上东欧和苏联的后尘，在人民革命中烟消云散。

那它是怎么度过以上的危机，并带领中国迎来90年代的经济春天呢？答案就是中共的自我变革。

中共奉行一套诡异的“政治正确观”- 在政治上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在社会、国企、民营机构甚至非政府组织都设立层层的党组，确保党由上至下全面的控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依然维持这种制度，但是却任命了更多高学历、专业和放洋归来的人士负责经济领域的操盘，同时候投入巨资训练本身的党员 ，保送他们到欧美著名大学  - 哈佛大学甚至为此特地为中共设立了一所培训学院。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共产党收获社会上最顶级的人才。

这些最顶级的人才同时后拥有党员和各个机构CEO的身份。由人才兼党员来策划执行正确、专业的政策，而这些正面的政策到最后就会归功于党，党就尽揽所谓“政治正确”的功劳，然后再一层层传递，人才再成为党本身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中共如何变身再脱离困境的法宝。

回看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里的主干政党巫统基本上循同样的一党独大模式来统治马来西亚。和中共不同的是，巫统不存在自我变革的意识，更无杰出的人才。因此所谓的政策都以朋党的意愿为皈依，再由党内以利益分配的形式由朋党执行制定的政策。直接的效果是，政策执行力低，政策产物的素质差劲，以致公民意识崛起造就民联的茁壮后，巫统只能处处挨打，全无还手之力，甚至还得靠一个导演，来拍一个烂片，来提醒人民关于国阵的历史功绩，突出首相老爸如何的勤力为国为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种资讯迅速流通的年代，连伟大领袖毛泽东都被中共定义为功过三七开，一个区区前首相，加上国阵的历史功绩，就真的可以扭转选举的厄境吗？就算让你确立选民的历史功绩观，但你没有人才为你治党治国，到最后，也会和过去的专政政党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

大马华裔：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

最近报章上报道了某国立大专入学制度不透明导致华裔人数急剧降低，进而影响到华裔团体和活动的存活空间。这件事情，让我对马来西亚华裔的身份地位和前景，有了很不同的看法。

一直以来，国立大学的入学制度都是黑箱作业，遴选准则不透明之余，更夹杂了很多政治和种族因素在里面。大学入学实行所谓的绩效制，其实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来证明这套机制的运作是公平、合理的。加上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裔人数比率呈一面倒的下降，两者因素相加，华裔学生在不久的将来，在国立大学将会是极少数群组，甚至比国际学生的数量还要少。

笔者不否认一个更透明的入学制度，能增加普遍上成绩属于中上的华裔在国立大专的数量。但是这个做法只是短期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友族同胞的学术成绩上永远矮我们一截的心理假设上评定的，不确定性很高。应该这么说，公平的入学机制是用来确保所有人拥有共同的机会来升学，而不是用来增加华裔生的人数。

大学犹如社会的缩影，因此大学华裔生的危机感，恰恰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里，华裔对持续保有本身文化内涵和身份认同的困扰、担忧。所谓的华裔活动（大多指文化活动），需要华裔的持续参与才可以继续生存，其实也反映了，华人文化活动无法开拓更新更多的跨种族市场，放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状况，如果华人不把本身优良的价值观，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推销给友族，并获得他们的参与和认同，那么在人口持续减少下，大马华人文化将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回顾人类发展史，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可以比中华文化文明的融合性更强。无论是五胡乱华时代面对胡人的入侵，或者是面对比胡人更有文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的统治，到最后无不以中华文化的同化作为胜利的结束。基于历史给予我们的保证和信心，我们更应该以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创造出可以和友族同胞共享的本土文化价值观，主动和他们分享；以中华文化作为统一战线的工具，并且影响他们的看法。而且，就让我们从大学开始。当共同的文化成为大家的共享价值观，那么种族因素自然就被抹平，而大学里的种族数字，也不再重要。

前几天的美国大选，出乎预料的成为许多大马华裔关心的课题，而几乎所有华裔都清一色倒向奥巴马。原因很简单，因为奥巴马是大马华人的心理投影，是大马华人期许少数族群终有一天成为政治主流的阿凡达（avatar）。但是我们忘了，美国非裔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跻身政治主流，不是因为数字的魔术效应，或者固打制的保护，而是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六零年代后兴起的一股黑人自我认同运动有关，这股运动与当时狂飙的民权运动相结合，强调“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不再将"Black"看做是一种较为低等的形容词。时至今日，美国黑人文化无论在体育、音乐、舞蹈甚至民间文化方面都占据主流甚至领航的地位。

如果美国的非裔族群可以通过两百年的正确努力，来达到今天的成果，那么拥有更强大文化底蕴的我们，为何不能走出本身的框框，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呢？

国阵和回教国的纠结

其实，我对国阵的回教国立场之反复，感到十分的费解。

作为带领我国获得独立的政治联盟，国阵（联盟）在奠定我国作为开明世俗国方面立下了不朽的贡献。在共产运动和民族主义复兴的50年代，联盟在开国的阶段，排除万难的确立了我国是一个包容各族、各宗教人民的国家，并极力捍卫人民的宗教自由。这点，毫无疑问的，联盟的先贤，包括东姑、敦依斯迈、敦拉萨、陈祯禄等应记头等功劳。

但是这个亮点，却在国阵接下来的执政的路途上，渐渐蒙尘。国阵上一代领袖开明、有远见的遗风，并没有随着政治的交棒而传承到新一代领袖身上。在新一代的巫统领袖身上，从马哈迪开始，国阵最大的政治遗产 –  世俗国体制却时常变成政治博弈的筹码。无论是随着伊斯兰党于80年代伊朗回教运动复兴后崛起而推出的政府体制回教化政策，还是1999年因为巫统分裂，为了和伊斯兰党竞逐马来选票而在929宣布的回教国，到阿都拉的回教文明，和进来纳兹里否认我国是世俗国的言论，无一不把国阵（巫统）的创党价值观典当掉。

和民主行动党或者公正党相比，国阵有更多的历史价值观和底气，理直气壮的捍卫由国阵先贤确立的世俗国体制。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国阵更多时候只能随着回教党起舞。如果说原本国阵和世俗体制是一场正当的婚姻，那么很显然的，现在的国阵正在和回教国体制搞着婚外情。难堪的是国阵内其他摆着门面的友党，很显然的在巫统出轨的时候，它们就腹背受敌。

如果拿国阵和民主行动党对比，民主行动党自308大选以来，就以一边观望一边合作的姿态和伊斯兰党在政治上结盟进而共组政府。他们抱着伊斯兰党内新崛起的开明派系可以有朝一日改变伊斯兰党的宗教本质的希望，加上大约稳胜的20席国会议席为筹码，和伊斯兰党开始了一段即暧昧却又互相防范的合作关系。放在其他意识形态分明、两党制的国家里，这种合作关系早就给选民唾弃了，但是放在马来西亚，眼看了国阵内巫统独大，继而被彻底边缘化的马华、国大党等人微言贱的处境，选民在这种奴隶关系和民行-伊党的即暧昧又防范关系之间的抉择，其实不难预测。这也是任马华反回教国的政治运动响彻云霄，也无法获得广大选民认同的原因。

一个政党最珍贵的，不是政权，而是政治合法性。国阵的政治合法性，在于捍卫先贤创立的世俗国体制。这点，应该是国阵在推动政治运动中最大的卖点，而不是随伊斯兰党起舞，在回教国课题上大搞出轨婚外情。

胜与败并非最后的归宿 – 校园选举后记

校园选举经已尘埃落定。每年这个时候，大家的关注点总是停留在到底校阵还是学阵赢得更多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掌控权。不过，今天笔者想把专注点转移到校园选举的“人”身上，而政治方面，我们暂且轻轻带过。

一场选举的素质，以及学生代表理事会执政过后的政绩，都取决于当初竞选的候选人。曾几何时，成为校园选举候选人，当选学生代表，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发掘候选人以及成立竞选队伍方面，都面对了一定的难度。这与学生代表理事会权利日渐消退固然脱不了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现今学生代表理事会给人的就是一种纯政治印象，这就真的让人望而却步了。

一个代表全体大专生的组织，等同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学生代表理事会涉足政治和社会课题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在马来西亚这种任何人和事都是政治挂帅的国家，学生代表理事会也无可避免的必须要选边站。环顾今年的校园选举，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竞选中强打的课题和竞选口号，竟然与国阵民联惊人的相识，这点不但没有办法为各阵营的候选人加分，还凸显了候选人没有独立思想，缺乏专业操守和创意。

笔者引介欧美澳知名大学的学生会和政党的关系做一个引荐，让大家参考。在国外的知名大学，政党在校园内会各自成立自己的支持者俱乐部，如牛津大学的工党牛津大学俱乐部，诺丁汉大学的保守党大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在大学内被给予足够大的空间，来宣传本身政党的理念、活动，以及招揽党员。而学生会在政治上绝对是超然的。在大学的角度来看，学生会是管理层，负责管理校园内的宿舍、巴士、餐厅甚至酒吧。在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群杠上社会责任的群体，学生会内设有妇女事务部、弱势群体发展部、环境研讨部等等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推动环保、绿色能源等，以及致力于性别平等。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政府政策深入研究，以便形成有效的监督，甚至可以反建议比政府更好的施政。至于在学生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生代表们就是专业的化身，是校园的行政总裁，是真正的领导者。

回看马来西亚学生代表理事会的素质，我们只流露于表面的政治斗争。至于争取学生福利方面，也越来越倾向政治化的民粹。再这样下去，它将丧失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平台，是不可能获得高素质人员（候选人）的竞逐和参与。在这个关口，胜负已非最后的归宿，如何重振学生的素质，以及重塑学生代表理事会的角色，才是王道。

再谈谈槟城和全国的廉价屋

今天，想谈谈马来西亚房价的问题。那，我们从全国平均房价最高的槟城开始谈起。

每当我们研究房价和人民对房价负担能力的时候，问题总会围绕着几个方向兜转 - 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什么价格才算是可负担的房价？如何解决房价高出人民整体收入太多的现象？

我们以槟城的槟岛做为一个切入点，那么情况会看得比较清楚。槟岛的房价高，最致命的是它的地理和区域城市定位因素。槟岛是行政中枢、区域金融中心、国际旅游都会、跨国高端工业集中地，城市化将无可避免的造成原本淳朴的都市加速的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的国际化。那是历史上所有城市发展史所经过的相同道路。商业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房地产的价格无可避免的将直线上飙，除了市场开放而引来的炒作活动，整体城市在价值链中的上升过程中，房地产由原本的平民消费主导变成商业消费主导，也是主因。

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房价呢？真正合理的房价，其实建立在人民的购买力身上，而不是纯粹房地产的价格。举个例子，今天槟岛一间三房式公寓的售价大概是四、五十万左右。槟岛中产阶级家庭的月入大概是四千到八千左右。相对比较，房屋的价格其实已经到了中产阶层所能负担的临界点。就这点而言，槟岛的房价其实并不算可负担。真正可负担的房价，应该徘徊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平均每个月家庭花费在房产的支出，应该不可以超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银行贷款的负担期，不应该逾越本身的退休年龄。

那我们要如何解决房产价格过高的现象？现在一般的处理方法，都是由政府出资建中、廉价屋（所谓的“可负担”房子），或者立法强制发展商在发展高端房地产之余，也必须同时承建固定数量的廉价屋。这两种方法在现今蓬勃和开放市场交易中已经不见得有效。原本应该利惠低收入阶层的廉价屋，在市场利益之下，若不是转眼间就被转手卖掉赚取差价，不然就是无法输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要制定出更全面的国家房屋计划，那么我们必须把解决方案的定位，从压制房屋市场价格，转为提高人民的收入，或者营造新社区，从这两方面着手。马来西亚的发展带来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当硬体设施不断在价值链上创新高的时候，人民却没有转型成高收入阶级。那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无法培养竞争力度强的人力资源，以及现有的工作本质无法转型或者升级。一旦你的收入之增长无法和因为城市化而飙高的房价并驾齐驱，你就开始陷入无壳族的陷阱了。要和房地产价格赛跑，国家必须不断提高人民的工作素质，因此未来城市发展的定位，除了必须营造高档设施，更必须确保城市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属于高收入的。

至于新社区，我们要如何创造以便它符合低收入的人群居住呢？单凭政府在城市区规划新廉价屋，那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除了屋子相对便宜，城市的高消费一样会让低收入的人民吃不消。唯有营造一个全新的社区，才符合低收入群的利益。这个社区，必须可以融合低收入群众的经济活动，制造就业机会，以及提供和他们收入相符的消费。再拿槟岛做一个例子，六十年代设立的打抢铺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来到二十一世纪，如果把廉价屋起在威省，如巴都家湾，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可以顺道带动当地的发展。在规划新社区的时候，也必须确保公共交通系统的覆盖率是平衡的，这样迁移对人民的影响就会减到最低。

Thoughts........: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Thoughts........: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其实为什么踩一个人的肖像会引起轩然大波？ 老实说，我一生人里踩过的人头像可真不少。校园选举的时候，那些钱太多又不环保的候选人总喜欢印制了很多车头照然后把他们洒在地上。我每次都很痛快的踩了一脚又一脚，算是教训这些缺乏环保意识又要充领导的学生。至于那些啤酒女郎、歌星艺人的...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其实为什么踩一个人的肖像会引起轩然大波？

老实说，我一生人里踩过的人头像可真不少。校园选举的时候，那些钱太多又不环保的候选人总喜欢印制了很多车头照然后把他们洒在地上。我每次都很痛快的踩了一脚又一脚，算是教训这些缺乏环保意识又要充领导的学生。至于那些啤酒女郎、歌星艺人的海报，往往活动过后也是满地的，我也没有少踩过，算是对主办当局没有处理好事后清洁工作的一种泄愤。

那，为什么踩首相的人头有问题？

问题不在于那海报，也不在于那是Ah Jib Gor的人头，而在于某些人习惯性了把海报上的人物神圣化，达致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撇开道德规范或者世俗眼光，我们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Ah Jib Gor只是人民选出来的打工仔，只是政府行政体系里的首长（head of administrative），以及排名第一的部长（first among equal），而不是国家元首（head  of the state），更加不是圣人。在马来西亚的法律精神里，只有对国家元首大不敬才是真正构成有辱国体、藐视宪法的煽动罪状。以煽动法令提控侮辱Ah Jib Gor头像的群众，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只不过是主观性的诠释现有的煽动法令，并偏概全的滥用该法令以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

这个头像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朝鲜发生的一个事故。2009年11月朝鲜货轮“至诚5号”在中国海域遇险。船员们在货船遇险后，首先将船上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委员长的肖像画保存好，才考虑自身安危，最后造成船长、机械师与其他3人死亡。朝鲜当局谓这种举动深深打动了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新报》报道称，船员们获得英雄称号的原因是”船员们在狂风巨浪中任然坚决守护革命领袖，并体现了英雄般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同志情谊。”

以上朝鲜真人真事之悲哀，在于权威体系里，领袖的肖像的价值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生命。但最无奈的是，在权威体制统治之下的人民，竟然会做出违反常理，以致发生牺牲了5条人命的悲惨结局。如果要我在道德规范和生命自由之间选择一个，我宁愿人民可以塑造本身的自主意志 –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而不惜牺牲政治人物的丁点尊严。人民应该坚持保留自己的尊严，而不是把它们奉献给领导，换取苟且的未来。

当然，这里必须重新强调，本人并不鼓吹暴力政治，道德规范依然是社会建设重要的一环。但是道德绝对不可以成为政治人物滥权或者针对政敌的借口。

英国二战功勋首相丘吉尔曾经说 – “ 对伟大领袖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对国家领袖的待遇和相处，应该体现在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而不是把领袖神化或者无限度的崇拜，这样我们才可以撇除谦恭之心，对领袖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确保政府的政策符合社会的需求。

也唯有这样，才不会有人因为踩领袖头像而引起轩然大波。

那个时候，马来西亚才是真正的先进国。

未来决定马来西亚华裔命运的是什么？

关丹独中的申办闹剧给了马来西亚华裔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委屈求全，当权者在考虑我们的诉求时，只会政治当头，就算如独中这种教育课题，当权者也不会客观的从素质教育和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整个申请。教育上已经如此，更遑论其他更为敏感的政治、经济等领域。

在政治当头的国家，那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唯有把问题政治化，甚至必须通过政治性或者社会运动，那才可能获得当权者的关注。在衡量政治得失之下，可能可以获得当权者格外开恩、或者难听一点，叫做网开一面，施舍一点面包屑给我们充饥。

那所谓政治化课题的筹码究竟是什么？说穿了，也就是选票而已。说到这里，这才是我们更悲惨的命运。我们都知道华裔人口比例这几年都不断在下跌。如果依据现在的曲线发展，那么马来西亚华裔在不远的将来，将无法保障本身的权益，甚至维持本身的特质。

这个现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仍然幻想让华基政党来维护我们的利益，那也是很不靠谱的。华基政党的基础同样是选票，它们的话语权建立在它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冲击和赢得国内的各种议席，而且这种冲击力，必须是源自本身的实力，而不是靠友党施舍的。就这点而言，当权体制内的华基政党，根本不具这种能力，其无法赢得华裔居多的选区，而在混合区，则必须靠友党的让路和施舍，才可能取得突破。

要扭转我们的命运，以上的模式已经是时候丢弃了。我们必须把现有的“种族”政治支点，迁移到“路线”、“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新的政治支点上面，从而改变真个政治斗争或者诉求的模式。拿争取关丹独中最为一个例子，争取的重点再也不应该放在“华教”，甚至延伸到捍卫华教这个方向。我们应该以“教育自由化”、“优质教育”和基本人权作为争取的立足点。我们不但要获得华裔的认同，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站在这些普世价值观上，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可和支持。

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同只是改变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推动友族同胞接受这种概念，把这种意识植入他们身上。未来任何的政治斗争都应该自由、民主、良好施政、公平等普世价值观作为斗争的支点，而再也不是宗教或者种族。把这种概念延伸到选举方面，那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到底华裔有没有足够的在朝力量，因为友族同胞在捍卫普世价值观的同时，等同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这也当然包括教育自由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华教。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转换成功与否，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向当权者要求最起码的良心，那太奢侈了

活在这个荒唐的年代，要求一个涵盖全方位的政策其实已经很不靠谱，那我们只好把自己的要求降格，要求当权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至少把良心放进去，让我们的痛苦和被折磨指数稍微下降一点，让我们可以在夹缝中生存，享受当权者开恩挤出来的正义和公平。可惜，这种想法在一个马来西亚，那也是太奢侈了。

就来说114A这项修正法案，当权者的良心有没有稍微施舍给我们呢？我们都知道我国奉行“在证明被告有罪之前，他是没有罪的”（one is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法律精神。任何法律条文的制定都离不开这个法制基础（毒品法案除外）。114A正好和这个法律精神背道而驰，一旦你被这个法令控上法院，传统上由控方负责采证来证明你有罪，再由法官顶你的罪之法律程序，被颠倒了。采证的责任落在你身上，你必须举证来证明你是无辜的，疑点利益不再归于被告。试想想，一旦嫌犯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援助，或者负担不起律师费，那就等着锒铛入狱。

就这个法案看来，身负律师背景的纳兹里、莱斯耶丁、卡立诺丁、曹智雄等部长在内阁会议的时候很显然的是选择性失望，或直接一点，把一个律师的专业操守败光，无视法律公平公正公义的精神。而至于违反常规制定法令背后的阳谋其实很简单 – 一旦这个法案循正常的法律精神设置，那么当权者在采证方面其实面对重重困难，控方在重重限制之下，得法令亦无所用。这就违反了政治工具的目的了。

马华在这个议题上面，依然是慢半拍，不过人说不怕慢，只怕站。但是马华的表态却捅了一个蜜蜂窝。一个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律被通过，要负最大责任的，肯定是执政党的议员，你人数多嘛，通不通过，看的还是多数党议员。反对党议员固然也得负上部分责任，但这种简单多数通过的草案，基本上人数上属于劣势的少数党议员，可以扮演的角色不多。蔡细历的“反对党反对论”让人再次看到马华只余扮演小丑的角色。更可悲的是，马华一众年轻领袖却无视总会长的错误，只一味附和认同。人才为立国之本，看到马华年轻领袖这么一个水准，不禁为马华的前程感到悲哀。

我们这些升斗小民不求当权者制定高水准的政策。我们只退而居其次，要求你们把最起码的良心捧出来，给回我们应该获得的保障。但你们一次一次的让我们失望。人民现在是哀莫大于心死，大选投票的时候，也只好含泪斩你下马。

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当权者时常认为他们功勋盖世，所以挂在嘴上的，都是呼吁我们感恩，甚至歇斯底里地推出“一诺千金”作为国庆的主题，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对于当权者这一番期待，人民的反应很简单，只在心中高唱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我们期待政府推出的GTP、ETP等计划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让人民参与更多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不只是局限于政府关联公司，或者朋党。结果，经济大饼依然分配不均，还必须和四大公害毗邻相处。那还倒不如守在Youtube频道看成龙大哥的A计划，再想想怎么把下一代变成更强的辐射化绿巨人，以便可以在未来的“一核马来西亚”固打计划下破蛹而出，再见光明。

我们期待警察可以保护我们，结果劫案还是一桩又一桩。警察不忙乎的在广场打吉他唱情歌，另一边却是刀光剑影，不知多少人命早随大江东去。倒不如我们效仿美国，让枪械合法化，再平民警察化，再警察偶像化，让市民扛起枪械保护自己，而警察娱乐我们，再趁佳节时期收点表演小费（贿），这样不是名正言顺得多吗？

我们期待政府可以透明的执法，保障市民的安全。结果警察还狠过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进了扣留所就可能直接被执法人员“和谐”掉。见一见法官喊喊冤的愿望 - 对不起，换个对象，和阎罗王倾诉吧。当权者那边厢忙着摆共产党上台让人嬉笑怒骂，另一边厢却青出于蓝，自家摆的河蟹宴却比中共的满汉全席来得更丰富。真是后生可畏。

再来一个114A，大家忙不着每天看着自己的面子书、博客或者微博，搞不好一个不留神，那个莽撞的家伙在你的虚拟世界说三道四，你可吃定这只死猫。中国还需要搞绿坝来建构防火墙，一个马来西亚的巴贡水坝则更厉害点，实来个有错没错，抓了再说。到时监狱人满为患，那么朋党又可以获颁政府监狱工程，既经济又实惠，不做白不做对吧？

无辜的绿巨人、横行的东厂和锦衣卫、偶像化的警察、武装化的平民、A钱的计划、决堤的水坝、

各位好，这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李宗伟的伟大，政客的苍白

一个伟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曾经站在巅峰上，而在于他的影响力，是否足以影响整整一代人，或更深远。

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中国第一把手，但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莫哈末阿里不是历来最成功的重量级拳王，但是他反战、反种族主义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马丁路德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显著的职位，但是他于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演说，成功催化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宣布所有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

同样的，李宗伟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无冕之王，而在于他的精神，影响了马来西亚一代人。

2008年，他兵败北京奥运，但是大家是否还记得当李宗伟在半决赛打败韩国的李炫一后，和教练米士本紧紧拥抱的那一刻？那一刻，没有华人、马来人的分别；也没有国阵、民联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没有特权论还是感恩论；有的只是恩师、爱徒之间的真挚，以及历史性为马来西亚取得突破的真诚爱国情操。

2012年，他兵败伦敦奥运，但是他和林丹所奉献的史诗般的经典球赛，对提升国际羽毛球水准的贡献，以及崇高的体育精神，真正感动了全世界。这一次，李宗伟无愧“败者为王”，而此时此刻，真正的“马来西亚能”精神被李宗伟完美无缺的诠释出来。

相比李宗伟的伟大，马来西亚的政客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好一个“一诺千金”的国庆主题实着让人笑掉了大牙。政治人物是纳税人以选票聘请回来，并置于一个五年合约之下负责管理国家。如果受聘人无法达到纳税人的要求和标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撤换他们。既然你是受聘的，那么我们对你有要求那是绝对合理的，而没有所谓感恩不感恩之说。

至于某部长谓唯有建国政党才有合法性决定和诠释国庆主题，那他很明显的是烧坏了脑袋。这么一来，美国的国庆主题是不是应该由华盛顿、杰斐森、亚当斯和富克兰林的后代来决定？（盖因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所谓的政党，以上所列之建国功勋，都是无党派之人）。台湾民进党当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过国民党的马英九还是吴敦义才可以决定该年中华民国的国庆主题？

国庆日应该是一个全民同乐的日子。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推动全民团结和激励人民才是国庆日应该设定的议程，而不应该演变成各政党之间的政治角力。让我们趁着国庆日的来临，再一次诠释李宗伟的伟大 – 无私、信任、奉献。这才能推动这个国家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愿全民与李宗伟同在，愿马来西亚国庆日不再政治化。

无私、信任、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