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据反驳“华人海啸论”

大选过后，巫统掀起了所谓“华人海啸论”导致国阵这次大选惨胜的论调，再加上国内极端非政府组织的推波助澜以及马华总会长“两种族制”论调的附和，仿佛华人应该就国阵选举的折损负上最大的责任。

实情则非如国阵领袖和非政府组织这等目光狭隘及非科学性分析之下所得到的结论。笔者以国阵一向来引以为傲的定存州 – 柔佛来做一个科学化的分析，以便可以得到更中肯的答案。选择柔佛州，因为它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半岛的缩影。柔南 – 包括地不佬、新山、埔莱、振林山、巴西古当等国会选区是高度城市化的选区。柔佛东海岸 – 哥打丁宜、丰盛港和边加兰，则是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乡镇地区。而柔北、柔佛内陆选区和柔佛东海岸的笨珍、丹绒比艾则是半城乡地区。

这三种选区合成则形成半岛选区分布的缩影。再加上柔佛州各族群的人口比率接近马来西亚人口的比率，因此以柔佛州州议席的选举成绩作为一个系统分析，可以起到反映半岛选情的杠杆作用。

首先，国阵在柔佛州议席总体的得票率从2004年的77.67%，降低到2008年的63.29%，在2013再急剧下降到54.06%。除了柔佛东海岸乡区的总得票率从2008年的56.29%上升到2013年的78.93%以外，国阵这次大选无论在柔南、柔中、柔北和柔佛西海岸的得票率一律平均下降大约10%，尤其柔南选区的总体得票率更是跌破50%，只有区区的48.82%。这个现象说明了，国阵在这过去的三届大选里，只能在绝对乡区的选区里提高本身的支持率，反而在城市地区或者半城乡地区，支持率只有节节败退。所谓过去支配的定存州，现在只不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

再看看这一届大选，柔佛州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选民分别增加了19.83%、16.78%、以及29.98%。我们假设这次大选马来人和印度人全部都支持国阵而华人全部都支持民联，那么在马来人和印度人无论人数总和还是增长率都高过华人的情况下，国阵总体的得票率和2008年相比应该呈上升状态。但事实上华裔并不完全都把票投给民联，而国阵总体的得票率也下降了9%。那只说明了一个具体的现象 – 马来人和印度人不但支持民联，而且人数还呈几何数的增长。

以柔佛州州议席成绩作为一个缩影，总体而言，国阵这一次的惨胜，是城市选民联手拒绝国阵，而非如纳吉和蔡细厉所言，是单单华人投下反对票造成的，更没有所谓的两种族制存在。至于为什么马华、民政党惨败，而巫统的议席反而增加，原因在于选区划分不公，而不是种族因素。

未来国阵如果还不对症下药，而只会一味以种族主义作为败选的借口，那么不断增加的年轻选民，以及无可逆转的城市化浪潮，将加速蚕食国阵现有的政治据点。失去政权，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革命尚未成功，人民仍需努力

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已经结束，尽管在反对党遍地开花的政治运动和街头演讲带动之下，民联仍然不能入主布城，但是无论如何，人民已经掀开历史新的一页。选举激情过后，还有更多重要的议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

首先，这次国阵靠选区划分不公和乡区选票不光彩的过关，已经让国阵意识到在未来必须死守西马郊区和东马内陆选区的选票。以现今局势看来，每十年划分一次的选区在国阵或者未来民联执政的情况下都无法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会至少维持二十年不变。城市化的步伐将一步一步把乡区变成城镇，而这明显是很不利于国阵的。一旦国阵通过权威体制蓄意把城市化的涟漪隔绝于这些地区，再通过糖果政治大撒金钱，以变相的愚民政策维持乡区霸主的地位，那么未来马来西亚将陷入另一场城市对垒乡村的阶级斗争。这么一来，只利了那些政治人物，而苦了我们马来西亚未来的孩子。

未来如果我们心系改朝换代，显然的，当前选票的力量是不够的。从308到505所蓄积的力量很可能已经到了饱和点，如果我们再不开拓新的力量泉源，纵然下一届大选我们依然可以维持505的动员力，充其量也只能让民联和国阵形成对峙，改朝换代只会是空谈。

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国阵（巫统）牢控的乡区时，单凭网络媒体和政治集会是无法打破乡镇政治隔阂的。首先，乡村人和城市人的要求很不一样。三餐温饱以及安居乐业已经是他们最大的祈求。所谓改革，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为他们平实稳定的生活到来不可预见的动荡，因此他们会大力排斥。除此以外，民联三党的政治领袖大多凸显精英分子的色彩，对乡区人民来说吸引力远不如草根性强、银弹丰厚以及组织庞大的巫统。

和308相比，民联在505过后拥有的优势是在柔佛、彭亨和东马胜选了更多的国州议席，扩大了基本盘，建立了更稳固的据点。以后要发动选举攻势，地方上的组织力和机制将加倍强大，而无需从其他州属调动人马跨州竞选。地方组织成型后，民联得考虑换一个方式和乡区人民接触。这时候不妨抄袭马华的终身学习运动、菜篮运动，以及马华最引以为傲的升学辅导和入学讲座   - 以这种精英制和草根性的铺成，来经营和扩大得来不易的胜利。

当然，这并不等同要民联重蹈国阵成员党的错误，来个逃离政治，而是通过这个双管齐下的方法，以间接的方式传达一个信息给乡区先民  -

“你其实并不需要满足于现状，你，其实可以过得更好！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马来西亚国家发展道路吊诡之处

一般上，新兴的亚洲国家都遵循一个固定路线来推行国家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首先从农业国家往工业国家转型，在这个阶段政府会提供很多优惠给愿意设厂的外国公司，甚至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外资的亲睐而牺牲环境卫生、人民健康等。这一波发展带来的第一桶金，就会被转移来进行基本设施的发展，建设完整的公路网、水供、电供、通讯、网络设施等，再进一步以这些优势来争取更多更高阶的外资。同时政府也会大力投入国民教育建设，为未来“软实力”的竞争做准备。

这种发展路线，会有一个瓶颈，那就是随着基本设施饱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低廉的设施和劳动力不再成为该国的核心竞争价值的时候，那么外资就会开始撤离，到另外一个刚要起步的国家设厂 – 情况就和蝗虫肆虐一般。这时候，要持续发展下去，要么转型打造出国家本身的核心竞争价值，如旅游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再不就是工业、产业再升级，把原本的低阶工业，提升到高科技工业领域 – 情况就如当年韩国三星由代工工厂转型成今天世界级的电讯业巨子。

那回看马来西亚，情形是怎么样呢？

马来西亚的情形，笔者用吊诡来形容。

自70年代马来西亚发现石油开始，政府无疑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发展国家，马来西亚也迎来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济起飞、基础设施发展蓬勃的欣欣向荣。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开始摆脱种植业作为经济火车头，展开工业国的脚步。在工业化顶峰时期，国产车成为国内的主流交通工具，是国民的光荣，而槟城头顶“东方矽谷”的美誉，成为美国的岸外半导体制造中心。这万万不是台湾、新加坡、泰国等所能望其项背的。

但这个景象其实只是回光返照。工业化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量输入领国的廉价劳动力，以便可以在人力成本因为国民生活水准提高而飙涨之余依然维持廉价，这时候，台湾已经开始限制引进外劳，并强制企业转型，把生产线全制动化 – 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升级。而形形色色的国产消费品，包括国产车、电器等，在经历了一波人民狂热的爱国情绪购买后，销售量开始走下坡。面对厄境，国企并没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反而通过关税限制来限制舶来品的销售空间，保护本身的市场份额。外劳和国企无法进行产业升级这两个因素，注定了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将面对无以为继的局面。由于本地工业无法自我升级，因此原本计划由城市工业化作为驱动器，继而扩散到乡镇地区的发展涟漪效应也就此断绝。这也标志着我国乡镇和城市地区的贫富差距开始无限制扩大。

在政策上，政府被逼持续投入更多资金来扶持那些竞争力低的国企，同时开辟第二道路 – 纯粹的大型发展计划（mega project）来推动我国经济。当然，没有名言的是，这第二道路其实是执政党供养朋党的饲养场。许多土地、发展计划都通过闭门方式直接颁给执政党的朋党公司，作为他们的报酬，也顺道作为政治利益，把他们在党内政治绑桩，以便把自身的势力再扩大。吊诡的是，虽然执政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都以发展牌作为核心竞选宣言，但是过去53年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失衡的发展，城市地区因为朋党的计划而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乡镇地区却几乎没有任何转变。原因无他，当执政党发觉它在城市面对公民意识高涨、高教育程度的选民越来越难讨好时，确保乡镇地区依然牢牢受控便是首要的政治任务，以确保执政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这些都通过限制资讯流通、拖缓地方发展等变相愚民政策来达致目的，确保它们永远是执政党选票的定存。

政治正确和历史功绩观 – 写在来届大选前

新年期间，趁着在中国工作的老友回槟城过年。我们这般许久没有欢聚的钟灵生犹如回到中学时期，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下来，话题也渐渐从话当年转移到现今时事。

在苏州工作的老友，对马来西亚这几年的状况显得最为无奈。还记得他2003年孤身一人到苏州大学求学时，苏州依然是一个不毛之地，四处依然是等待开发的工业地带，当时从苏州到中国第一大城市 – 上海，需时90分钟。十年过去了，现在，从苏州到上海，乘坐高铁只需要20分钟。对在中国开私募基金公司的老友来说，马来西亚10年没有寸进，当中国的银行、快递都提供一周七天的利商服务，淘宝网几乎让你躲在家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购物的时候，马来西亚依然止步于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如何提升商业机构服务等纸上谈兵的话题。显然，中国在这十年不止后来居上，而且远远抛离我们。

90年代前，中国曾经经历过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等政治大动荡。这些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严重削弱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总量。再加上一党独大之下所造成的司法偏差、官员滥权贪污腐败，在这样的千疮百孔的政治环境下，中共依然可以作为一个专政政党而屹立不倒，很显然的，靠的不只是霸权和独裁 – 不然早就步上东欧和苏联的后尘，在人民革命中烟消云散。

那它是怎么度过以上的危机，并带领中国迎来90年代的经济春天呢？答案就是中共的自我变革。

中共奉行一套诡异的“政治正确观”- 在政治上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在社会、国企、民营机构甚至非政府组织都设立层层的党组，确保党由上至下全面的控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依然维持这种制度，但是却任命了更多高学历、专业和放洋归来的人士负责经济领域的操盘，同时候投入巨资训练本身的党员 ，保送他们到欧美著名大学  - 哈佛大学甚至为此特地为中共设立了一所培训学院。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共产党收获社会上最顶级的人才。

这些最顶级的人才同时后拥有党员和各个机构CEO的身份。由人才兼党员来策划执行正确、专业的政策，而这些正面的政策到最后就会归功于党，党就尽揽所谓“政治正确”的功劳，然后再一层层传递，人才再成为党本身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中共如何变身再脱离困境的法宝。

回看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里的主干政党巫统基本上循同样的一党独大模式来统治马来西亚。和中共不同的是，巫统不存在自我变革的意识，更无杰出的人才。因此所谓的政策都以朋党的意愿为皈依，再由党内以利益分配的形式由朋党执行制定的政策。直接的效果是，政策执行力低，政策产物的素质差劲，以致公民意识崛起造就民联的茁壮后，巫统只能处处挨打，全无还手之力，甚至还得靠一个导演，来拍一个烂片，来提醒人民关于国阵的历史功绩，突出首相老爸如何的勤力为国为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这种资讯迅速流通的年代，连伟大领袖毛泽东都被中共定义为功过三七开，一个区区前首相，加上国阵的历史功绩，就真的可以扭转选举的厄境吗？就算让你确立选民的历史功绩观，但你没有人才为你治党治国，到最后，也会和过去的专政政党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

大马华裔：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

最近报章上报道了某国立大专入学制度不透明导致华裔人数急剧降低，进而影响到华裔团体和活动的存活空间。这件事情，让我对马来西亚华裔的身份地位和前景，有了很不同的看法。

一直以来，国立大学的入学制度都是黑箱作业，遴选准则不透明之余，更夹杂了很多政治和种族因素在里面。大学入学实行所谓的绩效制，其实没有一套完整的数据来证明这套机制的运作是公平、合理的。加上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裔人数比率呈一面倒的下降，两者因素相加，华裔学生在不久的将来，在国立大学将会是极少数群组，甚至比国际学生的数量还要少。

笔者不否认一个更透明的入学制度，能增加普遍上成绩属于中上的华裔在国立大专的数量。但是这个做法只是短期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友族同胞的学术成绩上永远矮我们一截的心理假设上评定的，不确定性很高。应该这么说，公平的入学机制是用来确保所有人拥有共同的机会来升学，而不是用来增加华裔生的人数。

大学犹如社会的缩影，因此大学华裔生的危机感，恰恰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里，华裔对持续保有本身文化内涵和身份认同的困扰、担忧。所谓的华裔活动（大多指文化活动），需要华裔的持续参与才可以继续生存，其实也反映了，华人文化活动无法开拓更新更多的跨种族市场，放在马来西亚的社会状况，如果华人不把本身优良的价值观，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推销给友族，并获得他们的参与和认同，那么在人口持续减少下，大马华人文化将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回顾人类发展史，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可以比中华文化文明的融合性更强。无论是五胡乱华时代面对胡人的入侵，或者是面对比胡人更有文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的统治，到最后无不以中华文化的同化作为胜利的结束。基于历史给予我们的保证和信心，我们更应该以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创造出可以和友族同胞共享的本土文化价值观，主动和他们分享；以中华文化作为统一战线的工具，并且影响他们的看法。而且，就让我们从大学开始。当共同的文化成为大家的共享价值观，那么种族因素自然就被抹平，而大学里的种族数字，也不再重要。

前几天的美国大选，出乎预料的成为许多大马华裔关心的课题，而几乎所有华裔都清一色倒向奥巴马。原因很简单，因为奥巴马是大马华人的心理投影，是大马华人期许少数族群终有一天成为政治主流的阿凡达（avatar）。但是我们忘了，美国非裔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跻身政治主流，不是因为数字的魔术效应，或者固打制的保护，而是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六零年代后兴起的一股黑人自我认同运动有关，这股运动与当时狂飙的民权运动相结合，强调“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不再将"Black"看做是一种较为低等的形容词。时至今日，美国黑人文化无论在体育、音乐、舞蹈甚至民间文化方面都占据主流甚至领航的地位。

如果美国的非裔族群可以通过两百年的正确努力，来达到今天的成果，那么拥有更强大文化底蕴的我们，为何不能走出本身的框框，突破数字游戏，创造全新价值观呢？

国阵和回教国的纠结

其实，我对国阵的回教国立场之反复，感到十分的费解。

作为带领我国获得独立的政治联盟，国阵（联盟）在奠定我国作为开明世俗国方面立下了不朽的贡献。在共产运动和民族主义复兴的50年代，联盟在开国的阶段，排除万难的确立了我国是一个包容各族、各宗教人民的国家，并极力捍卫人民的宗教自由。这点，毫无疑问的，联盟的先贤，包括东姑、敦依斯迈、敦拉萨、陈祯禄等应记头等功劳。

但是这个亮点，却在国阵接下来的执政的路途上，渐渐蒙尘。国阵上一代领袖开明、有远见的遗风，并没有随着政治的交棒而传承到新一代领袖身上。在新一代的巫统领袖身上，从马哈迪开始，国阵最大的政治遗产 –  世俗国体制却时常变成政治博弈的筹码。无论是随着伊斯兰党于80年代伊朗回教运动复兴后崛起而推出的政府体制回教化政策，还是1999年因为巫统分裂，为了和伊斯兰党竞逐马来选票而在929宣布的回教国，到阿都拉的回教文明，和进来纳兹里否认我国是世俗国的言论，无一不把国阵（巫统）的创党价值观典当掉。

和民主行动党或者公正党相比，国阵有更多的历史价值观和底气，理直气壮的捍卫由国阵先贤确立的世俗国体制。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国阵更多时候只能随着回教党起舞。如果说原本国阵和世俗体制是一场正当的婚姻，那么很显然的，现在的国阵正在和回教国体制搞着婚外情。难堪的是国阵内其他摆着门面的友党，很显然的在巫统出轨的时候，它们就腹背受敌。

如果拿国阵和民主行动党对比，民主行动党自308大选以来，就以一边观望一边合作的姿态和伊斯兰党在政治上结盟进而共组政府。他们抱着伊斯兰党内新崛起的开明派系可以有朝一日改变伊斯兰党的宗教本质的希望，加上大约稳胜的20席国会议席为筹码，和伊斯兰党开始了一段即暧昧却又互相防范的合作关系。放在其他意识形态分明、两党制的国家里，这种合作关系早就给选民唾弃了，但是放在马来西亚，眼看了国阵内巫统独大，继而被彻底边缘化的马华、国大党等人微言贱的处境，选民在这种奴隶关系和民行-伊党的即暧昧又防范关系之间的抉择，其实不难预测。这也是任马华反回教国的政治运动响彻云霄，也无法获得广大选民认同的原因。

一个政党最珍贵的，不是政权，而是政治合法性。国阵的政治合法性，在于捍卫先贤创立的世俗国体制。这点，应该是国阵在推动政治运动中最大的卖点，而不是随伊斯兰党起舞，在回教国课题上大搞出轨婚外情。

胜与败并非最后的归宿 – 校园选举后记

校园选举经已尘埃落定。每年这个时候，大家的关注点总是停留在到底校阵还是学阵赢得更多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掌控权。不过，今天笔者想把专注点转移到校园选举的“人”身上，而政治方面，我们暂且轻轻带过。

一场选举的素质，以及学生代表理事会执政过后的政绩，都取决于当初竞选的候选人。曾几何时，成为校园选举候选人，当选学生代表，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发掘候选人以及成立竞选队伍方面，都面对了一定的难度。这与学生代表理事会权利日渐消退固然脱不了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现今学生代表理事会给人的就是一种纯政治印象，这就真的让人望而却步了。

一个代表全体大专生的组织，等同全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学生代表理事会涉足政治和社会课题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在马来西亚这种任何人和事都是政治挂帅的国家，学生代表理事会也无可避免的必须要选边站。环顾今年的校园选举，无论是学阵还是校阵，在竞选中强打的课题和竞选口号，竟然与国阵民联惊人的相识，这点不但没有办法为各阵营的候选人加分，还凸显了候选人没有独立思想，缺乏专业操守和创意。

笔者引介欧美澳知名大学的学生会和政党的关系做一个引荐，让大家参考。在国外的知名大学，政党在校园内会各自成立自己的支持者俱乐部，如牛津大学的工党牛津大学俱乐部，诺丁汉大学的保守党大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在大学内被给予足够大的空间，来宣传本身政党的理念、活动，以及招揽党员。而学生会在政治上绝对是超然的。在大学的角度来看，学生会是管理层，负责管理校园内的宿舍、巴士、餐厅甚至酒吧。在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群杠上社会责任的群体，学生会内设有妇女事务部、弱势群体发展部、环境研讨部等等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推动环保、绿色能源等，以及致力于性别平等。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政府政策深入研究，以便形成有效的监督，甚至可以反建议比政府更好的施政。至于在学生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生代表们就是专业的化身，是校园的行政总裁，是真正的领导者。

回看马来西亚学生代表理事会的素质，我们只流露于表面的政治斗争。至于争取学生福利方面，也越来越倾向政治化的民粹。再这样下去，它将丧失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平台，是不可能获得高素质人员（候选人）的竞逐和参与。在这个关口，胜负已非最后的归宿，如何重振学生的素质，以及重塑学生代表理事会的角色，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