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决定马来西亚华裔命运的是什么？

关丹独中的申办闹剧给了马来西亚华裔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委屈求全，当权者在考虑我们的诉求时，只会政治当头，就算如独中这种教育课题，当权者也不会客观的从素质教育和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整个申请。教育上已经如此，更遑论其他更为敏感的政治、经济等领域。

在政治当头的国家，那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唯有把问题政治化，甚至必须通过政治性或者社会运动，那才可能获得当权者的关注。在衡量政治得失之下，可能可以获得当权者格外开恩、或者难听一点，叫做网开一面，施舍一点面包屑给我们充饥。

那所谓政治化课题的筹码究竟是什么？说穿了，也就是选票而已。说到这里，这才是我们更悲惨的命运。我们都知道华裔人口比例这几年都不断在下跌。如果依据现在的曲线发展，那么马来西亚华裔在不远的将来，将无法保障本身的权益，甚至维持本身的特质。

这个现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仍然幻想让华基政党来维护我们的利益，那也是很不靠谱的。华基政党的基础同样是选票，它们的话语权建立在它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冲击和赢得国内的各种议席，而且这种冲击力，必须是源自本身的实力，而不是靠友党施舍的。就这点而言，当权体制内的华基政党，根本不具这种能力，其无法赢得华裔居多的选区，而在混合区，则必须靠友党的让路和施舍，才可能取得突破。

要扭转我们的命运，以上的模式已经是时候丢弃了。我们必须把现有的“种族”政治支点，迁移到“路线”、“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新的政治支点上面，从而改变真个政治斗争或者诉求的模式。拿争取关丹独中最为一个例子，争取的重点再也不应该放在“华教”，甚至延伸到捍卫华教这个方向。我们应该以“教育自由化”、“优质教育”和基本人权作为争取的立足点。我们不但要获得华裔的认同，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站在这些普世价值观上，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可和支持。

争取友族同胞的认同只是改变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推动友族同胞接受这种概念，把这种意识植入他们身上。未来任何的政治斗争都应该自由、民主、良好施政、公平等普世价值观作为斗争的支点，而再也不是宗教或者种族。把这种概念延伸到选举方面，那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到底华裔有没有足够的在朝力量，因为友族同胞在捍卫普世价值观的同时，等同捍卫我们的基本权利，这也当然包括教育自由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华教。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转换成功与否，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向当权者要求最起码的良心，那太奢侈了

活在这个荒唐的年代，要求一个涵盖全方位的政策其实已经很不靠谱，那我们只好把自己的要求降格，要求当权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至少把良心放进去，让我们的痛苦和被折磨指数稍微下降一点，让我们可以在夹缝中生存，享受当权者开恩挤出来的正义和公平。可惜，这种想法在一个马来西亚，那也是太奢侈了。

就来说114A这项修正法案，当权者的良心有没有稍微施舍给我们呢？我们都知道我国奉行“在证明被告有罪之前，他是没有罪的”（one is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法律精神。任何法律条文的制定都离不开这个法制基础（毒品法案除外）。114A正好和这个法律精神背道而驰，一旦你被这个法令控上法院，传统上由控方负责采证来证明你有罪，再由法官顶你的罪之法律程序，被颠倒了。采证的责任落在你身上，你必须举证来证明你是无辜的，疑点利益不再归于被告。试想想，一旦嫌犯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援助，或者负担不起律师费，那就等着锒铛入狱。

就这个法案看来，身负律师背景的纳兹里、莱斯耶丁、卡立诺丁、曹智雄等部长在内阁会议的时候很显然的是选择性失望，或直接一点，把一个律师的专业操守败光，无视法律公平公正公义的精神。而至于违反常规制定法令背后的阳谋其实很简单 – 一旦这个法案循正常的法律精神设置，那么当权者在采证方面其实面对重重困难，控方在重重限制之下，得法令亦无所用。这就违反了政治工具的目的了。

马华在这个议题上面，依然是慢半拍，不过人说不怕慢，只怕站。但是马华的表态却捅了一个蜜蜂窝。一个不符合法律精神的法律被通过，要负最大责任的，肯定是执政党的议员，你人数多嘛，通不通过，看的还是多数党议员。反对党议员固然也得负上部分责任，但这种简单多数通过的草案，基本上人数上属于劣势的少数党议员，可以扮演的角色不多。蔡细历的“反对党反对论”让人再次看到马华只余扮演小丑的角色。更可悲的是，马华一众年轻领袖却无视总会长的错误，只一味附和认同。人才为立国之本，看到马华年轻领袖这么一个水准，不禁为马华的前程感到悲哀。

我们这些升斗小民不求当权者制定高水准的政策。我们只退而居其次，要求你们把最起码的良心捧出来，给回我们应该获得的保障。但你们一次一次的让我们失望。人民现在是哀莫大于心死，大选投票的时候，也只好含泪斩你下马。

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当权者时常认为他们功勋盖世，所以挂在嘴上的，都是呼吁我们感恩，甚至歇斯底里地推出“一诺千金”作为国庆的主题，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对于当权者这一番期待，人民的反应很简单，只在心中高唱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我们期待政府推出的GTP、ETP等计划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让人民参与更多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不只是局限于政府关联公司，或者朋党。结果，经济大饼依然分配不均，还必须和四大公害毗邻相处。那还倒不如守在Youtube频道看成龙大哥的A计划，再想想怎么把下一代变成更强的辐射化绿巨人，以便可以在未来的“一核马来西亚”固打计划下破蛹而出，再见光明。

我们期待警察可以保护我们，结果劫案还是一桩又一桩。警察不忙乎的在广场打吉他唱情歌，另一边却是刀光剑影，不知多少人命早随大江东去。倒不如我们效仿美国，让枪械合法化，再平民警察化，再警察偶像化，让市民扛起枪械保护自己，而警察娱乐我们，再趁佳节时期收点表演小费（贿），这样不是名正言顺得多吗？

我们期待政府可以透明的执法，保障市民的安全。结果警察还狠过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进了扣留所就可能直接被执法人员“和谐”掉。见一见法官喊喊冤的愿望 - 对不起，换个对象，和阎罗王倾诉吧。当权者那边厢忙着摆共产党上台让人嬉笑怒骂，另一边厢却青出于蓝，自家摆的河蟹宴却比中共的满汉全席来得更丰富。真是后生可畏。

再来一个114A，大家忙不着每天看着自己的面子书、博客或者微博，搞不好一个不留神，那个莽撞的家伙在你的虚拟世界说三道四，你可吃定这只死猫。中国还需要搞绿坝来建构防火墙，一个马来西亚的巴贡水坝则更厉害点，实来个有错没错，抓了再说。到时监狱人满为患，那么朋党又可以获颁政府监狱工程，既经济又实惠，不做白不做对吧？

无辜的绿巨人、横行的东厂和锦衣卫、偶像化的警察、武装化的平民、A钱的计划、决堤的水坝、

各位好，这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李宗伟的伟大，政客的苍白

一个伟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曾经站在巅峰上，而在于他的影响力，是否足以影响整整一代人，或更深远。

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中国第一把手，但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莫哈末阿里不是历来最成功的重量级拳王，但是他反战、反种族主义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马丁路德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显著的职位，但是他于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演说，成功催化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宣布所有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

同样的，李宗伟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无冕之王，而在于他的精神，影响了马来西亚一代人。

2008年，他兵败北京奥运，但是大家是否还记得当李宗伟在半决赛打败韩国的李炫一后，和教练米士本紧紧拥抱的那一刻？那一刻，没有华人、马来人的分别；也没有国阵、民联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没有特权论还是感恩论；有的只是恩师、爱徒之间的真挚，以及历史性为马来西亚取得突破的真诚爱国情操。

2012年，他兵败伦敦奥运，但是他和林丹所奉献的史诗般的经典球赛，对提升国际羽毛球水准的贡献，以及崇高的体育精神，真正感动了全世界。这一次，李宗伟无愧“败者为王”，而此时此刻，真正的“马来西亚能”精神被李宗伟完美无缺的诠释出来。

相比李宗伟的伟大，马来西亚的政客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好一个“一诺千金”的国庆主题实着让人笑掉了大牙。政治人物是纳税人以选票聘请回来，并置于一个五年合约之下负责管理国家。如果受聘人无法达到纳税人的要求和标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撤换他们。既然你是受聘的，那么我们对你有要求那是绝对合理的，而没有所谓感恩不感恩之说。

至于某部长谓唯有建国政党才有合法性决定和诠释国庆主题，那他很明显的是烧坏了脑袋。这么一来，美国的国庆主题是不是应该由华盛顿、杰斐森、亚当斯和富克兰林的后代来决定？（盖因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所谓的政党，以上所列之建国功勋，都是无党派之人）。台湾民进党当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过国民党的马英九还是吴敦义才可以决定该年中华民国的国庆主题？

国庆日应该是一个全民同乐的日子。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推动全民团结和激励人民才是国庆日应该设定的议程，而不应该演变成各政党之间的政治角力。让我们趁着国庆日的来临，再一次诠释李宗伟的伟大 – 无私、信任、奉献。这才能推动这个国家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愿全民与李宗伟同在，愿马来西亚国庆日不再政治化。

无私、信任、奉献。

纳吉大选之进退两难

如果现在还有人告诉笔者今年会大选，笔者肯定捧腹大笑。

回顾关于纳吉解散国会以便大选的谣言，从去年六月传到今年的九月，但是一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回顾整个时间轴，那么可以更清晰的分解整个局势的演变。

2009年纳吉上任，推出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以及各种一个马来西亚周边产品，ETP，GTP等等，这时候国阵可说是风头一时无两。接下来纳吉以新首相的光环，摆平马华翁蔡之争，逼退国大党前主席三美，国阵内部开始稳定下来。再加上赢得了几场关键的补选，包括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席，而行情一片大好，整个势头一直维持到2011年中而不衰。那其实就是纳吉最好解散国会的时机。但是，他没有一如外界所料般还政于民。也许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像马哈迪强势的首相，心理素质可能就如伯拉这样的软弱。在能否守得住现有议席，又保住相位的患得患失心情下，错过了这天赐良机。

踏入2011年下半年，纳吉的厄运就开始了。一开始是净选盟2.0示威。纳吉应对净选盟时的出尔反尔，以及警方的严重过敏症，让民间风起云涌，一时间风声鹤唳，但是集会人数却达到空前。过后卫生部长的吹风论，更严重打击了人民对当权者的信心。这时候，纳吉祭出了糖果预算案。说真的，五百令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BR1M），其实吸票能力不俗，但是天意弄人，莎里扎的“养牛门”事件，把这一切感觉美好的情形狠狠撕破了。纳吉的优柔寡断，没有第一时间撤除莎里扎的官职，注定了他必须承当这个苦果。

踏入2012年，纳吉更是屋漏更逢连夜雨，正当“养牛门”开始淡化的时候，关丹反稀土运动却到了高潮，他们更在428联合净选盟推动了堪称马来西亚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示威游行，BERSIH 3.0运动席卷了社会各阶层，更首次把同步示威运动扩展到全马各地，包括槟城、马六甲、霹雳甚至沙巴。BR1M对垒428和养牛门的结局显而易见。这一局，纳吉败得很彻底。

进入2012年下半年，纳吉还必须面对公害四合一（稀土、山挨、核电厂、边佳兰石化）的冲击。相比一些已经让人感到麻木的经济丑闻（轻快铁合约、吉隆坡第二廉航机场等），这时候，巫统在沙巴州的盟友开始叛变才真正让巫统感到风雨飘摇。也许纳吉一早已经预知他们的出走，但却没有处理妥当。要知道在政治这种利益集团里，一旦树倒人人推，其引发的连锁效应绝不是纯粹一两个国会议员的出走，而是整个东马版图的崩盘。眼看这种局势，纳吉首要任务是整合东马的政治资源，重新填补在定存州失去的势力空间，过后才可能再谈大选。

所以，大选可能在今年吗?

写在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之前 – 巫统内部对纳吉领军的信心

选举就好像古代冷兵器的战争，胜负除了取决于兵器、战略、兵将素质以外，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士气和对统帅的信心。盖因选举这个东西，要胜出，必须如蓄水大坝，把所有的能量集聚在一起，然后在一瞬间爆发，这个爆发的势头必须足够带领整个团队贯穿整个大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选举机制时时刻刻保持活力，应对任何的突发状况。

说到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国阵的整个选举攻略都是围绕着巫统在打转。纳吉上任过后，整个选举策略几乎演变成为他的独角戏。五花八门的转型计划，响彻云霄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和其玲琅满目的周边产品，看起来选举的卖点有了，领军人物也有了，银弹也水银泻地的注入民间。一切合乎优质选举运动的条件都出现了，那么国阵是不是稳胜了呢？

其实，笔者觉得情况刚刚好相反。以上的物质现象，只是用来掩盖巫统内部对全国大选所出现的不安，纳吉本身的团队，对纳吉的领军的信心是否充足？笔者以几个现象来为这个疑问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马六甲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对纳吉的公开喊话。莫哈末阿里公然“要求”（实为强迫）纳吉在来届全国大选安排他上京当部长。这一番话背后可真有意思了。要知道莫哈末阿里在巫统党内人脉遍布，之前巫统党选更因为势头强劲，而硬硬被党纪律委员会把竞选资格取消。由此可见此君绝有能力与慕尤丁争一长短。

现在他公然对纳吉喊话要上京，就是看扁纳吉无法就现有的格局取得突破。巫统内部就必须为“后纳吉时代”的党选卡位战做准备。其如意算盘是，纳吉预料无法取得比308更好的战绩，慕尤丁一定会逼宫，而作为妥协方案，纳吉可以有权指定隔代接班人作为退位的条件，就好像老马曾“建议“阿都拉委任纳吉为副首相。那如果纳吉有权指定副首相人选，那个人肯定是希山慕丁 – 也唯有和纳吉有姻亲关系的他会维护纳吉的退位后的安全、利益和政治遗产。那么莫哈末阿里这个党内强人往哪里站？所以，他第一步必须上京以便拿到副首相的入门资格- 国会议员。然后，只要在巫统党选中结合慕尤丁和老马的势力，和希山慕丁于署理位子一决高下，那胜利的天枰还是稍微倾向莫哈末阿里。

从这个例子可见，纳吉身边的臣子，如莫哈末阿里等早对纳吉领军的大选结果心里有数。这么一分析，其实巫统党内人心浮动，对选举的信心远不如表面看的坚挺。这无疑对纳吉是一个甚大的打击。除了莫哈末阿里自荐上京，连老马的儿子慕克力兹，也迫不及待表态本身已经准备好当吉打州务大臣，根本无视首相委任州务大臣的不成文规定。纳吉在这些妄臣的钳制下，还真够狼狈的。

至于巫统的老二慕尤丁呢？他又是怎么看纳吉领军呢？回顾巫统的历史，所有巫统署理主席都坚守政治上的“老二哲学”，以免功高盖主，如安华般惹来无妄之灾。但是细嚼慕尤丁近期的言论，他这个备胎可非常不安分了。一向来，选举日期之决定权都是首相绝对的权利，绝不容他人沾染。但慕尤丁这个老二，近期却对选举日期指点一二，甚至主动建议选举日期。这背后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呢？慕尤丁主要告诉巫统中人，他这个老二已经超越备位的角色，纳吉已经是一个必须和副手分享权力的跛脚首相，全国大选过后，副手就会扶正变老大。由此可见，慕尤丁一样的不看好纳吉在来届全国大选有任何作为。相反地，他已经倒数着纳吉退位的日子，以至于全国大选日期未定，他已经得意忘形，指指点点起来了。

纵观一众巫统领袖的态度和小动作，纳吉这一战，还真的有不少人认定他铩羽而归，然后循着巫统党内问责制的传统，如东姑和伯拉般下台。所以大家无一不做好官升一级的准备，以便于全国大选后的巫统党选全力搏杀。谨此可见，巫统对纳吉领军的来届大选，根本毫无信心，也作出最坏的打算了。

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

308的大选是我国政治领域的分水岭，但其原子弹爆发的威力，同时也影响了民权运动和新闻自由的发展。可以这么说，308大选反对党是踏着燎原的民权运动，和刚刚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达到否决执政党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的政治成就。

网络媒体的兴盛，让政治新闻报道体现了更开快速、更开放和更多元化的元素。而平面媒体也不得不跟上网络媒体的脚步。随着更自由的新闻报道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恶意诽谤政治人物的新闻。尤其是和执政党有关的马来人前锋报和星报，都不约而同杠上了行动党的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一片唇枪舌战的过程中，引起了不少诽谤起诉和反起诉政治领袖的案件。坊间也开始把政治人物起诉媒体的动作，统称为妨碍新闻自由。于是我们看到我国的媒体界陷入了一个厄境。一方面必须第一时间给读者精确的报道，同时侯又必须提心吊胆，以防挨官司。那怎么样才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新闻自由以便可以执行有效的舆论监督，但是又不至于对当事人造成无辜的伤害？这中间的平衡点又处在哪里呢？

笔者想引用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在《纽约时报》公司起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对此案所撰写的判词，作为一个引申。该案主审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认为，要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都真实无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在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于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空间（breathing space）。

很显然的，布伦南在这个判决里认为，民众无权无势，在揭发或者批评官方的所作所为时，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精准。如果以法律强迫民众或者媒体在履行对官方的监督责任时必须一百巴仙准确无误，否则就会遭到法律起诉（如诽谤），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意思就是，媒体由于害怕面对排山倒海的法律起诉，而保守对新闻内容加以删减和约束），而这种现象将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和广泛性。而这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恶意诽谤（actual malice）呢？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他是否虚假”，甚至在客观和主观的事实上，扭曲原本的言论。

我们拿两个马来西亚案例来做一个比较，林冠英在起诉前锋报2010年12月20日刊登以“林冠英没教养”为题的文章，并在文中宣称提到林冠英和槟州政府驱逐和拆毁浮罗山背甘榜波各亚桑路和甘榜云顶村民的住家为反马来人。事实上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主要争议时发生在村民和发展商之间。这点，就符合了“或者满不在乎他是否虚假”的恶意诽谤原则。前锋报并不能因此引用新闻自由的原则为自己的恶意行为辩护。在另外一个涉及槟州首席部长的新闻报道，也就是《星报》日前以“垂死山脉”（Dying Hill）报道槟州面对严重山坡发展造成山坡地严重摧毁一事。在这起新闻中，《星报》可能并没有一百巴仙报道槟城山坡的真实情况，但是由于涉及公共利益，因此这起新闻更多的成分是要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以及广泛的监督州政府的施政，因此，笔者认为这绝对构不成诽谤的理由。

新闻自由是国家民主化过程中不可缺陷的一环。但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就是所圈定的民众利益。新闻自由所形成的报道，不应该只针对个体民众，而应该对整个政治体制起着全面、广泛的监督，那才不枉了人民对媒体的一番信任。但由于我国媒体远没有西方国家的自由，执政党在平面媒体的占有率非常高，因此，我国新闻自由可能存在，但是真正有效的舆论监督，路途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