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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的本份是什么？？

2011-10-18T20:45:00.000-07:00

近期翻开报章，关于全国大选的新闻几乎占据了国内版一半以上的篇幅。全国大选就算不是近在眉睫，想来也是不远矣。

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在地方、州属和国家阶层里有各自的议员来进行相关的立法工作。由于大选将近，在这里，让我们谈谈民选的议员之职责和角色，一边选民可以做个相关类比，投下正确的一票。

普遍上，当我们谈到YB（议员）本份和责任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总是看沟渠、指路灯、给拨款、走（政府部门）后门，或者在报章上和敌对议员展开骂架等等。以上这些问题，几乎非民选议员而不能解决不可，因此我们可看到了许多议员在完成这些工作后，都很自然的召开记者招待会，昭告天下其为民服务的精神。

但若我们深思片刻，或许我们就会发觉，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原本就不应该是立法议员的主要工作。在民主制国家里，政府体系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个就是民选的“政治-议员”系统，另外一个就是“行政-官僚”系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公务员。民选的议员，分为后座议员或者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负责制定国家政策大方向，后座议员则在议会里负责辩论、审核以及监督内阁所提出的政策，而执行和后续工作，应该由公务员负责。

在这个关节上，我国的民选议员和公务员的角色甚为含糊。有权势的议员（比如较为资深的，或者是内阁成员）时常跃居公务员之上，并法外立法，以本身的权利和地位来改变公务员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后门捷径。相反地，对上“小拿破仑”公务员，民选议员只好做中间人为选民解决问题。这些逾越官僚体系的做法，固然源于公务员不专业的操守，但更多时候，是许多YB本身为了自己的政治议程，而对公务员施加政治压力，务求他们为本身的意志服务。而这已经严重的违背了YB本身监督施政的角色。

结论（一）YB请自我约束，切莫操纵法律和条文，越职滥权。

至于论证方面，YB本身理应代表选区选民的利益，在国会里确保所通过的政策维护了选民的基本权益，过后再进一步的为本身的选民扩大政经文教的蛋糕，改善生活素质。但是马来西亚的YB，一般上党性是强过人性的。这是嘲讽民选议员在立法议会里面只以政党本身的立场和决定为依归，而忘了选民的需求。有些YB甚至连功课都没有做好而无法就课题作出建设性辩论。曾经有某政党领袖在308大选惨败后大力呼吁选民选人不选党，以便和霸道专权的盟党切割，提高本身的胜算。这种说法根本就是矛盾，在候选人本身不能脱离政党意志维护选民利益的时候，试问选民怎么可以不考量所属政党的政治立场呢？

结论（二）YB本身应该专业论证，在维护选民的利益上超越政党本身的考量，并且对所需要应对的课题做深入研究来应付策论。

总结而言，我国现有的YB，离真正的专业仍然有一段距离。在此笔者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之前财政预算案里增加YB津贴的法案，应该给予通过，不过应该做出小小的修改，那就是津贴应该被强制性作为聘请国会研究助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一台iphone已经可以代替负责安排行程的秘书，YB需要的是真正的幕僚，可以为他就各种议题做研究和数据分析，这样，YB策论的素质才会提升，才能回归本份。

苹果成功之道值得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借鉴

2011-10-18T20:44:00.000-07:00

一代苹果教主乔布斯就此殉落，让人们对这位结合科技和美学的奇才感到无限唏嘘。

回顾人类的电脑发展史，乔布斯和苹果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子。如果没有苹果，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 PC），电脑界面也不可能从单调苦闷的文字界面，转换为用户图画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更不可能有后来革命性的网上歌曲库，结合了音乐播放机、手机和电脑为一体的手提电话，以及现在风行的平板电脑。

以上的革命性产品，固然影响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影响力远不如乔布斯把生活文化和科技粘合起来的贡献那么大。回顾乔布斯的生平和其企业管理文化，绝对是典型的“英雄造时势”的企管和研发模式。乔布斯所推出的产品或科技，对行内人来说是一种革命，对普通消费人来说，则是惊艳。蓝海策略在乔布斯身上，发挥得淋漓至尽。

我们以手机来说。在苹果iphone崛起于市场之前，执手机市场牛耳的是诺基亚，手机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块荧幕和多按钮键盘的结合体。Iphone推出市场以后，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手机的刻板印象。其独特新颖的手控模式 – 凭手指扫弄就可以翻过页面，或者放大缩小图片，让人们为之疯狂。间中的关键点是，人们一旦已经习惯了这种手机操作模式，那么诺基亚、新力等多按键的手机，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客户。更可怕的是，其他手机生产商为了争取这批客户，也不得不跟随苹果的步伐，发布拥有同样操作模式的手机。

苹果的商业策略，就体现了蓝海策略的极致 – 不在拥挤的商业空间内以削价战、赠品、等传统商业技巧打败对手，而是直接让对手无法挤进市场的主流，让他们在消费者眼中变得无关痛痒。这就是乔布斯厉害的地方，对手只能跟着你的尾巴，被你牵着鼻子走，就犹如太极里的云手，慢慢的、一分一毫的把你拖垮。诸不见无论是宏达（HTC）还是三星（Samsung）的智能手机，无一不像苹果手机的翻版，苹果推出任何的新产品，他们就会有相应的产品来对抗。无论他们的手机的科技如何先进，他们还是身处苹果创造出来的潮流，只能随波逐流，而无力反抗。

回首马来西亚的经济，其实以瓶颈来形容它一点也不为过。我们主要以代工制造业和石油、原产品作为我国的经济支柱。这两个行业严重依赖我们的商业伙伴 – 主要是美国、欧盟和中国。当美国、欧盟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国经济一样的也会进入寒冬。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就必须从原有的红海经济跳出来，往蓝海进发，学习苹果的精神，以创造潮流为重点发展方向。

在蓝海策略的模式下，制造业不可以只是做低端代工或者是制造半制成品，必须加速转型，以研发为主流。至于矿产和原产品，马来西亚固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石油，也是世上数一数二的橡胶、棕油出产国，但是其经济效应却不高，那是因为我们只停留在出产的阶段，却没有大规模的涉猎下游工业，比如石油提炼、天然气液化，或者是棕油加工等等。下游工业是把原产品转换成制成品的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产品的潜在价值就会通过加工的被释放出来，经济效应远超纯原产品出口。

随着全球经济在美国和欧盟的影响下而可能持续衰退，马来西亚有必要居安思危，重新规划本身的经济，这样才有望安然度过这一次的经济不景气

再说回教国 – 朝野都必须附上责任

2011-10-04T23:36:00.000-07:00

无独有偶，每一次当大选谣言四起的时候，回教国课题总是会成为政治箭靶，被朝野双方当作攻击政敌，或者获得政治筹码的武器。回教徒国民固然被朝野双方的回教国立场搞到头昏脑胀，非回教徒国民也被这个政治课题糊弄得乱七八糟，到底怎样才算是回教国，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大家都没有谱。

那么，怎样才算是正宗，和世俗国不一样的回教国呢？环看世界各国，以回教最为官方宗教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被称为回教国的，却少之又少。那是因为单单只是把回教设定为官方宗教，并不足以让一个国家变成回教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回教国，一般上必须要几个特征。第一，回教作为一个官方宗教，对比其他宗教，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回教无论在宣教、社会地位、政府资源方面都被赋予绝对的优势和地位，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其他宗教绝不可能和回教平起平坐。其二，回教融入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机关文化基础。所有的官方系统操作、活动甚至日常管理，都无可避免的出现回教因子，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其他宗教的元素。

除此以外，一个典型的回教国，回教在教育方面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回教历史、回教教义是学生的必修科，宗教教学是正课的一部分。最终极的回教国，还会实行几百年前在回教圣城麦加实行的回教刑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二十一世纪实行这种过失、刻板的回教刑法近乎残酷，并不符合现代人权观，兼之两性权益在回教刑法里严重不平衡，妇女在回教家庭法律、司法和政治制度下，几乎没有任何的地位。因此时常引人诟病。

如果以以上的标准来衡量马来西亚的回教国进程，我们会发觉一个令人乍舌的事实，那就是除了回教刑法，我国几乎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回教国。无论在教育、社会活动、政治等等，无一不被回教化元素渗透和攻占。这个事实，我想朝野双方在操弄回教国课题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的把这个事实说出来。那是因为，今天马来西亚回教化程度之深，朝野都必须附上责任，谁都没有资格指责对方是婊子，都没有道德基础指责对方是出卖族群的傀儡。

要知道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英国世俗自由的风气在国内依然蔚然成风。那时候，穿戴头巾的回教徒妇女简直就是奇葩，上街的时候不被人投以奇怪的眼光才怪。但70年代敦马当政的时候，回教化元素开始在政府机关里实行，并且如病毒版快速的蔓延到教育、媒体、社团等领域。这是整个马来西亚世俗社会的转泪点。从此世俗元素不断退减，而宗教元素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308大选过后，基于马来人成为指正中央的关键，回教课题更被双方多次利用，成为攻击敌人的把柄。

回教最为一个宗教，错误的被朝野双方利用，作为竞逐马来人选票的工具。朝野更彼此进行回教化竞争，看谁比较回教化，并自认这样就可以赢得更多马来人选民的青睐。更可笑的是双方几乎马不知脸长，却在那里互相指责对方是千古罪人。实则这种政治纷争实无助于捍卫马来西亚世俗国的地位。执政党如果要取信于人民，那么应该回归本位，扭转回教化的趋势，让教育回归世俗，让宗教回归自由，让社会往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塑造一个良性的法制社会。这样，反对党固然无法操弄回教化课题，更不惜更换方向，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政治方向，才符合全民的利益。

政府需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才可以有效执政？

2011-10-04T23:08:00.000-07:00

马来西亚政府自独立以来，执政党都成功在全国大选中囊获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多数议席，唯独在308大选栽了一个跟斗，失守这个政治心理防线。

我把“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称之为执政党的“政治心理防线”（supplementary），而不是一个实质、可以提高施政效率的“政治必需品”（physiological needs），源于西敏寺国会制度的游戏规则。在西敏寺制度的国会里，一般上任何法令，或者需要国会复核的人事任命或者外交条约，甚至年度财政预算案，只需要简单多数票，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员支持通过就可以了。唯有修改宪法，才需要三分之二绝大多数票，来通过宪法修正案。

这么一个设定，有其硬道理。首先，宪法是整个国家的根本，整个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运作模式和权力分配都是宪法条文决定的，地位至高无上，因此绝不可以轻易修改。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涉及修改宪法条文都必须三分之二立法议会议员的同意才可以通过。这是避免宪法受到执政党的任意涂鸦，甚至通过另外一部新的宪法，胡乱修改国家体制以达到一己私欲的目的。

至于国会法案和财政预算案，由于那是维持国家运行的重要工具，一旦这些法案不被通过，国家可能会陷入瘫痪以至不能运作 – 包括公务员没有得到薪水、各种法令无法按预定时间实行、政府制定的政策卡在立法机构等等，因此为了避免党派之争而导致以上的局面出现，国会法案通过的门栏，只是设定在简单多数。

立法权和宪法修改权，就是在这么两个数字游戏低下，撑起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治平衡。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可以凭本身的多数议席有效执政，创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但是权利不足以大到可以修改宪法，改变国家的制度。任何的法案或者政策，都必须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实行。历史上我们看到不少一党独大、甚至崇尚独裁体制的国家，都不断的修改宪法以达到维护本身政权的目的。他们可以骑劫宪法，关键就在于他们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权利，因此可以通过修改宪法，再通过原本不被旧宪法允许，却在新宪法之下合法的法令。

类似以上的例子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屡见不鲜。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后，前前后后通过四个版本的宪法。就以1975通过的第三部宪法来说，由于该宪法产生于文革时期，大量的文革语言进入宪法。该宪法保留了极为简单的公民权利条款，删除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并大量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强烈的文革色彩。这点摧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宪法里高度注重人权(例如“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自由迁徙权，罢工权等条文)、分权（例如全国人大的设置，内阁制，国家元首统帅军队）的条文荡然无存。这一切都源于执政党牢牢控制立法议会，因此可以为所欲为。

同样的，马来西亚的状况虽然没有中国那么糟糕，但是执政当局通过修宪划分选区以便有利于自身政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公民意识逐渐普遍的今天，笔者认为，无论是国阵还是民联当权，在州属或者中央政府的阶层，执政党都不需要三分之二绝大多数议席，这样只会滋长他们的野心，让他们为所欲为。在公民社会的制衡下，任何修宪案只要有利于民，朝野都会给予共同的支持，就如当国阵政府在90年代取消皇室成员司法豁免权的时候，在野的行动党也一样投赞成票。这样的一个政治取向，才是符合人民要求的。

鉴于全国大选相信将在不久后来临，因此，人民有必要以本身的一票，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在这里，笔者也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尽你我的责任。

话说槟岛廉价屋的故事

2011-09-18T19:16:00.000-07:00

当我们在讨论增建廉价屋课题的时候，有几个因素是必须探讨的。首先是“居者有其屋”的原则，那就是廉价屋必须是低收入人民负担得起的。其二，就是新建的廉价屋的地点，是否可以支撑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之生计。其三，就是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的潜在价值。

这三者其实互相挂钩。怎么说呢？站在现实经济考量的角度，房子的价钱很大程度上是地皮价格转嫁过来的。因此兴建廉价屋的地皮，绝对不可以贵，不然唯有靠政府津贴才可能把廉价屋的售价压低，但是这种做法长远来说其实不符合经济原则。而廉价屋居民居住的周遭环境，经济消费一定不可以高，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谋一份工作，或者做一点如小贩、杂货等小生意，来维持生计，这点才符合长治久安的原则。

在国家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过程中，许多城市附近的土地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主要是围绕着该地区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把地皮的价值释放出来。雪州的蒲种、吉隆坡的蕉赖、槟城的亚依淡发林新市镇，当年曾经是缺乏规划的新村，不然就是自耕的农耕地，居民以低收入者为多。时至今日，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新颖的卫星市，甚至已经渐渐转型成为高档住宅区。

因此，我们在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城市地区建造廉价屋，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一来，城市地区消费高昂，对廉价屋居民来是一种奢侈的花费，二来，城市地区的工作机会和条件，对受教育不高的低收入人民来说，是一个高不可越的门栏，而可能出现虽然居者有其屋，但是却面对事业，生活无以为继的局面。三来，在城市地区的地皮拥有很客观的经济潜在价值，如果贸贸然就用来兴建廉价屋，那么对州内的经济发展来说，可是一个绊脚石。这些因素，我们都必须一一考量，而非单考虑选票的作用和搞民粹政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规划廉价屋的兴建呢？我们以槟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廉价屋议题来做一个案例研究，思考一下解决方案。槟城的槟岛地皮，平均价格是全马最高的。当中我们不能否决有投机炒卖的因素，但真正的原因是槟岛的土地有限，外加高度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世遗城市的地位，这都是造成槟岛地皮水涨船高的主因。因此槟岛的城市地区，间接来说，已经不适合建造廉价屋。

这时候，我们应该把眼光转向其他地区，如巴都家湾。回顾槟城发展的历史，在70年代的时候，槟城发展之父 – 第二任首席部长林苍佑其实也是以这么样的一个思维，解决人民的房子问题。那时候的槟城刚刚失去自由港的地位，工业区仍然还在规划中，岛民的失业率高企，根本没有能力负担市区的房子（1970年代的市区，主要指码头一带，丹绒地区）。林苍佑选择在打抢铺（那时候的亚依淡打抢铺，已经算是郊外了，周围是一片园林）新建高密度的廉价组屋，作为市区低收入人民的遮顶瓦。

这种迁移城市低收入人民到郊外的做法，除了可以让他们拥有本身的小房子，也把他们迁离城市的高消费，在新地区建立他们可以负担的经济圈子。诸不见槟岛打抢铺的吃喝住，在四十余年过后，仍然是槟城最低消费的地区之一，也符合该地区人民的经济能力。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把廉价屋起在巴都家湾，我们除了帮助低收入人民重新建立他们的经济能力，关键是，这种做法实乃一石二鸟，除了以上考量，其同时也将带动人烟稀少的地方发展起来。政府在郊区兴建廉价屋之余，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必须花时间规划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发展，一定要符合低收入人民的需要，并且制造符合他们学历、社会经验的工作机会，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重组、建立一个全新、适合居住的社区。

当然，很多人都在质疑，迁移是否会造成迁者失业，或者远离他们原本的习惯的生活风貌，我想，如果居住环境可以从原本的狭小、拥挤的空间，换成一个正式、舒适的空间，转换环境的等价，还是划算的。地方政府可以在交通方面下一点苦工，让他们可以穿梭两地，那么，相信有助减低搬迁的阻力。

槟岛的廉价屋不要与廉价屋的本身，而在于政客的争执。我想，在人民的利益大前提，政客们应该抛开歧见，共同携手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民。

《利比亚模式》的全球资源争夺战

2011-09-01T21:08:00.002-07:00

利比亚狂人卡达菲在革命军攻入利比亚过后，政治生命已经开始倒数。接下来狂人的命运，只能任凭革命军和其背后的影子 – 美国和北约的盟友操控。各国在利比亚的各种经济利益，也将重新洗牌，是福是祸，现阶段实难有腹稿。

和狂人的下场和利比亚未来唏嘘的命运相比，这一次美国和北约盟友推翻狂人政权的模式和手法，却在政治学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在人类发展史上，可能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而成为政治史的分水岭。这一次利比亚政府倒台，有别于以往西方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模式。美国在颠覆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的时候，靠的是强大的军力，以空军、海军辅以地面部队，派遣士兵到该国直接涉入战场。这一种模式的后遗症让人望而生畏。除了必须杠上阿兵哥的性命作为赌注以外，所涉及的天文数字也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让大家轻易明白这种战争的耗费量是如何惊人 – 美国一个月在伊拉克所花的军费大约是120亿美元，截至2008年为止，美国总共在伊拉克战争中你花了6070亿美元，大约1千亿美元一年。可能读者对一千亿美元的概念还相对模糊，我们和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应该也是造价最高的建筑物）- 杜拜的哈里发塔做一个比较，它的造价也只不过是15亿美元。在伊拉克一年的花费，足以让美国每一年建造67个哈里发塔。

强如美国，也抵不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黑洞。发动战争的本意原本是要掠夺并支配该国的经济资源，但是伊拉克的例子证明了这个方法是亏本生意。因此在利比亚，我们看到了美国和北约发动了新的资源争夺战模式 – 也就是亚洲周刊作者张洁平所曰的《利比亚模式》- “政治反对派发起内战+西方军事干预”。在新的模式里所有的颠覆活动由亲西方的反对派发起，美国和北约只是负责支援 – 如派出无人战斗机和侦察机进行间谍活动或者定点攻击，又或提供军事训练和数据。这种模式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又不涉及本国士兵的安慰，不必担心承担国内政治责任。

相比起低廉的军事和政治成本，美国和北约盟友在《利比亚模式》之下的经济回报获利丰厚。革命军在占领的黎波里过后就迫不及待论功行赏，并声称那些不支持利比亚革命军的国家将难以获得新政府颁发经纪合约。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相反地美国和北约在这场资源掠夺战中一枝独秀。利比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一旦利比亚新政府全面倒向美国和北约盟友，那么整个世界资源版图将重新洗牌。

地球的资源争夺战也随着美元的波动而展开更激烈的博弈。美元在经历了次房贷和信用评级调降过后，已经不再是国际贸易中的“铁”货币。在美元疲软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许多持有美元或者美国债劵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都开始对美元产生信心危机。在美元分分钟可能变成废纸而造成本国财富蒸发的情况下，把手中的美元转换成“可持续性保值”（sustainable value）的实质资源，成为了各国的首要目标。什么是可持续性保值的资源呢？黄金、稀有矿物、石油、高科技技术就是其中的例子。一般上富国都通过并购别的国家的企业来达到控制这些资源的目的，如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就通过并购阿根廷Bridas公司，收购加拿大油砂生產商OPTI来达到控制石油份额的目的。控制了这些企业，等于控制了这些企业底下所拥有的油田、矿场、专利等。

但是所谓的收购、合并、联营等资源争夺模式在美国的《利比亚模式》之下，一切都成为废话。无论今天您在利比亚拥有多么大的财富，只要美国发动低成本的《利比亚模式》内战，一切都重新洗牌。亲西方的政府上台，一切收归国有，任你在该国占据收购了天大的财富都会付诸东流。基于《利比亚模式》的低成本、低风险和不必附上内部政治责任，远远比伊拉克入侵等战争来得更划算也更容易，可以预见的美国和北约在思考全球资源争夺和再分配的时候，这么模式将会不断的重现，直到它们满足于本身的战略目标。

在“后美元”时代，资源将会是各国眼中的肥猪肉。在不久的将来，当货币贬得如同废止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就在于它控制多少的资源。《利比亚模式》激发了一个更狡诈、更激烈的全球资源争夺战，利比亚狂人下台只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更多的接踵而来。。。

思索我国的未来道路

2011-09-01T21:08:00.001-07:00

说马来西亚处在政经文教的转变期其实并不对。更贴切的说法是处在十字路口。在国家重要领域方面，政府基于政治和现实考量，一直对前路举棋不定。踏入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世界格局的改变比以往更加剧，更让人眼花缭乱。政府的举棋不定，其实让我国在改变的步伐中逐渐落后他国。

在政治上，政府一直对本身的施政缺乏改变的决心，相反地只一味依靠警力来维持表面的和谐，或者是通过平面媒体粉饰太平，以达到感觉良好的效果。事实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媒体普及的当今世代，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出网络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第三只眼，政府和网络媒体或公民社会的抗争中，其实渐渐处于下风。以中国作为一个例子，过往共产党的宣传部是全中国媒体的太上皇，其权威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务院总理。但是在近期的温州高铁意外中，微博、新浪等成为了资讯缺口。传统报章都以另类的标题和迂回的报道方式，来抗拒中宣部要求统一报道，报喜不报忧的要求，实来一场非暴力不合作。中宣部的权威控制从此大江东去。

中国共产党对公民社会控制力的崩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马来西亚政府在政治这个十字路口，必须选择拥抱公民社会，或者以权威体制和老拳对抗之。

在经济上，这个年头注定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美国的金融虚拟经济已经泡沫化，紧接而来的是不断上升的国债和经济的衰退。占据美国主要经济总量的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空手套白刃的经济系统，也就是所谓“无中生有”的虚拟经济，和生产实物（或服务）的经济系统比较，虚拟经济注重的数字游戏，而不是生产，所以在面对信贷危机的时候，根本止不住崩溃。我们把欧洲两大强国 – 英国和德国做一个比较，就会发觉，长久以来以金融作为主体经济的英国在这一波经济风暴中几乎被打垮，相反地，以实物、知识、生产为主轴的德国，虽然不能再金融风暴中获得幸免，但是依然步伐稳健，国民经济相对稳定。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稳健的国民经济体系，靠的是脚踏实地的生产，依赖的是知识产权和研发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出社会转型需要的人才。马来西亚政府在经济这一个领域，有必要思索，如何从现有以蓝领外劳为廉价劳动力，充当第一世界国家代工工厂，兼以恩庇政治为经济考量的体系，转换为知识型经济。政府在制定经济规划的时候，时常受到土著右翼分子的左右，惯常在绩效制和固打制之间摇摆不定，也无法走出黑箱作业的死胡同。那是一种害怕“顺得哥情失嫂意”的心态。虽然当权者明白恩庇政治底下操作的经济黑箱无异饮鸠止渴，但是基于选票和本身朋党利益的考量，而不得不作出违反经济常理的政策。这点，政府需要思索，如何重新定位本国经济，如何在这个经济动荡的年代活出自己的特色和卖点，以便经济可以持续成长。

无疑，这个年代是最艰苦的转泪点。人民是国家的磬石，应该由全民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把前途系在政客身上。思索国家前路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人民的共同意志下，我相信，当权者的施政路线，会更符合人民的要求，国家才能一体化的向前迈进.

改革由你我开始

2011-09-01T21:07:00.005-07:00

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无论是卷席非洲、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还是利比亚革命军对卡达菲发起的军事攻击，以至于发生在英国、挪威的暴力事件，其实，间中的核心思想 – 一字曰之 – “变”。

遗憾的是，以上的变革的结果和产物，存在严重的分歧，所带出来的效果，也不全然一样。怎么改，如何变，其实是一门很复杂的艺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英国和挪威的暴力事件，始于对生活现实、经济条件的不满，继而燃烧整个国家。民众的情绪固然是改革的催化剂，但同时也对革命运动本身产生不可预计的后果。茉莉花革命过后，埃及还没有回归正轨。英国和挪威的暴力事件，冲击了该国长久以来的生活和道德价值观，人民群众所陷入的迷茫和无助，绝非一时三刻可以扭转回来。

政治、经济改革出轨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我们那二十世纪转变最大的国家 – 中国作为一个例子，那么可以更容易了解，如何让改革纳入正轨。新中国在1949年独立过后，经历了不少的政治改革，其中大跃进“超英赶美”、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让一代中国人痛不欲生的经历。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民众盲目的弃农从钢，硬是要在短时间内把钢产量的吨数呈几何数提升，一边可以在二十年里面超越英国，和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却不知道炼钢原本就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业，硬硬以土法炼钢只会练出没有工业价值的钢胎。再加上那时候的愚民政策，人民一味的愚忠领袖，对领袖重不批判而只知无限忠诚，而形成无可挽回的打错。

1980年代，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开始剔除不切实际的政治都斗争，继而以“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方法”这个理念，为中国把脉，并全面的进行改革开放。套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很多人其实忽略了背后已经成熟的条件，那就是人才和教育制度。中国在1977年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的高考，重整中国本身的人力资源。这些第一批高考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后盾。这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总结中国改革失败和成功的经历，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几个结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以强大的人力资源为后盾，以防哑火。所谓强大的人力资源，普遍上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 第一，必须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纯政客。第二，他们必须拥有高度公民意识，明白整个社会群体需要什么，而不只自私的只为自己着想。第三，他们必须精通过去，通晓历史，这样才可以避免重蹈前人的错误。国家的人力资源唯有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改革才有望顺利进行。

审视以上的条件，回眸我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我们发觉他们严重缺乏以上条件。现今一般大学生都与社会严重脱轨。他们只关心自己本身社群里的事情，鲜少为他人，为其他社群所面对的问题深入考察和思考。再者，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上只涉猎本科的技能，缺乏战略性的头脑，既无法对所面对的问题剥茧抽丝，也无法提出具创意、高度的解决方案。这和他们常识贫乏，对问题解决技巧和工具，如8D、E-R-R-C、蓝海策略等一窍不通脱不了关系。更严重的是他们对国际历史缺乏认知，这不但无法开拓他们的眼界，他们也无法从失败者中吸取教训，更无法从成功者身上复制成功基因。

要国家改革成功，那么，首先我们必须从自己开始改变。改革成功与否，系于所有公民，而不是政治人物。以上所列下的种种因素，并非不能解决的困境。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看待以上问题，并以坚定意志，做出改变。

改变，改革，由你我开始。

马来西亚华淡小教育哪些事儿

2011-09-01T21:07:00.003-07:00

首先，感谢马来西亚华商首开先例，通过各个善张仁翁集资收购大马彩，为我国华教事业又打下另外一桩磬石。自此大马华文教育可以平稳过渡，虽不能锦衣肉食，但至少不会三餐不继，提心吊胆。马来西亚华商这一举动，可谓功德无量。

但是，且慢！这一个角色，怎么有点本末倒置了？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本末倒置？

首先，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当人民有缴税的责任的时候，政府同样有责任确保人民的福利是受到保障的。站在成熟的民主角度来看人民缴税，人民缴税给政府犹如人民聘请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上我们会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没有投票权，就没有缴税义务（no taxation without vote），而不是所谓的人民缴税来购买政府的服务。

所谓政府的服务其实很广，但是这里泛指卫生、教育、社会安全、经济调控等社会必需品。这些领域都是塑造国家社会格调的重要元素，因此绝对不可能如工商业、制造业、旅游业等行业可以由私人企业来代工。政府有绝对的责任，支持以及资助这些领域。

人才作为立国之本，是国家以及社会转型过程最重要的筹码。因此，作为人才摇篮的教育领域，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半成熟的社会，如马来西亚，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教育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么一个战略性的领域，政府应该全权负起全责，而不是长期把责任分担给企业，作为他们“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一部分。

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栋梁的摇篮，其实不应该以语言甚至肤色来区分。教育哲理中常说“有教无类”，除了指无论先天素质好坏的学生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我想这句话也应该引用在政府身上 –只要是好的教育制度，那么政府也应该不分源流，给予公平的机会和对待。华小、淡小虽然在媒介语上和政府主流学校 – 国民小学不一样，但是华淡小在教育方面仍然遵循马来西亚教育哲理，依据教育部拟定的课程大纲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华淡小也和国小一样，灌输爱国、效忠马来西亚的思想。政府的双重标准，除了打击华淡小为国培育英才的努力，也让人民感到气馁和无奈。

华淡小今天获得华商企业长期赞助固然是息事一桩。但笔者认为，政府在政策层面，一劳永逸的改变华淡小和国民小学之间不同等级的对待，那才是解决马来西亚教育分歧的最佳方法。教育无分贵贱，寄望政府可以深入考虑，做出改变。

马来西亚华淡小教育哪些事儿

2011-09-01T21:07:00.001-07:00

多一个华裔部长会怎样？

2011-09-01T21:06:00.000-07:00

看到印度人国大党在内阁里多了一个部长，我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

印度人在最新的人口普查记录中，成为了第四大民族。马来西亚现在的三大民族是马来人、华人、印尼人（意喻非法公民），不再是印度人。印度人凭空多了一个部长，能否扭转人口劣势所带来的族群问题呢？

我想以上的想法，是一般马来西亚非土著，此时此刻心里所想的。尤其是近年来人口比例不断锐减的华裔，眼看印度人多了一个部长，心里也禁不住垂涎三尺。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

问题在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力量泉源。

政治学里所谓的政治力量，泛指对国家政治路线和施政方案的影响力。这个力量，不一定单纯来自政党，尤其是执政联盟本身。在欧美等国，执政党的施政方向很大程度受到商业巨子和社会团体的影响。商业巨子是政治团体的金主，而社会团体则掌握着庞大的票源。这些群体，都可以左右执政者的执政方向。

回看马来西亚，政治力量的中心是族群人数。而这个族群人数又反映在内阁的班底。马来西亚的内阁奉行集体负责制，是政策的制定单位。如果单从人数上来看，非土著的部长人数，和马来土著的部长人数，仍然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在决定施政方向方面，非土著在内阁里，绝对是处于劣势的。就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来讲，非土著部长如果没有得到马来土著部长的同意，那么政令绝对推行不来。

再加上非土著部长并没有掌握策略性的部门，如财政部、教育部、国防部、经济策划组、外交部等等，因此就算多了一个印度人部长或者华人部长，基本上，也只可以提高反映族群心声的声量，而无法影响和作出实质的改变。

因为，政治力量被族群政治力量牢牢掌控。

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并不是只是增加一两个部长所能解决的问题。要维护全民的共同利益，那么，我们绝对不能继续让族群政治掌握政治力量。华人、印度人的人口比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断下跌，如果还是延续“华人部长放映华人心声”的政治思维，那么再过五十年，非土著可能沦为政治边缘化的一群。

在维护非土著的利益，单单依靠族群人数，或者“在朝”力量是完全不靠谱的。我们非要从“族群力量”的政治驱动力，转换为“价值观”的政治驱动力，才可以体现全民平等。奥巴马可以当选美国总统，并不是靠族群驱动力，而是以“大美国”价值观 – 强调平等、改变和福利社会，才可以打动选民，成为少数民族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人。

参考奥巴马的实例，马来西亚的少数族群政党，实有必要重新慎思本身的政治价值观，如何跳出族群政治的陷阱，这才是长久性和永续性维护少数族群利益的方法。

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2011-07-14T09:30:00.001-07:00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推翻了路易十六世极权统治的君主立宪派，推出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那是整个欧洲民主革命中所颁布的纲领性文件。远在当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已经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迫压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同时也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过后，人权宣言又做出进一步修改，宣布“社会结社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提出主权在民的概念。这就是现代公民意识和人权的萌芽点。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更完善的诠释了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其中包括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独立的宪制国家，无一不把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立国精神，成为国家最高法律 – 宪法的一部分。我国并不例外，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中，也阐明了公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那些新兴的国家，许多在独立后就罔顾立宪精神，而往往在独裁者或者政治强人的统治之下，开始收紧公民的自由。当中包括立法限制公民结社的权利，或者以执法单位，取缔任何进行政治示威或者游行的群众。无独有偶，他们的藉口一般上都离不开国家安全、社会安宁以及避免经济发展受影响。

独立逾半个世纪的马来西亚，也脱离不了这个循环。我国经历了513事件过后，开始收紧公民自由。政府在宪法第10条文（一）下，起草并通过新的宪法第149条，以及宪法第10条文（二）。宪法149条和第10条（二）允许政府在国家面对动荡的时候，立法控制这些状况。而在宪法149条文和第10条（二）下通过的法令，并不受宪法第10条文（一）的约束。政府以宪法第149条文和第10条（二）作为基础，通过了许多有争议性的法令，当中包括内安法令、煽动法令、警察法令等等。

那么，在宪法里同时拥有“公民自由权利”和“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下，其实，造成我国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那就是法治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矛盾。我们举一些例子，会比较容易明白。譬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在街头和平集会，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理应不可以受到质疑。但是，“警察法令”却阐明，任何超过三个人的集会，必须得到警方的批准，否则就是违法。而我们不能单方面否决“警察法令”，论其为违宪，因为宪法确确实实赋予这个法令合法的地位。

那么，到底集会算不算合法？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诠释宪法的层面，才可以解答。

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法律和宪法的诠释权一般上都是在执法人员的手中。所谓合不合法，一般上由执法单位，或者是内阁部长说了算。马来西亚的内政部长，在这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生杀大权，甚至连司法权都不可以过问。这点，在一个成熟的宪制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在成熟的宪制国家里，宪法诠释权分别由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所拥有。行政权是制定法律的单位，它在拟定法律的时候负责设立整个框架。那是第一诠释权。至于司法权，则抱有对法令进行司法复核的权利。任何违宪的法律，一般上都逃不过司法权的眼睛。这是在三权分立的精神下，防止行政权滥用越权（ultra vires）的安全扣。

至于公民拥有的宪法诠释权，其实指的就是公民意识。公民对本身所可以行使的权利了解多少，对法律制度的明白有多深，决定了行政权立法和执法的态度。别忘了所谓的行政权 – 其实就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的执法意向，逃不出人民的要求和思维方向。当人民拥有高度的公民意识的时候，官老爷们要糊弄人民可没这么容易。政府修订的任何法案，间接摊在人民的眼睛之下，形成一种制衡。这种制衡，在选票的考量下，随时比法庭来得更有效用和约束力。公民意识强大的社会，其法律，除了用来规范人民的行动，将会强调更多公民权利和社会特质（social characteristic）的内涵，并且逐渐剔除防范性的法律因子，赋予人民更多的信任和自由。

当宪法的诠释权一分为三的时候，所谓的集会合不合法，就不是由警方片面说了算。人民应该和警方拥有相同强大的诠释权，而不再由警方一手遮天来评定集会到底合不合法。那时候，我们将可以看到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平衡点。

届时，集会可以很和平的。

届时，示威可以很潇洒的。

届时，游行可以很幽默，很有趣。

谁是输家？

2011-07-06T20:50:00.000-07:00

一场看起来原本会闹到天翻地覆的游行，突然峰回路转，那倒是有点让人始料不及。世事多变，莫过于此。

虽然原本的街头游行已经被消弭于无形，但是，其掀起的声势，以及对社会和政治层面影响之广，绝非一句取消或者换到室内举行就可以完整概括。这一场示威，夹杂着很多政治因素，因此如果要完整的审视和了解它，我们非得分为两个层面不可。一个是选举诉求合理性的层面，一个是政治因素的层面。

我们先谈选举诉求合理性的层面。喜欢与否，我们没有得否认我国的选举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 – 选区划分制度、投票制度以及选民登记制度。选区划分不公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1970年代修宪过后取消了选区选民落差之间的限制，各个大小人数不一的选区在我国林立，单凭这点而言，就不能体现每个公民一人一票的精神，是间接的权利剥夺。至于投票制度，前首相阿都拉时代进行了一些小改革，如透明投票箱，以及在各个投票站当场算票，算是打开了选举透明化的局面，但是不褪色墨水依然在最后关头被取消，这点始终让选民抱着怀疑的眼光，也让不少社运分子失望。

至于选民登记制度，那是最引人诟病的。主要的问题围绕在选民登记制度、邮寄选票和幽灵选民。幽灵选民在马来西亚选举时有所闻，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议题，那就是选民搬迁。同样一个选区，同样一个地址，但是在两届选举，某一个选民却是把票投在不同选区，这个迷思，选举委员会一直以来不能给大众一个很好的解释，这点也让执政党负上搬迁选民，操控选区票源，以达到胜选目的的恶名。
纵观这场游行的选举诉求层面，其合理性显然站得住脚，这点和最高元首陛下，在其谕旨中“呼吁政府，通过公正和智慧的方式来执行人民的委托”有点不谋而合。

至于政治层面上，我们也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反对党动员社会向国阵政府施压的大游行。就这点而言，无论反对党人如何漂白，那也是洗不清。除了改进选举制度，让选举天枰不再一面倒倾向执政党，反对党到底在这场示威中葫芦里卖什么药？或者我们从政治格局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容易理清真相。纳吉上台过后，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改动，马来族群的选票逐渐回流巫统。整个选票格局，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华裔、印裔、和巫裔支持率大概呈20：80、50：50、70：30的状况。这一场示威，反对党就是对准巫裔选票，要扭转马来选票市场不利的局势。

怎么我们会有这一个论述呢？反对党和执政党各有马来铁票，各有铁杆支持者。反对党主要的是知识分子，或者东海岸一带。至于执政党则在乡区、垦殖区及内陆地区。决定最终整个选票流向的，是一群从不表态、一直以来保持沉默的中立选民。这些人有一些特征 – 接受高等教育、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社会地位高不成低不就。这些处在社会十字路口的人民，最难以抓摸。这一次的大游行，原本只是要挑起他们对选举制度不公的醒觉，继而把他们推向执政党的对立方向。但恰恰就是因为执政当局的神经过敏和高压姿态，而让相对中立的他们，开始对政府漠视人权、警方滥用警力，土权的无法无天感到厌恶。这无形中帮反对党凝聚了这批人的支持。

这些人绝不会穿黄衣出门，警方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到。但是他们会在面子书上渲泄对执法当局的不满，把个人照换成黄色，或者加一个标签，做无声的抗议，表达沉默的愤怒。更微妙的是，执法当局的做法，已经深根在他们的脑海里，到投票的时候，票怎么个投法，就会反映出来。我想，这点可能是执政党始料不及的。

纵观整个游行，内里风云诡辩，没有到最后一分钟，敌对双方很难说胜负属谁。只不过看到警方和执法当局一系列的行动，让我国脆弱的人权和法制在蒙上一层阴影，可以预见的，到最后，输家肯定是人民

BERSIH游行到底有没有其合理性？

2011-07-02T21:29:00.000-07:00

最近，城中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净选盟游行BERSIH 2.0。

说到BERSIH 2.0，不得不提2007年的BERSIH1.0。2007年的BERSIH1.0，获得五万人上街相应，安华骑着超级电单车抵达国家王宫呈交备忘录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2007年的三场游行 – BERSIH、HINDRAF、以及律师公会的“正义之行”，成为308中压倒国阵的最后几根稻草。执政当局经历过2007年的示威冲击，这一次一点都不敢怠慢，一早严阵以待，甚至先下手为强。

我们撇开执法当局和示威主办当局的争论点，那就是无准证游行到底是非法抑或是宪法赋予国民的权利。我们只看看，到底这个示威的论述点 - 要求一个公平、干净的选举，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并讨论一下。

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公平吗？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FPTP- first past the post），无论有多少个候选人，只要一方获得比其他方更多的票数，他就算胜选。而马来西亚选区而划分不均，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以全国最小的选区 – 布城和全国最大的选区加埔做一个比较，会比较容易明白。布城国会选区（P125）选民人数只有6608名，而加埔国会选区（P109）选民人数则达112224名，两者之间的落差达到惊人的十七倍。也就是说布城选民的选票分量，比重比加埔选民大十七倍。

李德制宪委员会（Reid Commission）原本在《联邦宪法》规定，每州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不能多于或少于其平均选区选民人数的15%，而且每州所占的国会议席比率应该接近该州选民占全国选民的比率，并尽量符合州人口的比率，以体现“一人一票”精神。但是，联盟政府从未格守这个15%的限制，且在1962 年修宪，把差距限额改为50%， 1973 年，联盟政府再度修宪，完全废除选区大小的限制，以致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可任意划分选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许多人数比例稀少，但是有利于执政党的选区被大量划分出来。甚至在某些地区，好几个乡区选区的人数加起来，都不够一个城市选区的选民多。这也解释为什么反对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中的普选选票得票率和胜出的选区数量严重不相等。在国阵获得有史以来最大胜利的2004全国大选，反对党只获得不到20%的议席，但如果对比所获得的选票，其实反对党囊括了大约35%的选票。出现这种惊人的落差，就是选区划分的不公。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计算，在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下，执政党如果继续统治内陆、郊外、乡区的小选区，那么要改朝换代，反对党至少要拿到六十五至七十巴仙的普选票数，才可以突破执政党对小选区的垄断而执政。这点对人民和我国的民主制来说，绝对的不公平。

就这个论点而言，净选盟的示威，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执政党执牛耳多年，但是却没有就选举制度作出改革，反而借操控选举机器之便利，玩弄制度于手掌。人民要看到的不只是透平票箱、现场点票等改革，我们希望的是全面性、制度化、公平公正的改变。也许这一次对执政当局来说，是一个丧钟，对反对党而言，是一个政治把戏，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的政治醒觉再一次提高，更明白民主的真谛，那就够了。

浮罗交怡国际对话会、旅游部面子书、一个马来西亚竞跑

2011-07-02T20:46:00.000-07:00

三起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会有什么火花？代表什么？

浮罗交怡论坛是前首相马哈迪于1995创立的一个对话组织，主要针对消除贫穷、人力资源发展以及提升生产力等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和以往各界的对话会相比，这一次的浮罗交怡国际对话会，只有区区的四个非洲国家元首出席，其他的不是缺席，就是委派副手代替。

旅游部面子书，或者如部长所说的，电子宣传和活动配套，总共花了一百八十万。这个新闻曝光后，引起国人的轩然大波。让我们以更贴切民生的角度，来看看，到底一百八十万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在我国，一百八十万大概可以供3000户活在赤贫线下的穷人，生活和承担一个月的开销，或者可以提供900名生活在内陆地区，和资讯科技隔绝的孩童，人手一架手提电脑，供他们用上三年。

一个马来西亚竞跑，全名“一个学生、一项运动、一个马来西亚”，全国300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将参与七月二日举行的「一个学生，一项运动，一个马来西亚」同步竞跑活动，官方称此项创举将会被列入大马纪录大全，成为最大型的学生竞跑活动。相比过往官方办活动三分钟热度的态度，这一次教育部可算是狠下心肠来监督所有校长、老师、教育部官员对这项活动的参与度和投入程度。教育部限定了校方必须在下午2时前，把当天活动现场的照片、参与人数的签名记录，还有录影带，寄到指定的单位。这么一个举动，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话说回来，这三起事件，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

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三起事件，会得到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结果。

浮罗交怡论坛已经沦为一个可有可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与其好像之前的“第一夫人峰会“般的到寥寥无几的首脑出席，倒不如我们把主办峰会的开销节省起来，在我国经济披靡不振的时候，为国家省下一笔资金，以面对不时之需。至于官联公司所提供的赞助，可以转移到学校、老人院、孤儿院、洗肾中心、单亲妈妈社区团体等，也更胜于津贴来自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的独裁者。

至于旅游部面子书，需不需要花一百八十万的公关费，笔者在这里不敢擅自评论，不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可以有更精明的开销（cost effectiveness）。如果一百八十万用来提升我国的安全水平，让那些选择马来西亚为第二家园的外国人不再心惊胆跳，又或者以该笔金钱，提升我国的公厕、当作旅游胜地的保养费，不然也可以用该笔金钱，主办课程，教导旅游部官员关于待客之道，以避免香港导演马楚成所说的“谢谢旅游部官员的不合作”再次发生，我想马来西亚肯定可以获得更多旅客的青睐。

一个马来西亚竞跑，美其名为提升学生参与运动的意识，实则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现今学生不喜户外活动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根源在于填鸭式和成绩主导（result orientated）的学习制度。这种制度让学生只会一味的争取好成绩，而不是在德、智、群、体、美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此主板类似的活动，除了让教师们忙、莽、茫，其实对我国的教育制度根本没有任何的提升。

纵观这三起事件，政府实在有必要对本身浮夸、虚荣的态度，好好检讨一下。

回教党变了吗？

2011-07-02T20:45:00.000-07:00

回教党党选过后，到底变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单单只是审视回教党领导层的变化，我想还不足以解答这个迷思。一个政党的路线，决定性的因素有几个，包括领导人，政党本身的历史，以及外部环境。

回教党成立于1948，回顾历史，其实回教党在成立初期已经和巫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五十年代回教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人丁依然单薄，这时候有一批巫统党内的宗教司，由于不满巫统的世俗路线，而加入回教党。回教党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应许党员拥有回教党和巫统的双重党籍。

回教党一直遵循回教国的路线，直到布哈努丁成为回教党的主席，这个政党开始改头换面。这位左派人物，一直是反殖民主义的先锋。1960年，当东姑阿都拉曼在国会提呈内安法令一度的时候，布哈努丁是第一个反对提案的反对党领袖。注意这一点，在布哈努丁领导之下的回教昂，走的是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提倡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那时候的华社对回教党是有所隔阂，但是没有过多的抗拒。

布哈努丁在六十年代末由于涉及颠覆活动而遭内安法令逮捕。回教党由新一代的领袖如阿斯里领导。这就是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分水岭。回教党由一个社会民族主义为主，宗教为辅的政党，在阿斯里手中变成一个资本主义政。至于在80年代，经历了阿斯里事件并失去吉兰丹政权过后，新任主席把回教党带入原始的宗教主义，提倡回教国以及动议限制国会的权利。这个转向，与其归咎回教党的领导权重新落入宗教司，如哈迪阿旺，聂阿兹手中，倒不如说，那也是“配合”国阵政府在80年代提倡的政府体制和公务员体系回教化，以竞标马来选民的选票。

注意以上的论点，这就是上文所提，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而造成政党基本路线的改变。至于从九十年到到308大选，基本上回教党依然坚持回教化政策，而巫统则不甘落人后，同样的实行回教化政策，以维持马来选民群众的支持度。

回顾回教党的历史，回教党本身是一个路线伸缩性很强的政党。创党至今，经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到八十年代的纯宗教主义，以致今天的福利国，其基本离线往往跟随政治需求而改变。基本上对其影响最大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政治气候。308大选过后，回教国的政治市场顿然萎缩，因此回教党在经历了回巫会谈等，依然回到福利过路线，看的其实就是选票。

今天无论是莫沙布当署理主席，还是尼查当主席，真正能够动摇回教党政治路线的，只有选票。因此如果要确保回教党彻底改变，不是寄望领导人，而是政治气候。

如果马来西亚从此再也没有回教原教旨主义市场，那么，回教党也不可能继续回教国道路。

一旦马来西亚各种极端宗教主义的活动和组织仍然盛行，人民，尤其是马来人依然受落（比如千依百顺妻子俱乐部），那么，回教党肯定转型无望。

令人担忧的我国经济前景

2011-07-02T20:44:00.000-07:00

马来西亚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出口为主，是属于出口型经济体系的一种。更贴切的来说，马来西亚的出口型经济属于依附模式。所谓的依附模式经济体，就是本身的内需市场狭小，主要依靠代工模式生产高科技国家所需要的中端产品，或者负责工业链里的加工程序，并出口到高科技国家赚取外汇。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经济体系，主要依靠制造业、原产业以及基建工程来带动。制造业的成品以及原产业的原料，主要出口到国外，而基建工程则包括政府的基建设施以及房地产业。以上这四个经济领域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让我国经济风声鹤唳。

我们逐一看看各个领域在下半年，以及明年的状况。马来西亚的制造业，自家具业、文具业等低端制造业迁往成本更廉宜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过后，比较局规模的就只剩下电子业。马来西亚的电子业在2010年迎来一个高成长，一间间跨国企业不断在马来西亚降落设厂。这点让几年前不断面对电子业外资撤离的马来西亚一扫眼前的阴霾。

但是，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反常的现象。电子业外资在这个时候选择马来西亚，而不是相对更廉宜的中国和越南，其原因是这一年来，电子产品面对供不应求的状况（这点必须归功苹果电脑公司极度受欢迎的产品），所有的产品产量必须在短时间内呈几何数的增加，因此根本无暇在越南等新兴国家设厂并培训新的人力资源。因此作为九十年代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国，马来西亚就成为外资的替代首选，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拥有现成的人力资源，以及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产业链，包括供应商，仪器制造商和各门各类的工程服务和咨询公司。

就以上的状况来说，既有利也有弊。利是短时间内可以在马来西亚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以及提升人力资源的竞争力，但是这种快熟面的模式，在电子产品需求降低，继而必须减产的时候，外资会毫不犹豫撤资，转而到较廉宜的新兴国家投资，正应了所谓的来的快，去的快。这点是不得不防的。

至于原产业，基于美元这几年的疲弱而造成原产业的价格节节上升，更多次突破历史新高，让我国的棕油、橡胶等农产品的园主赚了一大笔盈利。原产业经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外汇收入之一。但是类似和美元挂钩的行业，有一定的高风险。对国家经济来说，疲弱的美元是一个双面刃，一方面美元疲软造成原油、原产品等价格高涨，让国家收入增加，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物价飞涨引起的高通膨。美元疲软，相对的马币走势强劲，同样也让原产品以外的出口面对难题，那形同马来西亚出口的产品突然价格飞涨，对之非常不利。

至于基建工程和房地产，那其实都是经济鸦片。原因是这些基建工程大多数需要融资，政府必须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我国的债务就会象吹气球那样，越吹越大。不懂各位是否有注意到，最近政府大约有上千亿马币的短期债务到期，必须进行债务重组。那些债务，就是始于无节制的基建工程。基建工程固然可以短暂拉动经济，让相关朋党收益，进而维护本身的政治权利，但长远来说确实债留子孙，祸害无穷。

马来西亚经济在这几个行业相继面对波动之下，显得非常不明朗。我国的经济体系就好象一条小船，只能随着风浪在海上随波逐流，顺从大趋势，而无力破蛹而出。

科学化处理公共服务局奖学金

2011-07-02T20:42:00.000-07:00

每一年的公共服务局奖学金，非要闹得沸沸腾腾以致全城轰动不可。每一年奖学金的分配，一直绕着几个问题打转，离不开优秀生拿不到奖学金，或者拿到奖学金者却不是所要的科系，不然就出现相对资格比较劣者拿到奖学金而优者拿不到。

每一年重复上演的乱象，其实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筛选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间中更发生很严重的人为介入因素。这些原因已经在媒体上讨论甚久。在这里我们就不老调重弹了。反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怎么一个分配奖学金法，那才是显得合情合理。

所谓奖学金，顾名思义，那就是专门提供给优秀生，供他们深造的援助资金。这点和助学金在本质上是有点不一样的。助学金以经济能力作为标准，而奖学金则是绩效至上。那我们在开始重整奖学金的颁发系统之前，就必须定位何谓“优秀生”。品学兼优这个惯例，自然免不了套在优秀生的头上，但是单单只是品学兼优，那无异中国古代的迂腐书生，只会死背八股做文章。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的是学习成绩优秀，但是在软技巧，包括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沟通技巧等。也相对杰出的学生。而衡量软技巧的，莫过于通过课外活动了。因此在奖学金颁发的制度里，学业成绩和课外活动成就都必须处在一个平衡点。以现在的奖学金制度而言，课外活动固然是录取的考量之一，但是并没有占据很大的比例。这点是必须要改变的。

科学化的处理奖学金的颁发，首要条件就是一个排名系统（ranking system）。先撇开预留给乡区、贫穷社群还是特定族群的奖学金。其余根据绩效制颁发的奖学金份额，应该通过排名系统来决定谁有资格获得奖学金。排名系统是一个根据分数高低来把学生由高至低排出来的列表系统。所有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将会根据他们的成绩和课外活动而被赋予一定的分数。笔者建议以学术成绩和课外活动成就6:4的比例来制定分数，以展现学术和软技巧的平衡。分数最高者，将排在榜首，以此类推。排名越高的学生，就有更大的优先权选择本身深造的国家和科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错配鸳鸯”的现象。

至于我们还需不需要面试作为其中一个评估标准呢？笔者认为，面试不应该是分数评估的一种标准，但不代表申请者不需要通过面试，奖学金的面试重点，应该放在评估申请者的心理状况和对职业的认知度是否符合所申请的科系。举例医学系作为例子，优秀生一般上都倾向于申请医学系，但是他们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对医生这份职业的认知都很充足呢？心理上是否对本身未来的职业有做充分的准备呢？这点，在我们颁发奖学金的时候，也必须需要考虑到，因为国家投入足额的资金，不只是要为优秀生开拓更美好的前程，但是也必须要量材相授，物尽其用，那才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这个面试没有分数，只有“通过”（pass）还是“失败”（fail）两个评估而已。一旦申请者不能通过面试的考验，任凭你是全国最佳考生，奖学金也不会颁给你。

总括而言，科学化的排名系统。有助减低各种乱象，但是归根究底，再好的系统，我们也需要有道德、高素质的公务员来执行。希望以更科学化的制度，加上高素质的公务员，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以上问题。

民政党在国阵的内部危机

2011-07-02T20:40:00.000-07:00

距离308大选不过短短三年，但是又闻大选的鼓声响起了。从国阵主席纳吉最近上电台、见网友、频频在东盟、中国等外交事务上树立政绩，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大选的脚步不远矣。

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场的补选，以及砂劳越州选举，我们已经可以大略一窥纳吉的大选策略。再加上最近爆发的“反对党领袖性爱光碟”事件，以及前锋报无中生有，大肆渲染的“基督国”，基本上已经为巫统主导的国阵之竞选模式定调了。如无意外，在来届大选，国阵将会强攻马来选区，尤其是乡区、垦殖区等。这些地区由于巫统基层强大的渗透力和统治力，加上国际原产品价格高企，让垦殖区的园主赚了一笔可观的盈利。因此，那些都是国阵雷打不动的安全区。

至于其他族群的选票，国阵对华裔选民的票已经无力回天，但是依然会透过马华，争取和留着一些华裔国阵死忠支持者。再加上回流的印度人票，这个选票模型应该可以让国阵轻骑过关。这个时候，民政党，作为西马的国阵盟党之一，地位就显得有点尴尬。

自民政党加入国阵以来，其在国阵体制的主要分工，就是掌控槟城的政权，以及在华人选票市场上和马华分一杯羹。民政党之前长期拥有全马唯一的华人首席部长，这是民政党最大的政治象征，也是最大的政治资本。就这点，马华这个国阵第二大的成员党，也要自叹不如。但这一切在308大选过后不复存在。基于308大选过后，马华对华社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吸票能力疲弱，要在竞选的选区竞选已经颇为困难，因此所谓华裔政党互相制衡以防独大，已经没有理由存在。至于槟城的政治板块，由于民联的强势执政，国阵要重夺政权几乎时机未到，因此民政党也失去了执政槟城的功能。现在民政党主要的工作，就是最大程度的牵绊着行动党，至于重新执政之说，路途还蛮遥远。

至于开拓新政治版图方面，民政党倒是在沙巴州开拓了一片天，拥有两个州部长，以及一个州议员，表面看上来，似乎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景象。但是这三名州议员都是从其他国阵成员党跳槽而来。而且自从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沙巴自民党又和首席部长及沙巴巫统交恶，民政党几乎又变成沙巴巫统政治制衡的棋子，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换成以于墨斋为首的团结党华裔领袖，以防团结党坐大。

308大选过后，民政党的角色历经巨变。基于巫统-国阵在第十三届全国大选里的竞选策略将如上所言，以近乎靠拢种族主义的竞选模式来达到重新执政的目的。在这种模式之下的分工，西马的国阵多元种族成员党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都面对无用武之地的厄境。他们在国阵内部生存的条件，已经越来越苛刻和贫乏。

未来的全国大选，将会是民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点。民政党原本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创党初期囊括了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反对党先生陈志勤、后来成为马大校长的赛胡申阿拉斯，以及名流青史，已故槟城首席部长林苍佑。今天民政党若要回复昔日的地位，需要寻回失去已久的创党理念，重新带出本身的特色，那才有机会浴火重生。除此以外，民政党身为多元种族政党，也应该身体力行推动国阵的去种族化。这个举动不止帮助本身寻求政治突破，同时也为推动全民平等政治，立下一功。

代工模式管理国家的危机

2011-05-08T22:50:00.000-07:00

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体系重新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洗牌。原本是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英国和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经已被美国的崛起所取代。世界经济模式也在美国的主导下被重新塑造。依据产业生产链接来分类，这个地球上的国家基本上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主导世界经济模式，作为经济领域发动机的知识产权拥有着、标准的原件生产国（OEM）。这些国家占据了产品和服务研发及销售的战略制高点。他们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做研究工作，掌控着一群最出色的说客，为他们所创造的物品和服务进行推销工作。

第二种国家，就是所谓的代工国（sub-contractor），专门为第一类国家的物品和物品进行中端加工，或者组装。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等都是典型的代工国家。第三种，就是原料供给国。这些国家负责提供制造原料来供第二类国家组装第一类国家发明的产品。原料可以包括物资，如石油、木材、棕油、金属矿物等，也可以是人力资源，如孟加拉、菲律宾输出的外劳。

在三种国家之中，处境最不利的其实就是第二类型国家.首先，第一类型国家由于他们是产品服务发明者，掌握着科研条件和销售网路，经济主动权完整掌握在他们手上。第三类型的国家由于们掌握着工业和经济原料资源，因此在政经上，对上第一类性国家有很大讨价还价的能力。例如掌控石油命脉的中东国家、操控天然气的俄罗斯，以及垄断稀土市场的中国，无不把原料当作他们的政经武器。而且由于原产品价格高涨，第三类型国家的国家生活水准一般上都不低。

而第二类型的国家，既没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没有足以在市场竞争的技术和科学水平，那么处境就很尴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马来西亚正正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困境。曾几何时，马来西亚也是出产战略物资 – 橡胶和锡矿的垄断国。九十年代全面工业化开始过后，马来西亚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电子产品代工和加工国家。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马来西亚并没有很认真的升级去第一类性国家。近年来，政府不断引入各种矿石加工工业，如建在关丹的稀土提炼厂，盛传可能在柔佛州设厂的台湾国光石化企业，以及霹雳州红泥山矿业死灰复燃的传闻，不难看出，政府依然没有下定决心，摆脱加工国家的命运，反而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和报酬，而出卖了国家长远的利益。

代工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过后，无可避免的会面对经济瓶颈。这是因为发展和开拓造成原本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和基建费用随着代工国的经济飞涨而跟着水涨船高。这个时候，代工国就失去本身原有的优势，外资往往会在这个时候转投他国。马来西亚以大量外劳取代本土人力资源，企图和中国、越南、柬埔寨竞逐低价人力市场，诸不知这种做法只会祸延社会，后患无穷。如今更引入危险污染的工业，如稀土提炼、矿石加工等其他国不敢也不屑接受的工业，是让人民对我国的前景更呈忧心。

约翰奈思比在《中国大趋势》里有云，中国从原本一个落后、贫穷、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到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持的就是撑起中国强权的八个支柱。当中的要点，笔者在这里节录下来，那就是思想解放、艺术和学术的酝酿、公平的经济竞争、创新、和世界接轨、勇于尝试等等。一览而过，简而言之一个国家要转型，就是要靠知识开发，在教育和政策上制造有利于创新和发明的外在条件，那才是国家转型的关键点

退出内阁这一番话应该对谁说？

2011-05-08T22:49:00.001-07:00

砂劳越选举虽然已经结束近半个月有余，但是其政治涟漪依然没有停止扩散。华裔选票在砂劳越州选中一面倒的投给反对党，已经敲了国阵华基政党的丧钟。作为国阵里唯一一个以纯华裔为党员的政党，马华在一番挣扎后，毅然对选民宣布如果来届大选马华胜选的席位比308的时候少，就会退出内阁，不参与组织政府。

这种做法，在马华于1969年大选惨败后曾经做过一次。当时的总会长陈修信议决马华由于没有获得华裔的支持，决定不参与组织政府。时隔不久，我国爆发513事件，国会和内阁由敦拉萨所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负责政府的行政事务，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军管戒严。那时候马华才重新在国家行动理事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过后出任特别任务部长，负责华人事务。

如果我们把马华两次退出内阁的说辞做一个比较，那两次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形式更不同日语。马华第一次退出内阁的时候，华裔人口仍然占有全国人口的三十巴仙以上（以1965年马来西亚人口作为数据），华裔选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人要组成强势、掌控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政府，都无可避免的需要华裔的支持。而当时的联盟只有马华这个华基政党。因此就算是马华输了超过一半所竞选的议席，但是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力量。联盟只有通过马华接触华社，争取华裔选票才能巩固政权。因此1969年的马华，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除了敲敲华裔选民的竹杠，更多的是向巫统叫板，以便政府可以更注重华裔的利益。也唯有巫统改变，马华才有机会打翻身仗。

来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马华再次发出退出内阁的说辞，但是这一次在形式上对马华绝对不利。首先华裔人口已经锐减到二十巴仙。而且经过多次不公的选区划分，马华被委派上阵的议席，占总国会议席的五分之一不到。先不说胜选的机率，但是很明显看到马华的力量已经严重萎缩，更被过后加入国阵的成员党分了华裔选票市场的羹。从内部条件的角度来看，马华这一次完全没有本钱和巫统叫板。那很明显的，马华这一次这么做，对象只是华裔选民。要华裔选民在马华，和反对党之中，选其一。

这一种做法，笔者认为适得其反。先不说这种赤裸裸，夹杂无奈和悲壮的要挟可能会引起华裔选民的极度反感，继而豁出去把选票都投给反对党。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马华本身的政治困境。华裔不支持马华，原因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马华给人的印象就是在面对巫统的时候只会不断的退让，并且在巫统的强势统治下，没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能一味的“争取”、“协商”、“讨论”。

华裔给了国阵的华基政党五十年，但是华基政党的表现却让华裔大失所望，这才是他们转而投给反对党的原因。马华由强转弱的关键，是巫统，是有瑕疵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华裔选民。相对的，今天马华如果要背水一战，势要不成功便成仁，那么战的对象，应该是巫统，是不公的国家政策，而不是选民。

马华应该更勇于向巫统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强化本身党员、领导人和候选人的素质。那才有条件争取华裔选民重新把票投给马华。退出内阁的说辞，请马华转而对巫统直言，让选民看看马华真正的勇气和魄力。切莫本末倒置啊

退出内阁这一番话应该对谁说？

2011-05-08T22:49:00.000-07:00

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

2011-05-02T20:28:00.001-07:00

踏入2011年，中东上演了一幕幕的茉莉花革命。埃及、突尼西亚长期在位的领导人，在民众发起的示威和游行之下，被迫下台。这一股革命气势，正卷席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当地的权威体制和独裁政权，在民众掀起的海啸冲击下，正摇摇欲坠。一连串不断的示威和武装镇压行动，更让陷入革命的国家，显得风雨飘摇。

如果仔细解剖各个茉莉花革命的起源，其爆发的临界点都甚有同点。茉莉花盛放的国家，无独有偶都是国富民穷，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凭借丰富的国有资源取得高增长率，但是赚取的财富却集中在少数既得利益分子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堪比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穷得一贫如洗。其二，这些国家的国民失业率都高企，有着甚至达双位数。单就这个原因，就足以劲爆当权者和民众的矛盾。没有工作，日子就过不下去，破罐子乱摔的情理之下，走上街头一点都不奇怪。

至于在政治上，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国家，一般上领导人都是长期在为，奉行独裁或者集权统治，并严控媒体。民众长期生活在政府和其安全部队的白色恐怖之下，加上媒体完全没有扮演民众喉舌的角色，长期没有宣泄点的情况下，一旦火头点燃了，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回过头来看看马来西亚的状况，我国在某个程度上，的确和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国家有点相似。相似点就是权威式的统治，并且长期一党独大，政权重来没有轮替过。不过，平心而论，我国依然比埃及、突尼西亚、也门拥有更多的政治空间。虽然平面媒体也是某个程度上受控，不过，空间依然存在。

因此在论及马来西亚的“茉莉花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和以上国家的改革方式区别开来。纵观这一轮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之前在东欧、前苏联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革命的结尾带给国家的，都是政治体制混乱，甚至到政府首脑和执政党频密更换，造成政府瘫痪，进而造成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有着甚至面临国家分裂，国家陷入长期的割据。这些状况，都不是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所要的。

马来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应该以马来西亚现有的状况对症下药。与其响应暴力和流血的茉莉花革命，我们应该往更民主、和平和开放的“白鸽革命”进发。改革的核心，应该由教育制度开始。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是否能走出政治和经济瓶颈，国民的教育素质是决定性的因素。所谓有素质的教育，绝对不是现在马来西亚盛行的“灌输式教育”在灌输式教育之下，知识、理念都是强行灌输给国民的，甚至到一种程度，连投给那一个政党也是灌输教育的内容之一。“白鸽革命”，要的是把现有的灌输式教育，转成“研讨性教育”，并且加强社会教育的比率。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灌输式教育和研讨性教育的分别。就以国民政治选择来说，灌输式的教育会灌输您投票的取向，劝导您投给哪一方。研讨性的教育则不，它只会教导您分析、研讨的方式，然后让你的脑袋自己分析，并做出选择。

加强社会教育的部分，主要是让国民可以有更宏观和远大的眼光来思考一个议题。在一个议题面前，经过社会教育洗礼的国民不会只是以资本主义的心态来衡量并作出决定，反而会夸大考虑的层面到社会、教育和对未来的冲击上。只要国民在更有知识和积极的前提下更关心这个社会和国家，那么白鸽革命的进程已经是敲响了。

回应李总理：我们需要两线制

2011-05-02T20:23:00.000-07:00

新加坡总理日前于报章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新加坡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成为两线制的国家。访谈里，他并直言，两线制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很难确保，另一个阵营的候选人的素质也可以达到执政党标准的明星阵容。这一番言论，相信在我国政坛中会引起不小的反响和迷思，尤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都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patronage）国家，而且新加坡无论在各方面，都是我国学习、比较和竞争的对象。

套李总理的言论而言，到底我国是否和新加坡一样，也不需要两线制呢？那我们得先实际探讨一下，到底两线制的作用和政治角色是什么。两线制，或者也称两党制的模型，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那时候的英国一直都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直到二十世纪初，代表工人利益的工党崛起成为国会第二大党，成为了主张对绝大部分事务都减少政府干预，中间偏右的保守党之主要政治对手。从两党制的起源来看，两党制的存在源于政党对政策理念上的不同，造成施政方向的不一样，进而演变成两党制。

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两党制的存在反而不是因为很清晰的政治路线分歧，而是在政治上给予执政党强大的制衡。这一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两线制里的中等（moderate）强大反对党，一般上扮演看门狗（watch dog）的角色，对行政体系起着强大而严密的监督，以防止施政过程中出现不法的贪污舞弊。至于第二阶段，两线制里拥有和执政党同等（equal）强大的反对党，那么反对党一般上都会成立影子内阁，并由适当的国会议员出任各影子内阁部长，分科管工的针对每一个政府部门提出相应的意见，以及监督及制衡。反对党并有完整的政治论述出台，供人民参阅，以及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在反对党虎视眈眈之下，执政过程中会更贴近民意，以民为本，以便保持政治优势。

总结以上两线制的好处，那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政治境界。但是为何新加坡不需要，而且更倾向单一政党独大呢？更诡异的是，一党独大的新加坡，不但没有出现如我国行政体系形形色色的政治贪腐舞弊，反而还形成世界上其中一个最高效的政府。这点在探讨两线制的必要性的时候，不能被忽略。

也许我们引证另外一个例子 – 香港，那么可以更透彻的解析固中原因。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一党独大的国家，但是无独有偶，他们都以自由、开放、廉洁的行政体系和施政而闻名。揭开谜底，那就是因为就算没有反对党的制衡，他们依然有强大、中立和廉洁的公务员体系、执法系统以及司法机关。这是殖民者就给他们的最大宝藏。有效的公务员系统确保所有公共政策可以不偏不倚的贯彻下去，中立和廉洁的执法系统（警察、反贪机构等）代替了反对党的角色，对行政体系起到制衡和监督的作用。想象一下香港高效率的廉政公署和警察部队，无不让欲贪污滥权者三思而后行。至于司法机构，它乃国家体制最后的后盾。一个拥有健全司法制度的国家里，行政当局的施政都不可能逾越宪法所制定或者国会所授权的范围。所有不符合宪法或者国情的施政，都可以被提呈到司法机构里推翻。它赋予并保障公民纠正行政当局的权利。

回顾马来西亚，我们缺乏以上的条件，素质低落的公务员体系，大众对执法当局的信心低落，加上引人诟病的司法系统，让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拥抱两线制才能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

所以，李总理啊，我们真的不能像新加坡这样。我们需要您，两线制！

如果华人领袖不入阁会怎样？

2011-04-24T20:43:00.001-07:00

砂劳越大选过后，人联党的惨败，掀起了国阵华基政党的反思，那就是如何在国阵里维持本身的地位，以及有效的为本身的族群争取权益。整个反思其实维系在一个结，那就是华裔对国阵华基政党的支持率。

依照马华总会长，以及前首相敦马的看法，如果华基政党的不到华人的支持，那么就不应该入阁。相对而言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华裔如果不支持国阵对国阵一点都没有影响，国阵依然可以执政，国内的政治状况只会恶化成“华人在野，非华人在朝”的困境。就这种既抱有苦口婆心，且点点威胁的论调，我们实得认真分析一下，到底华人如果不支持国阵华基政党，造成华裔没有任何代表在内阁里，是否会严重影响到华人的权益。

在马来西亚这种选举型政党主导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政党根本已经谈不上任何理念，甚至左、右之分，横行的是民粹政治，以及极端主义。而影响他们施政方向的因素，主要的就是选票（当然，偶尔也受本身的荷包厚度影响）。只要可以获得执政所需要的选票，以及议席，他们可以不计成本拥抱他们。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一，要继续享有本身的权益，那么本身的选票，必须可以影响大局，必须是可以左右执政权，甚至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那么深入一层分析，华裔现在的票数，是否足以扮演造王者的角色呢？答案是肯定的。国内以华裔为主（超过55%选区人口）的选区并不多，大约只有三十个议席左右，占总体国会议席的13.5%。这种类型的议席，通常都是反对党的定存区，国阵一般上只能望门兴叹。真正对国阵政权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混合区里的华裔选民。混合区在西马半岛占了国会议席的多数，对国阵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以现在马来选票七三分（国阵七成，民联三成；也有政治分析员估量为六四分）的情况下，华裔依然是可以决定胜利属谁的一方。

更何况砂劳越选举过后，东马是否依然是国阵的定存州，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依照砂劳越州选的选票风向，非穆斯林土著的选票已经开始倒戈，那么未来可以预见的，民联最可能挟西马的华人区、城市选区以及东马的城市选区及非穆斯林土著选区，和国阵手上掌控的马来选区、垦殖区、柔佛国会议席、东海岸国会议席以及东马的穆斯林土著选区，一较高下，逐鹿中央政权。在这种每票必争，争票夺权的形势下，说国阵会断然放弃华裔的选票，可能性一点都不高。而要持续获得华裔的支持，那么政策上肯定不能牺牲华裔的利益太多。在这个政治哲理的前提下，华裔有没有入阁，问题已经不大了。

说到这里，与其我们担心华裔对国阵的支持率低而导致权益被牺牲，我们更应该警惕，一旦华裔的支持力量过于倒向一个阵营，而让他们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进而可以任意修改宪法，那才是最险峻的考验。一天只要任何一个政党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不能重新划分选区，那么以上的情况依然可以保持下去，华裔依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左右大局，进而在夹缝中生存。

至于华基政党所谓的华人代议士不入阁，华人的权益会受损，笔者反而认为，这种论调无助重新获取华裔的支持。要获得华裔支持的最佳方法，就是作出改变，让华裔知道，华基政党的部长在内阁里并不是当家不当权，而是拥有决策权，可以发挥影响力，而不是乞讨。这才是重建华裔对华基政党信心的正确方法。

砂劳越华人不是主因

2011-04-24T20:41:00.000-07:00

砂劳越的选举成绩出炉过后，市面上一般的政治分析员都把认为这小一号的“政治海啸”形容为人联党的灭顶之灾，但是却对“白毛”领导的土保党和国阵政权丝毫起不到任何影响。这个论点也普遍上被广大的政治人物所引用。他们都把华人形容为反对党的支持者，有者如前首相老马，甚至认为行动党在砂劳越的胜利直接造成人民的分裂，形成“非土著在野，土著在朝”的政治状况。

但是，实际上砂劳越的选举结果并非如一小撮政治人物所言般，是华人本身的选择导致华裔政治力量在野。回顾这一次州选举的得票率，国阵的得票率从原本的63%跌到55%。相对而言，民联的支持率则飙升到45%。而砂劳越的人口之中，华裔只占了26%。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华人都支持反对党（这也是不可能的，砂劳越州的商业头家，一般上都是执政党的拥护者），那么显而易见的，还有19%或更多的其他族群选选票，选择了否决国阵。

那为什么会有民联只尽囊华裔选区的假象呢？我们不能否认，民联所胜选的十五个议席，有十三个（行动党十二个，公正党一个）是华裔居多的选区。但这一切源于砂劳越选区划分的不公。如果单纯以人口计算，26%的华裔人口，理应有大约二十个华裔人口居多的议席，但是事实上在砂劳越严格算来只有十二个。至于只占大约23%人口的马来人/马拉瑙族群（穆斯林土著），却在土保党的强势主导下，拥有大约49%的州议席，几乎是人口比率的双倍。至于占人口最多的比达友、达雅、伊班人等非穆斯林土著（逾50%），却只有区区的33%的州议席。在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现实里，州议席比例的不均，无疑等于剥削族群的政治权益。

民联算胜选的议席里，其实包含数目庞大的非穆斯林土著的票源。只不过在选区划分不公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被隐藏起来，继而让砂劳越的华裔成为败选的代罪羔羊。其实，与其说华裔投反对党一票，倒不如说是城市和年轻的选民，以及受州政府政策影响的土著投了国阵的不信任票。8%的选票转向，是国阵应该重视的关键点，而不是把目光和论点集中在华裔的“反叛”。

约瑟夫.波耶特在其著作《选民进化论》里提到，人们的思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变的方向一定是从前没有声音的开始学着发声，从前被剥夺角色的开始受到人们重视。而除非群众变成更聪明、更严格的追随者，否则最佳领导人便不可得。选民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政党政治的认知成长，让他们认知到，他们的选票可以带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最大力量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最随着（选民）。没有后者，前者便无法领导，甚至不能自称为领导人。

如果国阵对选民的变化仍然缺乏认知，反而选择鸵鸟式的把责任推在华裔身上，那么人联党的灭顶之灾，很快就会卷席国阵，让国阵在未来的全国大选，蒙受更大的挫折。这点，寄望所有国阵的领导人，可以更认真，更客观的面对现有的政治局势，并对症下药，那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论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

2011-04-18T22:49:00.000-07:00

仔细切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改制的前因后果，我们会发现，教育部推行的大马教育文凭改制其实源于两个原因。其一，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的程度太高，学生对STPM望而却步。其二，现在一般上的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如A水平，南澳预科文凭（SAM）和预科班（Matriculation）等，一般上只需修读一年，而STPM则得耗时两年。这一年的分别，造成学生迟入学，延迟了毕业的时间，因此并不为学生所好。

回顾大马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改制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当小六检定考试（UPSR）、初中评估考试（PMR）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之难度在逐年下降之时，STPM考试水准却难得的维持一样（或至少相差不多），难度依然高企。更有教育界人士，把STPM称为世界难度最高的考试之一。难度高的原因是STPM的课程繁多，考试题目难度高。最要命的是，那是一战决胜负的考试制度。一次的会考，几个小时的问答，将会决定你的升学命运。这点使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进而却步。

但是覆舟之水，却有载舟之功能。时至今日，STPM乃仅存，受到国际著名大学承认的唯一政府大学基础考试，所依的元素，就是其课程的多元性，以及考试的高难度。这点，其实提供给学生另外一个往国外升学的管道。许多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错失了公共服务局国外深造奖学金的学子，还是那些负担不起私立学院大学基础课程（foundation program）的学生，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成为了他们进入国外著名学府的最后机会。每一年，国内都不乏STPM考生凭着优秀的成绩，到欧美澳，甚至香港和新加坡的著名大学深造。

因此，STPM的改制，绝对不可以忽略其对学生的“战略”功能（strategic role）。分三个学期的学分制，是否会影响STPM的素质，进而影响国际著名学府对其的接纳性，这点绝对是教育部在实行改制前必须优先考虑的。考虑到STPM改制过后可能会有难度降低的问题，因此，教育部有必要谨慎修订可能的内容和考试的难度以保持STPM的素质。再者，现今教育制度多提倡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教育部何不趁这一次的改制，为纯考试的STPM加入更多有关的元素。

除此以外，单单改革考试制度，并不足以重新吸引学生就读STPM。由于STPM先修班于年中开课，经过一年半的课程，又必须等到下一年的大学开课日才可以申请入学。整个过程必须拖延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和其他大学基础课程比较，多了整整的一年。这里，笔者建议把先修班的课程挪到一月开课。然后于明年的三月或四月进行期末考，作为STPM结束的句号。由于一般上外国大学都于九月开课，而本地大学也在2011年学年开始，把开课日期挪后到九月。理论上，从四月考试结束，到九月大学开课，五个月的时间，从批改考卷，发布成绩，到大学入学申请，时间理应是充足的。这样，就可以使STPM考生，缩短进入大学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能提高STPM的报读率。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

2011-04-18T22:43:00.000-07:00

近来，人们对于我国的宗教环境都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自马来文版圣经被禁止在马来西亚流通之后，又有回教徒被禁止学习“波可-波可”舞蹈，再加上之前回教徒被禁止学习瑜伽，让我们不禁怀疑，原本继承自英国统治的社会开明风气，是不是已经被狭隘的宗教诠释掐杀了。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至今，国内社会风气经历了过山车的翻天覆地变化。独立之处马来社会的文化呈两极化。上层阶级的马来同胞由于在殖民政府机关内身兼要职，因此一般上都感染了英国人开放、幽默和开明的风气。间中表表者，包括国父东姑。他从不掩饰他对马匹和赛马场的喜好。至于低阶马来同胞，则相对的保守，大多也是接受宗教教育。但基本上来说，宗教自由的气氛还是相当良好。

但是迈入8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回教化政策。这个转变也标榜着政府正式直接介入政府回教化的转型。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回教机构如回教银行、国际回教大学、回教金融机构等纷纷成立。我国从原本的“民间-回教化”演变成“政治-回教同质化”。80年代过后的三十年，直到今天，国内的回教化风气几乎越演越烈。这除了造成国内其他宗教的空间不断锐减以外，加载在回教徒身上的禁例，也呈几何数的成长。当中，就包括上文所提的几件事情。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问题真的是出现在宗教上吗？或者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活动现在的本质和其原本的宗教核心价值观是否依然一样。就以瑜伽来说，其源于古印度文化，是古印度六大宗教哲学派别中的一系，探寻「梵我一如」的道理与方法。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现代人所称的瑜伽则是主要是一系列的修身养心方法，包括调身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法等，以達至身心的合一。所以现代瑜伽基本上和宗教扯不上任何关系。君不见无论是崇尚一神论的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不曾明文立法禁止教徒练习瑜伽。

至于“波可-波可”舞蹈，其实也是一样，只要它没有宣导任何宗教价值观，那么我们何必吹毛求疵，硬生生的要禁止一个健康的活动在马来社会民间流行呢？

无论是瑜伽还是波可-波可，其实问题都不是处在宗教上面，而是负责回教事务的官员们的观念。作为一个世俗开放的国家，回教固然是我国的官方宗教，但是也别忘记了我国宪法同时保障人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人身自由。宗教局的任何禁令，都不可以逾越宪法的范围，这样才可以确保人民继续享有选择的权利，社会继续保持原有的自由主义风气。

同样的思维，也应该套用在马来文版本圣经事件上。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所提呈的解决方案，即让东西马的非回教徒得以阅读马来文版本圣经，在西马方面，也保存了回教最为官方宗教的尊严和地位，理应是两全其美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表达了我国依然履行人民宗教自由，继续赋予各宗教永续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对回教官方宗教的地位，给予名义上的保障。但是，这个在各方面，算是可以最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国情的政策，却依然受到一小撮极端人士的反对，造成事件依然燃烧，而没有解决的方案，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以上所提，其实问题关键都不是宗教，而是个人观念的强烈歪曲，却试图强加在别人身上，实乃可悲。

笨蛋，问题不是宗教！！

华基政党必须推销全新政治价值观

2011-03-30T07:13:00.000-07:00

在政治和社会意识上，华社依然摆脱不了本身的族群的框框。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华裔深痛政府实施以种族和固打为核心的政策，造成华裔无论在商业或者政治上都是去先机。但另一方面却基于少数族群的不安全感以及自我保护性，华裔逐渐自我框限在本身族群的圈子。最好的证明例子，就是国内山头林立的华团。那是一种关起门来自己玩的游戏，它只会更进一步的把我们本身边缘化。回顾独立五十年来的人口比例数据，我们不难发觉一旦自我框限的形式固执的发展下去，那么华裔会有那么一天，将丧失整个社会版图。以上的局面，源于国家人口比例之失衡，以及政治权利分配不均所致。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解决和破开这种局面，这个重任就落到的政党，尤其是华基或者是由华裔做主导的政党身上。立国以来，马来西亚的政党都脱离不了以族群基础为主的操作模式。联盟、国阵、人民阵线、替代阵线到现在的民联都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美其名权力分享，各族共治，实则造成各种族之间的界限更为明显。就以西马的国阵来说，它是一个以巫统为主，马华、国大党为族群代理（races proxy），加上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为制约棋子的政治联盟。民联没有这么复杂，但308大选逾两年后，原有的跨种族色彩进一步凋零，从近期民主行动党一直就华裔选票归属而和马华争论不休，证明了经过了3年，民联依然避免不了种族主义的魔咒。要跳出这个魔咒，政党的架构、党员制和政治理念固然要改变，但是最迫切的，还是重新慎思政党本身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怎么一个说法呢？政党的价值观就源于他们创党的触发原因（triggering factor）。以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来说，巫统是因为反对马来联邦剥夺马来人权益而成立的。马华则是为维护新村华人的利益而发起的政党。至于民政党在赛胡申阿拉斯、陈志勤和林苍佑三头马车的时代，走的是中间偏左的路子，过后就迷迷糊糊的摸不着路。民主行动党原本是有左派社会主义路线的政党，但是这些年来，更像一个华基政党。这些政党的价值观，到底还符合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政治环境吗？一个政党的现有价值观如果经不起政局的考验，或者是受到选民人数、支持者、政治体制和环境的限制而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么注定没落。如果以上的情形发生在种族性的政党身上，那么其所拥护或守护的族群将无可避免遭到厄运。以少数族群政党，如马华、国大党来说，他们现有的族群基础的价值观在人数不断下降之下已经受到侵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同时也回到文章之始提出的华裔小圈圈，一同来解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身为少数族群的华裔，根本没有得不和马来人合作。但是和现有的模式相比，我们其实可以做出一点的改变。与其保持一贯马来人释放政治资源于华人的宾主合作模式，现在我们应该反客为主，但是不是提供他们资源（要提供我们也不够马来人掌控的多），而是向他们推销全新的价值观 – 一个以普世价值观和中庸为主，可以为全民接受的价值观。在政治上，华裔领袖与其抱着配合的心态，不如主动伸出手和马来人合作，以新的价值观作为结合体。这是避免华裔政治力量再遭进一步边缘化的唯一方法。合作模式可以始于跨种族的议席分配，议席分配不再以种族为考量，而是共同推出专业、有诚信和能力的候选人。唯有突破种族投票趋向之后，那才可能破除种族的框框。我们不期望马来西亚会会诞生一个马丁路特金来破除我国的种族隔阂，但是我们期待政党可以昂首跨出第一步，为少数在族群的未来杀出一条血路，改变国运，改变我们的命运!

要无限制的发展，还是高度的制衡？

2011-03-23T10:36:00.000-07:00

全国大选几乎已经近在眼前。在砂劳越州首席部长宣布解散州议会过后，大家除了旁观州选进程，同时心里面也在估量，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会花落几时。这个时候，最着急的莫过于选举的准候选人。除了要争取上阵的机会，更要确保上阵过后可以胜选，以免把自身的政治前途断送在战场上。

说到胜选，那就必须回到最原本的因素，那就是选票。而选票又和选民挂上等号（撇除所谓的幽灵选票、“作票”等等奥步）。民心所向将决定胜利属谁。在308大选中，党团和政治人物第一次感到选民的威力，以及选票可以带来的海啸效应。浅析308大选的选票流向，华人和印度人一面倒向民联，马来人选票 – 尤其是年轻人也转向，造成国阵头一遭失去五州政权，以及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308选票的转向，可以总结为“情绪转变”，选民的不满占据了投票的首要因素，情绪化的宣泄是导致国阵惨胜的真正原因。308大选是难得一次的大多数选民一起大举举起反对的旗帜，但是却不代表人民已经了解到真正需要改变的原因。情绪化的投票方式只会让政治人物更肆无忌惮的实行糖果政策，以政治安抚来抵消选民的情绪，进而继续守住政权。如果这个国家要真正的改变，那么选民有必要有最低能力的政治思考能力，来分清楚“情绪”的不满，还是需要“实质”的改变。

那么选民思考的方向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才可以清楚知道我们的思考方向。我国独立之际，宪法的制定参考印度的宪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宪法制度秉持着“宪法至上”（constitution Sovereign）的精神。行政体系（内阁）和立法机构（国会）的权利，都是宪法赋予的，而司法体系（法庭）就是负责裁决行政和立法机构是否有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利执行任务。五十余年过去了，马来西亚的“宪法至上”的立国精神却悄悄的演变成为“国会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造成国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不是宪法。

这种制度和宪法至上制度的分别是，国会可以随意修改宪法，国会所做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而国会也拥有最后的立法诠释权（而不是法庭），整体而言国会的权利是不受限制的（就好象英国国会至上的宪法制度）。我国整体演变成这种模式，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执政党常年在国会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并且不断立法加强行政体系的权利，造成国会加上行政体系成为一个强势的混合体，而司法权惨遭边缘化。另外一个原因，说来有点可笑，那就是我国的法官大多数都是在英国法律制度下毕业和执业的，因此任何判决或司法诠释更倾向于英国的政治体系。

在国会至上的体系下，如果依然让执政党独大，那么我国固然可以在毫无制衡的姿态之下迅速发展，但是同时，我们就必须冒着牺牲立国精神，以及失去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权利。远的不说，内安法令原本就不符合宪法精神，但是它以让在执政党掌控的强势国会里被通过。这点，值得我们警惕。在国会和行政体系强势的运作下，官家贪污腐败、滥权违法等事件只能透过选民的选票，才能彰显正义，司法权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选民未来的投票趋向，应该往“高度的制衡”或者是“无限制的发展”的方向思考。思前想后过后，才决定把神圣的一票，投给那一个政党。

先进国的指标 - 风险、危机和责任管理

2011-03-23T10:35:00.001-07:00

日本在上个星期，发生了9.0级大地震。

地震过后，受影响地区的硬体设施几乎被破坏殆尽，核电厂也承受不住大地震的摇晃，而发生大爆炸和辐射泄漏。原本属于空军的战斗机，也被地震送去给海军，浸在海水里，报销了。

但是，让人惊讶和感叹的，是日本的人民。我们没有看到一贯的哀鸿遍野，也没有看到趁火打劫的土匪，有的只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以及高度纪律化的良好操守。执法人员更是坚守岗位，日本自卫队（军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救灾。核电厂的员工，更不惜一切坚守阵地，以自己的生命，来确保核电厂的核心反应炉不会融会，避免核辐射灾情一发不可收拾。

一场地震，无数的钢骨水泥建筑物倒塌了，但是日本人民的内心，在面对灾情的时候，比水泥还要坚强，还要稳固。日本不但是科技大国，同时也是先进国 - 在危机管理、风险评估和社会责任方便，比别的国家先进。强如美国，他们在面对卡特里娜风灾的时候，也不如日本人的坚强和乐观。

一流的国家，除了要有一流的设施，也要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国民教育。

回顾马来西亚，我们（曾经）拥有世界第一高的建筑物，（曾经）拥有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拥有数不尽的“马来西亚能”的第一（世界最高国旗，最大月饼，最大印度煎饼等等），足以超英赶美，但是如果说起马来西亚的管理，那么可能就要和非洲的津巴布韦，或者是缅甸比较。所以我们也有建好不到两年就倒塌的体育馆，也有常年定时漏水的国会，以及不见引擎的战斗机，和不能下沉的潜水艇。

类似标榜“超英赶美”的建筑物，匹配我国惨不忍睹的管理制度，好比中国大跃进时代的浮夸。就算口号喊得响彻云霄，一旦发生危机，那么一切就原形毕露。

一个国家的管理素质，很多时候和国家的能力和未来划上等号。试想想，一个风险管理差劲，如何可以有效的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一个危机意识低弱的国家，如何能在竞争强烈的全球化时代中，在列强中杀出重围，确立本身的品牌和优势，以便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一旦领导人如此，那么教育出来的人民也随之一样。更严重的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太过注重考试和评估等功利主义，却少在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上着墨，造成我国的人民普遍上的社会责任意识低落。

没有社会责任的人民，藐视管理的政府机制，急功好利的教育制度，这三个因素综合在一起，我想，我国的前景实在堪忧。

浅析今年大选的格局

2011-03-08T10:16:00.000-08:00

我们看到近期国阵在补选中都接连告捷。无论是丁能、吉道还是万里茂，国阵全都以更多得多数票和更高比例的选票获胜。相对于308过后的几场补选，国阵几乎有谷底反弹的迹象。这也成为一般政治评论家点评国阵在未来全国大选胜算的的标准。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所谓补选中的“依约（Ijok）效应。所谓的依约效应，指的是国阵在308大选前的依约补选，国阵候选人以1850多数票击败后来成为雪州大臣的卡立，但是却在308大选中，在同样的对垒中以1920多数票败北这个政治现象。

依约效应充分显示补选和全国大选的分别。偏居一隅的补选对执政党来说都相对有利。掌控庞大资源的执政党可以在各政府机关和竞选机器的配合下，量身打造（customize）竞选策略，并倾全国之力和资源集中猛攻该地区。相较于资源薄弱的反对党，执政党可以说在补选格局中占尽上风。然则，全国大选则不一样。全部国会议席和州议席开打的当儿，资源调配就不是补选那么一回事了。全国大选主打的是议题，糖果政治的效应就没有那么彰显。在烧红议题的当儿，加上网络媒体的配合，往往把执政党的优势削弱。

因此，如果要印证和推敲未来全国大选的格局，补选成绩并非完全可靠的标准。要准确预测大选的风向，那么我们依然要循种族政治的老路去分析，虽然对马来西亚的民主而言是个可悲的现象，但是却无可奈何。

华人在308大选过后的选票倾向转变不大，依然对反对党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纳吉拟定的政策固然比以前开放，但是依然没有看到任何实质和系统性的变化，尤其在经济和教育方面，让期待可以有更公平待遇的华人却步。其中占华人人口最多的中产阶级，对纳吉无力抑制通货膨胀而导致百费高涨感到深深不满。这些人都是反对党中坚的选票。唯民联中的回教党被揭露在执政州属执行许多回教化政策（包括不准在吉兰丹售卖彩票），这点倒是帮了奄奄一息的马华一把，成功让执政党吸引回一些保守华人票。但是总的来说，格局和308一样，变化不大。

至于印度人，308大选的时候一面倒支持民联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少部分受高深教育的印度人，其他基本上一边倒向国阵。这个现象，会让民联在那些多数票不过千张的国会议席面对严峻的考验。基于印度人的选票很零散的分布在各个国会选区，但是数目却足以印象胜算属谁，因此也就埋下了民联一个重磅炸弹。

至于最复杂的，当属马来人的选票形势。一般上我们在补选中都看到马来人选票是向国阵靠拢的，尤其是上了年纪，或者是乡区的马来人。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也不尽然。尤其当笔者眼看国立大专校园选举，校阵的马来人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马来人的选票，尤其是年轻人的，未必就全盘倒向国阵。从行动党近期委任巫统原来佐哈里之子担任林冠英的政治秘书，可以看到民联的智囊团也发现了这点，因此期待以这一个方法，突破一点，带动马来年轻人全面的涌向反风。这点为不远的全国大选平添变数。

如果说1969年的大选，联盟之败源于华人票，而308大选，国阵则在华人和印度人联手支持蒙受重挫，那么不远的大选，决定国阵成败的，将会是80后的马来人！赢马来年轻人选票者，将赢的马来西亚的政权

从校园选举看全国大选以及两者两者链接的迷思

2011-03-01T09:31:00.001-08:00

校园选举经过一连串暴力和争议事件过后，总算告一段落。各大专即将进入遴选学生代表理事会领导层的阶段。希望一切东西顺利上轨，学生代表可以早日履行责任，为学生谋取福利。

回顾今年的校园选举，竞争特别激烈，争议和奥布也特别多。无论是博大学阵被取消资格，或者是马大女候选人选前失踪，都很诡异，当中也有令人怀疑造假的成分。当然，整个校园选举竞争之激烈，奥布之多，这点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一切，只因为全国大选接近了。

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大专院校的校园选举，和全国大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点，我们就得了解整个校园选举背后的游戏，和当中的潜台词。

涉及校园选举的各个党团，其实都知道并了解校园选举的潜台词和规则。校阵固然和执政党脱不了干系，学阵和反对党的密切关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潜规则，学生本身也已经根深蒂固，对于学生来说，校阵就等于国阵，学阵就等于民联。这种观念已经代替了学生心目中原有的学生运动。除了观念上，在各阵营上的开支，也显现出各阵营都拥有各自的“后台”，如果说校阵各种各样的开销是来自国阵的支持，那么学阵所复印的大量全彩宣传品（这点连校阵都自叹不如），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多媒体，以及购买数量庞大的年柑，在学校派送，所耗费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各位看官心中有数。

现在的校园选举，已经演变成政党在大专开辟的第二战场。想当年马大学生会在60年代大选的时候登高一呼，提出超越联盟和反对党的第三选择，并巡回全国向人民解释他们的理念。这点，在现有的学生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了。和60年代学生运动相比，现在的学生运动给多时候局限于政党的意识形态，提出的政治论述有很深的政党影子。这点注定了学阵和校阵之间不能提出跨阵线合作，以学生运动自由和中立的立场来说，这点是相当可惜的。政党同时也把校园选举这个平台，当成培训未来新血的摇篮，让他们先经历小型的选举和操盘，以备未来之需。所以，我们看到各自阵营的领袖过后直径加入个别的政党，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由于校园选举已经变成政党的第二战场，因此，学生在校园选举的投票倾向也具有指标性。从校阵或者是学阵的胜选率，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意属那一个阵线。今年的校园选举，校阵虽然在主要的大专仍然执牛耳，只是失陷了马大和国大，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选票流向，那么我们会发觉，校阵的票数大大的流失。尤其是马来学生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倾向于学阵的。在大学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可以投票的合格选民。所以校园选举的成绩，对国阵来说，绝对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在首相纳吉高调的回应马来人选票已经回归之余，校园选举的成绩，几乎对纳吉当头敲了一棒，也敲了国阵的丧钟。

年轻选票在未来是决定全国政权属谁的关键票源。赢得年轻人者得天下，已经是一种政治趋向这点，在这里善意的提醒各个党团。

校园选举后记 - 慎思重斗争而轻论政的现象

2011-02-26T22:13:00.001-08:00

校园选举终于落幕。在这里，首先恭喜成功重新执政马大和攻下国大的“学阵”，以及继续执政博大、工大和沙大的“校阵”，得以在未来一年里，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来服务学生。

重新审视这一届的校园选举，有几个变化和现象值得我们审视。首先是校园内的政治阵营愈来愈分明，所谓的“校阵”和“学阵”愈见壁垒分明，而且两方面的对抗这几年呈升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显示往年一向来各自为政的各大专的校阵，已经逐渐结合起来，以便对抗一早就形成坚固联盟的学阵。相对于学阵，校阵一向来都倾向选择在媒体上和宣传上保持低调，各大专之间鲜少联合发表文告。这一次的校园选举，校阵算是第一次走出旧有框架，第一次联合各大专校阵的力量，抗衡实力不断增强的学阵。

其二，在这一次的校园选举中，对敌人抹黑、上岗上线的举动算是到了极致。校园选举提名日前夕，爆发了所谓校阵上访马华寻求拨款和协助的内幕，学阵并出示了校阵呈上给马华的备忘录，对校阵严加指控，并指马华资助校阵59千作为竞选基金。事实上是，所谓的59千，其实是马华正副部长答应各大专学生组织筹办活动，但尚在等待部门批准的拨款，当中包括各大专的新春、中秋、训练营等，涉及的组织都是向学校合法注册的学会或者筹委会，绝没有一个学生代表或者是校园政治。这些拨款都是各大专的合法学生组织，通过合法途径向政府部门、部长和副部长申请的拨款，却被人蓄意扭曲为选举拨款。更可悲的是，备忘录中详细列明活动项目、活动日期、主办大学、涉及部门和款项，但是发文告者却漠视并蓄意避开这些重点。

这点，就一个学生领袖而言，是不应该有的政治操守并缺乏诚信。高尚的学生运动演变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变质了。

再者，现在的校园政治，已经不再注重政策的辩论，而只偏重于政治批斗。长期执政各个大专学生代表理事会的校阵，这几年来除了成功为学生争取PTPTN 一巴仙的利息以外，并没有任何真正有影响力的大作。至于所谓的学阵，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废除了大专法令和恢复学生会，就可以解决所有大专生所面对的问题。这种过于一厢情愿的做法，还反映在他们的政治操盘中。赞成学阵立场的人，就是他们的朋友，就是亲学生，而持中立立场或观望态度的，就被无限上岗，成为亲校方的校阵。这种偏激的政治粉刷，和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简直一个模子出来，不是一个持正确政治观和开放态度立的学生应有的行为。

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所思所学，应该是如何带领国家和社会往更进步繁荣的阶段前进。因此学生代表理事会，应该是一个培育所，培养学生就国家施政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并且在校内内，进行小范围的政策模拟测试（policy simulation），来评估政策的可行性，连带训练校园里未来的国家领袖。可惜大专生都被选举游戏模糊了焦点，选举对他们来说高过一切。但是他们却忘了，选举的操盘可以让你胜选，但是并不能让你有效的治理校园（国家）。那根本是两码事。

在这里，劝勉各大专新上任的学生领袖，努力学会当一个有效、廉洁和有创意的政府，把学生带领到另外一个高峰。

校园选举沦为学生政客横行的平台

2011-02-26T22:12:00.001-08:00

一年一度的国立大专校园选举即将在这个星期提名，下个星期投票。在这之前，各种各样的角力已经在平面媒体和社交网上展开。各界不多不少都存有一个疑问。说到底只是一个校园内的选举，为什么每一年都引起轩然大波呢？选出来的候选人既不会影响国家政权，也不会影响到广大的群众，那么到底校园选举的显著性在那里？

要解析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一窥校园选举的另一面。看似单纯、只是涉及学生的校园选举，其实背后都涉及党团的角力。我们在报章上时常看到，所谓的“校阵”（亲校方阵线）和“学阵”（亲学生阵线），其实只不过是一小撮人自我标榜并污蔑敌对方而取的名字。基本上两个阵营最大的分表，就是背后的支持力量，而没有所谓的校阵就是附和剥夺学生利益的阵线，也没有所谓的学阵就是维护学生和校方作对到底的阵营。因此，个别以背后的支持力量，各自称之为蓝派和青派，才是正确和比较符合事实的。

校园政治因此变相成为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角力场所。就这一点而言，两方面都看到国立大学校园选举的潜在价值。国立大专的学生都是党团未来的人才库。如果能在大学时期就可以植入党团本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那么未来要拉拢他们就变成轻而易举了。所以，国立大专选举异变成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角力，学生某个程度上成为党团的代理人，间中原因不言而喻。

近年来的校园选举，竞选高度已经不断的下降。所谓的竞选高度，指的就是竞选宣言和竞选纲领方面已经被学生忽视而不再被视为胜选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无止尽的谩骂，在电子媒体和社交网站不间断的互相攻击。面子书上的“大专内幕者”（Uni-breakingnews）网页，就充分反映了这个现象。当管理员不断在呼吁群组人把讨论议题聚焦在学生福利上的时候，换回来的只是更激烈的谩骂和批评。从面子书上可以看得出，校园选举已经沦为学生政客横行的平台。

在校园选举中，大家严重忽略了一个学生代表和校园领袖应该做的东西。那就是：

如何改进学生在校园内的福利和生活水准？

如何带领学生走出象牙塔并增值，以便可以培养一批社会真正需要的大学生？

如何在学生力量薄弱，校园权利旁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左右逢源，带领大学生走出困境，改变现状？

学生在聚焦于口水战和人身攻击之余，并没有好好就以上三方面好好下功夫。在制定一个好的政策过程中，数据（Data）、背景研究（background study）、影响力（impact）和方法（methodology）都必须好好下苦工，那不是单凭牙尖嘴利或者是生花妙笔可以制定出来的。

奉劝所有欲竞选学生代表的学生，好好脚踏实地的研究和推出本身的竞选纲领。

请你们关心一下，如何帮助校园内的弱势群体，如来自东马的学生，每一年回乡的飞机票都花上他们大量的贷款（PTPTN），让他们不胜负荷。

请你们想想看，如何让大学成为一个更“绿”更环保的环境，让大学生成为社会的楷模，带头提倡环保。

请你们想想看，如何更有效的促进种族和谐，国民团结。

请你们想想看，如何帮助国立大专生和世界接轨，让我们的大学生更有竞争力，以便和在全球化时代重，和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争一长短。

马来西亚的农历新年展望

2011-02-26T22:10:00.000-08:00

告别虎年，世界各地迈入兔年。

新的一年来临，国家领袖循例会发表佳节贺词，内容不外乎祝贺各界新年快乐，事业、工作顺利等等，以及告诉人民新一年的展望，简单而言，那是简单来不失华丽的外交辞令。

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领袖，在新一年的贺词里向国民发表关于马来西亚现今的情况，告诉人民未来一年的挑战以及危机。

在这里，让我们首开先例，告诉人民，在来临的兔年里，我们将会面对的挑战。

在兔年里，我国经济通货膨胀将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我国是一个出口型经济国家。主要靠出口贸易支撑我国的经济。在美元疲软之下，马币兑美元兑换率急速增高的情况下，将会严重打击我国的出口业。美元疲软贬值的同时，间接造成世界各种以美元结算的原产品价格猛涨。自2010年第四季以来，各种原产品已经飙涨到历史新高。

这种现象，将直接影响平民百姓的生活。最显著的是，原产品价格高涨直接影响百姓衣食住行的“食”、“行”。食物、饮品和各种罐头等都高涨。这种现象，比石油高涨的影响还要来得迅速和猛烈。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首当其冲的将是中产阶级的人民。这点，是全国人民所需要留意的。尤其在计划本身的经济开销方面，必须更为谨慎。

在兔年里。我们将迎来国家民主政治转型最关键的一次。眼看全国大选即将在今年还是明年举行，而这一次的选举，对民联和国阵都是转泪点。对纳吉领导的国阵来说，重夺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是他可以维持巫统党内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关键指标，所以所有政府政策和政党策略，都是为让这这个中心思维运作。至于民联，在来届大选能否踏入布城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维持现在的局面，继续执掌5个州属，在国会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一边否决关键的修宪法案，如选区划分。只要能继续划江而治，那么民联就能以时间换取政治空间，慢慢侵蚀国阵的政治资本。

以上所说的，都是两个阵线之间的博弈，对人民来说，很多时候就好象看粤曲般“咚咚呛”的热闹。在此呼呼全国人民，在兔年里，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注册为合格选民。我们不需要参与政治，但是国家的前景和领袖的作为应该交由纳税人来用选票评估。所以，就算您不喜欢政治，也请您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从政客手中夺回我们的否决权，借手中一票，制衡政治人物。

在此祝大家兔年行大运，大吉大利，新年快乐。

丁能补选之为什么马华这么认真

2011-01-25T21:43:00.001-08:00

丁能补选的盛况，基本上超出了各方的预期。

作为一个乡镇混合型选区，加上地处国阵的堡垒州属柔佛，而且丁能属于州议席，在柔佛州国阵占绝对大多数的情况下，胜选或者败选理当掀不起任何涟漪。因此，照惯例来说，这种选战基本上难不倒国阵。但是，环看这一次的补选，国阵几乎倾各成员党之力，往丁能助选。就这点，就很引人深思了。

我们一一来分析丁能补选对国阵的意义，以便可以更明白和透彻国阵的策略思维和布局。

首先，丁能州议席属于马华拉美士国会议席之下的州议席。拉美士国会议席历经林良实、蔡细历到蔡智勇，一向来都是马华的超级堡垒区。一般上的多数票，都在一万张以上。唯独在308大选，由于反风掀起，加上马华派出资历尚浅的蔡智勇代替蔡细历上阵，而造成多数票剧减至四千多张，对马华来说，不能不谓一种危机。所以在情在理，这一次丁能补选，算是蔡氏父子重新巩固该选区选票的机会，并放眼在未来的全国大选，以更多票数捍卫拉美士国会议席。

当然，这一次的丁能补选，对马华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撇除拉美士是马华总会长的老巢，而基于颜面和信心上绝对输不起，丁能补选其实也间接再一次考验马华经历308大选和连串的党争后，蔡细历在柔佛州仍然保有多大的影响力。这里所指的影响力，有两个层面。第一，就是对华裔选票的影响力，其二，就是对马华基层的影响力。众所周知，马华现今在西马的政治版图，已经退守到东海岸和南马一代。基本上以地理位置来分析的话，马六甲以北，马华候选人的胜算基本上都不乐观。而柔佛州更是马华的最后大本营，这点让蔡细历更加不敢掉以轻心。

柔佛州的华人在选票上的选择，很明显的和其他州属在308过后一贯支持反对党的作风明显不一样。这种现象基本上由几个因素构成。除了近二十年来柔佛州由马华总会长坐镇，更重要的原因是 – 在新加坡工作的柔佛人。基本上柔佛州的华人，尤其是二、三、四字辈的华人，大多数都在新加坡就职，甚至长期居住在新加坡。对于他们来说，马来西亚这个名词只不过残存公民权这个含义而已。至于家庭、经济、事业和就学等，很多人基本上都把这些重心放在新加坡。而这些群体，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情况，一向来采取三不政策 – 不关心、不注册为选民、不投票。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柔佛州华人的投票年龄层一般上偏高，而这些高龄者对国阵来说都有一种情感。这样，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柔佛州对马华来说，仍然固若金汤。

这种趋势，在308大选过后多多少少有了松动。渐渐可以看到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开始重新关心马来西亚的政局发展。这点是马华所要警惕的。而丁能补选作为308大选过后柔佛州第一场补选，那么就成为了审查这种因素发酵程度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华上上下下都非常紧张，前仆后继的往丁能助选。政治圈中甚至开启了一个玩笑 - 谓马华的全体阁员、议员和各级领袖，都暂时迁居丁能，直到补选结束为止。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内部因素。如果丁能补选显示华裔选票回流，那么就是对以少过半数票数当选的蔡细历一个正式的加冕。胜选同时，更可以挟民意，大力改组和撤换来届大选柔佛州的候选人。这样既可以巩固本身的地位，也可以减少基层的反弹。而以往属于黄派阵营的国会议员，应该会首当其冲。

代表投票制之荒谬

2011-01-18T22:38:00.000-08:00

马来西亚大选的投票率一般上都在75% 至80%左右，相对欧美先进国的投票率，这个数字已经是高企。就以英国2010年的全国大选为例，投票率是70%，那已经是英国近十年来做高的大选投票率了。现在选举委员会以推高投票率为由，要推行代表投票制，显然有点不寻常。

所谓的大选代表投票制，就是在本人未克出席投票的时候，通过书面委托另外一个人代为投票。一般上这种制度在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是很常见的。股东大会上，未克出席的股东可以以书面为人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投票。这种制度，主要是维护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由于股份比较少，人数众多，又散居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少股东不愿为出席股东会而支出巨额的交通、食宿费用，及其行使表决权所花的时间，更有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代理投票制度遂应运而生。由此可见，代理投票制度的初衷，是帮助小股东实现其意志，维护其权益。

这种制度运用在公司的运作上，是可行的，原因是投票的过程中并不需要严格的保密。所以被委托人所做的决定，是可以被透视的（traceable），这样就可以确保被委托人不会违背委托人的意志，从而确保委托人的利益受到保障。

但是如果把同样的制度放回选举这一方面，那么先天性来说绝对就行不通。首先，选举投票是一个秘密的过程，那也就是说，委托人如果要委托他人代为投票，就必须把心目中的秘密决定代为告知，这点是违反民主投票精神的。更何况，秘密的投票同时也标明了最终的投票取向是不可预测，以及不可监督的。受委托人到底有没有依据委托人的一直投下神圣的一票，没有人可以预见，所以完全不靠谱。

更严重的是，代表投票制变相将助长幽灵选民。只不过以前，“人”可以和“幽灵”一起投票，一旦实施代表委任制过后，“幽灵”就会代替“人”投票。这是怎么一个说法呢？要知道原本的幽灵选民，是通过置放原本不属于该选区的选民名字进入选民册，然后让代理人以这些幽灵身份投票，也就是说选票之中，有些是“人”投的，有些是“鬼”投的。一旦实行选票代理制，那么那些“幽灵”就可以直接代替原有的选民，而原有的选民要投票的时候，才会发觉无缘无故已经有“鬼”代替他们投票了。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它不但剥夺了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也变相摧毁我国原本就很脆弱的民主制。

如果选委会仍然一意孤行要实行这么荒谬的制度，那么在此呼吁全国合法选民，在来届大选中，以你的手中一票，否决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联盟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以便维护我们本身的权利，也捍卫我国的民主制。

政府应该还赵明福一个政治公道

2011-01-11T21:40:00.001-08:00

赵明福案件演变至今，已经是不择不扣的政治案件。经过年余的审讯，验尸庭给赵家、大众、社会人士和所有关心马来西亚司法制度的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失望。

赵明福作为反贪会的证人，在反贪会的责任范围内离奇堕楼死亡，归根究底，无论反贪会是否应该负上任何司法责任，当时候在场的调查官和有关人士，都应该立即被停职查办，待真相水落石出后，在可以继续履行任务，这是为政府执法机关的危机管理（risk management），是官员履行问责制的关键。也唯有在事件爆发后，立即执行官员问责制，那么才可以取信于民，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反贪会官员高调的反击对本身的指责，而全无适当的破坏性管理，导致现今的反贪会声誉一落千丈，根本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

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机关在这起事件上的缓慢反应，也是让事件日趋政治化的因素。我们知道赵明福事件无可避免的将对励精图治的纳吉政府起到不小的打击。民众对纳吉政府的信心也会大打折扣。但是最为一个有担当的政府，遇到类似不明的死亡事件，一方面涉案者是执法当局，另一方面受害者是反对党议员的政治秘书，那么更有必要及时采取司法行动，为这个事件竖立一条界限 – 一条明确的司法调查路线，一条明确还受害者和家属一个司法公正的路线。

可惜基于种种原因，纳吉并没有及时才需行动，反而是经多月过后才设立验尸庭，来检验赵明福的死因。至于民众期待甚高的皇家委员会，反而被大材小用的用来审查反贪会的审讯制度是否有违背人权。这点不但没有挽回人民的信心，反而被群众解读为行政体系心不甘情不愿之下的消极让步，目的只是为了堵塞人民的嘴巴，防止反对党再次用赵明福案件榨取政治资本。很讽刺的是，纳吉政府的这番举动，恰恰就成为了反对党在各大补选中的宣传利器，让纳吉和国阵在好几场补选中，被轰得焦头烂额。也许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行政体系的低敏感度，造成今天的局面，不能不否认，这也是咎由自取。

今天验尸庭不能给赵家和人民一个真相，那等于是要人民自我相信本身的此案的判决。这种的自我意识，对纳吉政府来说，绝对没有好处。如果纳吉政府坚决不设立皇家委员会调查赵明福的死因，那么等于把主动权让给被人，让议题燃烧，到最后受到伤害的，是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司法制度和人民.

雪州的宪法危机

2011-01-04T19:06:00.000-08:00

雪州州秘书委任事件，演变至今已经不是单纯的州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对抗，而是燃烧到我国曾经最引以为傲，让每个国民感到光荣的君主立宪制，以及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分权问题。

到底委任州秘书的最终权利属谁？到底委任州秘书的权利被分散和归属到几个方面呢？依据雪州宪法条文的诠释，其实委任雪州秘书的权利分别掌握在中央政府掌控的公共服务委员会，以及雪兰莪州政府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牵涉到当年编著和修改宪法的立法者，很隐晦的把雪州州秘书的委任权一分为二，分别就是中央政府拥有的提名权，和州政府的认可权。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共服务委员会拥有绝对的权利提名任何委员会认为适合的人选出任州秘书，至于州政府则保留“监誓权”（也就是州秘书向州务大臣宣誓保密的程序），借此保持对人选的认可权。

这种分权模式，在民主国家其实是非常普通的现象，尤其在联邦国家，地方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利时，分权制衡的作用更是重要。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所有的人事任命，包括阁员、大师、最高法院法官和联邦法院法官，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认可。如果参议院认为总统提名的人选不适合，可以驳回总统的提名，由总统另择人选，再行通过。在这个模式下，参议院拥有“复核权”，而总统拥有提名权，用意是让代表州属的参议院制衡中央政府首脑，也就是总统本身。

固然有政治学者对这种模式评以繁琐、冗长并耗费时日，但是唯有在这种模式之下，国家才可以慢慢的过渡到高度权力制衡，兼州-中央势力平衡的成熟民主制。这种模式的核心价值，就是政治妥协和平衡，籍此让人民享有真正的决定权。很明显的雪州州秘书事件中各方已经把雪州宪法加以自我诠释，而把宪法最基本的分权精神抛诸脑后。

在这场博弈中，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马来皇室的影响力，也看到马来州属里的政治缩影。自308过后，拥有苏丹和皇室的州属，政治游戏已经不是民联和国阵的拔河游戏，而是民联、国阵和皇室的政治铁三角博弈。任何两方一旦变成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就获得了政治主动权。槟城也曾经因为旧州秘书退休，中央委派新州秘书事件上引发槟州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争执。但是由于槟城并没有皇室的存在，所以情况相对的简单。州政府也因此有足够的筹码，取得本身属意的折衷人选。至于雪州方面，州政府本身就落了下乘，处于非常不利的政治境地。

马来皇室在君主立宪的制度之下到底还应该扮演多大的角色，以及拥有多大的权利，相信拥有不少的灰色地带。我们绝不会否决君主立宪制，反而认同君主立宪制是国家体制最大的基石，马来西亚即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对于皇室方面实行宪法里的灰色地带的权利，相信人民依然对此有所保留。唯当今最重要的就是理清宪法的模糊地带，巩固州政府、中央政府和立宪君主的权利和角色。这样才可以确保我国长治久安。

马来西亚激荡的2011年

2010-12-21T21:43:00.000-08:00

经过动荡的2010年，我们将迎来千禧年的第十一个年头。都说新年新展望，过年新气象，我国在2011年里，也将迎来各种各样的挑战，2011对马来西亚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是转折性的一年，是决定未来国家前景的一年。

首先，从政治角度看我国的2011年，2011年将迎来我国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如果说308大选掀开了我国政治史上新的一页，那么第十三届全国大选将是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它将决定到底两线制的存亡，决定反对党未来的政治空间。简而曰之，只要民联仍然可以否决国阵在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并且保住几个州政权，那么我国就会往进入稳当的两线制时期。国阵固然可以继续执政中央，但是绝对不可能可以再获得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议席，来任意划分选区或者修宪。至于行政方面，国阵必须开始学会如何和民联的州政府妥协，以便可以落实中央政府的计划和政策，双方决不能行类似现在的对抗政策。

长远来说，这种局面有助政党之间的竞争，也让我国人民可以拥有更多有素质的选择。在政治权利版图方面，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在这种模式下达到权利的平衡，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民联的州政府和国阵的中央政府在落实政策上无可避免的将在廉洁、效率、公信力和能力上做出相应的制衡。这点就我国政治成熟度的发展来说，百利而无一害。相反地，如果下一届大选国阵成功赢回所失去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优势，那么两线制将会被掐杀在襁褓里。往后我们看到的只会是制衡力薄弱的强人政治，“政府绝对的正确”（the government is always right）时代将会来临。那对向往自由的人民来说可是莫大的梦魇。

在经济方面，2011年是纳吉政府落实新经济模式和经济转型执行方案（ETP）的关键年份。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能否跳脱现时的困境，明年就是关键的一年。今年各方面的数据都显示我国经济处于良好的复苏和成长阶段，经济成长大概可以达到6%。但是深入分析，这种现象只不过是随全球化经济复苏而酝酿出来的，是属于全球化经济复苏现象（global phenomenon and trendy growth），一旦全球经济再次波动，那么马来西亚基本上是无力抗衡的。

如果马来西亚要达到政府所设定的，2010年人均收入1.5万美元的水准，那么决不能只是依靠全球经济能量的带动。不然我国只会重蹈90年代的教训。90年代的马来西亚经济一路长虹，年年保八（保持八巴仙的经济成长率），但是1997年一场经济风暴就让马来西亚经济底蕴原形毕露，把我国打回原形。中国是现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在面对1997年金融泡沫、2001年网络泡沫和2008年次房贷泡沫危机的时候依然保八的国家。这种成长率已经持续超过10年。这点固然和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足以支撑国家经济有关，但是也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科技体系强大的创新（innovation）能力、爆发力和“学习-改造-进步-生产”能力是支撑整个经济度过危机的磬石。这两点，我国政府应该努力学习。

2011年是我国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年。政府和人民有必要做好心理准备，扮演好本身的角色，以便导引我国度过这个激荡的岁月，迈向更好的明天

设立国会选区地方自卫队意欲何为？

2010-12-13T17:58:00.000-08:00

国防部长日前宣布，国防部计划未来在全国222个国会选区设立地方自卫队。而截至新闻见报当天，已经有198个连队成立，剩余的则安排在明年成立。

简略的分析国防部这一个政策和行动方略，我们就会发觉间中有点诡异。我国的治安安全部队由两大系统组成。一个是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另一个是马来西亚皇家军队（有涉及治安的主要为陆军）。皇家警察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持国内的治安，而由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和治安相对稳定，所处区域绝少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军方在国内治安这方面没有扮演什么显著的角色。这一次国防部长宣布成立地方自卫队，其所扮演的角色、权力和行动范围到底伸展那一个程度呢？

以有限的资料来看，国防部新成立的地方自卫队，应该是类似于自愿警卫团（RELA）的组织或军旅，但其由国防部直接管辖，相信应该会比内政部所管辖的自愿警卫团拥有更精良的装备，更严密的组织和更大的权力。这点也是让人所担心的。我国的治安部队 - 警察一向来都是臭名昭昭的贪污滥权者，近年来发生不少警方滥权致死囚犯，和执法过程中滥伤无辜甚至夺命的案件。15岁的阿米奴闯路障被警方连开数十枪而毙命的案件让我们对安全部队的滥权感到不寒而栗。至于属于半官方组织的自愿警卫团，近年来过度执法和滥用权力对付公民和外劳的新闻也时有所闻。

一旦国防部成立地方卫队，如果没有仔细阐明该部队的职责和权力，那只怕只会加剧如上所言，安全部队滥权的现象。如果这个所谓的自卫队也装备枪支的话，任何的滥权行动将会引起人民巨大的恐慌，而人民对军警治安部队的信任只会降得更低。谈到职权方面，我们不得不正视该地方自卫队的权力范围。马来西亚已经有警察作为一个治安管理单位，那么成立地方自卫队不就出现职权重叠的情况？如果地方自卫队只是业余形式，那我们也已经拥有自愿警卫团、睦邻警卫、自愿警察等组织，何须国防部的地方自卫队呢？成立自卫队到最后除了英雄无用武之地，还得浪费大量官方资源和纳税人金钱。

除此以外，国防部地方自卫队的架构也让人百思不解。如国防部长所言，地方自卫队以国会选区为最基本单位，每一个国会选区成立各自的部队。这点在安全部队历史上如果不是空前，那肯定也是绝后了的。世界上绝无以国会选区这种政治单位作为基本组织的安全部队，有的是以地理或者行政区域划分（州属、县、市）等单位作出划分。要知道地方治安部队负责治安，绝对需要严谨的架构和高度纪律化的操作，而国会选区大约每十年就会划分一次。就以国会选区为基本单位的安全部队来说，每十年该部队就要面对崩离分解 – 再重组的状况。每一次重组的人事变迁、资源转移将耗时长久，原本负责的治安任务就会出现旷时的真空。这种现象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小则浪费资源时间，大则造成地方治安败坏，影响民生。

也许政府成立地方自卫队带着改善治安，支援警方，以达到首相纳吉设定的社会治安KPI。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如果今天警方在维持治安方面能力不济，那应该实行新政策以便提高警方的效率和能力，而不是把这个任务转交给别的部队或组织这么阿Q。审视以上种种问题，国防部成立地方自卫队的意愿实在有必要重新斟酌。

大马专才机构任重道远

2010-12-09T05:21:00.000-08:00

叙述马来西亚海外专才不为人知的一面，由以下的故事开始：

人物：马来西亚公民，年龄：四十，职业：医生，于80年代到澳洲留学医科。毕业过后继续在澳洲墨尔本政府医院行医。二十年过后的今天，他已经是区域里首屈一指的心脏专科。由于在马来西亚的父母年迈，加上思乡之情日重，所以在2009年就打算居家迁回大马定居，并进入政府医院继续行医。意诀回归马来西亚之后，他就开始寻找工作，以便确保收入稳定过后，再开始迁移行动。

怎知道久违了的祖国，给他的却是混乱不堪的指引。由开始联络卫生部以便了解在本地注册行医的程序，到寻找医院的工作机会，他不是被人点来点去往十数个部门打转，不然就是被政府医院请吃闭门羹。在失望透顶的情况下，他尝试到领国新加坡就业。新加坡政府部门的回复，简而快，联络 – 电话面试 – 提供医院供选择 – 就业，就这四部曲就完成整个程序。最后他终于落脚于新加坡。薪水比起马来西亚高了三倍。

这就是马来西亚海外专才面对的困境。在外国留学或者工作的大马公民，在学成或事业有成过后，绝少回归马来西亚，就是因为面对以上的写照。我们以四个要点来叙述海外专才回归马来西亚面对的困境，（一）、政府机构严重的官僚作风拖慢或阻碍了人才回流的流量和速度。（二）、马来西亚的专才工资和其他先进国，甚至发展中国家相比，显得相对低廉。（三）、马来西亚的科技领域和社会人文素质远比其他先进国低，海外人才发现他并不能获得一份和国外相当的高素质工作。（四）、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像领国般把人力资源素质放在第一位，唯才是用。正因为这样，政府官僚才对人才回流和管理相对怠慢，结果往往让更惜才的领国捷足先登。

所谓“立国之本是为才”，这点充分显现了人才是国家进步和转型的重要基础。在运用人才方面，我们有必要效仿古代中国战国时代的君主礼贤下士。中国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封建制的王朝 – 秦国，就是通过吸引战国时代各国的谋士和武将来为秦国效命，才能凌驾于各国之上。为秦朝统一作出巨大贡献的商鞅（原卫国人）、李斯（原楚国人）、张仪（原魏国人）等都不是秦国人，但是秦国的君主却可以唯才是用，给予他们最大的平台发挥最大的功能，从而为改造秦帝国奠基，而他们都不负众望，成为了秦朝统一中原的支柱和磬石。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首相纳吉刚成立的大马专才机构，就显得任重道远了。这个机构将寻找在海外的大马专才，并处理专才回国服务所面对的问题。笔者相信，一旦这个一站式机构开始投入服务，将有效整顿政府在处理人才回流时的官僚作风。再者，政府也开放并放宽前马来西亚公民等专才的居留证期限，这点将协助政府长期性的留住海外人才。海外人才将在没有后顾之忧之下，专心在马来西亚就业，为发展马来西亚贡献一份力量。

选党不选人? 选人不选党？

2010-12-06T23:14:00.000-08:00

在全国大选来临的时候，到底是选党重要呢？还是选候选人重要？在马来西亚的制度里，到底候选人的素质比较重要？还是政党的素质和理念方向比较重要？这几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解剖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和现实现状，来整理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马来西亚奉行英国式的西敏寺国会制度（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 system），行政机构 – 内阁由获得议会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或政治联盟组成。内阁之首 - 首相是多数党领袖，内阁部长则由多数党的议员出任。这点和总统制里的行政中枢系统有点分别。总统制之下的行政体系，通常由全民普选的总统做为最高领导人，至于内阁则全权由总统委任，或者由总统提名然后由国会复核批准。由于总统制之下的行政首脑拥有人民选票的合法性，因此整个国家政策和计划，都是围绕着总统的意志进行，甚至很多时候总统可以自由委任罢免阁员，以便可以顺利贯彻本身的政治议程。在这种制度之下，政党的影子很浅，国家的政策好或坏，与总统和其幕僚的素质息息相关。因此投票的时候，个人素质就最关键。

然则在西敏寺国会制度里，首相/总理只是由众民选议员推举出来领导政府的领袖，换句话说行政首脑是执政党内部选出来的，而不是直接由人民的选票委托的。就地位而言，首相只是排名第一的阁员（first among equal），任何政策在内阁里都必须获得阁员的同意才可以贯彻。此外，首相受到执政党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必须顾及执政党议员的利益。思敏寺制度之下的首相，绝不可能拥有像总统这么大的权利。因为总统直接向全国人民负责，而首相则向国会（执政党）负责。首相和总统相比，少了民意和选票的拱卫。一旦首相意欲乖离执政党的共同纲领，那么执政党议员随时可以在国会通过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籍此把失去议员支持的首相拉下马，再推举一个他们认同和可以接受的行政首脑。

在这么一个制度之下，马来西亚的首相、副首相、部长和副部长等，在行使本身权利和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把本身所属政党的议程放在第一位。就算是有为之君在位，但是受制于执政党，首相也不得不对党内的压力妥协。因为他能坐在权利的金字塔顶峰，其法理性和本身政党挂钩，而不是民意之上。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 – 以党为先，以党治国。

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党性强大的政治制度里，人民在投票的时候，应该选人不选党？还是选党不选人呢？就国会和州议会而言，人民选票选出来的议员，将会在国会/州议会里辩论和通过国家/州属的重要政策。在马来西亚的现实运作是，议员固然可以在辩论的时候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可是一到了投票的时候，政党就会祭出党鞭，以确保本身的议员无条件的支持政党本身的立场。这点和西方国家，议员们可以独立自主投票（比如在美国，民主党议员可以支持共和党的提案，反之亦然）的情形有点分别。所以，马来西亚的议员的素质再好，立场再坚定，辩才再滔滔，也无济于事，一切都是党（主席）说了算。

纵观以上的论点，希望人民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清楚了解间中的游戏规则。选人还是选党，就在您的一念之间

马来西亚的军购必要性迷思

2010-12-06T02:00:00.000-08:00

马来西亚的皇家海、陆、空三军的建军目的，主要围绕着三个战略思想打转。第一，对抗外侮，保卫马来西亚领土，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之完整。这一般上指的是拱卫马来西亚于外敌的入侵。第二，确保马来西亚内部之安全，防止异议分子颠覆民选政府政权。就这个功能而言，由于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尚属长期稳定性政治体系，所以维持治安的工作主要由警察部队承担，军队只是作为后备，或者是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才由军方介入。第三个，也是最不明显的，但是战略意义最为宏大，那就是拱卫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马六甲海峡全长约1080公里，西北部最宽达37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只有37公里，是连接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水道。其中连接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三个大国：中国、印度与印尼。另外，马六甲海峡这个贸易通道占了世界的海上贸易的五分之一的份额。世界四分之一的运油船经过马六甲海峡，是西亚石油到东亚的重要通道。

由于马六甲海峡的地位重要，沿岸的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无不以拱卫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为本国作重要的军事功能之一，近年来美国一直渲染马六甲海峡面临这严重的海盗和恐怖主义，图以此为藉介入马六甲海峡的防卫事务，更间接引起本区域的军备竞赛。沿岸各国无不大力扩展军备，以便凭本身的实力，杜绝美国介入的藉口。

回看马来西亚的防务，也就是所谓军事力量的用处。我国位处东南亚，领国都是以种植业、工业生产或者是金融服务为主的国家，相对来说比中东等生产战略矿物（如石油、铀等）的地区来得和平。本区域也没有好像西亚地区，有任何极端、庞大的宗教冲突，再加上领国如泰国、新加坡、印尼等都不算是军事上的强国，而且在历史上并没有入侵领国（除了印尼入侵临近的东帝汶）的记录，所以军备上防范他国入侵的用途并不显著。至于国内安全方面，以我国庞大的警力，应付国内突发事件已经绰绰有余，绝不需要到军方出马。撇除二之三的因素，因此，马来西亚军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拱卫马六甲海峡。

环看马来西亚的军事实力，海军方面马来西亚只有两艘常规柴油潜艇（Scorpene class）、两艘巡逻舰、两艘护卫舰和大约30艘的巡逻艇。大马皇家空军现役则拥有18架Su-30MKM多用途战斗轰炸机、八架F/A-18D大黄蜂战斗机、十四架MiG-29N战斗机（即将退役）和十三架BAE 鹰式战斗机。仔细分析一下海军的战斗力，我们就会发觉所拥有的两艘潜艇并不能发挥真正的战略作用。在狭长的海峡里，潜艇的作用就是封锁海域，由此阻吓敌方船只进入本身的海域。马六甲海峡长1030公里，显然单凭两辆速度只达20节、低吨位的潜艇是不足以达到以上的目的。

至于空军方面，马来西亚的空军犹如大杂烩般，既有俄系战机，也有美式战机，更有英式战机。这些战斗机数量参吃不齐，而且在系统方面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战机并没有一致的系统，因此很难整合成一个具有高战斗力的编队。新近购买的Su-30战斗轰炸机，主要的功能是对地攻击，或者对海面舰只实施导弹攻击。问题是马来西亚并没有购买可以让Su-30携带的反舰导弹，空军也没有实施对地攻击的必要性，那为什么要引进Su-30呢？要形成足够强的制空权，那么就一定要重新整合空军的军备，统一雷达、指挥、武器和维修系统，这才是上策。

总结而言，马来西亚国防比应该正视以上的问题。在开始策划和购买新的武器装备时，一定要确保新武器的实用性和整合性，以便纳税人的金钱可以物尽其用，既可以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也可以避免奢侈的开销，消耗国家的财力。

巫统展延党选的技术性分析

2010-12-02T01:19:00.000-08:00

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决把展延党选十八个月，那就是说，原本应该明年年中开炉的支会、区会和最高理事会选举将一举挪后到2012年年底。首相兼巫统主席在被媒体询问时解说这种做法并非为全国大选铺路，而是为了整合巫统。显然的，这一番话瓜田李下的成分甚浓。

怎么说呢？让我们先从技术性的角度来分析巫统这个举动。如果巫统党选展延十八个月，那么改选的日期将回落在2012年年底，也就说，距离这一届国会的自动解散日期（也就是五年任期已届）只有区区三个月。依照纳吉的说法，如果是要整合巫统后才进行大选，那么党选后只剩下三个月，绝对不足以整合党选所带来的可能性分裂。如果纳吉不等到18个月的最长期限，在之前就进行党选，时间看起来也不足以让他真正整合巫统党选所带来的震荡，尤其我们观察到，这一次的巫统党选，将会大举淘汰许多马哈迪和伯拉时代的旧臣。

基本上巫统党选对巫统主席的作用来说，就是通过党选来更换本身的执政班底，尤其是内阁部长和州务大臣。马来西亚是一个以党治国的政治体系，虽然这种政治制度不至于如共产党这样党大于国 – 譬如党的省委书记大过省长，但是要在马来西亚政坛立足，那么非要在本身的政党爬上高位不可。这是一种党职 – 官职互相挂钩的体系。前首相敦胡先翁上台之初意欲为人其亲信，时任内政部长加沙里为副首相，却因为加沙里不是巫统副主席，并受到其他副主席要挟而作罢。由此可见党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巫统主席通常在党选的过程中，会拱护其属意的候选人胜选，以便在内阁改组的时候，名正言顺的为人亲信出任重要的内阁部长，掌握大权。

纳吉上任至今，仍然还未对前朝老臣赶尽杀绝，但是很明显的来临的党选肯定会执行党内大扫除。纳吉未来的执政班底里，几乎肯定会去除几个前朝旧人，包括森州大臣莫哈末哈山（伯拉亲信），吉打州反对党领袖马哈里尔（伯拉亲信），还有内阁中的文化部长莱耶斯耶丁（老马亲信）、高教部张卡立诺丁（伯拉亲信）、现任巫统大管家，总秘书东姑安南等，都会一一除名。

而怎样的一个除名法，绝对考验纳吉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巫统主席一般上有两个选择，那就是通过大选或者党选。一般上大选这个途径会比党选来的有效，而且容易控制。怎么说呢？国阵的候选人提名制是由国阵主席全权决定，其他人并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空间。这点和党选比较，竞选党职与否由个人意志决定，只要有足够的区部提名，任何人都可竞选任何党职，而显然巫统主席对大选人选的控制更为有力。只在在大选的时候把非属意人选除名，或者把候选人调换选区（国席去州席或相反）。就可以达到本身的目的。

通常地方诸侯（州务大臣）被调离本身的州属（被安排竞选国会议员）过后，就无法统筹本身的政治资源，而联邦部长一旦被限制在一个州属内（调到州属攻打州议席），那么他就无法全国跑透透，政治势力就会慢慢的溶解。这种兵不刃血的政治谋杀，才是最高明的。

以上种种原因阐明了，全国大选肯定会在巫统党选之前，分别只是在于今年还是明年。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考虑到巫统党选过后纳吉也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安置落选的领袖，委任他们出任官联公司董事，或者驻外大使等，前后也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过后纳吉才可以真正的由本身的团队落实党国蓝图，所以看来在2012年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不高。再加上砂劳越选举的最后时机是在今年五月，纳吉应该会以砂劳越选举作为全国大选的风向标，那么大概可以预测，大选应该就在明年下半年举行。

新冷战的平衡点 – 朝鲜半岛

2010-11-30T01:18:00.000-08:00

稍微有留意国际外交历史的话，我们会发觉朝鲜半岛两国之间的关系近十年来有如坐过山车。前韩国总统金大中、卢武铉在位的时候，韩国对朝鲜奉行“阳光政策”，韩国本身极力的对朝鲜释放出最大的友谊。在阳光政策底下，韩国对朝鲜奉行积极主动的态度以寻求合作，并不会议任何方式去试图合拼北韩。但2008年新任总统李明博接过棒子后，南北之间的蜜月就结束了。

李明博是保守权威势力的代表，主张修正亲朝鲜的阳光政策，例如更强力的要求北韩透露全部核项目，以及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并把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强化韩美同盟关系之上。表面上看来李明博的政策是出于对朝鲜多次不守承诺而改变。但实际上李明博的政治路线，绝非一般评论人所说，单纯针对朝鲜而拥抱美国。近五年来韩国大幅度的改变本身的外交策略，从原本中间偏“美”的立场，演变成独尊美国，原因就是被逼跟随配合美国的新战略思维。

自后冷战时代苏联瓦解过后，美国经历了一个全球独大独强的十年。90年代初苏联瓦解代替它的俄罗斯，在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动荡而无力继续与美国分庭抗礼。同一个时候，美国却因为网络科技的兴起，成功以这股新兴的经济力量弥补海湾战争的损失，并来领美国经济进入一个黄金十年，直到本世纪初的科技经济泡沫才缓慢下来。在美国经济缓慢下来的同时，古老的东方巨龙适时崛起，成为了美国在新世纪里最强劲的对手。作为冷战过后全球唯一的超强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绝难忍受享受惯了的霸权被人分一杯羹。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策略已经转移到亚洲，并把中国列为最大的假想敌。80年代日本曾经强势崛起，日圆更一度威胁到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地位。结果美国强逼日圆升值，一举把日本经济泡沫化，结果日本因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而无力超越美国。回看当今国际局势，美联储近来大举购买美国国债，变相大印美钞，使美元贬值，为的就是要逼拥有大量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的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以便好像对付日本般如法炮制在中国身上。只不过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外汇储备和影响力比80年代的日本大得多，又有庞大的13亿人口支撑内需，再以内需推动经济，所以要狙击中国经济需要付出的代价可不菲。

既然经济这个门路走不通，那么就唯有通过军事制衡来牵制敌人的发展。在这种思维之下，朝鲜半岛就成为美国阵营的桥头堡，重回韩战过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只不过假想敌从苏联变成中国。相隔二十年过后，我们再次感受到冷战的冷冽。对中国来说，它不得不长期支持朝鲜。只要美国在朝鲜半岛仍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那么中国绝不可能置朝鲜而不顾。对中国来说，它太需要朝鲜最为一个冲突的缓冲区，或更正确的是泄压处，来维持美国-中国-朝鲜-韩国之间的平衡。只要朝鲜半岛依然有麻烦，那么美国依然投鼠忌器，不敢对中国采取过于强硬的行动。

相对两个大国正在激烈的博弈，韩国和朝鲜其实只是处在两个巨人夹缝之间的可怜虫，只是两个大国手中的平衡木而已。

林苍佑之后，再无林苍佑

2010-11-28T09:47:00.000-08:00

林苍佑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之一。出生在名望之家，父亲林萃龙是槟城的名医，林苍佑自小就接受良好兼系统化的英式教育，过后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更是一连获得法律学位和医学学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兼医生。在那个基础教育仍不普及的年代，单看林苍佑的家庭、教育和社会背景，就知道他注定未来绝非池中物。

林苍佑在马来亚独立前夕，受东姑阿都拉曼赏识，并被献议出任独立后槟城第一任首席部长。可是林苍佑怀有更远大的目标。其目标是成为马来亚的华裔最高领袖，而不是偏据一隅，所以就推荐了其政治徒弟王保尼代替他成为开“州”首长。林苍佑本身则在1958年和马华创党总会长陈祯禄于马华党选里就总会长职位一较高低。

就这点而言，林苍佑和那个时代另一个杰出华人领袖 – 李光耀拥有许多共同点，一样胸怀大志，目光远大，并且绝不甘于雌伏。李光耀以新加坡自治邦总理的身份自组马来西亚团结总会（团总），并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欲为非马来人争取和马来人同样的地位，而成为当时得令的华人领袖。而林苍佑则以马华总会长之尊，向东姑要求马华至少被分配到35个国会议席，以便执政联盟在没有得到马华公会的同意下，不能单方面修改国家宪法，以此作为捍卫和保护华人的权益，

可惜到最后由于党内党外的“无间道”因素，以致功败垂成。审视林苍佑时代的马华和现今的马华，现今的马华在政治意志力上显然输了一大截。除了在历史进程中把本身和巫统谈判的筹码耗尽，现在的中央和基层领导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里协商、谈判，而缺乏突破格局、开创新机的勇气。在国阵机制内的合作方式，马华已经从平起平坐演变成和巫统绑桩，凡政策大多以巫统马首是瞻。揭穿间中原因，离不开官位和既得利益作祟，也许林苍佑因为以上事件过后和东姑闹翻继而被架空成为了马华公会领袖的梦魇和反面教材，政治领袖因此不再逾越雷池一步并安于现状，再也不敢冒政治风险尝试做出更大的改变。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经在一个外交场合说过一句话 – “中国政府解决了国内十三亿人的温饱，已经是对这个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了。这种说法虽然狂妄自大，但是也很坦然指出一个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国家的面貌，给人民一个希望，改变国民的命运。在人类近代发展史上，创了这种奇迹的人，首推邓小平。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13亿人口的命运，让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就这方面而言，林苍佑固然不能和邓小平比肩，但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今天逾半槟城市民都在林苍佑设立的自由工业区就业。槟城市民的收入位居全马前列，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都在槟城设立总部，让槟城成为跨国工业的先驱，槟城更成为全马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比起六十年代槟城失去自由港过后的渔村面貌，高达16%的失业率。林苍佑执政槟城逾四分之一世纪的贡献可想而知。

纵观大马政坛，如林苍佑的政治伟人己经少见。如今一代巨人逝世，巨人未竟之业，从此也后继无人。林苍佑之后，再无林苍佑。

青年如何跃进，大马就如何转型

2010-11-24T17:33:00.001-08:00

已逝世的台湾著名历史作家柏杨曾经在其著作，《中国人史纲》里对商鞅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所实行的“商鞅变法”有着这么一句评语 – 历史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只有灭亡。这个论述充分形容了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中变幻莫测的各国政经文教，若要应变这种剧烈的变化，各个国家唯有深化改革，让国家本身的政经文教系统可以迎合时代的要求。

回顾历史，各个国家的改革或转型往往由年轻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和青年所发起。原因是他们在社会大学打滚的日子没有这么长久，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责任和包袱所牵绊，比较容易展开手脚放手一搏。青年和社会上的老油条比起来，另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不涉及太多的利益关系，身家相对的还算清白，要执行任何改变，不必有太多的利益考量。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改革，往往由年轻一辈的国民启动。

回顾踏入二十一世纪的马来西亚，形容其情况为内忧外患实不为过。对内我国面对治安不靖、贪污腐败和司法不公等社会政治问题。对外马来西亚已经拱手把90年代享有的工业代工国地位拱手让给中国和越南，近年来更面对外来直接投资（FDI）猛挫，甚至国内的商家也面对国内市场饱和兼没有新型行业供投资的困境，而把资金转移到外国进行投资。这种专家称之为“中产阶级陷阱”的现象，开始把我国拖入衰退的泥沼。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青年，尤其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大专生，有必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应付来日的风暴。面对以上的挑战，要在高竞争的环境生存甚至引领群雄，有几样东西，青年非作不可。

第一，青年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兼远大的目标。要贡献一份力量帮助国家转型，那青年非要向其他转型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加以揣摩和学习。最好能够身历其境，到相关国家走一趟，深刻体会一下其他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力量和人文风气，然后把可以运用在马来西亚的元素，转移回来。之前上海世博就是一个凝聚了世界各国发展精华的盛会。可是无论是私人旅行团，还是以政党之名办的观光团，都没有把“学习 – 转移”这种模式强调在本身的活动上，中心反而放在赚钱和沽名钓誉上，实在可惜。如果经济能力不应许本身到外国学习，那么可以通过阅读来增长本身的见闻，虽然效果远不必走万里路好，但勤能补拙，不怕慢，只怕站。

第二，青年必须通晓世界历史，尤其必须专注和着墨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和文明的，其崛起和衰落过程。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完整的记录了人类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教训，而任何的转型要成功，免不了参考前人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在处理这面“镜子”方面算是糟蹋了它带给人类的含义。中学历史不但只是片面的专注在本土和回教文明，而且整个教学过程沉闷不堪，让历史课成为学子最讨厌的科目之一。套用中国历史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的名句 – 历史可以很好看，历史可以很精彩，由此我们应该鼓励大专生勇于超越教科书的历史内容，阅读和体会更多历史，以便可以取长补短，也可以避重就轻，在改革路上少走一点冤枉路。

第三，也是改革最关键的，那就是爱国。所谓的爱国绝对不像肤浅政治人物所强调的，要绝对服从执政者的意志，而是拥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精神，时时关心国家大事。青年如果懂得深入分析国家政经文教的需要，并肯扛上社会责任，再辅以适当的政策，绝对比所谓的“盲从爱”来得更有激情。国家不缺以服从、崇拜、跟随为主导精神的爱国者，对国家绝望而一心一意想要移民的人民也不在少数，但是改革需要的，是那些对国家仍充满希望，愿意留下来担起这个责任的青年。这才谓真正的爱国精神。中国在筹办京奥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庞大的自愿者力量。这一批自愿者都是二十来岁，受过正统和高等教育的青年。社会上逾之为“京奥一代”。这些无条件为国家付出的青年，未来就是国家的发展磬石。马来西亚就是需要这些对社会充满热情的青年。

以上几个论点，围绕着青年所应该有的知识、社会醒觉做出论述。只要辅以正面、积极、开放和乐观的态度，那么我国的青年们，绝对可以飞跃这个时代，成为这个世纪最杰出的群体。

国阵新直属党员是赢取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灵丹吗？

2010-11-22T23:58:00.000-08:00

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治联盟可以生存，都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如果本身的价值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凋零，那么改革就无可避免。国阵这一次的改革，正是依循以上的思路进行的。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维持政权，更进一步的，重夺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直属党员制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除了国阵领导人口中，以及媒体报道的直属党员制成立原因（比如接纳许多亲国阵的组织和个人进入这个政治联盟的大家庭），成立直属党员制的原因，绝对离不开“胜选”和“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两个词组（和首相纳吉今天所强调的直属党员不管大选形成强烈对比）。深入分析由巫统领衔推动的直属党员制，真正发起的时机，正是在国阵成员党在2004年大选过后开始呈疲弱状态后所萌发的。308大选过后，算是为直属党员的形式正式定格了。

所谓的形式，就是直属党员的模式必须帮国阵（更正确的是巫统）达到几个目的。第一，直属党员制必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党外的亲国阵力量凝聚起来，比如多年来申请加入国阵却吃闭门羹的印度人前进阵线以此为由加入国阵。在此同时，也可以集合非政府组织力量，以达到削弱民联非政府组织力量泉源。最重要的，通过这一个途径，许多之前在国阵成员党悠悠不得志过后加入反对党的人士，可以重新回到国阵的怀抱。这记左勾拳不可谓不重，而且对准吸纳最多巫统失意分子的公正党，对民联而言绝对是重拳出击。

其次，直属党员制可以稀释巫统在国阵的影子（影子而已，不代表稀释实权），打消或减低人民所谓“巫统=国阵”的意识，至少在表面上，减低人民对国阵内巫统一党独大的不满，以其选票可以回归。这个战略很大程度上可以吸引中间偏国阵的选民回归。只要巫统的影子不太深，那么很多华人和印度人的摇摆选票其实都会回归国阵（巫统）。只要有大约5%的选票回归，那么重夺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对国阵来说可说是易如反掌，至于重新执掌吉打、雪兰莪和霹雳州政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除此以外，国阵直属党员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纳吉和希山慕丁处理得最隐晦并极力掩饰的，就是以此代替其他族群的成员党争取华人、印度人甚至非回教徒土著的选票，再慢慢的以直属党员代替日渐疲弱的成员党上阵（虽然依然有成员党自欺欺人的认为，巫统并不会快速实行这个政策）。国阵内的成员党的候选人一般上都受限于党职、党权的分配，以致候选人的素质参吃不齐。一旦可以绕过国阵成员党，国阵主席可以直接委任他属意的人选 – 可以是专业人士如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也可以是在社会上大有名望之人，来抗衡民联。一个马来西亚组织在双补选的拉票反应已经显示了这种模糊个别政党、强调总体组织的竞选宣传路线是可行的。国阵在小试牛刀过后，很显然的接下来就是寻成员党开刀了.

纵观以上直属党员的好处，国阵这次是豁出去要打一场美丽的翻身仗。但是事实上，作为一个执政党，以操弄组织和收编敌人的方式来加强本身执政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其实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执政党原本就应该以政绩来取信选民，强化和操弄组织原本只是副车，不应该是主轴。直属党员可能可以让国阵赢得第十三届全国大选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但是如果国阵以这种方法赢得政权后，还是没有在执政方向方面改进，那么一样也会在未来打回308的原形，就好象联盟变成国阵后，慢慢的凋零。

总括而言，直属党员应该只是用来强化政党动员力和人力资源，绝不应该被视为继续保住政权的灵丹妙药。

纳吉举行全国大选的时机和因由 – 预测大选日期

2010-11-11T23:54:00.000-08:00

要断定纳吉举行举行大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看到底什么因素会制造最有利于执政党的选举环境，以及所谓的因素之发酵期。对国阵来说，赢了巴都沙比和加腊士的选举，无疑打了一剂强心针，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国阵已经回到1995年、2004年大选的辉煌期。纳吉和高级幕僚相信自己心里有数，双补选胜利只不过显示国阵还牢牢统治控制着乡区、垦殖区、沙巴砂劳越的原住民和内陆选区，而不像某国阵成员党主席所说的，族群选票已经回流了，足以让国阵在城市去重振声威。

乡区选区大约占222个国会议席里的六十巴仙，足以让国阵执政，但是不足以让纳吉重夺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基本上那六十巴仙国会议席就是纳吉的老本。如果要等待城市选民的选票回流，在现阶段来说是相当不靠谱和不切实际的。在稳住六十巴仙议席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更好的时机，以便伺机夺回失去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就是纳吉决定几时大选的中心考量了。

在纳吉的大选日期的考量中，安华和公正党占了一个很重要的篇幅。安华是民联三党的粘合剂，如果可以等待安华入狱过后，民联三党形成一片散沙，才进行全国大选，那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是要办到这点实在不容易，如果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安华还可以上诉到上诉庭和联邦法院，肛交案的辩护律师都精于司法程序，从开审到现在已经不断用司法程序来拖延审讯。要走完整个司法程序再定罪，最少都需要一两年。对纳吉来说，要等到2012年才来进行大选，那可能已经有点迟了。

各位朋友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纳闷咕哝了呢？为什么纳吉等不及到2012年或更迟才进行全国大选？如果算这一届政府的任期，最迟可以等到2013年的308才结束，纳吉大可以以时间换空间，拖磨反对党，以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形式，对吗？答案是不太正确。

纳吉其实有几个理由让他不得不尽早举行大选。其中一个是公正党选举。公正党选举看似混乱异常，但是一旦选举完毕，重新整合只是时间的问题。纳吉断不可能等公正党整合完毕才大选。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理由是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领域是决定国民投票取向，尤其是站在经济第一线的城市选民的投票KPI。经济领域长红的时候，对执政党是异常有利的。

1995年的全国大选，马哈迪以雷霆万钧之势，把反对党打得溃不成军，靠得就是马来西亚90年代的经济成就。2009年印尼总统大选，原任总统苏西洛夹任内经济领域和反贪腐的表现形成对本身连任非常大的筹码。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印尼在当时仍被视作经济正增长的三个东南亚国家之一，预计增长4%。在苏西洛执政的五年里，印尼的反腐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说明了经济状况对执政党是多么重要的选举KPI。

纳吉在上任至今推出了第十大马计划、国家转型计划（NTP）和经济转型计划（ETP），作为改革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以及带领马来西亚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重点策略。但是效果至今仍然不显著。一旦计划在一两年后没有如预期般对马来西亚经济起着起死回生的作用，累积的民怨肯定爆发。最糟糕的是美国联储局刚刚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变相印制六千亿美元钞票的举动，已经深深的打击了我国经济。我国是一个出口型国家，美元一旦疲软，马币兑换美元就会升值。马币在短期内急剧升值，将严重拖垮出口业，经济肯定大受波及。

除此以外，美国大举印钞的行动，将造成各类原产品价格飙高。今年下半年，各种原产品价格已经到达历史新高。这种情况将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高涨，对经济形成很大的通膨压力。看美国和世界各大经济体的表现，这种情况可能会延续好几年，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糟糕。

以上种种经济状况，肯定是对国阵不利的。在经济情况可能持续下滑之下，明年国阵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很高，以避免局势继续恶化而削弱本身的优势。时机不出明年下半年，应该和砂拉越选举一起举行，或者在砂劳越选举过后。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人力资源是转型成高收入国家的首要条件

2010-11-11T02:35:00.000-08:00

马来西亚如果要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无可避免的一定需要把现有的低价值工业业提升到高阶的研发 – 制造 – 出口业三位一体。但马来西亚的工业几乎陷入了严重的瓶颈。在80年代末马来西亚进行工业化到今天整整四分之一世纪，马来西亚的工业依然只热衷于加工领域，也就是从外国进口原料，然后组装，在出口回外国，最后，再从外国购买自己国家原本组装的制成品。这种现象，行内人叫“出口转内销”，对国家经济来说无疑自杀。

我们拿比较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马来西亚现在的工业。马来西亚的加工业犹如富士康（foxconn），通过接原装厂（OEM），如苹果、安捷伦、西门子等公司的订单，为他们的产品进行组装或加工来得到盈利。富士康本身如果要提高盈利，只能通过榨制员工薪金福利，或者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或加班来完成目的，而没有任何的附加价值。相反地，如果原装厂要提高盈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进行增值工程（value add engineering），研发新科技节省成本。相比于富士康发生了各种惨不忍睹的自杀、堕楼案，原装厂如安捷伦、英特尔等反而名列各国十大最佳雇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马来西亚还是遵循富士康的创业原则和方式，尖锐的矛盾刺穿社会的和谐只是迟早的事情。

要转型成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加工工业体系，转换成研发工业体系。这样才有可能在越南、中国、甚至柬埔寨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低成本加工市场后，继续吸引外资到我过来投资。之前我们一直把吸引外资来投资的参数定格为基建设施、政治稳定、低劳力等。但我们严重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 – 人力资源。外资进入市场与否，很大程度上和人力资源有关。试想想，如果外资砸下数亿元的投资，但是却没有高素质的研发人员和管理人才支撑公司的运作，那么到最后只会血本无归。从这几年我国外来直接投资（FDI）不断的下降，可以想象得到，我国的人力资源根本达不到外资的要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素质

怎么一个方法来显示马来西亚的教育素质并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转型和外资的需要呢？我们尝试举一个例子来比较。马来西亚国立大专的工程系毕业生，毕业过后的就业工作范围（job tasking）往往会从低阶的生产线（production）或者程序工程（process）开始，在大概三年或者五年过后，才有足够的底蕴涉足研发（R & D）行列。原因是国立大专生在大学期间对真正的工业生产系统和研发需求缺乏认识，所读所作并没有跟上工业领域的需求和步伐。这个因素也造成跨国公司很少和本地大学创立联营的研发活动。这种现象在外国大学是罕见的。

外国大学最大的研发经费来源，一般上都是跨国企业所注入的研发基金。更重要的，大学 - 企业的联营模式可以快速带动大学相关领域的发展，是一种具前瞻性的做法。其实马来西亚大学之中也有一些奇葩，深懂以上的模式并运用的淋漓尽致，那就是坐落在玻璃市的玻璃市马来西亚大学（UniMAP）。玻大前身是北马工程学院，在短短的三年内，崛起成为一家以工程系驰名的大学，更横扫本地各种大专工程设计和研发比赛。崛起的背后，就是和槟城、居林一代的高科技跨国公司高度结合，共同进行各种大小研发工作，让学生有更深入的学习空间。

纵观马来西亚大学所提供的学位，我们发觉学位课程并不符合马来西亚转型和发展的需要。那可能是为了让高等教育普及化，而特意开办的低成本学位。这种现象应该立即纠正。顶级人力资源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转型的需要，社会转型进而离不开顶级人力资源。这是一种循环。如果我们不改变人力资源培训的方法，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高收入国家。

维持政权的的代价-愚民政策

2010-11-10T02:20:00.000-08:00

自远古以来，教育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是改变生活的重要元素。教育的地位和诠释，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有云 -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其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人权宣言勾划了未来各国的理想教育制度，并成为了各国教育哲理的启蒙概念。

很遗憾的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地球上依然不乏依然不乏通过愚民政策糊弄人民的铁腕政权。最著名的，当属朝鲜。在这个独裁专制国家的课本里，可以阅读到他们伟大领袖的神迹。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在朝鲜儿童课本中，提及金正日以AK-47机关枪把美军战斗机打下来的闹剧。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主要替独裁政权粉饰太平，并合理化铁腕统治，维持本身的政权。

对当权者而言，教育往往是控制人民思想的最佳、最彻底的管道。这种以教育之名行愚民政策之实的做法都有共同的特征。第一，国内的资讯流动率低，有利于当权者封锁任何外来资讯。第二，国内的人民以下层阶级和贫穷阶级为主，一般上住在偏远地区，政治人物对小社区往往有很强的控制能力，这样才可以确保所有资讯和教学都符合独裁者的标准。第三，教育内容以歌颂当权领袖、抹黑政敌为根本，对本国历史往往做出选择性的诠释，以便合理化独裁政权。

这种教育制度，到最后只会愚人愚己。而让人民在缺陷的教育制度下成长，对国家造成的伤害，其实远远超过一代人。想想看，愚昧的父母，教导出来的孩子，智慧可以到哪里呢？教育乃立国之本，实不容政客来操弄。偏偏它是最方便最尖锐的武器，让独裁者欲罢不能。

或说回头，这种愚民政策，其实也不是独裁政权独有，号称回教国典范的马来西亚，在遥远的东马，竟然也存有类似的状况。看看沙巴巴都沙比的村民是如何义无反顾的认为执政党的权利合法性（legitimacy）不应该受到挑战，单单这点就足以让我们见识我国的教育制度存在何等大的盲点。有几个疑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国的教育难道没有教导人民，政权系于民，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决定政权合法性的，是人民吗？

同样的国家，同样的教育系统，但是我们却看到城市和乡区人民之间思想上的鸿沟。仔细那城市学校和乡区学校比一比，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学校所提供给学生的资讯。城市学生读物来源广泛，而且很容易的可以接触互联网，得到各方面的资讯。他们的父母一般上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思维比较开放，见识也比较广阔，所以在培养孩子人生观方面也会显得更多元。多元资讯和开放态度的双重作用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拥有更强的批判能力和判断力。

至于乡区的孩子就比较不幸，且不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资讯供给他们，当中有很多乡区地区的孩子，连上学的机会是否存在都成疑问。这是政府应该给予最高重视的国家议题。切莫利用乡区人民的愚昧，当着自己政权的定期存款，以保住本身的权位。这样终究害人害己，把国家推向一条不归路.

补选后记 – 马华的危机解除了吗？

2010-11-08T23:16:00.000-08:00

吉兰丹加腊士补选，国阵在华裔和原住民选票回流下漂亮击败行动党。身为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更豪言华裔选票已经回归国阵。并扬言团结的马华和一个马来西亚是回流的主因。

与其说马华的竞选策略正确而帮助国阵重夺华裔选票，倒不如我们再次审视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促成华裔选票回流？首先华裔选票回流，要拜马华当地的健全基层组织。在一个连回教党都需要进口外来人员到当地助选的偏远选区，马华在当地的新村确拥有健全、运作的组织，确实应该就帮助巫统胜选上面记上一功。

但是，促成华裔回流的，远不止马华的基层力量而已。各位看官有没有注意到在竞选期异常活跃的“一个马来西亚组织”？这个组织在补选期间好像一个公关公司，主要主办宴会大吃大喝，载歌载舞；辅以所分发的物品和金钱。这种竞选手法，对乡区选区来说绝对是石破天惊，兼足以扭转局势的力量。“一个马来西亚组织”的背景身份含糊不清，负责人被采访的时候更是语焉不详。但看看其组织财力和口号，无疑这个组织很大可能是寄属巫统的外围组织。诡异的是，为什么一个马来西亚组织的对象大多数都是华人？认真看待这种现象，我们其实可以解读为巫统的智囊对马华在华裔社群“吸票”能根本放不下心。

一个马来西亚组织小试牛刀就见到实质成绩。可以肯定这种新颖的“非政府政治组织”将会如瓜蔓藤方式延烧到各个国会选区。如果不出所料，加腊士只不过是试金石，真正的战场，将会在马华最弱的软肋 – 城市混合区和华裔为主的国会选区。这种战略，主要是稀释不受城市华人欢迎的马华影子，增加国阵的胜望。

话说回头，如果马华认为赢了加腊士的华人票，就等于华人票回流的话，那也太过天真了。乡区选区是反对党（尤其是行动党）最大的弱点。如果回到城市混合选区或者华裔居多的选区，马华的选情还是不太乐观。基本上国阵整体都患了“城市选民群侯症”，在面对城市混合选区的时候往往一筹莫展，马华在竞选这种选区的时候更是束手无策。这种情况，是你懂我懂的公开秘密。

在城市选区，小恩小惠并不能打动普遍教育程度高企的选民。他们向往反贪、司法公正、社会公平等竞选宣言。这刚好就是反对党所大力提倡的。面对这种不利于己的竞选宣言，马华只会挖反对党的仓疤，力证反对党和他们一样，也是贪污滥权来的政客，来掩盖本身的问题。殊不知马华当家不当权这么多年，涉及的贪污舞弊难道还可以比反对党少？这么以五十步笑百步的炒作方式，只会让人民更加反感马华。

如果马华要大声宣布说华人票回流马华，那么它有必要赢回一两个混合选区或者华裔选区，才可以取信巫统、取信党员、取信民众。

除了在城市选区面对选民的时候吃闭门羹之外，眼前的马华还有一个最大的危机，那就是国阵直属党员。剖析国阵直属党员的妙处，我们看到巫统已经决定捞过界，亲自出马来征服其他国阵成员党所不能征服的选区，尤以华裔和城市混合选区为主。恰恰这些选区很多都是马华的。可遇预见的是，如果未来国阵直选党员这个制度完全推行，那马华无可避免将要让出不少选区，给国阵（华裔）直属候选人。在巫统开始以华裔直属党员进入华裔市场争取选票，并且成功的情况下，马华在国阵的地位实在不容乐观。或者到最后可能沦落到象征多元种族的国阵摆设品。

与其对加腊士华裔选票回流而沾沾自喜，马华更应该看清楚本身的问题。

华裔选票整体上真的回流马华吗？

未来单单只依靠华裔选票可以生存吗？

是否国阵内部已经出现代替马华的华裔吸票机？

马华未来的危机是否可以解除，就视乎马华是否重视以上的问题了。

布城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2010-11-08T02:33:00.000-08:00

以刚刚结束的两场补选，再加上之前十一场各国州议席补选的成绩来看，国阵和民联都各自患上严重程度不一的群侯症。国阵患的名为“城市选民群侯症”，民联惹上的，则是“乡区选民群侯症”。怎么说呢？我们看看308大选过后的补选成绩，民联在清一色的城镇选区全部赢得补选，反而在乡区偏远地区或半城市地区，如巴都沙比、加腊士、巴当艾则败走麦城。以这种趋势看来，国阵的竞选策略和工作纲领，已经完全打动不到（普遍）拥有高学历、态度开放、要求更高的城市中产阶级。而民联在乡下偏远地区的支持率仍然惨不忍睹。面都要求硬体发展、迅速改善生活的乡民，国阵掌控的联邦政府机构和庞大的拨款无疑更有优势。

审视我国的选区结构，我们会发觉在经过多年以来选区划分之不公，造成马来西亚选区架构以人口少，地域广的乡镇国会选区居多，当中有很大部分是属于沙巴、砂劳越的内陆国会选区。那些地方人烟稀少，交通不发达，连带教育和各种资讯都不被村民普遍的享有。这些选区一向来都是国阵的定期存款选区。他们都死心塌地支持国阵的原因无他，因为国阵作为联邦政府执政党，在掌控庞大财力和资源之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最多的政治糖果（福利金、地方设施发展、援助金等），最能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求。至于民联提倡的反贪、司法公正等议题，对三餐温饱可能还成问题的贫穷乡区人民来说，显得甚为多余了。

再者，在资讯封闭的情况下，大多数单纯的乡民，都认为唯有国阵才能为他们带来改变。在他们眼中，国阵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国阵，如果要推翻国阵，无异于叛变、叛国的行径。（说到这里，各位有没有试着探讨一下，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号称给予人民十一年的免费教育，但是为什么教育出来的城市人和乡镇人，想法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是不是教育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还是有可以认为的愚民政策在偏远的乡区执行？）这种延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的观念，绝对不是靠民联还是公民社会三两年里面可以改变的。

在无法解决和满足乡区选民的要求下，民联迈向布城的口号，到显得多余了。这个口号充其量除了慰籍一下反对党人的权力欲望（好听叫鼓励士气），基本上对政党轮替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加腊士和巴都沙比的补选过后，也许民联应该做的，是重新衡量一下，以本身现有的实力，要在下一届大选直接迈入布城是否依然合情合理。

间中有一些因素可能会让民联迫不及待，那就是安华的案件。安华如果罪成入狱的话，民联各政党是否仍能继续通行是民联一众领袖心里的一个大疑问。但是作为一个健全的政治联盟，应该依靠本身的理念、党员意志力和人民的向心力生存，而绝对不可以把政治前途和单一领袖挂钩。要知道领袖可来可去的。没有永远的领袖，只有永远的政治精神和理念。

民联要做的，应该是脚踏实地，治理好现有的州政权，再伺机重夺霹雳州，或更多的议席来制衡国阵，要以堂堂之师告诉人民，他们是更好的替代选择。这才是理性了。与其发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倒不如做好基层工作，重新设定正确的目标，那才是永续经营的妙方。

吉兰丹加腊士补选 – 为什么回教党败了？

2010-11-08T00:37:00.001-08:00

吉兰丹加腊士的补选，国阵以千余票数打败回教党。相较回教党在308大选的时候以646票多数票险胜国阵，这次回教党显得吃了大亏，有整整两千票的票数倒流到国阵。国阵这一次胜选，可说是胜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结合。

所谓的天时，国阵是胜在补选正值公正党进行中央选举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到了可能出现内讧分裂的地步。公正党的领袖更热衷于如何在“后安华”时代巩固自己的地位，补选反而成为了次目标。再者，回教党在处理皇室纠纷上引起了民间保守派不小的不满，并在加腊士补选中发酵，只是这种现象，不被许多政治观察家发现，但是实际上却影响马来票深远。

至于地利方面，加腊士州选区恰好就在国阵宿将元老姑里的话望生国会选区里。想象一下一个连选举提名都不需要亲临，只是由代理人呈交表格，并且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竞选活动的候选人，还可以以数千票的多数票打败对手的，姑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候选人。其在话望生的地位是超乎外人想象的，甚至有该区的原住民选民形容，姑里差不多是“半神”的象征。这么一个强人，只要他向谁倾斜，那么谁的胜望都会高企。国阵高明之处，就是委任姑里为竞选总协调。这么一来，之前和国阵在很多政策上意见向左的姑里，倒也不能光明正大和国阵抬杠。少了这么一个不确定因素，国阵在铺排策略上更见从容。

另外一个地理因素就是加腊士的乡区选区特质。一般上乡区选区，全国性的议题并没有什么效果。一般上的民众更关心地方上的设施和福利。尤其在加腊士选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官员们一早已经做好准备，深入乡区和原住民地区为他们服务。反而回教党几乎后知后觉，作为该州的执政党，却在选举的最后时刻才来临时抱佛脚分福利金。再者，在这种偏远、封闭的选区，马来人看的是前锋报，华人消息来源是咖啡店路边社，原住民基本上是山高皇帝远，而且资讯相对流通得很慢，人民也不热衷于网络媒体。在西马各地被炒得火红的赵明福事件、潜水艇、战斗机引擎、蒙女案等基本上在加腊士是失效的。民联错误估计以上议题的力量，以致种下败因。

至于回教党在加腊士最致命的一击，莫过于败在原住民手上。这个人和因素，原本回教党作为州属执政党，应该可以很全面的照顾到原住民的土地和宗教需求。报道指回教党承诺为原住民重建他们礼拜的基督教堂，但是到最后却落空了。作为州执政党，回教党显然也犯了其他国阵州政府的惯常错误 – 土地政策处理失误。308大选，国阵-马华公会会在原本属于白区的华裔新村地区连连败走麦城，就是摆在土地政策上面。民联打出的新村永久地契牌是绝大的吸引，相对于国阵政府多年来在地契问题处理上的拖泥带水。回教党这一次败在原住民土地课题上，败得很彻底，输得很窝囊。

总结以上的天时地利人和，回教党败得彻底，败得有理，败得理直气壮。

看经济状况预知全国大选

2010-11-02T02:57:00.001-07:00

对国阵、巫统和首相来说，全国大选的日期，必须符合各种内外条件。我们先谈谈内在条件，那不外乎国阵成员党本身内部的状况。我们拿国阵四个主干政党 – 巫统、马华、国大党、砂土保党来检视，巫统在纳吉领导之下，算是稳定。马华在经历了328选举之后，蔡细历的领导权已经固若金汤，国大党的三美威鲁这个票房毒药，也决定在明年初退隐，至于砂土保党，看来巫统已经接受“白毛”泰益继续领导砂州国阵政权，而暂时让“倒毛“行动静下来。纵观整个国阵内部条件，算是一团和气，已经有对外一战的条件了。

相比内部条件，国阵的外部条件则相对不明朗。一般上执政党的外部条件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分别是经济状况、社会议题、支持概况和选民结构。四个当中，以经济状况对大选的影响层面最大。大家是否记忆犹新，92年美国总统大选，老布什挟海湾战争的胜利和高企的民意竞选总统连任，竟然输给了克林顿。固中原因就是经济。那时候美国经济在经过海湾战争的消耗后，税务高涨，中间选民普遍感到反感，那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打出“笨蛋，问题是经济”口号的克林顿可以一举扳倒高达80%民望的老布什。

同样的道理也影响着马来西亚的政局。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执政党一定会等到经济稳定，或者歌舞升平的时候才举行大选。检视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执政党其实还在等待着更好的经济环境到来，才举行大选。纳吉在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和经济转型计划（ETP）后，仍在等待该计划为我国经济体系带来的改变。当中2011年财政预算案拨出的款项，大多数都是发放给ETP之下的计划。换句话说，至少我们要等到明年第一季，才可以看到财政预算案拨款的执行项目开动，然后至少要到第三或第四季，才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和影响力。由此推测，大选不大可能在明年第一季举行。

全国大选也和股票市场的浮动有很大的关联。通常在全国大选之前，股票都会冲上顶峰，制造一个小牛市，让此美好景象俘虏人民的选票。看看马来西亚股市现状，马股冲破1500点过后，不能保持一贯的势头，反而在1490点和1500点左右徘徊。市场虽然对马股冲上历史新高还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马股显然处在不稳定的高峰，这个不稳定应该会拖延半年左右，直到马股会跌到一个稳定的指数。由此推测，执政党可能会选择马股回跌之前举行全国大选。

总结以上的经济因素，我们大概可以勾画出全国大选的时机，应该是明年的六月过后。那将会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执政党断不会贸贸然解散国会。一则民心并未完全归附，二则反对党已非吴下阿蒙，贸然进行选举只会让执政党得不偿失。

历史的真相，历史课的诡异

2010-10-25T21:08:00.000-07:00

历史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面镜子。千百年来，口述和文字记载下来的史料，让人类可以在逝去的时光里揣摩未来的道路。在时光倒流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历史”总是抱着一种极端的态度。有者对“历史”赋予的启示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在自己和组织的行为上体现出来。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充分了解隋朝衰败的过程，并确保自己在政策上绝不重蹈错误。但是有更多人，却选择涂鸦历史，让历史成为他们的包装纸。而这个包装纸，就是他们重新涂写的“历史课”。

我们看到的“官修”历史课，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而学生学习的“历史课”，更是当权者根据本身的主观意识诠释史料，当中少不了刻意隐瞒历史真相，或扭曲事实的成分，分别只是多还是少而已。看看明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是如何抹黑前建文帝，当权者对历史的态度可见一般。近代史上，把“历史课”修改得最为离谱的，当为日本。在2005年度送交日本文省部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作为发动战争国的行为并没有一如以往般，认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日本作为引起战争的一方，书中内容也有没有过度强调日本所做的错事。这种现象，国际社会一般上定调为日本试图美化本身的侵略行为，并为重启本身的军事核计划铺路。

以上的事件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历史课”是当权者的利器，是为了实践当权者政治目的工具之一。“历史课”的内容起着重塑人民的思维，并输入当权者的思想。这种现象在很多极权或者是权威式体制国家都很普遍，又以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修饰得更彻底，主要以此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维持本身一党专政的地位。但是习惯于阿Q精神的他们，总是忘了，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不足以让当权者制造一个封闭、非流动的资讯平台。在这个被磨平的全球化社会里，资讯的流量和速度，绝对不是当权者一厢情愿可以阻止的。简单的按一按滑鼠，各种历史的资料就会源源不断涌进来，而且绝无删减，绝对新鲜热辣。只要资讯流通，历史真相的还原，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权者如果还是“自我感觉良好”，那无疑是鸵鸟心态。

看回马来西亚的历史课，且不论教育部把历史课列为必须及格科目的背后有什么用心良苦，但是如果意欲强制人民和学生接受一些不实的史料，哪怕就徒劳无功了。站在教育哲理的角度，要人民了解历史，把历史设定为高中必修课已经是很足够了，实在没有必要把历史课作为必须及格的科目之一。别忘了，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培训的总机构，教育部真正的任务并不只是培养一批只懂忠君爱国的木头，而是培养懂得明辨是非、高竞争力的学生。循着这个原理，基础数学、英语是不是更应该被列为大马教育文凭里必须几个的科目呢？

如果教育部坚持要把历史课纳入必须几个科目的清单里，那就必须重新修订历史内容，以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首先高中历史课的编修工作，应该由公民社会来分担，而不是单单由教育部主观诠释，这样才可以确保编修出来的历史内容，符合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国情，各个种族、政党和个体得到合理的篇幅报道和历史诠释。再者，历史课不应该只是侧重回教文明历史，或者是我国的独立奋斗史。反而应该对世界各个文明和国家发展变革也大量着墨，以有效的培养学生的世界观，让他们更容易的和世界接轨，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提升本身的竞争力。这样，历史才不会变成学生的学术负担。

马哈迪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性健忘

2010-10-20T20:15:00.000-07:00

我们退而不休的前首相，近年来高调的言论实在令国民不敢恭维。除了标榜一贯的种族主义支持者，马哈迪医生竟然一反巫统和马来沙文主义者一向来大力抨击、抹黑和抗拒共产党的常态，反转而欣赏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式，谓之共产党的权威主义，有助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稳定。

马哈迪这么一个说法，犹如管中窥豹，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只懂得中国共产党独裁治国的好处，只懂得以权威的迫压来逼公民社会就范。但他好像理所当然的忘了，共产党治国的过程中，也同时赋予所有中国公民，包括汉、满、蒙、回、藏平等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以上这些条文，让退休后和土权一直厮混在一起的前首相看在眼里，是否会汗颜，也让我们看到这位前首相的选择性健忘是如何的严重呢？回看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有没有大族群的领导人敢于呼吁政府立法保护少数民主的政治利益和公民权益呢？马来西亚最丑陋的一面，莫过于和其他国家背道而驰，弃少数民族而不顾，反而立法保护多数民族。

如果拿巫统和中国共产党比较，那我们肯定会发觉，巫统和一党独大，独裁专政的共产党根本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产品。共产党通过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对国内的媒体和各级非政府组织施加严厉的控制，而巫统则通过出版与印刷法令钳制媒体自由，对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及和平示威游行则以警力打击之。共产党通过公安和武警对中国异议人士实施软禁，而巫统就通过内安法令，把异议分子囚禁起来。两者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是一个以党内机器实施魔爪，另一个巧借名目的以国家机制发动。

以上所举的例子，在情、在理、在法都是引人诟病的。一个成熟的政治体制，应该求大同，存小异，而不是动不动的就以大家长式的权威主义来达到本身的施政目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老板“、统治者和领导人的角色扮演。人力资源市场已经高度液化，形成一个高流量（high dynamic）的体系。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以往老板、统治者和领导人神化（semi-god）的角色，已经不受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止尽的人才流动。要留住人才，就必须礼贤下士，而不是以拳头相向。

（巫统）权威主义、共产党、极权政体已经是这个时代过时的产品。如果我们还是抱着守旧、保守的态度，无视全球化，而只对国内的权利抱残守缺，那我们注定被历史淘汰。这点，和前首相共勉之。

种族政党的前景 – 政治二元化的发展 (马华的朋友必读）

2010-10-19T19:14:00.001-07:00

308大选过后，政治市场上最大的争议，就是在争辩种族政党，如巫统、马华、国大党等，或者伪种族政党，如人联党、民政党等仍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就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和解读。

自立国以来，我国在族基政党-联盟的带领下走过半个世纪。为什么马来西亚会由族基政党带领我国争取独立的呢？最核心的原因，是族基政党的联盟，可以确保多元种族社会的马来西亚会在拥有各族代表的政治联盟下共同平等的迈向独立和未来的发展。换个说法，就是族基政党联盟是最有效保护各族利益的团队，在1950年代的背景，土著和非土著人数相对均衡的情况下，那是最适合带领我国迈向稳定、独立和持续发展的联盟模式。

但是我们万万想不到，在接下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意外。首先，土著和非土著的人数比率，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增长，演变到现在土著大概占有我国人口的四分之三，而非土著只占其余的四分之一。至于政经文教方面，非土著在一系列的不公平政策中被逐渐边缘化。在国家机制功能的角度来看，现今非土著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建国时期来的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族基政党的存在其实正在加剧不平等的两极化发展。代表大族群的政党（比如巫统所代表的马来人，或者土著）会由于人口的增长而渐渐蚕食小族群政党的影响力。小族群政党（马华，国大党）也将因为本身族群人数减少而渐渐失去影响力和政治平台。总结而言，平衡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在族群政党实力不平衡之下出现。

那现存的种族政党是否已经不合时宜呢？那也不全然。在大族群政党（如巫统）仍然当权并独大的情况下，如果小族群政党（马华，国大党）不存在的话，那等于拱手把剩余的政治势力拱手奉上。政治权利和利益古今往来都是一种零和游戏，放弃就等于失败，这是政治上的金科玉津。一旦大族群政党依然存在，那么必然必须有其他种族政党作为制衡力量，或者作为最后的守护者，维持种族政治最基本的平衡。这种权宜之计是要保留小族群的最低政治利益，也希望在这场零和游戏中，见缝插针以争取跟多的平衡，或扩展成更大层面的政治平等。这是小族群政党在第一阶段生存的任务。

当然，如果只是靠以上的策略吃老本，而少数族群人口的锐减率还是不断加快的话，那么小族群政党的末日依然会来临，分别只是早还是迟而已。小族群政党如果要生存，就要转型，进入第二阶段的变革，也就是晋入二元化的发展。所谓的二元化，指的就是本身族群政治利益和普世价值观皆两手抓。在马来西亚，少数族群比率的急速下跌已经是不可挽回的颓势，所以少数族群政党，如马华等绝不可以坚守阵地，而必须开拓另外的票源。但作为种族政党，要越界到别的族群，尤其是马来同胞的政治市场插上一脚，绝对是不容易的事，更何况控制大族群的政党，绝对不会与你分一杯羹，甚至会千方百计阻止你。

如何突破其他政党的围剿，并进入全新的族群市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高举共同的政治价值观（common value）。站在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等等，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总体需求将会形成一个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那么高举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如公正、平等、自由和反贪等，都是吸引跨族群选票的最佳方法。而且在心理学的角度上看来，华人个体/组织如果走出第一步，关心和维护其他族群的利益，算是以身教学，褪掉种族主义色彩的绝佳方法，也更容易取信于马来人。扩大支持和选票群众后，那么小族群政党才有能力和大族群政党分庭抗礼，摆脱它们的钳制。这么一个情形持续正面的发展下去，时机到了，就可以随时开放党籍于各族群，在瞬间转型成多元种族政党。

民政党在现有国阵体制之下的困境

2010-10-10T23:40:00.000-07:00

在现有的国阵体制下，很明显的民政党并没有创造出属于本身真正的政治价值。怎么说呢？回顾民政党的历史，民政党加入国阵原本就是513事件过后为势所逼。当中的因素也少不了民政党创党人兼前槟城首席部长联盟的渊源，以及对马华的瑜亮情节。原本创党中由赛胡先阿拉斯和陈志勤所带出来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核心价值，早已不复存在。

一个多元种族政党，加入一个以种族政党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在名堂上已经够诡异了，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民政党在国阵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更为这个政党感到无奈，甚至悲哀。民政党靠强势掌控槟城的州政权而崛起，但是这种优势在80年代已经慢慢消失，到了1990年的大选，民政党在政治反风狂刮下，把州政府的主导权，让给了巫统，本身虽然还保留首席部长，但是巫统占据了最多的行政议员配额，以及额外设置的州副首席部长。当本身的根据地被盟党侵占过后，民政党的无力，造成执政的法理和根基开始动摇了。308大选过后，民政党丧失了所谓在国阵精神之下“独占”的槟城首席部长，在国阵的地位已经是摇摇欲坠。

再看看民政党全国性的发展，民政党每一次的扩充，几乎都是倚靠其他政党的分裂后展开的，当中包括马华革除林敬益后，林敬益、梁祺祥、李裕隆等马华领袖集体加入民政党。第二次是曾永森在马华总会长之战败给李三春后，带领大批马华党员蝉过别枝。近来一次，则是趁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后，把退出进步党的无党籍议员陈树杰和区锦华纳入旗下。民政党在国阵内的作用，倒好像是海绵，负责吸纳其他华基政党的失意分子，才能自我壮大。再不然，也不过是巫统用来制衡其他华基政党（尤其是马华）的棋子，或者是标榜国阵多元种族成分的饰物。

民政党如果还要继续生存下去，那么无可避免的将要进行激进的改革，要由内至外的统统改头换面。第一，民政党必须寻找回本身的政治价值观，也就是本身的政党理念，是要回去陈志勤时代的自由社会主义兼多元种族政党，还是继续标榜本身为“伪”华基政党，做巫统的应声虫，党领导人有必要自己定夺一番。第二，民政党应该把本身视为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而不是在包装上，如开会的语言、党报、文告等方面做到虚假的“多元”种族化。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除了党员比例应该体现多元种族以外，在论证方面也必须体现多元种族的概念，简而曰之，就是别只是一味重视华人、华教、华团课题，而应该兼顾其他种族。

在国阵的体制内，巫统绝对不允许其他政党和它竞逐马来人的政治市场，这点对欲改头换面成为多元种族政党的民政党来说只一个绝难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乐观一点的看待，如果民政党真的有勇气冲击巫统的马来基石，那未尝不能做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启发并带动其他“族基”成员党，往多元化的政治市场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民政党的政治使命，也是民政党在接下来的政治海啸中，可否蜕变的关键。

大马华裔青年的政治心声

2010-10-10T20:34:00.000-07:00

大马的青年，现在大多数是属于七十、八十和九十后的一代。这一代青年，并没有经历过513的政治动荡，也没有真正经历过茅草行动的政治纠纷，对于种族之间的纠纷并没有一个确实的画面和想法。所以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父母亲一辈的政治要求是差别很远的。老一辈的人经历过513事件和茅草行动的种族政治动荡，在政治上往往会比较保守，更多时候选择的是妥协和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能够获得公民权和在这片土地上谋生，已经是足够了。

显然的，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是这么的一个想法。由于没有经历过513和茅草行动，这一个年代的年轻人并不惧怕种族政治的动荡。深深嵌在他们脑子里的，就只有1998年的烈火末熄运动，那是年轻人动员社会群众反对政治迫压的画面，对他们影响深远。1998年安华事件中所引发的牢狱暴力（黑眼圈）事件、政府动用内安法令扣押社运分子、安华司法审讯的模糊和不透明，让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他们心中形成阴影。林甘短片是点燃火药的引子，而赵明福堕楼不明不白的死去，则点燃了年轻人的怒火。他们对司法不公，警察滥权、政府滥用内安法令等有着切肤之痛，而恰恰执政党在308大选过后仍然对所发生警察滥权（15岁马来青年遭警察击毙）、贪污（PKFZ）等事件仍然没有做好危机管理（risk management），而让年轻人对执政党完全失去了信心。

再加上他们踏入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正值公共服务局奖学金，大学预科班开放的时期。虽然说开放预科和公共服务局于非土著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对马来西亚的华裔青年来说，这无疑提醒他们，政府之前对非土著是多么的不公平。半开放的奖学金、预科班，每一年几乎都出问题的本地大学录取制度，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华裔青年的切身课题。可以想象的，愤怒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

再加上这几年来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的购买力越来越弱，适逢年轻人离开校园踏入职场的时刻，日益沉重的经济压力，不公的经济资源分配，也让华裔年轻人深深不满。为什么大家都是在这个土地土生土长的，但是却要分土著非土著，经济上需要有高低优势之分？

这是年轻人最常问的问题。试问以政府现有的模糊经济议程，如何可以让年轻人信服呢？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向往的是自由 –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任何剥夺他们自由的行动，都会引起他们的抗拒。恰恰执政党这几年的做法，就形同有预谋的剥夺他们的自由，如限制网络言论，用内安法令“保护”异议分子，通过政策干预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甚至到高等教育的学位分配等。政府无一不插上一脚。这种做法只会更让华裔青年失去信心，和执政党渐行越远。

政府应该对独中保持开放态度

2010-10-05T18:18:00.000-07:00

独中是我国教育制度中最具争议性的一环。马来极端分子一向来把独中视为毒蛇猛兽，在他们眼中，独中教育制度是华裔拒绝融入国家主流文化和语言的极端例子，并且还自立门户，形成本身独立于国家教育系统外的华文高中教育，严重破坏国民之间的团结。对他们来说，这种“法外立法”的现象根本不可以妥协，政府允许独中存在就是一种妥协、懦弱的现象。

相反地，对华社来说，独中是当年华文中学改制之后的副产品，心理上是弥补中学华文教育被“国民”化后的替代选择，实际上却是马来西亚华文基础教育的一环。原本的设想是通过华小、独中、独大（南洋大学被李光耀“和谐”后的代替品，被政府否决成立，以南方学院和新纪元学院代之）三个各阶段教育形成完整的马来西亚华教系统。在独大被冻结并否决后，独中和华小的的生存就成为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政府种种钳制独中发展的政策和举动，让华教人士更形自我保护。

以上两种对独中截然不同的立场和看法，是导致独中至今为止仍徘徊于国家教育主流之外的原因呢。让我们更客观的想一想，作为一个政府，您是否会在行政上和财政上大力支持偏离国家教育哲理和政策的独立中学呢？今天就算我们不站在资源分配和种族政治的角度来看独中，对于一个独立于教育系统的机制，国家也实在没有任何巩固的理由拨出大量的款项给独立中学。就这个理由，我们很难反驳和责难政府这么多年来没有扶助独中教育。

现在让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独中教育。独中教育自六十年代华文中学改制后诞生以来，已经形成了以华语为主并且完整的课程和考试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终极评估 – 统考已经被证明为可以和其他大专基础考试，如A水平，南澳预科（SAM），美国高校考试（HSC）等水准和难度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考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大学的入学考试之一，当中包括伦敦经济学院（LSE）、北京大学等。而政府到现在仍然没有在国立大学承认独中的文凭，那是否已经落伍了呢？

看了以上很自相矛盾的论点，是不是有点混乱了呢？是时候让笔者来做一个完整的论述了。在“商”言“商”，政府绝对不可能做亏本生意，把钱投入独中，让一个不跟随政府政策的机构茁壮生长。这是一个政治现实。但是，政府不欲在钱财上给予独中任何帮助，不代表政府可以漠视独中为我国人力资源培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独中优质的教育水准。当务之急，政府应该跳出种族迷思来思考独中的前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独中视为另类的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既然可以在马来西亚自由成立（当然要符合基本条件），那么独中也应该被容许自由成立，而不是被刻意刁难。

至于升学方面，既然国立大专已经承认各个国家，包括伊朗等中东国家的大学预科考试，那为何不可以承认统考作为国立大专的入学考试之一呢？只要统考可以成为国立大专的入学考试，政府大可以加上几个附加条件，包括SPM马来文科必须优等，来保护原有的教育系统。这样既可以安抚华社，也可以较少人才外流，更让高等教育多元化，那不是一举多得吗？

总括而言，政府应该对独中保持开放态度，把种族和文化歧见放一边，转而把重心置放在人才培训方面。任何有利于国家人力资源培训计划的，包括独中教育，政府都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

到底是什么让华文教育（华小）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

2010-09-29T21:50:00.000-07:00

华小从华人南来开始就在本土社会上出现，在整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风雨不断。除了面对内部因素，更面对政府不少的刁难。这一路走来，实在不容易。

那是什么让华小在风雨飘摇的路上坚持并生存下去？那其实依靠内外两个因素。内在的因素是华人对本身语言和华人文化的传承和坚持。懂得说华语和写汉字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身份象征。而华小就是赋予华人这种身份和特征的媒介。当中华小所教导的华语，华校的优质师资，和所营造出来的传统儒学环境，是吸引华人把孩子送入华小的原因。

至于华小生存至今的外在原因，则和华小一路来的三语教学和近年来中国崛起息息相关。相对国民小学，华小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候掌握三种语言（马来语，英语，华语），而且三语的教学节数相对平均，三语可以并驾齐驱的让学生学习。中国改革开放过后经济起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这时候学习华语就就不止于传承文化，而是多了一层经济考量，让华语更炙手可热。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友族同胞进入华小的数目呈几何数的成长。

但是华小最大的卖点，依然是严格的教学和斐然成绩，尤其在数理科上的教学和成绩更是独树一帜。这才是真正打开华小市场的因素。每一年的小六检定考试，就是华小展示实力的时候。除此以外，华小所注重的德、智、体、群、美，课外活动和学术的平衡以及注重个人素养培训的教学方针，深深吸引着不同源流人士。

纵观以上的因素，华小在未来如果要生存，那么非要依靠最后一个论点不可 –“ 成功的办学”。审视我国华裔的实际人数和比率，我们已经从建国初期占据40%总人口跌倒今天的21%。放远这种现象，如果华小只是一味依靠华人本体的向心力和人数来生存下去，那无疑抱着一块腐朽的木板在大海中飘摇。现实是华人社区越来越少，混合社区犹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华小今天也许仍然严重不足，但是这种饱和度在华人人口大量锐减之下不可能持久，如果华裔还是坚持“华小-华人-华文”的态度，那华小在严峻的形势下，淘汰只是时间的问题。

让我们设想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国民小学聘用中国师资来教导华文，并把华文教学列为正课，每个星期有三节课，那这种情况下，华小现有的三语教学优势，到底还有多少的吸引力筹码？国民小学的优势就在于其高额拨款让学校建设的软硬体设施都是一流的，如果再加上三语教学，那更不同日语。那时候华裔家长还会不会一味相信华小的神话，那可是未知数了。回顾历史，想当初70年代当英语源流学校还存在的时候，它可是凌驾于华小之上成为华人的首选。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华人的务实心态远远大过传承文化的心态。这是不可不警惕的。国小现在固然还未进入华裔市场，但是未来华小是否依然可以坚守这个格局，难以预料。

中国名人史玉柱曾说过，营销是没有专家的，唯一的专家是消费者，就是只要能打动消费者就行了。同样的道理其实也可以运用在华小身上。与其坚守华人社会身份认同媒介这个牌子，华小有必要以市场导向作为一个考量。如何让本身的学校体制更为多元化，借此吸引更多友族同胞来就读，那才是华小未来在政府挟制和人口略施下依然长红的方法。眼见国小的素质提升和许多国际学校的林立，华小更有必要引进新的教学因子，不能只是墨守成规的一味提倡华语和儒学。引进和学习国外新的教学方法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不可不知的“大吉隆坡”规划

2010-09-27T19:55:00.000-07:00

标准规模的大都会（metropolitan），指的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两千人，总人口不少于一千万的地区。这些都是的发展模式，通常都是依循蜜蜂旋的方式，也就是一层一层的从市中心开始向外辐射性的推展出去。这种发展模式算是最快也是最成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政府的“大吉隆坡”计划，就是要把巴生河流域一带和原吉隆坡地区整合，打造一个大都会。但是在打造一个类似“大吉隆坡”的城市化过程中，除了人口和发展，有几样东西也是城市规划者必须注意的。地球上的大都会，如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都面对着很多城市规划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进步的烦恼。

大都会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交通。由于大都会的城市范围远超一般大城市，而人口又是爆炸性的高企。所以交通方面，一般上都出现拥挤、长距离长时间的穿梭、以及恐怖的车辆等待时间（long vehicular queuing）。一旦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交通问题可能会瘫痪整个城市的行政和商业活动。对视时间就是金钱的商贾来说，这非让他们蒙受严重的损失不可。各位应该还记忆犹新功过京藏铁路连绵百余公里的车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商业活动起着如何大的打击。

这些问题，一般上大都市都用铁道系统来解决，主要是看上铁道系统的优点：高载客量、高速、低污染和兼容性高。不过铁道系统成本可不低，一定要有足够的载客量来抵消成本。把这个解决方案放在大吉隆坡的规划里，那么政府单单建地铁还不够，还要系统化的把转换系统（interchange system）融入铁道系统，减低换车的时间。至于私人交通工具，则必须限制使用，以便可以推动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提到大都会问题，就不得不探讨城市扩张（Urban sprawl）而城市边缘地区的“高档化”（gentrification）。所谓城市高档化，就是当城市扩张到边缘，靠近乡镇的时候，连带也会导致城市人迁移到这些新兴起的卫星城市。由于城市人开始进入该地区购买房地产作为落脚处，该地区的房地产价值、租金和税务就会飙高，造成原本购买力就不高的原地区人民生活压力更逼人，进而造成他们迁移到更偏远的地区。

城市扩张的结果，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不断飙升，连带影响市民的购买力。原本相对低廉的乡镇地区房屋，在城市扩张后价格可能会飙升好几倍，普通市民穷一生之力可能也负担不起购买一栋房子。，严重打击了不少有益自置物业的中产和低层家庭。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处理，就会在大都会里形成城市贫民窟（slum）。巴西的里约内卢了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该地区超过15%的市民生活在贫穷线下。作为巴西第一大，世界十大城市，但是里约内卢的平均贫穷率还高过巴西全国的贫穷率。

大吉隆坡的规划中，可不能少了建造低中价房屋，以便符合城市中低层人民的购买力。以便让涌入城市工作的人们居者有其屋。政府可以自己建造这种类似“公屋”的房子，或者和城市发展上定下协议，每一平方公里的发展区，一定要保留固定数目的中低级公寓，以符合中低产阶级人民收入的价格发售。

与其不断追求富丽堂皇的城市发展，政府在规划大吉隆坡的蓝图时，切莫忘了同时也考量人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会面对的问题和需求，并对症下药。这样才可以大致双赢，共同迈向繁荣的马来西亚.

建构大吉隆坡的实际关键

2010-09-27T03:22:00.000-07:00

政府构想中的“大吉隆坡”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城市改造计划。“大吉隆坡”方案准备把现有640万人口，属于一级城市的吉隆坡，提升至1000万人口，并提高城市覆盖率至整个巴生河流域的大都会（metropolitan）。地球上这种大都会并不多，其中以东京都和纽约为最经典的例子。

政府的改造工程以几个计划为主轴，那分别是城市绿化计划；一个衔接现有轻快铁、单轨火车和电动火车的全新地铁系统；吉隆坡绿化系统；长达7公里的购物街以及全新的金融中心。至于其他构思，如槟-隆-新高铁、雪邦物流中心等则语焉不详。许多人仍然对这个耗资四千亿令吉的计划保持观望态度。

到底通过以上的基建设施计划，是否就可以改造吉隆坡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呢？这是现在纳税人最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回顾世界上各大城市的发展史，它们一般上都在软体和硬体上两手抓来改造城市。所谓的硬体，就是城市的基建设施，包括交通、房屋、商业中心等。至于城市软体发展就主要涉及政府行政效率、社会安全、官僚系统等。

回顾吉隆坡的发展，基本上吉隆坡不缺良好的硬体设施，但是在最重要的物流中枢系统 – 交通方面，却严重的不及格，尤以公共交通系统更是惨不忍睹。一个有效的城市交通系统，一定要有快速、准时、高覆盖率和廉宜等特征。这样公共交通系统才可以取代私人交通工具，成为城市人的首选。现有的吉隆坡铁道和公共巴士系统之间的兼容性低，又严重不准时，而且站-站之间的距离遥远，市民转换路线往往耗时不菲，造成人民宁愿开车也不愿乘公共交通。政府构思中的地铁系统，是否可以解决以上的问题，是“大吉隆坡”计划成败关键之一。

除了硬体设施，一个城市的软体发展，才是真正决定城市是否可以转型的要素。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上的城市转型，开始的阶段都是靠政府的资金和意志力开动，但是要永续经营和发展，那非靠民间和私人机构的努力不可，如果我们以一列火车来比喻城市，那么政府的资金就是激活火车引擎的燃料，然而一个开动的火车，需要乘客、需要货物才可以保持开动的意义。火车如果没有乘客和货品承载，不断的开动只是在浪费资源。那如何吸引乘客和货品呢？那就是软体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了。

审视转型最成功的国际城市来揣摩软体发展，那我们绝对不能不提香港。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渔村，在60年代是世界上贪污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那时候的吉隆坡远比香港先进。这么一个糟糕的城市，如何在短短30年内，成为东方之珠，和纽约、东京、伦敦平起平坐的金融中心呢？这一切，由整顿政府机构开始。1970年代香港地铁开始开工，同一个时候，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标志着缠绕香港公务员多时的贪污风气开始受到严重的打击，连带重建外界对香港执法和司法机构的信心。同时香港亦开始实施九年免费强迫教育，扫除文盲和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准。这些皆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奇迹打下深厚的基础。

这30年来，香港政府并没有涉足香港本区太多的硬体发展，反而专注于维持香港的软体特质 – 廉洁、高行政效率、高度媒体自由和透明的商业体系。这些都是维持香港繁荣的要素。笔者认为，马来西亚政府，也应该学习香港这个成功的例子，在大吉隆坡计划上做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私人界高度参与吉隆坡的发展扫除其他障碍，并毫不妥协的把吉隆坡塑造成廉洁、高效率和自由的城市。这才是“大吉隆坡”成功的关键。

纳吉大人的着急

2010-09-21T22:34:00.000-07:00

在来届的全国大选中，要国阵失去政权还真的不容易。且不论国阵在偏远的乡下和垦殖依然牢牢掌控选民的选票。即使在沙巴州，巫统也通过选区划分掌控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再加上砂劳越的土保党议席，和其他友党（马华、民政、国大党等）零零散散的议席，要掌控国家政权其实眼下还不难。难的是，要掌控国会里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马来西亚的立法机构已经算是相对松散了。国会指定开会合法人数只不过是26，才大约国会议员总人数之十分之一。寻求国会通过的各种大小法案，甚至年度预算案，都只需要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通过。需要三分之二通过的，都是涉及宪法条文修改的，其中包括修改得最频繁的选区划分。巫统自独立以来都坚信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才可以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霸权心态，一种要求掌控无上权力，随时可以改变国家最高法律以迎合本身政治需求的独裁主义心理。

对许多民主国家来说，本身的政治联盟可以获得简单大多数议席执政已经是辉煌的成就了，但是对巫统来说，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才是安全的政治心理关口，这三分之二迷思，现在就成为纳吉的紧箍咒，让纳吉焦急万分。

为什么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有否原本不会对政党执政制造太多的问题，除非如上所言，修改宪法时才会面对阻力。但是纳吉身为巫统主席兼首相，三分之二多数议席，就成为了党内评估他作为主席的KPI了。我们来重温一下阿都拉下台的真正原因。很多人认为阿都拉是因为国阵在308大选成绩不佳而被党内不满的声音推下台，又或者因为慕尤丁和纳吉的猴急和压力而不得不进行权利转移。这只不过是表面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国阵在308大选失去多个国会议席，失去五州政权，而造成利益分配失去平衡。在失去政权的州属里，巫统原有庞大数目的市议员、县议员、村长、乡村发展官等一夜之间失去了。失去国会议席也标榜着巫统难以直接涉及选区内的拨款和运用地方行政资源来为自己的政治事业埋单。正确的说法，许多靠政治吃饭的巫统党员，突然间失业了。巫统尝试通过委任国阵选区协调员和联邦村长来保住一小群人的饭碗，但终究还是僧多粥少，而引起许多巫统基层的不满继而上演宫心计。

纳吉是这场宫心计的受益人，而慕尤丁是整场戏的导演兼编剧。现在他成为了纳吉的副手，纳吉的感受可想而知。要确实形容纳吉现在的感觉，莫过于犹如被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颈项上凉气不断提醒纳吉项上人头可能不保。现在纳吉除了担忧国阵政权不保，自己成为巫统的末代天子之外，还得担心就算在大选胜出，但是无法重夺三分之二，甚至以更小的优势执政，那宫心计（二）随时会上演，首相之位可能也必须拱手相让。

政治人物的举动都是遵循利益而祭出台面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纳吉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争取非土著的选票保住相位，而不是真正的想提倡真正的社会普世价值观。慕尤丁往马来极端路线靠拢，除了要标榜自己比纳吉更适合做马来人的领导人，也趁机制造麻烦给顶头上司，伺机夺位，最好就是纳吉赢得大选，输了相位，那他就名正言顺的取而代之。

看到这种情况，纳吉大人想不着急，都难啊。。

马华的剩余价值和前路

2010-09-20T22:12:00.000-07:00

搞政治其实和做生意没有两样。两方面如果要合作，就必须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合作必须是双方面的自主意愿，其二，双方的合作可以促使双赢，让双方各自得到所要的东西。以上这两个条件，就是巫统和马华独立前合作的起因。

联盟成立初期，巫统需要马华（头家）在金钱上的资助，在大选中帮巫统埋单。同时也代表联盟出战华人选区，并且在混合选区上为联盟的候选人争取华人的选票。那时候的马华，在联盟内扮演的是金主和代表40%国民的双重角色，其地位可说是如日中天。陈祯禄和陈修信这两位马华前总会长，都是得到巫统同僚的真诚尊敬下和巫统在联盟内平起平坐。

缅怀历史总是美好，但是眼看现实却是残酷的。现今的马华经历了联盟的扩大、八十年代茅草行动和308大选的灭顶之灾后，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现今的马华对巫统来说，剩下的利用价值已经不高。金钱方面巫统的议员已经取代马华成为财政部长，再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朋党主义掌控全国的财政资源。至于在华人选区方面，马华在70年代开始在华人区几乎屡战屡败，更可悲的是，连原本可以轻骑过关的混合选区，马华在308大选始也拱手把议席让给反对党。在政治筹码不多的情况下，马华要在政治上扮演更显著的角色显得难如登天。而原本的政治定位和价值，几乎消磨殆尽。

那马华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吗？

这个疑问要视情况而定。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马华还是有能力在柔佛（古来、亚依淡、振林山、丹绒比艾等）、彭亨（文冬）等堡垒选区赢得议席。可能胜选的议席不多，但是如果在全国大选中，国阵的巫统和民联的议席不相上下的时候，国阵成员党就是造王者了，这时候又以国阵老二 – 马华和砂劳越的土保党最为有谈判能力。当然前提是马华所掌控议席的数目，足以决定政权花落谁家。参考英国自由民主党和澳洲绿党等第三势力如何在政治夹缝中生存，马华其实作为第三势力还是很有作为的，甚至可以因势得利，提高本身的政治筹码，在内阁扮演更大的角色。

整体上来说，现在华社依然需要马华。对华社来说，未来最糟糕的情况是，巫统依然以微差议席保住全国政权，但是其他国阵华基政党却输得清光。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巫统往种族极端主义发展，逐渐的把非土著边缘化以便可以稳固土著票源。对巫统来说，一个不能赢得议席的友党，其作用充其量只是最为国阵多元种族象征的点缀。与其让出更多的马来选区或混合区给友党，倒不如由巫统上阵来得更稳当。这就是马华最大的危机 –未来可能无区可选无席可胜而泡沫化。

马华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评估自己在国阵内所扮演的角色，理清自己的政治路线。高调问政固然可以制造声势，抬高选情，但是人民要看到的是实质的改革。现今的马华不能只是以维护华裔利益的面貌呈现给国民，反而应该包装本身为维护自由、提倡公正、杜绝贪污，高举普世价值观的旗帜。这样才可以网罗不同种族的选票，让马华本身走出华人区和混合区的政治框框，未来竞选的时候，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才可以脱离巫统的钳制。

如何提升本地大专的素质

2010-09-14T18:31:00.001-07:00

每一年我们总是看到本地国立大专的排名犹如坐过山车。排名最高的国立大专- 马大，也只是在200名左右徘徊。政府曾经要把马来西亚塑造成区域的高等教育中心。而作为这个计划的核心分子，国立大学改善其素质和教学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一个大学的教学是否有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师资和师生比例（classroom ratio）。在外国著名的大学里，师生比例一般上都很小。就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例子，该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7，平均一个讲师负责督导七个学生。这样的一个小班授课可以让讲师更容易就不同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引导他们到正确的学术发展方向。而在马来西亚，一般上大学的师生比例是1：20，比外国著名的大学大整整三倍。最直接的影响是，讲师不能兼顾所有学生，而只能大略和整体性的解释和传授课业。这个缺点在进行实验课的时候更加显得严重。所以，要提升大学整体素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马来西亚教育系统的核心思想一般上鼓励学生在本科上勤加努力，但是却忽略了课业以外的知识。所以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中小学生都很少翻阅报纸，杂志甚至阅读文学类的著作。这种风气也延伸到国立大专的办学精神中。普遍上国立大专的学士课程结构，只充斥着本科科目（core subject）以及一些统一课程（compulsory subject），如：回教文明、国史等、英语等。但是却忽略了副科（elective subject）的重要性。一般上在外国的大学，理科生都必须拿文史哲经（文学、历史、哲学、经济）作为副科，反之文科生亦然。

这么一个文理结合的学术结构其实有它的道理的。如果说科学教导我们如何理性的分析和科学化的解决问题，那么文史哲经等文科就是培养我们的创意，开拓我们的思想范围，让我们的思维可以伸展的更广，思考得更透彻。外国大学可以有更多创造性的发明和研究，和以上的原因脱不了关系，绝不是偶然的。当然，我们除了要培养文理兼强的学生，我们也要塑造一个3S（学习study，活动social activity，休闲sleep）平衡的学术环境，让学生除了在本科和副科上有杰出的表现，也可以培养多样化的软技巧和组织能力。

一个大学的地位，和其对社会的贡献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世界著名的大学，他们的成功其实源于该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所撰写的论文，所发明的东西，所产生的思想学说改变了这个社会的面貌和内涵。马来西亚国立大专在这一方面就远远落后了。当然我们不能单纯把成立了几十年的大学，和成立了几个世纪的高等学府比较。落后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赶上去。我国国立大专的科系内容其实和其他著名学府的分别不大，分别在于研发工作。我们的研发工作并没有完善的工业基础，缺乏和私人界合作的经验，连带的影响是，所进行的研发可能不符合市场的规格和要求，甚至不能被工业市场运用。

要如何改进这种现象呢？我们其实可以借镜多媒体大学（MMU）。多媒体大学这所私立大专在成立短短的10年内，已经成功引进英特尔、爱立信、安捷伦、惠普等电子业跨国公司进入大学设立研究设施和实验室。那些领域的专业工程师，有些被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这将进一步提升校内讲师的水准。这种和跨国公司合作或者联营的方式，不但可以确保本身大学的研究跟得上最新科技和市场需求，更可以简介提升本身大学的人力资源，引入更多领域的专才教导学生。

大学的生态环境是影响大学排名的根本原因

2010-09-13T23:42:00.000-07:00

每一年当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共同推出年度前600名世界大学排名时，总会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一阵风波。每当国立大专排名猛跌的时候，高等教育部和有关人士总会提出各种理由来辩解排名下降的现象。就以今年再度跌出200强，从去年的第180名滑落至第207名的马大作为例子，部长立刻就发表声明提出排名浮动乃正常现象，但是却忽略了马大排名降低的原因 - 学术声誉和雇主评分丢分。

2010 年，QS与泰晤士高等教育正式拆伙。QS将持续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朝鲜日报和英国太阳报合作，发布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则改与汤森路透社集团合作，于2010年秋季推出全新的世界大学排名。之前双方都是以6个标准来评定大学排名，分别是学界互评分数 (40%) 、企业雇主评分 (10%) 、国际师资分数 (5%) 、国际学生分数 (5%) 、师生比分数 (20%) 以及单位师资论文引用率分数 (20%) 。

要探讨大学排名低落和其改进的方法，我们无可避免的必须依据以上的标准作出改变。审视以上的标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在“国际学生”方面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原因是国立大专仍然是大多数国民的主要升学管道，所以人数方面免不了由本地人占大多数。如果要提高大学的排名呢，就必须专注在其他评分项目，往别的方面着手。

纵观主要的评分比 – 学界互评份数（40%）、单位师资论文引用率（20%）和师生比分数（20%），其实汇集去一个主要的论点，那就是大学的研发工作（R & D）。大学的研发工作的深度、进度、运用性（practical）和相应性（relevant）将决定大学所产生的论文是否有市场价值；是否会被其他学者引用和评论；是否会起到承先启后（pioneer）的作用。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如何在运用性和相应性的角度来提升研发工作呢？在还没有进入比较学术性的探讨之前，笔者认为首要工作当为重塑大学的生态环境（ecosystem），其中包括大学的研究环境、教室文化、资料库等。

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大学资料库的库存绝对要有足够的底蕴，藏书一定要丰富。我们以世界著名大学 – 哈佛来做一个例子。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藏书超过1500万册，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规模排世界第五。排名榜中名列前茅的耶鲁大学，其图书馆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1100万册。进入网际网络的时代，世界上著名大学都着手成立开放式课程网页，并建立全球统一的知识库，让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络共享专业知识。相反地本地的国立大专却把大量的金钱花在基本设施上，反而没有专注发展大学的“软实力”。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专比起来，国立大专实在是相形见挫。

再者，国立大专的教学文化太过拘泥，填鸭式的考卷只是测试学生的问答技巧，而不是学生掌握的知识。环看世界上成功的大学，它们杰出的研发工作，其实源自学生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思维，所以他们非常注重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意，训练他们跳出思维的旧框框。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称号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这方面的的佼佼者。它“最基本的注意点是研究，即独立地去探索新问题”。例如，有一门课是这样进行的：学生们每人得到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课程要求简单明确——自行设计、装配一台机器。这种简单的功课，既培养学生全面性的思考，也可以增进学生对课业的兴趣。这种生动的教学方法，是国立大专的借镜。

以上的论点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最重要的是国立大专和高教部肯认清事实，往改变的道路前进。这样才有望真正提升国立大专的排名。

公正党直选制将改变公正党的未来

2010-09-08T03:20:00.000-07:00

作为国内最年轻的政党之一，公正党在308过后走过了非常具争议性的两年半。

作为民联最资浅的成员党，公正党却是领导民联的骨干。原本是国会议员最多的成员党，两年内在一连串的国会议员退党潮和跳槽风之下成为国会议员最少的成员党。作为雪州的执政党，公正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不断的受到国阵的质疑和攻击，其中包括引起轩然大波的采砂事件，大臣赠送牛只事件等等。一连串的执政风波，开始有点动摇人民对公正党的信心。

公正党作为一个年轻的政党，在执政方面显现了新生政党的问题与矛盾。当中最险峻的问题，当为领袖和基层对公正党的向心力。而这也是公正党先天性的弱点造成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公正党主题其实由三大群组组成，一为烈火末熄时代加入或参与创立公正党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当中著名的人物有蔡添强、黄结冰。二为安华被巫统革除后，退出巫统并加入公正党的前巫统党员，代表性人物有阿兹敏。三是人民党前党员，在人民党和公正党合拼后加入公正党的人士。这些人拥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背景，代表性人物有现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这三个群组拥有各自不一样的政治理念，处理政治课题的方法也尽不相同。

这三个群组在公正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对政治课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至于在管理和执政方面，可以看得出“前巫统”组和其他两个群组的观念落差相当大。这也是雪州大臣卡立和雪州主席阿兹敏两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商界出身的卡立在执政过程中非常强调官僚专业化并某个程度上减低政党对州政府的介入，反而阿兹敏就趋向实行类似巫统的庇佑政治，把党员安插到政府个部门和官联公司当中。从这一点看来，公正党内部的矛盾和眼前的危机实在不小。公正党有必要把这三个群组整合并收编。其内部的整合度，将决定公正党是否可以继续茁壮成长下去。、

要怎么整合这三个群组呢？其实眼前公正党已经找到这个方法了，那就是实行党员直选制。做为国内最年轻的政党之一，公正党固然还面对很多内部问题，但是同时也拥有年轻政党的优势和条件，年轻的公正党没有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可以很轻易在党内作出改变而不引起太大的反弹。其内部的关系链和利益关系也不像其他老牌政党这么复杂。加上党员人数远远比其他政党低，整体四十万的总人数，比马华的一百万党员、巫统的三百万党员，比起来算是轻盈很多了。以上的条件，有助于公正党落实真正一人一票的单元直选制。

党员直选制可以限制党内派系操弄选举，而真正呈现党员的意志和立场。要胜出的候选人，将必须兼顾党内所有人的利益和理念。如果单纯从统计学上来看直选制，这么大的一个投票人数将形成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要符合最多数人的口味，就必须占据“平均值”的有利位置，在政治上这就是趋中的立场。候选人决不能靠传统的“钱权回报”或“绑桩脚”的方式争取党员支持，反而政纲、理念和实力才是胜选的关键。这次的直选，通过政纲的斗争，就是党员表达到底他们要公正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同化和单元化政策并不是国家和谐的良药

2010-09-07T00:03:00.000-07:00

我们是否有发觉，近年来我国的整体社会环境越来越动荡呢？

以前国家领导人或政治人物出门，绝对可以轻装简便，前副首相嘉法巴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永远只带一个保镖出门。现在的政治人物，动不动就接到子弹，动不动房子就被人家淋红漆，甚至语带威胁还要祸及家人。

从前的马来西亚，焚烧宗教场所的恶行几乎绝无仅有，对各种宗教也保持着广大的包容和接纳。但是近年来，我们不断看到宗教场所被狂热分子侵犯，甚至有极端分子以践踏宗教圣物来达到羞辱他人的目的。

全球化的巨轮不断在转动，时代不断在前进，但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和谐气氛，好像在开倒车呢？

对于这种倒退，很多当权政治人物的看法都剑指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这种现象尤以土著为主的政党更为显著。这种论调通常都把趋向形容少数兼“外来”民族刻意挑战土著兼主要族群的根本利益和生活习惯。他们相信非土著除了会侵蚀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意外，还会分薄了原本只应该由他们独占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当中也包括公民权。他们坚信如果要解决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冲突，就必须只让一种文化独存在这块土地上。而接踵而来的就是在这种思维上所产生的同化政策，核心内容包括推行单元流教育、塑造马来西亚（马来）文化为共同文化、行政系统回教化等。

以上的政策大多始于80年代，但是一代人的时光过去了。马来西亚的和谐气氛只有越来越糟糕。这个现象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当权者的根本原因分析出了问题。

我们以邻国 – 泰国做一个例子来看看同化政策是否真的有效。泰国在二十世纪初，早在泰国南部北大年区被正式纳入泰国版图的时候，泰国政府就对该地区高达65%的穆斯林人口采取语言和宗教上的同化政策。1910年，曼谷强制马来人接受泰语教育。1921年通过“基础教育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儿童必须在小学接受四年的泰语教育。这一做法旋即引起当地马来人的反抗。这就是泰国南部分离运动的起源，造成泰国南部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东南亚的火药库。这可证明了强硬的同化政策只会制造分裂，而不是营造社会和谐。

我们再审视泰国另外一个例子，来尝试探讨我国社会动荡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泰国近年来的动荡主要的起因是塔信派和反塔信派的政治斗争所引起的。红衫军和黄衫军除了是塔信和反塔信派系的代理人之外，其实也象征着泰国的阶级斗争 – 富人Vs穷人，城镇Vs乡区的阶级斗争。塔信象征着泰国乡区穷人的希望，其力量和选票主要来自泰国的偏远地区。而反塔信者主要是来自曼谷的政治精英或者高中产阶级。“红”“黄”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看来是塔信和反塔信的代理战，实际上这场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尤其是来自乡区的红衫军，其实借此机会向泰国中产阶级的精英反扑，趁机以暴力表达对生活素质之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愤不平的情绪。所谓的政治代理战，只不过是泰国贫富不均的包装纸。

各位看官是不是突然觉得，马来西亚如果的贫富鸿沟继续扩大下去，也有可能演变到泰国这种情况呢？在泰国这种高度种族同化的国家，也发生类似的社会动荡，让我们再一次肯定多元文化并非社会动荡的根源，更让我们清楚看到，如果要达致社会和谐，并不是搞同化政策，而是搞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降低贫富悬殊，那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贫穷。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社会不公。

而不是多元文化。

解剖镶着种族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2010-09-06T02:04:00.001-07:00

到底现今的马来西亚是不是一个种族主义横行的国家？

要切入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诠释何为种族主义，并站在政经文教方面去仔细的观察。一般上对种族主义国家队定义为 - 其中一个或多个种族的地位并不想等，并在政治力量或宪政条文驱使下被两极化。此外在经济上面，种族主义的国家也实行不平等的政策，政治力量尝试扭曲经济常规，并实行对某个种族有利的经济支配权。

至于在文化方面，种族主义的国家通常都会边缘化某个种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并强硬的以本身的文化同化他人，其中可能包括姓名上必须同化等。在种族主义的国家，通常实行的都是单元的教育，其他种族的教育元素并不会出现在国家教育纲领和学校内。

纵观以上种种条件，再回顾马来西亚，表面上看来马来西亚几乎不算是很“种族化”的国家。如果我们在仔细的深入分析，回看我国的历史，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那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源于经济问题。更正确的，是始于新经济政策。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因为马来西亚（马来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虽然宪法上已经阐明了土著在国家各领域的特权，不过那只限于文字上，而不是实际上在政治、政治和教育领域上严格的区别土著和非土著的权利和利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开始让这些潜在条文发挥作用，让当政者开始以此为由，落实各种有利于土著的经济和教育政策。

回顾新经济政策，这个所谓以平衡各族经济发展，把除贫列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模式，经过了三十余年却演变成种族主义的根源，这是当初政策制定者 – 敦拉萨所始料不及的。六十年代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的经济隔阂实在不小。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甚至形成两种阶级 – 富人和贫者。所以当年新经济政策的出台，绝对有其必要性，以便打破各族之间的经济隔阂，创造更平等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我们要注意的是，新经济政策之源起并不是要扶持马来人，而是要扶持长期处于低阶收入的国民，而这些国民，以土著（马来人）为主。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所谓的种族政策，它只不过是要打破阶级隔阂的经济政策。这和现今政治人物一直强调新经济政策乃马来人护身符的论调绝对不符。一个原本旨在扶贫的政策，其实已经不断被政治人物利用，并镶上种族主义的色彩，以便可以符合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它成为我国进步的绊脚石，它成为既得利益者刮收财富的利器，也间接成为这些人的拐杖。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新经济政策受惠者，其实只不过是倚着拐杖致富的可怜虫。一旦失去政府庇佑，投身全球化的市场，他们就被打回原形了。新经济政策制造了更严重的贫富鸿沟，只不过现在的阶级对立已经不是独立初期的版本，在于华裔富人和土著贫者之间，而是形成了内卷化的改变，把阶级对立转移到土著精英和土著贫者之间。

从以上的论点，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实行至今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它的精髓。

一个被严重扭曲，并失去灵魂的政策，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它。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啊。。。。是时候我们抛弃新经济政策了。

无需多说，这就是我对大专法令的看法

2010-09-02T23:13:00.000-07:00

大专青呼吁恢复大专生参政的权利，唯需制止政党进入校园活动

大专青今天发表文告，呼吁内阁和高教部恢复学生参政的权利。大专青对之前内阁从善如流修改大专法令，准许学生无须在校方的同意下就可以参加普通社团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内阁和高教部可以作出更大的改变，准许学生无须在大学校长的同意下参加合法注册的政党。

参加社团的自由是宪法里赋予所有国民的权利。凡马来西亚公民在足龄后都拥有这项权利，所以并不应该因为进入国立大专就读而受限或者被剥夺参政权。

至于所谓大学生参政将导致政党入侵神圣的高等学府而影响校园内的学习环境及和谐气氛，大专青在此建议高教部禁止政党在校园内进行任何活动。学生可以以党员的身份在外参加政党所主办的活动，但是绝不可以把活动带入校园，或者借用大学的场地进行任何政党有关活动。

大专青同时关心学生参政过后是否会影响到学术成绩。在此大专青呼吁大专院校设立一个严格的评估标准并提升考试水准，并公正、客观和全面的评估学生的学术表现，这样既能避免学生因为参加政党而影响到成绩，同时也可以间接的提高大学的素质和学术水平。