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裔：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

最近报章上报道了某国立大专入学制度不透明导致华裔人数急剧降低，进而影响到华裔团体和活动的存活空间。这件事情，让我对马来西亚华裔的身份地位和前景，有了很不同的看法。

一直以来，国立大学的入学制度都是黑箱作业，遴选准则不透明之余，更夹杂了很多政治和种族因素在里面。大学入学实行所谓的绩效制，其实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来证明这套机制的运作是公平、合理的。加上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裔人数比率呈一面倒的下降，两者因素相加，华裔学生在不久的将来，在国立大学将会是极少数群组，甚至比国际学生的数量还要少。

笔者不否认一个更透明的入学制度，能增加普遍上成绩属于中上的华裔在国立大专的数量。但是这个做法只是短期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友族同胞的学术成绩上永远矮我们一截的心理假设上评定的，不确定性很高。应该这么说，公平的入学机制是用来确保所有人拥有共同的机会来升学，而不是用来增加华裔生的人数。

大学犹如社会的缩影，因此大学华裔生的危机感，恰恰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里，华裔对持续保有本身文化内涵和身份认同的困扰、担忧。所谓的华裔活动（大多指文化活动），需要华裔的持续参与才可以继续生存，其实也反映了，华人文化活动无法开拓更新更多的跨种族市场，放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状况，如果华人不把本身优良的价值观，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推销给友族，并获得他们的参与和认同，那么在人口持续减少下，大马华人文化将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回顾人类发展史，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可以比中华文化文明的融合性更强。无论是五胡乱华时代面对胡人的入侵，或者是面对比胡人更有文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的统治，到最后无不以中华文化的同化作为胜利的结束。基于历史给予我们的保证和信心，我们更应该以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创造出可以和友族同胞共享的本土文化价值观，主动和他们分享；以中华文化作为统一战线的工具，并且影响他们的看法。而且，就让我们从大学开始。当共同的文化成为大家的共享价值观，那么种族因素自然就被抹平，而大学里的种族数字，也不再重要。

前几天的美国大选，出乎预料的成为许多大马华裔关心的课题，而几乎所有华裔都清一色倒向奥巴马。原因很简单，因为奥巴马是大马华人的心理投影，是大马华人期许少数族群终有一天成为政治主流的阿凡达（avatar）。但是我们忘了，美国非裔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跻身政治主流，不是因为数字的魔术效应，或者固打制的保护，而是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六零年代后兴起的一股黑人自我认同运动有关，这股运动与当时狂飙的民权运动相结合，强调“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不再将"Black"看做是一种较为低等的形容词。时至今日，美国黑人文化无论在体育、音乐、舞蹈甚至民间文化方面都占据主流甚至领航的地位。

如果美国的非裔族群可以通过两百年的正确努力，来达到今天的成果，那么拥有更强大文化底蕴的我们，为何不能走出本身的框框，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呢？

国阵和回教国的纠结

其实，我对国阵的回教国立场之反复，感到十分的费解。

作为带领我国获得独立的政治联盟，国阵（联盟）在奠定我国作为开明世俗国方面立下了不朽的贡献。在共产运动和民族主义复兴的50年代，联盟在开国的阶段，排除万难的确立了我国是一个包容各族、各宗教人民的国家，并极力捍卫人民的宗教自由。这点，毫无疑问的，联盟的先贤，包括东姑、敦依斯迈、敦拉萨、陈祯禄等应记头等功劳。

但是这个亮点，却在国阵接下来的执政的路途上，渐渐蒙尘。国阵上一代领袖开明、有远见的遗风，并没有随着政治的交棒而传承到新一代领袖身上。在新一代的巫统领袖身上，从马哈迪开始，国阵最大的政治遗产 –  世俗国体制却时常变成政治博弈的筹码。无论是随着伊斯兰党于80年代伊朗回教运动复兴后崛起而推出的政府体制回教化政策，还是1999年因为巫统分裂，为了和伊斯兰党竞逐马来选票而在929宣布的回教国，到阿都拉的回教文明，和进来纳兹里否认我国是世俗国的言论，无一不把国阵（巫统）的创党价值观典当掉。

和民主行动党或者公正党相比，国阵有更多的历史价值观和底气，理直气壮的捍卫由国阵先贤确立的世俗国体制。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国阵更多时候只能随着回教党起舞。如果说原本国阵和世俗体制是一场正当的婚姻，那么很显然的，现在的国阵正在和回教国体制搞着婚外情。难堪的是国阵内其他摆着门面的友党，很显然的在巫统出轨的时候，它们就腹背受敌。

如果拿国阵和民主行动党对比，民主行动党自308大选以来，就以一边观望一边合作的姿态和伊斯兰党在政治上结盟进而共组政府。他们抱着伊斯兰党内新崛起的开明派系可以有朝一日改变伊斯兰党的宗教本质的希望，加上大约稳胜的20席国会议席为筹码，和伊斯兰党开始了一段即暧昧却又互相防范的合作关系。放在其他意识形态分明、两党制的国家里，这种合作关系早就给选民唾弃了，但是放在马来西亚，眼看了国阵内巫统独大，继而被彻底边缘化的马华、国大党等人微言贱的处境，选民在这种奴隶关系和民行-伊党的即暧昧又防范关系之间的抉择，其实不难预测。这也是任马华反回教国的政治运动响彻云霄，也无法获得广大选民认同的原因。

一个政党最珍贵的，不是政权，而是政治合法性。国阵的政治合法性，在于捍卫先贤创立的世俗国体制。这点，应该是国阵在推动政治运动中最大的卖点，而不是随伊斯兰党起舞，在回教国课题上大搞出轨婚外情。

胜与败并非最后的归宿 – 校园选举后记

校园选举经已尘埃落定。每年这个时候，大家的关注点总是停留在到底校阵还是学阵赢得更多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掌控权。不过，今天笔者想把专注点转移到校园选举的“人”身上，而政治方面，我们暂且轻轻带过。

一场选举的素质，以及学生代表理事会执政过后的政绩，都取决于当初竞选的候选人。曾几何时，成为校园选举候选人，当选学生代表，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发掘候选人以及成立竞选队伍方面，都面对了一定的难度。这与学生代表理事会权利日渐消退固然脱不了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现今学生代表理事会给人的就是一种纯政治印象，这就真的让人望而却步了。

一个代表全体大专生的组织，等同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学生代表理事会涉足政治和社会课题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在马来西亚这种任何人和事都是政治挂帅的国家，学生代表理事会也无可避免的必须要选边站。环顾今年的校园选举，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竞选中强打的课题和竞选口号，竟然与国阵民联惊人的相识，这点不但没有办法为各阵营的候选人加分，还凸显了候选人没有独立思想，缺乏专业操守和创意。

笔者引介欧美澳知名大学的学生会和政党的关系做一个引荐，让大家参考。在国外的知名大学，政党在校园内会各自成立自己的支持者俱乐部，如牛津大学的工党牛津大学俱乐部，诺丁汉大学的保守党大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在大学内被给予足够大的空间，来宣传本身政党的理念、活动，以及招揽党员。而学生会在政治上绝对是超然的。在大学的角度来看，学生会是管理层，负责管理校园内的宿舍、巴士、餐厅甚至酒吧。在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群杠上社会责任的群体，学生会内设有妇女事务部、弱势群体发展部、环境研讨部等等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推动环保、绿色能源等，以及致力于性别平等。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政府政策深入研究，以便形成有效的监督，甚至可以反建议比政府更好的施政。至于在学生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生代表们就是专业的化身，是校园的行政总裁，是真正的领导者。

回看马来西亚学生代表理事会的素质，我们只流露于表面的政治斗争。至于争取学生福利方面，也越来越倾向政治化的民粹。再这样下去，它将丧失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平台，是不可能获得高素质人员（候选人）的竞逐和参与。在这个关口，胜负已非最后的归宿，如何重振学生的素质，以及重塑学生代表理事会的角色，才是王道。

再谈谈槟城和全国的廉价屋

今天，想谈谈马来西亚房价的问题。那，我们从全国平均房价最高的槟城开始谈起。

每当我们研究房价和人民对房价负担能力的时候，问题总会围绕着几个方向兜转 - 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什么价格才算是可负担的房价？如何解决房价高出人民整体收入太多的现象？

我们以槟城的槟岛做为一个切入点，那么情况会看得比较清楚。槟岛的房价高，最致命的是它的地理和区域城市定位因素。槟岛是行政中枢、区域金融中心、国际旅游都会、跨国高端工业集中地，城市化将无可避免的造成原本淳朴的都市加速的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的国际化。那是历史上所有城市发展史所经过的相同道路。商业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房地产的价格无可避免的将直线上飙，除了市场开放而引来的炒作活动，整体城市在价值链中的上升过程中，房地产由原本的平民消费主导变成商业消费主导，也是主因。

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房价呢？真正合理的房价，其实建立在人民的购买力身上，而不是纯粹房地产的价格。举个例子，今天槟岛一间三房式公寓的售价大概是四、五十万左右。槟岛中产阶级家庭的月入大概是四千到八千左右。相对比较，房屋的价格其实已经到了中产阶层所能负担的临界点。就这点而言，槟岛的房价其实并不算可负担。真正可负担的房价，应该徘徊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平均每个月家庭花费在房产的支出，应该不可以超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银行贷款的负担期，不应该逾越本身的退休年龄。

那我们要如何解决房产价格过高的现象？现在一般的处理方法，都是由政府出资建中、廉价屋（所谓的“可负担”房子），或者立法强制发展商在发展高端房地产之余，也必须同时承建固定数量的廉价屋。这两种方法在现今蓬勃和开放市场交易中已经不见得有效。原本应该利惠低收入阶层的廉价屋，在市场利益之下，若不是转眼间就被转手卖掉赚取差价，不然就是无法输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要制定出更全面的国家房屋计划，那么我们必须把解决方案的定位，从压制房屋市场价格，转为提高人民的收入，或者营造新社区，从这两方面着手。马来西亚的发展带来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当硬体设施不断在价值链上创新高的时候，人民却没有转型成高收入阶级。那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无法培养竞争力度强的人力资源，以及现有的工作本质无法转型或者升级。一旦你的收入之增长无法和因为城市化而飙高的房价并驾齐驱，你就开始陷入无壳族的陷阱了。要和房地产价格赛跑，国家必须不断提高人民的工作素质，因此未来城市发展的定位，除了必须营造高档设施，更必须确保城市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属于高收入的。

至于新社区，我们要如何创造以便它符合低收入的人群居住呢？单凭政府在城市区规划新廉价屋，那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除了屋子相对便宜，城市的高消费一样会让低收入的人民吃不消。唯有营造一个全新的社区，才符合低收入群的利益。这个社区，必须可以融合低收入群众的经济活动，制造就业机会，以及提供和他们收入相符的消费。再拿槟岛做一个例子，六十年代设立的打抢铺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来到二十一世纪，如果把廉价屋起在威省，如巴都家湾，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可以顺道带动当地的发展。在规划新社区的时候，也必须确保公共交通系统的覆盖率是平衡的，这样迁移对人民的影响就会减到最低。

Thoughts........: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Thoughts........: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其实为什么踩一个人的肖像会引起轩然大波？ 老实说，我一生人里踩过的人头像可真不少。校园选举的时候，那些钱太多又不环保的候选人总喜欢印制了很多车头照然后把他们洒在地上。我每次都很痛快的踩了一脚又一脚，算是教训这些缺乏环保意识又要充领导的学生。至于那些啤酒女郎、歌星艺人的...

可以不可以踩首相的肖像？

其实为什么踩一个人的肖像会引起轩然大波？

老实说，我一生人里踩过的人头像可真不少。校园选举的时候，那些钱太多又不环保的候选人总喜欢印制了很多车头照然后把他们洒在地上。我每次都很痛快的踩了一脚又一脚，算是教训这些缺乏环保意识又要充领导的学生。至于那些啤酒女郎、歌星艺人的海报，往往活动过后也是满地的，我也没有少踩过，算是对主办当局没有处理好事后清洁工作的一种泄愤。

那，为什么踩首相的人头有问题？

问题不在于那海报，也不在于那是Ah Jib Gor的人头，而在于某些人习惯性了把海报上的人物神圣化，达致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撇开道德规范或者世俗眼光，我们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Ah Jib Gor只是人民选出来的打工仔，只是政府行政体系里的首长（head of administrative），以及排名第一的部长（first among equal），而不是国家元首（head  of the state），更加不是圣人。在马来西亚的法律精神里，只有对国家元首大不敬才是真正构成有辱国体、藐视宪法的煽动罪状。以煽动法令提控侮辱Ah Jib Gor头像的群众，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只不过是主观性的诠释现有的煽动法令，并偏概全的滥用该法令以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

这个头像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朝鲜发生的一个事故。2009年11月朝鲜货轮“至诚5号”在中国海域遇险。船员们在货船遇险后，首先将船上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委员长的肖像画保存好，才考虑自身安危，最后造成船长、机械师与其他3人死亡。朝鲜当局谓这种举动深深打动了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新报》报道称，船员们获得英雄称号的原因是”船员们在狂风巨浪中任然坚决守护革命领袖，并体现了英雄般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同志情谊。”

以上朝鲜真人真事之悲哀，在于权威体系里，领袖的肖像的价值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生命。但最无奈的是，在权威体制统治之下的人民，竟然会做出违反常理，以致发生牺牲了5条人命的悲惨结局。如果要我在道德规范和生命自由之间选择一个，我宁愿人民可以塑造本身的自主意志 –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而不惜牺牲政治人物的丁点尊严。人民应该坚持保留自己的尊严，而不是把它们奉献给领导，换取苟且的未来。

当然，这里必须重新强调，本人并不鼓吹暴力政治，道德规范依然是社会建设重要的一环。但是道德绝对不可以成为政治人物滥权或者针对政敌的借口。

英国二战功勋首相丘吉尔曾经说 – “ 对伟大领袖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对国家领袖的待遇和相处，应该体现在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而不是把领袖神化或者无限度的崇拜，这样我们才可以撇除谦恭之心，对领袖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确保政府的政策符合社会的需求。

也唯有这样，才不会有人因为踩领袖头像而引起轩然大波。

那个时候，马来西亚才是真正的先进国。

未来决定马来西亚华裔命运的是什么？

关丹独中的申办闹剧给了马来西亚华裔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委屈求全，当权者在考虑我们的诉求时，只会政治当头，就算如独中这种教育课题，当权者也不会客观的从素质教育和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整个申请。教育上已经如此，更遑论其他更为敏感的政治、经济等领域。

在政治当头的国家，那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唯有把问题政治化，甚至必须通过政治性或者社会运动，那才可能获得当权者的关注。在衡量政治得失之下，可能可以获得当权者格外开恩、或者难听一点，叫做网开一面，施舍一点面包屑给我们充饥。

那所谓政治化课题的筹码究竟是什么？说穿了，也就是选票而已。说到这里，这才是我们更悲惨的命运。我们都知道华裔人口比例这几年都不断在下跌。如果依据现在的曲线发展，那么马来西亚华裔在不远的将来，将无法保障本身的权益，甚至维持本身的特质。

这个现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仍然幻想让华基政党来维护我们的利益，那也是很不靠谱的。华基政党的基础同样是选票，它们的话语权建立在它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冲击和赢得国内的各种议席，而且这种冲击力，必须是源自本身的实力，而不是靠友党施舍的。就这点而言，当权体制内的华基政党，根本不具这种能力，其无法赢得华裔居多的选区，而在混合区，则必须靠友党的让路和施舍，才可能取得突破。

要扭转我们的命运，以上的模式已经是时候丢弃了。我们必须把现有的“种族”政治支点，迁移到“路线”、“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新的政治支点上面，从而改变真个政治斗争或者诉求的模式。拿争取关丹独中最为一个例子，争取的重点再也不应该放在“华教”，甚至延伸到捍卫华教这个方向。我们应该以“教育自由化”、“优质教育”和基本人权作为争取的立足点。我们不但要获得华裔的认同，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站在这些普世价值观上，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可和支持。

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同只是改变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推动友族同胞接受这种概念，把这种意识植入他们身上。未来任何的政治斗争都应该自由、民主、良好施政、公平等普世价值观作为斗争的支点，而再也不是宗教或者种族。把这种概念延伸到选举方面，那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到底华裔有没有足够的在朝力量，因为友族同胞在捍卫普世价值观的同时，等同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这也当然包括教育自由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华教。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转换成功与否，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