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当权者时常认为他们功勋盖世，所以挂在嘴上的，都是呼吁我们感恩，甚至歇斯底里地推出“一诺千金”作为国庆的主题，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对于当权者这一番期待，人民的反应很简单，只在心中高唱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我们期待政府推出的GTP、ETP等计划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让人民参与更多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不只是局限于政府关联公司，或者朋党。结果，经济大饼依然分配不均，还必须和四大公害毗邻相处。那还倒不如守在Youtube频道看成龙大哥的A计划，再想想怎么把下一代变成更强的辐射化绿巨人，以便可以在未来的“一核马来西亚”固打计划下破蛹而出，再见光明。

我们期待警察可以保护我们，结果劫案还是一桩又一桩。警察不忙乎的在广场打吉他唱情歌，另一边却是刀光剑影，不知多少人命早随大江东去。倒不如我们效仿美国，让枪械合法化，再平民警察化，再警察偶像化，让市民扛起枪械保护自己，而警察娱乐我们，再趁佳节时期收点表演小费（贿），这样不是名正言顺得多吗？

我们期待政府可以透明的执法，保障市民的安全。结果警察还狠过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进了扣留所就可能直接被执法人员“和谐”掉。见一见法官喊喊冤的愿望 - 对不起，换个对象，和阎罗王倾诉吧。当权者那边厢忙着摆共产党上台让人嬉笑怒骂，另一边厢却青出于蓝，自家摆的河蟹宴却比中共的满汉全席来得更丰富。真是后生可畏。

再来一个114A，大家忙不着每天看着自己的面子书、博客或者微博，搞不好一个不留神，那个莽撞的家伙在你的虚拟世界说三道四，你可吃定这只死猫。中国还需要搞绿坝来建构防火墙，一个马来西亚的巴贡水坝则更厉害点，实来个有错没错，抓了再说。到时监狱人满为患，那么朋党又可以获颁政府监狱工程，既经济又实惠，不做白不做对吧？

无辜的绿巨人、横行的东厂和锦衣卫、偶像化的警察、武装化的平民、A钱的计划、决堤的水坝、

各位好，这升斗小民的一个马来西亚。

李宗伟的伟大，政客的苍白

一个伟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曾经站在巅峰上，而在于他的影响力，是否足以影响整整一代人，或更深远。

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中国第一把手，但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莫哈末阿里不是历来最成功的重量级拳王，但是他反战、反种族主义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马丁路德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显著的职位，但是他于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演说，成功催化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宣布所有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

同样的，李宗伟的伟大，不在于他是否无冕之王，而在于他的精神，影响了马来西亚一代人。

2008年，他兵败北京奥运，但是大家是否还记得当李宗伟在半决赛打败韩国的李炫一后，和教练米士本紧紧拥抱的那一刻？那一刻，没有华人、马来人的分别；也没有国阵、民联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没有特权论还是感恩论；有的只是恩师、爱徒之间的真挚，以及历史性为马来西亚取得突破的真诚爱国情操。

2012年，他兵败伦敦奥运，但是他和林丹所奉献的史诗般的经典球赛，对提升国际羽毛球水准的贡献，以及崇高的体育精神，真正感动了全世界。这一次，李宗伟无愧“败者为王”，而此时此刻，真正的“马来西亚能”精神被李宗伟完美无缺的诠释出来。

相比李宗伟的伟大，马来西亚的政客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好一个“一诺千金”的国庆主题实着让人笑掉了大牙。政治人物是纳税人以选票聘请回来，并置于一个五年合约之下负责管理国家。如果受聘人无法达到纳税人的要求和标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撤换他们。既然你是受聘的，那么我们对你有要求那是绝对合理的，而没有所谓感恩不感恩之说。

至于某部长谓唯有建国政党才有合法性决定和诠释国庆主题，那他很明显的是烧坏了脑袋。这么一来，美国的国庆主题是不是应该由华盛顿、杰斐森、亚当斯和富克兰林的后代来决定？（盖因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所谓的政党，以上所列之建国功勋，都是无党派之人）。台湾民进党当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过国民党的马英九还是吴敦义才可以决定该年中华民国的国庆主题？

国庆日应该是一个全民同乐的日子。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推动全民团结和激励人民才是国庆日应该设定的议程，而不应该演变成各政党之间的政治角力。让我们趁着国庆日的来临，再一次诠释李宗伟的伟大 – 无私、信任、奉献。这才能推动这个国家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愿全民与李宗伟同在，愿马来西亚国庆日不再政治化。

无私、信任、奉献。

纳吉大选之进退两难

如果现在还有人告诉笔者今年会大选，笔者肯定捧腹大笑。

回顾关于纳吉解散国会以便大选的谣言，从去年六月传到今年的九月，但是一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回顾整个时间轴，那么可以更清晰的分解整个局势的演变。

2009年纳吉上任，推出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以及各种一个马来西亚周边产品，ETP，GTP等等，这时候国阵可说是风头一时无两。接下来纳吉以新首相的光环，摆平马华翁蔡之争，逼退国大党前主席三美，国阵内部开始稳定下来。再加上赢得了几场关键的补选，包括乌鲁雪兰莪国会议席，而行情一片大好，整个势头一直维持到2011年中而不衰。那其实就是纳吉最好解散国会的时机。但是，他没有一如外界所料般还政于民。也许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像马哈迪强势的首相，心理素质可能就如伯拉这样的软弱。在能否守得住现有议席，又保住相位的患得患失心情下，错过了这天赐良机。

踏入2011年下半年，纳吉的厄运就开始了。一开始是净选盟2.0示威。纳吉应对净选盟时的出尔反尔，以及警方的严重过敏症，让民间风起云涌，一时间风声鹤唳，但是集会人数却达到空前。过后卫生部长的吹风论，更严重打击了人民对当权者的信心。这时候，纳吉祭出了糖果预算案。说真的，五百令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BR1M），其实吸票能力不俗，但是天意弄人，莎里扎的“养牛门”事件，把这一切感觉美好的情形狠狠撕破了。纳吉的优柔寡断，没有第一时间撤除莎里扎的官职，注定了他必须承当这个苦果。

踏入2012年，纳吉更是屋漏更逢连夜雨，正当“养牛门”开始淡化的时候，关丹反稀土运动却到了高潮，他们更在428联合净选盟推动了堪称马来西亚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示威游行，BERSIH 3.0运动席卷了社会各阶层，更首次把同步示威运动扩展到全马各地，包括槟城、马六甲、霹雳甚至沙巴。BR1M对垒428和养牛门的结局显而易见。这一局，纳吉败得很彻底。

进入2012年下半年，纳吉还必须面对公害四合一（稀土、山挨、核电厂、边佳兰石化）的冲击。相比一些已经让人感到麻木的经济丑闻（轻快铁合约、吉隆坡第二廉航机场等），这时候，巫统在沙巴州的盟友开始叛变才真正让巫统感到风雨飘摇。也许纳吉一早已经预知他们的出走，但却没有处理妥当。要知道在政治这种利益集团里，一旦树倒人人推，其引发的连锁效应绝不是纯粹一两个国会议员的出走，而是整个东马版图的崩盘。眼看这种局势，纳吉首要任务是整合东马的政治资源，重新填补在定存州失去的势力空间，过后才可能再谈大选。

所以，大选可能在今年吗?

写在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之前 – 巫统内部对纳吉领军的信心

选举就好像古代冷兵器的战争，胜负除了取决于兵器、战略、兵将素质以外，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士气和对统帅的信心。盖因选举这个东西，要胜出，必须如蓄水大坝，把所有的能量集聚在一起，然后在一瞬间爆发，这个爆发的势头必须足够带领整个团队贯穿整个大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选举机制时时刻刻保持活力，应对任何的突发状况。

说到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国阵的整个选举攻略都是围绕着巫统在打转。纳吉上任过后，整个选举策略几乎演变成为他的独角戏。五花八门的转型计划，响彻云霄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和其玲琅满目的周边产品，看起来选举的卖点有了，领军人物也有了，银弹也水银泻地的注入民间。一切合乎优质选举运动的条件都出现了，那么国阵是不是稳胜了呢？

其实，笔者觉得情况刚刚好相反。以上的物质现象，只是用来掩盖巫统内部对全国大选所出现的不安，纳吉本身的团队，对纳吉的领军的信心是否充足？笔者以几个现象来为这个疑问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马六甲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对纳吉的公开喊话。莫哈末阿里公然“要求”（实为强迫）纳吉在来届全国大选安排他上京当部长。这一番话背后可真有意思了。要知道莫哈末阿里在巫统党内人脉遍布，之前巫统党选更因为势头强劲，而硬硬被党纪律委员会把竞选资格取消。由此可见此君绝有能力与慕尤丁争一长短。

现在他公然对纳吉喊话要上京，就是看扁纳吉无法就现有的格局取得突破。巫统内部就必须为“后纳吉时代”的党选卡位战做准备。其如意算盘是，纳吉预料无法取得比308更好的战绩，慕尤丁一定会逼宫，而作为妥协方案，纳吉可以有权指定隔代接班人作为退位的条件，就好像老马曾“建议“阿都拉委任纳吉为副首相。那如果纳吉有权指定副首相人选，那个人肯定是希山慕丁 – 也唯有和纳吉有姻亲关系的他会维护纳吉的退位后的安全、利益和政治遗产。那么莫哈末阿里这个党内强人往哪里站？所以，他第一步必须上京以便拿到副首相的入门资格- 国会议员。然后，只要在巫统党选中结合慕尤丁和老马的势力，和希山慕丁于署理位子一决高下，那胜利的天枰还是稍微倾向莫哈末阿里。

从这个例子可见，纳吉身边的臣子，如莫哈末阿里等早对纳吉领军的大选结果心里有数。这么一分析，其实巫统党内人心浮动，对选举的信心远不如表面看的坚挺。这无疑对纳吉是一个甚大的打击。除了莫哈末阿里自荐上京，连老马的儿子慕克力兹，也迫不及待表态本身已经准备好当吉打州务大臣，根本无视首相委任州务大臣的不成文规定。纳吉在这些妄臣的钳制下，还真够狼狈的。

至于巫统的老二慕尤丁呢？他又是怎么看纳吉领军呢？回顾巫统的历史，所有巫统署理主席都坚守政治上的“老二哲学”，以免功高盖主，如安华般惹来无妄之灾。但是细嚼慕尤丁近期的言论，他这个备胎可非常不安分了。一向来，选举日期之决定权都是首相绝对的权利，绝不容他人沾染。但慕尤丁这个老二，近期却对选举日期指点一二，甚至主动建议选举日期。这背后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呢？慕尤丁主要告诉巫统中人，他这个老二已经超越备位的角色，纳吉已经是一个必须和副手分享权力的跛脚首相，全国大选过后，副手就会扶正变老大。由此可见，慕尤丁一样的不看好纳吉在来届全国大选有任何作为。相反地，他已经倒数着纳吉退位的日子，以至于全国大选日期未定，他已经得意忘形，指指点点起来了。

纵观一众巫统领袖的态度和小动作，纳吉这一战，还真的有不少人认定他铩羽而归，然后循着巫统党内问责制的传统，如东姑和伯拉般下台。所以大家无一不做好官升一级的准备，以便于全国大选后的巫统党选全力搏杀。谨此可见，巫统对纳吉领军的来届大选，根本毫无信心，也作出最坏的打算了。

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

308的大选是我国政治领域的分水岭，但其原子弹爆发的威力，同时也影响了民权运动和新闻自由的发展。可以这么说，308大选反对党是踏着燎原的民权运动，和刚刚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达到否决执政党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的政治成就。

网络媒体的兴盛，让政治新闻报道体现了更开快速、更开放和更多元化的元素。而平面媒体也不得不跟上网络媒体的脚步。随着更自由的新闻报道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恶意诽谤政治人物的新闻。尤其是和执政党有关的马来人前锋报和星报，都不约而同杠上了行动党的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一片唇枪舌战的过程中，引起了不少诽谤起诉和反起诉政治领袖的案件。坊间也开始把政治人物起诉媒体的动作，统称为妨碍新闻自由。于是我们看到我国的媒体界陷入了一个厄境。一方面必须第一时间给读者精确的报道，同时侯又必须提心吊胆，以防挨官司。那怎么样才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新闻自由以便可以执行有效的舆论监督，但是又不至于对当事人造成无辜的伤害？这中间的平衡点又处在哪里呢？

笔者想引用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在《纽约时报》公司起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对此案所撰写的判词，作为一个引申。该案主审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认为，要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道都真实无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在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于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空间（breathing space）。

很显然的，布伦南在这个判决里认为，民众无权无势，在揭发或者批评官方的所作所为时，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精准。如果以法律强迫民众或者媒体在履行对官方的监督责任时必须一百巴仙准确无误，否则就会遭到法律起诉（如诽谤），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意思就是，媒体由于害怕面对排山倒海的法律起诉，而保守对新闻内容加以删减和约束），而这种现象将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和广泛性。而这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恶意诽谤（actual malice）呢？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他是否虚假”，甚至在客观和主观的事实上，扭曲原本的言论。

我们拿两个马来西亚案例来做一个比较，林冠英在起诉前锋报2010年12月20日刊登以“林冠英没教养”为题的文章，并在文中宣称提到林冠英和槟州政府驱逐和拆毁浮罗山背甘榜波各亚桑路和甘榜云顶村民的住家为反马来人。事实上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主要争议时发生在村民和发展商之间。这点，就符合了“或者满不在乎他是否虚假”的恶意诽谤原则。前锋报并不能因此引用新闻自由的原则为自己的恶意行为辩护。在另外一个涉及槟州首席部长的新闻报道，也就是《星报》日前以“垂死山脉”（Dying Hill）报道槟州面对严重山坡发展造成山坡地严重摧毁一事。在这起新闻中，《星报》可能并没有一百巴仙报道槟城山坡的真实情况，但是由于涉及公共利益，因此这起新闻更多的成分是要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以及广泛的监督州政府的施政，因此，笔者认为这绝对构不成诽谤的理由。

新闻自由是国家民主化过程中不可缺陷的一环。但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就是所圈定的民众利益。新闻自由所形成的报道，不应该只针对个体民众，而应该对整个政治体制起着全面、广泛的监督，那才不枉了人民对媒体的一番信任。但由于我国媒体远没有西方国家的自由，执政党在平面媒体的占有率非常高，因此，我国新闻自由可能存在，但是真正有效的舆论监督，路途还很遥远。

从独中纷争看我国迈向素质教育的矛盾

古今往来，教育乃立国之本。纵观人类文明史上，可以长盛不衰的文明大国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稳定的教育制度 – 中国科举制度就是之中的佼佼者。近代史上，促成欧美崛起成为全球强国的工业革命，也是由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作为火车头，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进而促成欧洲长达百年的蜕变。可以这么说，一个文明的兴衰、国家的兴盛，教育制度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踏入二十一世纪，教育制度在这个抹平了的世界显得更国际化、普通化。唯一不变的是素质教育的哲理 – 多元化、普及化、高素质。教育制度必须确保每个人有均等机会受教育，提倡高度的学术自由之余，也必须落实国家的基础精神。至于教育制度之下的产物 – 学生，必须符合市场的需求。唯有达到以上这些条件，那才算是一个高效的教育制度。

依循以上优质教育的条件来审视我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我们离这个终极目标甚远，甚至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尤其当我们回顾独中教育的发展，显然我国教育制度陷入极度的不平衡。

独中现象可谓马来西亚教育制度里的奇葩。那是六十年代华文中学改制的产物。经过五十年的历练，现在独中俨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素质教育的象征（整体而言，但北马独中稍微逊色）。但是，其地位并没有因为国际的认可而提高。和政府国民中学相比，独中获得的政府资源简直少得可怜，这些年来，经费靠的是学生来源和华社的资助。和近年来开始进驻我国的国际学校相比，独中开办的准证一张难求，简直还不如飘洋过海而来的国际学校。

笔者认可政府对于不跟随政府教育政策的学校，如独中、国际学校、宗教学校等，在运作上必须自给自足。基于政策统一和财政支度的原则，这点该无异议。至于这些学校的数量，应该由市场的反应来决定，而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强加干预。马来西亚现有的国际学校，除了在学生国籍比例上受到政府些许限制，其他一概回归市场需求来决定，包括国际学校的数量、地点、教育内容等。独中则不，显然的独中有庞大的学生市场，却百般的受到政府的钳制，以至于要成立新的独中来应付日益增长的学生，都受到政府的否决。这种不公平对待的现象，恰如玛拉工艺大学不开放给华、印裔同胞报读，但是你却可以在这所大学里面发现来自中国的华人学生一般的讽刺。这两个奇景显示了我 国政府在处理教育制度问题上，以政治压倒一切，甚至不顾素质教育、均等机会等宏观教育哲理，教育政策制定以族群政治考量至上。

一个平衡的教育制度，应该揉合国家需求、市场需求和正确的办学精神，才可以形成优质的教育制度。政府必须确保国民在马来西亚任何教育制度之下求学，都可以掌握国语 – 马来文，以及关于我国的公民历史，培养爱国精神（爱国，不是爱政府）。至于课程纲要的素质，则必须符合社会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确保学有所成的公民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如果依循这种平衡的教育轨道，政府只需要确保独中的学生可以掌握国语，定期审阅独中的课程纲要，其他的就留给市场本身来决定，而不应该强加干涉。

中国大文豪兼教育家鲁迅强调，教育应该以“立人”精神为本质，也就是自始至终都是把对“人”的思考重心，置于对“人”的自身关怀之上，显示出一种重新发现人、肯定人、尊重人，探寻人的存在价值、生存意义和发展前景的现代人文理念。特别是通过对人的精神解放、个性解放和心灵自由的思考与追求，唯有这样，才可以站在思想的高度上前进。我国教育制度，唯有撤除政府横加的矛盾和干预，才能达到达到鲁迅形容的“立人”教育、素质教育，而我们实还有一段远路。

口口声声反共的巫统把共产党的精髓发挥极致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前任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曾经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里，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社会阶层的渗透和牢控，想像一下，在华府有个机构可以监督以下的人事任命和机构操作方式 – 整个美国内阁、州长和其副手、主要城市的市长、所有联邦监管机构的主管、联邦法院的大法官、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石油、沃尔玛和其余美国500大企业的企业董事部和执行长，再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以及无线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网的老板，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还有耶鲁和哈佛其他常春藤名校的校长，布鲁金斯和其他基金会等智库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任命和运作干预完全是黑箱作业，也没有给予任何理由。

中共通过掌控所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的人事和操作，让党组凌驾于机构内的专业团队，以达到由下至上对社会每个阶层的渗透和严密控制，通过这个方法，来确保中共是万年执政党。唯这种方法，固然可以短期内确保政权不旁落，但是却造成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公民和社会的创新意识和自主思维由于长期受到党组的钳制，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在遇到瓶颈过后将停滞不前。而党大于法的状况所形成的司法不公、警察滥权、贪污腐败、朋党裙带等代价被转嫁在普通人民身上，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将无可避免爆发出来。因此我们看到过去五年里，中国发生了数之不尽的民间暴动，而中共只能被动的以“维稳”（镇压）应付。

回看马来西亚，这个场景也非常熟悉。巫统俨然第二个中共。由于整个政府被巫统强势主导，因此，无论是内阁部长、各州州务大臣，所有部门的秘书长、总监，执法机构如总警长、反贪会总监，司法机构的联邦法院大法官、总检察长，到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国立大学的校长、官联机构的董事会和行政总裁等，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无一由巫统垄断，或者必须得到巫统的首肯或祝福，才可以出任以上的职位。巫统的区部主席俨然成为凌驾于地方政府的党组，成为一方霸主。308过后，执政党在落败的州属设立国阵协调员制度，成立另一个班底的联邦村委会，目的就是架空反对党的议员和村委，让一个平行的机构落实国阵的议程。用这等狡猾、迂回的方式来维持执政党的利益，显示了执政党（巫统）从根本上漠视国家的宪政制度，把制度放在手上任其玩弄。

可能有人说我国的执政党是国阵，不只是巫统，因此不能和共产党相比。说到这点，笔者只能说巫统对友党的操弄，只有更像共产党。不为人知的是，中国只是一党专政，而不是只有一个政党。中国内部还有被统称为民主党派的八个参政党派（它们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在共产党分配之下，出任政治二线的人大或者政协职位。更神奇的是，中共中央还有一个统一战线部（简称统战部），来协调和监督这些所谓的民主政党。这不是和巫统对友党释放的有限资源（分配数量有限兼二线的部长、行政议员职，象征性的给 每个友党安排一些官联公司职等），友党事事以巫统的主张马首是瞻（国家政策都是巫统说了算）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当整个国家机器被单一政党垄断，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天你基于私人原因得罪了执政党的骨干分子，那么，他可以通过所控制的警察栽赃嫁祸于你，让听命于他的法官判你有罪，再通过旗下的报纸、电视台、电台对你极力抹黑。至于和你扯上关系的亲戚朋友，都被列入国立大学和官联公司的黑名单，堵住他们求学和求职之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所掌控的银行或者基金会，对你的公司施予定点打击，实要把你赶尽杀绝而后快。笔者不违言以上的说法的确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掌控了所有国家机器的执政党，的确有能力做到以上的事情 – 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法，解决任何人，绝不是一个难题，那只是出于“要”还是“不要”而已。

各位看官，现在你们明白了，一旦单一政党掌控了如此大的权力，对人民的迫害程度，可以去到这么样的一个恐怖的地步。当我们考虑在未来的大选，要把选票投给谁的时候，以上的情形，也必须在我们的考虑之内。政治路线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抢过执政党手上随时可以迫害人民的利刀，让其回归宪政和法律的根本。要突破这种垄断政治权利的利刀，笔者敢说，除了让它下台，你别奢望他们会自动放弃已有的权利。各位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可真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至于巫统之前不遗余力的反共，动不动就把共产党的帽子扣在政敌身上，笔者只能说，那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它自己，已经把共产党的精神发扬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